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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文献资料是敦煌法学研究的依据和基础，具有真实性、佐证性、丰富性、原创性。本书对现有文献资料从法律专业和法文化角度进行重新整理、重新发现，并努力拓宽敦煌及周边地区出土文书、画塑、汉简、碑铭赞、丝路文献、五凉文化、民族宗教、民俗习惯、文学作品、地方志等各类文献中的法律资料收集整理，将以往数以百计的文献资料拓展为数以千计的资料，从而大大拓展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
敦煌法学将通过资料的扩大范围或实际调查，发挥敦煌法律文献对现存资料的补充和历史真实的佐证、勘误、纠错作用，填补现有资料的缺失与空白，建立资料库，做好资料的储存、利用，为敦煌法学研究提供坚实的资料基础。
第二，建立敦煌法学新学科，对敦煌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内容、基本知识、基本制度、基本发展线脉、基本研究方法等进行科学构建，填补敦煌学的一大缺失与空白。这是“加强敦煌学研究”“讲好敦煌故事”的时代所需，是敦煌法律制度建设的学科依据，是敦煌法学研究的新起点。
敦煌法制研究几乎与敦煌学同步，已有百年历史，如今“敦煌学”已成世界显学，但在“敦煌学”中没有“敦煌法学”的地位，这是中国法学的一大缺憾。因此，对敦煌法律文献和法律文化进行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综合研究，在已有成果基础上，构建“敦煌法学”和“敦煌法律文化学”的初步框架，将会拓宽中国法制史及敦煌学的研究领域。
敦煌法学将会是敦煌学的一大分支学科和学科群。它的数以千计的丰富法律文献资料，2000余年的历史跨度和地理区位优势，百年研究史，使它成为中华法系、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集中展示之地，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其重要历史地位具有不可替代性。
第三，敦煌法学、法制、法文化是中华法系和我国优秀传统法文化的集中展示，具有本土性、融汇包容性、丰富性以及融入现代的传承延续性、生长发展性和创新先进性。始终坚持大一统天下观、多元一体、多族一家、中央集权、郡县制、正籍典章、本土制度，集中展示了中华法系与传统法律文化优势；始终坚守中华民族精神基因、爱国爱家、抵御外侮、维护国土安全的价值观，具有自强不息的强大生命力；始终重视民本民生、发展经济贸易，创造了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局面，曾经富甲天下，河西存粮曾占全国三分之一；始终维护多元文化，包括法文化的融合，成为河西文化、西北文化的一大支柱，与中原文化、江南文化可以并称为三极之一，成为世界的敦煌、人类的敦煌；始终注重法制实践，形成较为完善发达的法律体系和制度体系，并具有很强的法律执行力，成为盛唐法制的一处范例。使它具备了与当代中国特色会主义制度的深度连接，这种古今制度连接、制度传递是历史发展的重要规律，涉及重大理论问题。使敦煌法学法制法文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厚重历史资源和丰润滋养。
第四，敦煌是世界的敦煌、人类的敦煌，敦煌学已成世界显学，作为敦煌学学科群之一的敦煌法学亦应如是。但是，敦煌学和敦煌法学首先是中国的，归属于中华文明、中华法系，展现出以儒学为根基的中国文化、中国意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语境。我们理应以崇敬自豪的态度珍视、保护、发展敦煌文化与法文化，抵制“左”的陈旧思维和肯定发扬的少、批判否定的多的历史虚无主义，实现由注释法学向原创性法学的转变，改变一味移植、照搬西方文化、法文化的做法，反对文化殖民主义。应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深耕历史、把握当代，努力探究敦煌法学法文化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历史联系与新的生长点，助推中华法系在新时代的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更大发展。
