第一章
敦煌法学

一 敦煌莫高窟的历史演变

敦煌位于中国西北绵延1000多公里的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是甘肃省的一个县级市，面积3.12万平方公里，绿洲面积1400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4.48%，其余绝大部分是戈壁、沙漠和山地，全市共有19万人，其中农业人口为9.3万人。我国古代传说中已有敦煌的记载，玉门火烧沟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就是当时人类活动的证据，相当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中原夏代。《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流四凶，“迁三苗于三危”，三危山即在敦煌。从战国到秦，活动在敦煌地区的主要是月氏、赛种胡、乌孙和匈奴等。西汉王朝于公元前133年、公元前121年和公元前119年经过多次河西之战，将敦煌地区归入汉的版图，并于公元前121年设置酒泉、武威二郡，公元前111年又设置敦煌郡，与酒泉郡、张掖郡、武威郡合称“河西四郡”。随着敦煌建制的确立，农耕、贸易、屯田、军旅生活及官府的治理与司法活动即已开始。由于当时敦煌已是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加之地处西北偏远之域，远离中原，可避兵祸之灾，保持了长期安定的社会秩序，这就使得敦煌的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并成为文化的极盛之地。

东汉之后的十六国时期（304—439），虽然社会动荡、战争连绵，但佛教却得到了迅速发展。敦煌莫高窟始建于此时。据《李君莫高窟佛碑》记：“厥初秦建元二年（366），有沙门乐樽，成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止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岩，造窟一龛。”这是一篇关于敦煌莫高窟初建时的传说故事。就是说，东晋前秦建元二年（366），有一位名叫乐樽的和尚出家修行，心境清净。他从中原云游至此，当他面对三危山参禅入定时，忽然看到山顶闪现万道金光，金光中好像有千尊佛展现，他顿觉十分神圣而崇敬，于是便在山岩上开凿了一个洞穴，修造了一处佛龛，以便永久崇奉。自此，在敦煌东南30公里鸣沙山东麓全长约1600米的岩壁上，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代10个朝代1600多年，无数供奉人陆续修建和民间艺术家雕塑、绘制，形成内容极其丰富、形制多样的巨大石窟群，即为举世闻名的莫高窟，又称“千佛洞”。

千佛洞位于敦煌县城东南25公里大泉西侧鸣沙山崖壁上，始凿于4世纪中叶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建元二年（366）。以后历代开窟，至唐代极盛时达五六百窟。现存洞窟绝大多数是5世纪十六国晚期北凉时代到14世纪元代开凿的，前后历时千年，目前编号至492。按各窟初期年代计，有十六国时开的窟7个，北魏窟15个，西魏窟7个，北周窟15个，隋窟94个，唐窟279个（其中初唐窟47个，盛唐窟96个，中唐窟55个，晚唐窟71个，未能断代分期的10个），五代窟25个，宋窟16个，西夏窟17个，元窟8个，还有清窟2个，年代不明的6个，窟号编重1个。莫高窟这492个窟里有彩塑2415身，壁画45000平方米，展示开来，可布置成长达二三十公里的大画廊。莫高窟还保存有唐宋木构窟檐六段。

西千佛洞距敦煌县城37公里，位于南湖西2公里多的党河北岸，因在莫高窟千佛洞之西南，故名“西千佛洞”。其开窟年代大致与莫高窟相仿。今窟群遗迹绵亘1500米许，因地处党河转折处，河水冲激，窟多崩毁，现仅余16窟，内有几个北周时期凿的窟。

东千佛洞又名水峡口石窟、小千佛洞，位于安西县东南约100公里的峡谷中河床两岸，是西夏和西夏以后开凿的以表现密宗内容为主的佛教石窟。现存23个洞窟，多为覆斗顶或穹隆顶的单室窟，其中有壁画塑像的洞窟仅8个。

榆林窟又名万佛峡，位于安西县西南75公里的榆林河（踏实河）两岸。现东崖存30窟，西崖存11窟，内唐窟3个，五代窟8个，宋窟3个，西夏窟4个，清代窟9个。保存唐代至元代的壁画5200平方米，彩塑200余身，风格和莫高窟相近。