第五，敦煌法学法制十分注重法律实践。敦煌历届地方政府或政权都以中央王朝正籍典章为基本遵循，注重国家正典与地方立法、实施细则相结合，与社会治理相结合；注重礼、法、刑、政综合为治；注重法律的执行、监督与守法各环节。在诉讼判集、案例、契约等公私文书中，体现出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和各民族文化的影响，体现出中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天理、人情与法的和谐内涵和民本、民生、平等、正义的价值观，德主刑辅、宽仁慎刑、无讼等理念。敦煌古代社会法律体系比较完备，执行力度强，办案水平高，效率快，社会整体治理处于比较稳定、成熟发达状态，为敦煌社会在相当长时期的繁荣安全提供了法制环境，也为中华法系的历史实践和文化传承提供了范例。这是敦煌人在千年悠长岁月中，法律生活与法律智慧的原创性结晶，在中国、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
第六，尝试建立“区域研究”新思路。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的申遗文本，体现了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3国学者对“丝绸之路”的新理解，首创了丝绸之路区域研究的范例。“长安—天山廊道路网”，是指“丝绸之路”东段由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独特性的遗址点串联而成，并具备突出普遍价值的跨国系列文化遗产，属文化线路类型。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这一区域与古代中国“中原地区”和中亚区域性文明中心之一的“七河地区”之间建立起直接的、长期联系，体现出游牧与定居、东亚与中亚之间从未间断的联系，极大地突破了民族国家的静态视野，以一种欧亚整体史观来衡量“长安—天山廊道路网”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与特征。4个异质性区域构成了这一路网的地理基础，即中原地区（农业核心区）、河西走廊（绿洲区）、天山南北（南为绿洲，北为草原绿洲）和七河流域（草原核心区），它们共同组成了跨度5000多公里、长度8000多公里，由33处遗产点勾连起来的巨大路网。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重建了中原、绿洲、游牧之间密不可分的区域联系，超越了西方中心观，也超越了中原中心观，呈现出世界性的区域关联。丝绸之路要置于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关系中理解，而敦煌属于丝绸之路上“绿洲”地区的关键地段。
绿洲能量级较小，长期从属于游牧形态或农耕形态，是依附性的存在。不过，绿洲却具有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意义。随着“丝绸之路”的提出，绿洲作为“通道”的意义才受到重视。草原游牧民族也好，农耕定居民族也好，都因为崇山峻岭和浩瀚沙漠之间存在着绿洲而获得了莫大便利。绿洲是广阔沙漠之中的绿色生命岛屿，这些岛屿的存在打破了流沙世界的“生物真空”。
西汉王朝将河西走廊绿洲改造为农耕区后，与天山绿洲桥连接，进而打通帕米尔以西的绿洲，促成了丝绸之路开通，这一事件对中国史与世界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释放了绿洲作为历史空间单位的意义。
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综合运用法学和历史文化分析、社会科学分析、高端技术分析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主要方法有：
第一，历史文献法。通过查阅敦煌、吐鲁番文献和实际调查，搜集摘取与本课题有关的情报信息，浏览、筛选、阅读、考究、记录、分类鉴别，阐释法制文献内容，在重新整理中有所发现。
第二，比较研究法。通过敦煌法制自身不同时期的比较、与周边地区和国内外相关地区、国家法制与法文化的比较研究，找出共性与个性，把握文化的交汇与共融，探求我国中世纪敦煌法制法文化的特点、典型意义及其发展演变规律。