五个庙石窟位于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城北20公里党河上游的狼湾，在莫高窟正南，相距45公里，古有马道相通。蒙语称窟为庙，“五个庙”即“五个窟”，现在党河西岸仅存20余窟，多数已残，在较完整的4个窟中，北魏中心柱式窟1个，五代北宋曹氏归义军时期窟3个，都有西夏、元代重绘的壁画。

藏经洞位于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是坐北朝南的一个侧室，晚唐建，编号第17。窟高仅2米多，面积不过一丈见方。光绪二十六年（1900）发现该窟时，洞内堆满经卷文书法物。卷子都用白布包着，十来个卷子一包，重重叠叠堆放着，总数据今人统计约有四万六七千号，是从魏晋十六国到北宋时的遗物。大部分是汉文卷子，还有藏文、回鹘文、突厥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康居文、梵文的卷子。其中宗教经卷占大多数，约有32000个卷号，其他为世俗文书。绝大多数遗书是写本，也有少数刻本即雕版印刷品，其中有著名的咸通九年（868）刻的《金刚经》，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全部遗书都是印刷术发达以前的写本和早期刻本，故弥足珍贵，堪称举世无双的文化瑰宝！

敦煌莫高窟这座宏伟瑰丽的艺术宝库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人类珍贵文化遗产，是当今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是“世界画廊”“人类文化珍藏”。其珍藏着的古代雕塑、壁画、装饰图案、建筑、书法、刺绣等大量作品，是研究我国美学史、美术史、建筑史、书法史、音乐舞蹈史以及生产生活、衣食住行等古代文化各个方面的珍贵实物图像资料。敦煌遗书内容更涉及宗教、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军事、哲学、文学、民族、民俗、语言、历法、数学、医学、占卜及中外文化交流等广泛的领域，是研究我国和中亚历史难得的文献。

莫高窟之名，最早出现于隋代。其含义大抵有三：一为沙漠高处的佛窟，这是字面解释。古人常将“莫”与“漠”通用，而莫高窟的地势比敦煌绿洲高出150多米。二是少数民族（突厥，回鹘）语的译音，意为“圣窟”。三是指至高无上的佛教活动场所，这是从佛教概念上的理解，佛教史籍中常用“莫高”二字来形容佛教事业及其佛教的高僧大德。唐代取用“莫高”二字为所在乡里之名，唐宋敦煌县有莫高乡、莫高里，都在临近莫高窟的地方。

莫高窟是以石窟建筑、彩塑和壁画三者合一的佛教文化遗存，唐宋木构窟檐5座。最大彩塑高35.5米（第96窟“北大像”），最大壁画约47平方米（第61窟“五台山图”）。石窟以彩塑为主，四壁及顶均彩绘壁画，地面墁铺花砖。窟外有窟檐、栈道，窟窟相通相连。

彩塑有佛陀像、菩萨像、弟子像、天王像、力士像、罗汉像及高僧像。壁画题材有表现佛陀、菩萨、弟子、天王、力士、梵天、罗汉等的单身画像（即尊像画）；有叙述释迦牟尼从入胎、出生到成长、悟道、降魔、成佛等神话了的传记性的佛传故事画；有表现佛陀在成佛之前的若干世忍辱牺牲、救人救世的本生故事画；有描写佛陀度化众生的因缘故事画；有以汉族传统神话为主，包括道家的某些神话的故事画；有描写佛教传播中佛陀、菩萨、高僧事迹为题材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灵异事迹和圣迹的佛教史迹画（包括瑞像图）；有以佛教经典为内容的佛教经变画。这些是莫高窟壁画中的主要部分。有以一佛二菩萨表现的简单画幅，也有包括众多人物飞天水鸟、重阁高楼、亭台水榭的巨制；有包括造窟主及其家族眷属画像以及供养者出行图的供养画像；还有包括石窟藻井、壁画边饰，画像、塑像衣饰的装饰纹样的图画。这些文物遗存，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艺术的高超水平和有关时代的绘画雕塑艺术发展的历史，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提供了古代中国尤其是河西及敦煌地区有关宗教信仰、思想观念、政治斗争、法律制度、民族关系、中外往来、社会生产、民情风俗、生产技术、建筑服饰、刀兵甲胄、典章文物等发展演变的形象资料，具有珍贵的艺术、历史和考古价值，是世界上现存内容最丰富的佛教石窟群。

明朝以嘉峪关为国门，敦煌失去了中西陆路交通中转站的地位，莫高窟随之荒落，“佛像屡遭毁坏，龛亦为沙所埋”。清朝康熙平定新疆，雍正三年（1725）移民敦煌，莫高窟香火渐盛。敦煌的佛教徒也整修过莫高窟。光绪二十六年（1900），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第17窟），洞内密藏近千年的书画、绢纸文书出世。随之英、法、俄、日等外国“探险家”闻风而至，藏经洞大批敦煌遗书和文物被捆载而去。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探险家” “考察队”中，最先来到敦煌对遗书下手的是俄国商人库库什金，1905年10月他就从敦煌骗购了两驮子多种文字的写本和绘画。奥勃鲁切夫所写《一个盗宝人的日记》用第一人称写法叙述的此事相信是事实，那两驮子写本辗转成为今俄藏敦煌写本的来源之一。1907年5月，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闻风来到敦煌，贿买24箱文书和5箱绘画织绣艺术品，1914年他又来敦煌骗购了5箱写卷。1908年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赶到敦煌，他曾师从沙畹学汉文，能看懂卷子，只选有题名纪年的精品。他还将洞窟编号，全部拍了照片。1908年他在《法兰西远东学院院刊》上发表《甘肃发现的中世纪文库》，后又发表《敦煌石室访书记》，介绍他从敦煌弄到文书的情况，这和1909年斯坦因在《地学杂志》发表的《中亚探险》、在《印度考古杂志》发表的《中亚探险概况》，是国外最早关于敦煌遗书的报道。继斯坦因、伯希和之后来的，还有1911年10月到敦煌的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的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1914年到敦煌的俄国人奥登堡，1924年到达敦煌的美国人华尔纳等。他们大肆盗买写卷，剥取壁画，窃走塑像，造成大量敦煌遗书文物流散国外。就这样，敦煌被介绍到了全世界。由于库库什金在敦煌的活动长期以来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和掩盖，俄国拿去的文书又迟迟不予公布，外国学者通常把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的“发现”作为敦煌学的开端，抹杀了中国学者发现和首先研究敦煌的功绩。

在谈到以上敦煌学诞生时的这些情况时，我们不能忘记20世纪初藏经洞被发现的日子，是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前80天，当时黑云压城，清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中，藏经洞是在那最不幸的时候最不幸地被王道士发现和出卖的（也有不同争议）。敦煌学作为一门新的世界性显学，诞生在一种带有悲剧色彩的气氛中。在近代历史上，敦煌曾同我们国家民族一起遭劫难被损害。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二 敦煌学与敦煌法学

（一）敦煌学

1.敦煌学的概念

敦煌学是研究敦煌石窟及出土文献所反映的我国中古时代精神文明（如政治、法律、建制、语言、宗教、交际、文学、艺术观念、意识、情操、习尚、科技、知识、欲望、禁忌等等）和物质文明（如人、兽、动、植、山、河、大地、泉泽、湖泊、气候、自然环境、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物质设置、医药卫生、衣、食、住、行）的学问。它以敦煌人群、敦煌社会、敦煌史地、敦煌石窟、敦煌文献、敦煌汉晋简牍及敦煌同内地周边往来关系为依托，植根敦煌，以地名学向四外辐射，溯古通今，具体实在而又博大精深。它所拥有的亦即它所研究的材料，基本上生自本地，却也兼有来自四面八方者；材料的属性以社会科学（如敦煌民俗及宗教信仰研究）和人文科学（如敦煌归义军史研究）为主，却也有自然科学的内容（如敦煌医学及敦煌历法研究）。材料的不同属性，决定了学科属性的特殊性，造成它出入交叉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诸多学科之间。它不像历史学、宗教学、文献学、数学、医学之类的单体学科，而是包容了诸多单体学科，兼有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及意识形态科学的特殊学科。 曾经有人说它是“综合性学科”，那是鉴于它兼包诸多学科而言；又有人说它是“边缘学科”，则是鉴于它同诸多学科发生关联并可以通向诸多学科而言。“敦煌学”之名业已约定俗成，敦煌学的论著层出不穷，敦煌学的研究机构已纷纷建立，敦煌学的专业学刊相继面世、连续出版，敦煌学的专业教育（敦煌学课程及敦煌学博、硕士生培养）已在高等学校开设，敦煌学的体系结构已经形成。总而言之，敦煌学确已成为一门特殊的学术序列存在于世。