第三，社会科学分析法。通过运用该方法对我国中世纪法律制度的本质与社会背景进行分析，有助于拓宽敦煌法学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广泛联系，有助于传承我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第四，历史文化分析法。参考“韦伯模式”，以历史和文化的眼光观察分析法律现象、法律过程、法律文化，把握敦煌法制与敦煌文化相整合的鲜明特征，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提供借鉴资料。
第五，综合研究法。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对敦煌法律文献、法律文化的概况、特征、范围、内容和组成、各项制度、人物事例、案例故事、社会历史背景、发展演变等，进行整体观察和综合研究，初步构建敦煌法学、法文化学学科体系，是当务之急。
第六，本课题的研究方法强调实事求是，强调历史真实，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调马克思主义法学意识形态中国化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论述的思想指导，强调与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密切联系，强调整体观察、综合研究与微观定性定量分析，尝试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高端技术在法律上的应用，努力探索课题研究的新方法、新路径、新形式。
——此文是我的老友、著名作家王家达《敦煌之恋》一书中的首篇，其强烈魅力、激动人心。
七月流火的塞外之夜，星光灿烂，银河倾泻在茫茫无际的沙漠上，随着晚风在莫高窟和三危山顶上轻轻飘荡。我沿着一条沙梁，漫无目的地向前走去。大地是这样宁静。我的眼前是片黑压压的墓碑，红柳梢子随风飘扬着，远处隐约传来羌笛的幽咽。好静的坟场！我抚着沾有露水的墓碑，我分明听到自己的心在怦怦地跳动——那都是一些十分年轻的名字啊！他们用自己的血浇灌了敦煌艺术的沃土，沙砾里却只留下他们的躯壳。皓月当空，墓碑上的每一个字都看得清楚。我弯下腰，一个墓碑一个墓碑地看了过去。
王家达《敦煌之恋》
李仁章。鲁迅美术学院青年教师。1964年秋天，他带领一批学生从白山黑水来到敦煌实习。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画家被举世无双的敦煌艺术惊呆了！他如饥似渴地临摹着那些精美绝伦的壁画。到了后来，他已经分不清哪是佛国世界，哪是现实生活了。他奋力地在千年艺术海洋里遨游，游得心醉神迷，如痴如狂。他的心灵日渐地净化，精神不断地升华。终于有一天，当他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临摹一幅巨大的壁画时，极度兴奋之中他的灵魂和壁画上的飞天一起飞升了，飞向那圣洁的极乐世界。他面带笑容，从脚手架上轻轻地飘落下来，鲜艳的颜料从空中洒下，像飞天散花一样洒满了人间。
毕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高才生，主动要求来敦煌工作。这位红小鬼出身的艺术家，赤胆忠心，敢怒敢言。他太喜欢敦煌艺术了，一头扎进洞子里，不问人间烟火事，对外面闹得热火朝天的政治运动不闻不问。领导批评他走白专道路。他据理力争，调侃嘲弄得人家下不了台。最后，他反而成了“阶级敌人”，被送到夹边沟农场去改造。一年后，他和一大批文化人饿死在那里。尸体找不到了，同伴们从夹边沟捧回一包黄土，埋葬在三危山下的沙坡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人们经常可以听到从沙坡上传来幽咽之声，很像是毕可发自心肺的泣诉。风华正茂，壮志未酬，就早早地和他刻骨铭心热爱的敦煌艺术分手了，九泉之下也不瞑目啊！为了安慰英灵，他的亲人，他的学生，从鸣沙山上拣来一颗一颗红色石子，镶嵌在墓砖上面，组成了三个大字：敦煌魂。月光如水，银粉遍地，红玫瑰色的“敦煌魂”在高高的沙坡上闪耀着奇异的光彩。