敦煌学的起始应自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文献发现后，受到举世瞩目，由中外学者共同开掘发展的一个新型学科。清朝末年，西方探险家斯坦因、伯希和等人来到敦煌，骗取了大批敦煌文化瑰宝。我国学者如叶昌炽、蒋斧、王仁俊、罗振玉等人很快作出反应，一方面向国人介绍敦煌文化瑰宝，同时搜罗刊布敦煌资料。日本学者亦迅速加以报道，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也陆续撰文、演讲、介绍、研究，在西方引起反响。接着，英、法、俄、美等国的汉学家，也有不少人进行研究，研究之风于是兴起。在中外学人的共同努力下，敦煌学逐渐形成，并且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国际性显学。陈寅恪先生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又说：“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 近百年来，我国及其他国家学者陆续加入敦煌学的研究行列，“预流”者亦越来越多。由于敦煌学不仅关系着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诸多方面，而且关系着南亚（如印度）、东南亚（如缅甸、泰国）、西亚（如叙利亚、土耳其、伊朗）、中亚（如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及哈萨克斯坦）乃至东亚（如日、韩）诸民族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和广泛的学术意义，并成为一门国际显学。

2.敦煌学的兴起和发展

敦煌学的兴起是由敦煌石窟、敦煌遗书和敦煌其他古代遗址遗物的重新发现而引起的。

清朝雍正初年置沙州卫后，开始移民敦煌，文人、官员陆续来此，敦煌石窟、敦煌汉长城及其他名胜古迹渐被发现，于是有人开始加以介绍并进行研究。比较著名的人物和著作有雍正四年（1726）以光禄少卿督修敦煌新城的汪漋。他撰写了不少游记怀古诗，如《敦煌怀古》6首等。“都护不来亭障废，屯田久罢井疆移”就是其中的佳句。还有常钧的《敦煌杂抄》、徐松的《西域水道记》、苏履吉的《敦煌县志》（道光志）等。清代学者关于敦煌历史、地理、人文资料的编纂，关于莫高窟历史和莫高窟艺术的译介，关于敦煌写经零星出土的记述及收藏与鉴赏，可以说是敦煌学研究的先声。

宣统元年九月初四日（1909年10月17日），北京文化名流在六国饭店为伯希和举行招待会，伯希和向北京学者展示了部分敦煌遗书照片，学者们随之辑印敦煌遗书。罗振玉写成《敦煌石窟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等，王国维也写出敦煌遗书跋文20多篇，敦煌遗书的研究工作在他们的带动下起步了。

敦煌遗书的研究，涉及历史、地理、宗教、儒家典籍、户籍、民族等十多个学科领域，敦煌汉简的研究也开始了。研究方式基本上是校记、序跋、考源、校释。我国学者刘复（半农）积极收集流散的敦煌遗书资料，从巴黎抄录敦煌文献104件，编成《敦煌掇琐》一书，共3辑6册，于1925年出版，为敦煌学研究的拓展创造了条件。

1930年，陈寅恪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一书所作的序中说：“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现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讫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敦煌学”这个名称，由日本学者创拟，陈寅恪采用，国内学者接受沿用，在世界学术之林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

后来敦煌学的研究范围逐渐扩大，推而广之，凡与敦煌石窟所发现的文献和敦煌石窟建筑、壁画、雕塑以及敦煌历史文化等有关的问题，都是敦煌学研究的对象，形成了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李正宇先生将敦煌学的兴起和发展概况分为五个阶段，即：