窦占彪。国民党警察。还在他不满20岁的时候，被敦煌县长派来保护常书鸿先生。常书鸿说：我不需要保护，你走吧。窦占彪说：我看你像个佛爷，我不想离开你。常书鸿说：那就干别的事儿吧。一字不识的窦占彪脱去了警服，无师自通地当起了泥瓦匠——因为这儿最缺泥瓦匠。自此以后，整整48个春秋，他和莫高窟共存亡。莫高窟492个洞子，每个洞子都有他修补过的痕迹。莫高窟的每一条栈道，每一级台阶，都是他一块砖、一块料，一瓦刀一瓦刀修起来的。50年代初，敦煌县城扩建马路时，准备将原来街道上的一座贞节牌坊拆掉。窦占彪闻讯后赶了一辆牛车连夜进城，极小心地将那牌坊一件件拆下来，装在牛车上运回莫高窟。偌大一座牌坊，上百个零部件，而窦占彪又不识字。于是他在每一块木头上做了只有他自己才懂得的暗号。拉回来后，又一块一块地拼接起来，立在莫高窟的正门口。然后将郭沫若题写的“石窟宝藏”四个雄浑有力的大字刻了上去。今天，当我们千里迢迢来到莫高窟时，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这座巍巍牌坊。
龙时英。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之妻。1945年，还在重庆国立艺专上学的段文杰看了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展览后，毅然辞别了新婚不久的妻子龙时英，步行数千里路，去到敦煌“修炼”。从此，时局变幻，战火蜂起，关山阻隔，路途遥遥，一别十有三载。1957年，在四川农村教书的龙时英辞去了小学教师的职务，领着儿子万里寻夫，来到了敦煌莫高窟。正值困难时期，敦煌文物研究所职工的粮食定量下降到了每月19斤。为了支持丈夫的研究事业，龙时英到沙漠上找野草、养兔子，给段文杰开“小灶”，才使得丈夫的身体没有垮下去。也正是在那段时期，段文杰临摹了大量壁画，写出了大批研究文章，成为蜚声国内外的敦煌学家。“文化大革命”后期，段文杰被造反派开除公职，戴上帽子，赶到农村去劳动改造。善良的女人受不了这样沉重的打击，精神彻底分裂。她死了，含着无尽的怨恨。埋葬时，段文杰泣不成声地念完了他彻夜不眠写成的悼词，然后将悼文和他的深情、他的悲痛一起埋进了坟墓。
我继续看下去：许安、刘牒、赵友贤……每一个名字都和敦煌的事业相依相连；每一颗灵魂都为神圣的艺术宫殿增添了光彩。
我抬起了潮湿的眼睛，对面，隔着一条宽阔的干河滩，正是莫高窟北区蜂房般的狭小洞窟——当年画工们居住的地方。那些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敦煌艺术的民间画匠，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吴道子、阎立本们，在画出了令后代儿女骄傲的不朽作品之后，却终年四季居住在那些低矮的仅能容身的洞子里。病了，老了，伤了，残了，就默默无声地死在那里。千百年的风沙吹进洞子里，掩埋了他们的尸骨。此刻，那些洞窟像一双双幽幽的眼睛，在深邃的天穹下注视着换了人间的土地。
我忽然产生了一种感悟：那些千年画工的孤魂就在周围游荡，默默地守护着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古代画廊。
夜已深，天更蓝。城市里绝对见不到的大而明亮的星星缀满天幕，而天幕又是这样的低，仿佛就要抱吻大地似的。突然，一颗硕大的星星离开天幕，闪电般跌落在莫高窟顶上，只一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知道，那是常书鸿的灵魂归来了。这些日子，在我采访的过程中，人们说的是他，念的是他。“常书鸿”三个字挂在所有敦煌人的嘴边。几乎每一个人都说：没有常书鸿，就没有今天的莫高窟。解放前夕，河西大乱。溃逃的中央军和马家军、国民党特务和美国文化特务、大大小小的地方官吏，频频光顾莫高窟，都想在逃离大陆前捞一把。如果不是常书鸿忍受着妻离子散之痛、酷暑奇寒之苦、断薪断炊之艰，和他的学生们手挽着手，用宽阔的胸膛组成一堵坚不可摧的墙壁，珍贵的敦煌文物早就被洗劫一空。解放之初，乌斯曼匪帮从新疆流窜到敦煌南山，叫嚷要抢劫莫高窟，如果不是常书鸿和他的同伴们严阵以待，持枪日夜守护，甚至做好了在洞子里打一场“地道战”的准备，吓退了跃跃欲试的乌斯曼匪帮，那么莫高窟也就不是今天的样子了。“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公然宣称：“敦煌莫高窟是贩卖精神鸦片的黑窝”；“那些人都是鸦片贩子！”如果不是常书鸿和他的同伴们抱着“人存洞存，人亡洞亡”的必死决心，以知识分子的血肉之躯牢牢地守护着492个洞窟、45000平方米壁画、2000多身彩塑，那么这些被日中友协会长平山郁夫称为“东方民族文化之根的无价之宝”，早就被头脑发热的红卫兵捣毁了！