第一阶段（1909—1930），从敦煌遗书研究起步，开拓出历史、地理、宗教、儒家典籍、声韵文字、文学、经济、医药、历日、官制、户籍、民族等领域。在敦煌遗书目录的收藏、整理中作出了较好成绩，系敦煌学草创阶段，陈垣先生从1924年起对京师图书馆所藏8000多件敦煌遗书进行整理，1931年出版《敦煌劫余录》，是典范之作。在此书序中，陈寅恪先生采用日本学者创拟的“敦煌学”作为这一新兴学科的名称，从而确立了独立的学术地位。

第二阶段（1931—1949），是敦煌学研究领域、研究成果继续扩大时期。如1930年郑淦昌发表《中国壁画历史的研究》，1931年贺昌群发表《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1945年顾颉刚、关山月也发表了有关敦煌艺术的论文；张大千于1941—1943年以私人的资力，组成一支画家队伍赴莫高窟，临摹了276幅壁画，并先后在兰州、成都展出，他还对莫高窟洞窟进行了断代编号；1943—1944年，向达、夏鼐、阎文儒到敦煌进行了实地考察与考古发掘，对敦煌城东佛爷庙墓葬进行了试掘，着眼于对敦煌历史文化的研究；1944年1月，以常书鸿为所长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从此，莫高窟收归国有，莫高窟文物得到有效保护。敦煌艺术研究所开始了有组织的调查、清点和临摹工作；同时，介绍、刊布敦煌文献的工作也在进行，许国霖对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进行了辑录整理，编成《敦煌石窟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王重民编成《敦煌古籍叙录》。从这时起，出现了一批敦煌学家，敦煌学体系初步建立。

第三阶段（1950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国敦煌学进一步发展，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学派。敦煌文物研究所在从事保护、临摹的同时，加强了对洞窟历史和莫高窟艺术史的研究。政府拨专款对莫高窟进行了大规模维修加固，窟区环境得到了改善；敦煌学家的研究成果数量大、涉及面广、程度更深。如史岩的《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向达等人的《敦煌变文集》、王重民主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饶宗颐的《老子想尔注校笺》、苏莹辉的《敦煌学概要》等。

第四阶段（“文化大革命”期间），内地的敦煌学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香港敦煌学会创办了世界上第一家敦煌学专业学术刊物《敦煌学》；港台地区出版了一批敦煌学研究专著，如潘重规的《瀛涯敦煌韵辑新编》、苏莹辉的《敦煌论集》等。

第五阶段（1978年后），我国敦煌学得到蓬勃发展。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于1982年出版了《敦煌研究文集》，其中有段文杰对敦煌壁画艺术的研究，史苇湘对敦煌文化背景的研究，贺世哲对瓜、沙曹氏的研究，郑汝中对敦煌音乐的研究，李正宇对敦煌史地的研究等等。我国除了老一辈学者季羡林、姜亮夫、常书鸿外，又涌现出了大批年轻学者，如荣新江、郝春文、郑炳林、李并成等；敦煌学研究机构纷纷建立，许多大学和科研院所开设敦煌学课程。1973年中国台湾地区潘重规开设“敦煌学研究”课，1979年兰州大学历史系建立了敦煌学研究室，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了敦煌学研究小组，1983年西北师范大学建立了敦煌学研究所，1994年杭州大学成立了敦煌学研究中心；大陆地区亦创办敦煌学专业刊物，为敦煌学研究论文提供了发表园地：1980年兰州大学试办《敦煌学辑刊》，1982年敦煌文物研究所试办《敦煌研究》，1983年年底正式出创刊号，每年一期，向国内外发行，1986年改为季刊，2002年改为双月刊，2007年已满百期；敦煌学专辑和专著接连不断地出版，敦煌文物研究所出版了《敦煌莫高窟》；敦煌研究院成立后，出版了《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此外，郑炳林的《敦煌碑铭赞辑释》、荣新江的《归义军史研究》、季羡林主编的《敦煌学大辞典》、台湾地区黄永武的《敦煌宝藏》等著作，令人目不暇接。

1984年8月敦煌研究院成立，全院工作人员400多名，下设美术、考古、文献、保护4个研究所，还有资料中心、旅游接待等部，成为我国和世界上最大的敦煌学专业实体。1998年兰州大学与敦煌研究院联合申报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成功。2004年建成敦煌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据李正宇先生粗略统计，自1908年以来，国内外发表敦煌学论著、题跋、评介等不下万篇（册），作者不下千人。我国近百年来，从胡适、郑振铎、王国维、陈寅恪、罗振玉、刘半农、向达、姜亮夫、许国霖、王重民到于右任、张大千、季羡林、常书鸿、段文杰、史苇湘、樊锦诗、李正宇等人，基本上所有学者均介入其中。其中不少作者与作品包含了丰富的法律法学内容。世纪百年，在艰难困苦中浴火重生的敦煌学术团队，在敦煌文物劫难、文化拯救、保护、学术开拓、学科建设中，表现出了对敦煌珍藏的钟爱自豪、忠勇拯救保护、刻苦研读发掘的伟大民族文化自觉和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誓死担当的民族真精神。谱写了人类文化史上一篇罕有的恢宏篇章，足可感天地、泣鬼神，浩气长存！

3.敦煌学的内容和体系

敦煌学研究已有百年史，随着材料不断扩充、内容不断丰富、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学术价值不断提升，影响也不断扩大。

20世纪30年代前，敦煌学的材料仅限于敦煌遗书、洞窟艺术和敦煌地区部分古代遗址的考察研究。30年代后，随着敦煌地区古代遗书、遗址、遗物的新发现，材料日益扩大充实，以至于敦煌一带所有的古迹、古墓、汉晋简牍、古代日常用品等都纳入了敦煌学材料的范畴之内。这些材料品种多、内容广博，有文字的，有图像的，还有立体具形的，是敦煌地区由盛而衰及再度复兴的反映和见证。

根据这些材料和内容，有人把敦煌学的体系结构分为12个分支学科：（1）敦煌史地学。（2）敦煌考古学。（3）敦煌民族学。（4）敦煌宗教学。（5）敦煌艺术学。（6）敦煌民俗学。（7）敦煌语言文字学。（8）敦煌文学。（9）敦煌文献学。（10）敦煌古代科学技术。（11）敦煌文物保护科学。（12）敦煌学学。每个分支学科之内，又分为系列和项目。例如敦煌民族学，大致以敦煌历史上出现过的民族及其历史、语言、宗教、文化为研究对象。大约有匈奴、乌孙、羌、粟特、吐蕃、突厥、于阗、回鹘等十余个系列。而敦煌法律文献研究虽有一定发展，但尚欠系统、完整，尚未形成综合理论框架体系。由此，构建敦煌法学和法文化学学科，已经成为敦煌学发展的一项紧迫任务。

（二）敦煌法学

1.敦煌法学的概念

敦煌法学是研究我国敦煌及其周边地区石窟艺术与出土法律文献及其他资料中所反映出的我国古代敦煌社会法律现象、法制状况、法律生活、法律关系、法律变迁及其规律的学问，是敦煌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敦煌法学的研究，在敦煌学的影响带动下，伴随着出土文物的新发现，早已有了百年历程，凝结着几代学人的心血和汗水，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和一定成就，为敦煌法学的综合系统研究和学科理论建设开创了条件、奠定了基础。本项目正是在前人精神激励和研究成果基础上，尝试初步构建敦煌法学学科理论体系，弥补敦煌学中敦煌法学的缺失。这将是一项艰巨而又有意义的事业。

2.敦煌法学的属性与特征

第一，敦煌法学是敦煌学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虽然归属于敦煌学这一文理兼容的综合学科，但它又与社会科学、法学、法文化学、法史学、部门法学乃至哲学、社会学、文献学等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不过综观当今时代学术研究的趋向，是在牢固基础理论综合研究的同时，更加注重学科细化和独立归属。所以总的看来，敦煌法学应是一门独立归属而又有所依归的交叉学科。由于其鲜明的地域性，以地为名依归于敦煌学系列，是适宜的。