下午，我到皇庆寺转悠了一圈。就在这座破败不堪的土庙里，常书鸿一家人整整住了半个世纪。他原来的保姆——70岁的窦妈妈，正在院子里拆洗常书鸿的被子。1981年，邓小平视察敦煌，常书鸿陪同参观。休息时邓小平问常书鸿：“你是哪年生的？”“1904年。”“哦，和我同岁。”回到北京后，邓小平没有忘记和他同龄的这位守护敦煌近40年的老人，指示将常书鸿调到北京国家文物局担任顾问。1982年常书鸿离开敦煌时，只带了些日常生活用品，其余大部分家具都留在了皇庆寺。他还特意留下一床崭新的铺盖。已经十多年了，每年回敦煌。有时自己回来，有时和远在日本的儿子常嘉煌一起来。来了不住宾馆，也不住招待所，就住在这间土屋里，睡在这张土炕上，盖着自己的被子。摸一摸自己当年和同伴们担土栽植的白杨树，吃几顿敦煌老人们用苦咸水做的面片子，临摹一些壁画。天凉了才恋恋不舍地回到北京去。而窦妈妈——窦占彪老人的遗孀，也和十多年前当保姆时一样，总是“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将常书鸿的旧居收拾得干干净净。墙上的泥皮掉了，她就用水和上草泥，照原样抹平、抹光。下了雨，她就把常爷的被子拿出来晒一晒。常爷年纪大了，腰腿疼，可不能潮着他呀！常书鸿从日本带来栽在院子里的樱花，她隔几天就浇点水，长得比常书鸿在时还茂盛。
窦妈妈低着头，用心用意地洗着被子。我说：“别洗了，常爷不会回来了。”她看了我一眼：“不，常爷还会回来的。常爷是敦煌的守护神，是佛爷。佛爷是不会死的。你不看壁画上说的，佛爷的肉身涅槃了，灵魂却还在。他会回来的。”
说这些话时，这位老妇的神情是那样虔诚，脸上蒙着一层神圣的光。这使我想起了数年前常书鸿和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的一段对话。池田问常书鸿：“如果还有来生，您下一世准备做什么？”
常书鸿不假思索地答道：“如果真有下一生，我还将是常书鸿，我还将奔赴莫高窟。”
池田由衷赞叹：“太伟大了！”
窦妈妈终于哭了起来，浑浊的泪珠挂满了她苍老的面颊。她领我观看了常书鸿的居室，如数家珍地指着一件件家具向我介绍。这个从墙上掏进去一个坑坑，上面搭了一块木板的地方，是常爷的书架；这个低矮的长方形土墩，上面铺着布单和毛巾的东西，是常爷的沙发；这架从庙里搬来的咯吱咯吱响的玩意儿，是女儿常沙娜当年的卧床。从这只土炉子和小铁壶里烧出来的水，曾经招待过包括总统、首相、议员和著名学者在内的外国客人……
我站在地上，看着这位世界级的文化名人、部级干部用了近半个世纪的破桌子、旧椅子，看着那些即便是送给城市捡破烂也不会要的用四根木棍支起的衣架、脸盆架，土凳子，煤油灯，忽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我们对“人生”对“生活”这两个单词真的已经读懂弄通了吗？在人们变得过于聪明的今天，我宁肯相信那位既不识字又有点迷信的窦妈妈的话：常爷会回来。1994年7月的这个盛夏之夜，一代学者常书鸿的灵魂化作明亮的星星，从遥远的北京飞回敦煌，飞回到了他在病榻上魂牵梦绕的圣地。生前他和莫高窟终生相守，死后也将永远与莫高窟为伴。
远处天边出现了深重的云层，我感到了几丝凉意。悬挂在9层楼上大佛殿的18只铁马风铃忽然响了起来。“
—啷—”“
—啷—”，一声连着一声，悠远而苍凉。茫茫大漠，渺无涯际。一支驼队出现在沙漠的尽头。随着有节奏的驼铃声，驼背上的人影越来越清晰。骑在第一只骆驼上的光头大胡子中年人，便是大千居士。1941年3月，他带着一家人到敦煌朝圣来了。40岁刚刚出头的张大千，此时在画业上已如日中天，与齐白石被国人誉为“南张北齐”，但他为了寻找唐代以前的真迹，在艺术上来一次质的飞跃，不顾亲友的劝阻，不畏塞外的艰辛，力排众议，毅然西行，成为开拓敦煌艺术的中国第一人。炼狱三年，得到盛唐艺术的真髓。三年之后，张大千画风大变，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国人面前。成为和毕加索齐名的画坛泰斗，被徐悲鸿称为“五百年来第一人”。大千居士临摹的200多幅精美绝伦的敦煌壁画，轰动了兰州，轰动了西安，轰动了重庆，轰动了成都。以最形象生动的画面让国人知道了敦煌，了解到敦煌，大大地提高和增强了抗战期间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这次壁画展览也惊动了国民党最高当局，使得陈诚、孙科、陈立夫、张道藩这些人都成了敦煌艺术的爱好者，从而使国民政府下决心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大千老人晚年云游海外，至死不能忘情：“敦煌，予深爱之！予深爱之！”紧随张大千之后，来敦煌面壁的是这样一些名字：董希文、谢稚柳、叶浅予、吴作人、潘絜兹、黎雄才、吴冠中、袁运生、丁绍光……而现在敦煌研究院的一大批骨干力量，正是当年看了张大千的展览后，下定决心西岀阳关，在敦煌苦修了一辈子的。