第二，敦煌法学的调整对象与范围是独特的。敦煌法学的调整对象和调整范围是我国敦煌及其周边地区石窟艺术与出土文献及其他资料所反映出的我国古代敦煌法制状况和法律生活。敦煌法学作为法史学的一个局部，有着历史时段和地域空间的限定。虽然敦煌法律文献与中国法史特别是中古时代法史资料有联系、有交叉，与敦煌周边各民族法制，甚至与中亚、西亚、欧洲及蒙古、俄国、日、韩、东南亚、印度等国家、地区法制有联系，使敦煌法制文明成为世界性的多国、多地区、多民族法制文明的荟萃之处，但这不仅不会影响和削弱以地冠名的敦煌法律文献的地域独特性，反而会更加凸显敦煌法律文献的多元性、多样性、丰富性、开放包容性和辐射性。而敦煌法学所面临的敦煌社会，是一个已经湮没在漠漠黄沙中消失了的社会，是一个隐现在彩塑壁画中的虚拟世界。因此，法律研究者只能通过地上尚存的、已经出土的、尚埋在地下未经开掘的历史文物文献，间接地接触和了解敦煌当时当地的人和事及其现实世界。这就决定了敦煌法学对敦煌文献资料真实性、丰富性、关联性、独特性的高度依赖。

第三，敦煌法学已经初步形成学科理论体系。敦煌法律文献研究已有百年历史。伴随着考古新发现和敦煌学的创建与发展，对法律文书的识读、考究、阐释、整理、专题研究已有不少著述问世，取得了很大成绩。21世纪以来，从法律专业的角度进行系统研究也已开始，初步构建了敦煌法学的基本概念体系、原理体系、制度体系、方法体系，形成了一定的敦煌法律文化思想、原则、价值观。尤其在部门法和法律制度层面，国家正籍典章、行政建制与管理、刑事刑诉、判集案例、民事所有权与侵权、契约形式、婚姻家庭与继承、经济贸易、民族宗教、民间习俗等，几乎涵盖法学各领域，表现出精湛的法律智慧与理论深度。从一个局部，彰显出盛唐法制的发达态势。有学者讲，“敦煌发现了敦煌藏经洞，告诉大家中国有个唐代”。这虽然是形象的说法，但绝非轻言。

第四，敦煌法学具有很强的实践应用性。敦煌法律文献是我国古代、特别是中古时代近千年敦煌及周边地区法制状况和法律生活的真实写照，文献所记载的国家正籍典章以及行政、刑事、民事、经济贸易、婚姻家庭与继承、民族宗教、生态科技、军旅屯田等法律制度，条文具体细致，很有操作性。文献中的土地、水利、商贸活动，刑、民诉讼文书，契约形式，婚姻嫁娶礼仪，风俗规约，碑铭题记等，均系当时当地百姓、官员、豪族、工匠商人、粟特胡羌、寺庙信徒、军旅戍卒等所亲见亲历，当属法律关系的主体和当事人、参加人。法律事务密切联系生活实际，关涉每个人的利益。由此可以看出，敦煌法律文献所反映的敦煌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一个法制社会。敦煌法学也必然具有与敦煌社会密切联系着的实践性、应用性。

第五，敦煌法学蕴含着浓郁的法律文化色彩。法律文化包括传统法律文化、现代法律文化、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等类型。传统法律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地域在长期的法律生活中，所凝聚形成的法律观念、思想意识、价值观和行为样式、制度设置的总和，由于法律自身属于思想领域，具有文化属性，因而传统法律文化可以说与人类社会法律生活共始终。但是，法律并不等同于法律文化，法律文化是法律与文化的结合，赋予了法律更多的文化意义。

敦煌是世界的文化艺术宝库，也应是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宝库。浓郁的法律文化色彩蕴含在中华法系、儒学典籍、佛道教义之中，荟萃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工商文明和世界各国多民族文化交融之地，展现在彩塑壁画、公私文书、碑铭简牍、文学样式、习俗场景的画面文本和字里行间。法律文化虽然与法学有着相通、混同之处，但它更具有形而上学思维和文化性。只有用“法律+文化”的眼光观察审视敦煌法律文献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法律生活，才能极大地拓展敦煌法学的研究领域，并从精神文化高度把握敦煌法学法制的文化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