风紧了，铃声变得急骤起来。长长的驼队幻化成了奔驰的马群。美髯公于右任骑着一匹黑色大马，立马沙山，对月而歌：
壁画四百八十洞，
时代北朝唐宋元；
醰醰民族文艺海，
我欲携汝还中原。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以65岁的高龄，在交通极不方便的情况下，行程数千公里，一路风尘来到敦煌。在敦煌县城略事休息，即跨上一匹高头大马，在随员们的簇拥下疾奔莫高窟。老人住在中寺的土炕上，极认真地观看了洞窟，考察了文物，写下了不少激昂文字。回到重庆后，便奋笔疾书，写出了饱蘸热泪洋洋洒洒的关于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提案，交最高国防会议公决。提案通过后，老人又亲自物色刚从法国归来的常书鸿主持其事，和常书鸿彻夜恳谈，寄予无限希望。到了耄耋之年，老人依然深深地怀念着敦煌，隔海相望，热泪长流。如果没有于右任的赤胆热肠，如果不是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这座无与伦比的文化宝库便会依然由王道士之流据有，斯坦因、伯希和、华尔纳们依然会如入无人之境，盗经卷，偷塑像，剥壁画，想干什么干什么。牧羊人会将羊群赶进一个个石窟过夜，香客们会继续在洞子里烧火做饭，马步芳的军队会继续掘地三尺，挖了宝塔寻找黄金。一句话：如果不是及时地将莫高窟收归国有，人类艺术史上最伟大的杰作之一将从敦煌的地面上消失。敦煌莫高窟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于右任功不可没。
夜风阵阵，铃声悠悠。如哀泣，似幽咽。这低沉肃穆的声音，好像是为常书鸿，为张大千和于右任，为敦煌学的开拓者罗振玉和王国维，为英年早逝的优秀画家董希文，为杰出的日本作家井上靖，为画工洞里的千年孤魂，为静静地安息在我身边的这些英灵，为一切敦煌事业的先驱者哀悼、致敬。
久久不息的铁马风铃，把我的思绪带到了遥远的过去。
黄沙漫漫，黄沙漫漫……
敦煌文化，包括法律文化受到了全世界人民和政府包括联合国的高度重视和珍爱，每年有成千上万来自各大洲的政治人物、学者、国际友人、佛教徒和普通旅行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敦煌，无不对敦煌艺术宝库的博大、辉煌、丰富与精湛所折服，发出由衷的赞叹，给予高度的评价。甘肃作家王家达在其报告文学《敦煌之恋》中，试图寻找敦煌文化群体的思想追求及其源流，而文中记载的与日本学者平山郁夫的一段对话，倒是揭示了敦煌石窟的真正价值。平山郁夫说：“敦煌石窟艺术超越时代，超越国境，超越所有人的价值观。如同玄奘在印度找到佛教经典一样，我在敦煌找到了我的激情之源泉。因为对我来说，最需要的就是纯真的激情。”他还说：“我总觉得敦煌保存着日本文化的精髓，或者说是源泉。源泉就是故乡，溯源而行，就是寻找精神故乡之行。心灵中的故乡，是人心激动之核心，我认为接触源泉之源，核心之核的行为，可以发现自我，解剖自我。”
70年代末，平山郁夫第一次来到敦煌莫高窟。据他自己回忆：第一次到莫高窟时已近黄昏，突然看到在沙漠中出现了杨树的簇簇绿荫，接着兴奋地来到九层楼，急切地开始描摹大佛殿的九层楼阁。当时，风从杨树间掠过，送来树叶的沙沙声，九层楼的风铃响个不停，夕阳落山了。鸣沙山的细沙，在风中飞落。
“我一直画到天色昏暗，仍无法抑止亢奋的心情，甚至感觉僧人阵阵诵经唱和，伴随风铃声传来。如果不是天黑，我真想一直画下去。”
“此后平山先生几乎每年都要来敦煌。如同唐玄奘在印度取得佛经一样，他在敦煌唐代壁画中找到了日本古代绘画的源头。”他每次到敦煌，不仅迷恋敦煌壁画，抓紧一切时间写生，摹写敦煌艺术，而且逐渐看出了敦煌莫高窟艺术保护面临的问题，便产生了要担负起保护莫高窟使命的想法，并说出了“倾家荡产也要保护敦煌莫高窟”的豪言壮语。
回到日本后，他开始为敦煌石窟的保护募集资金，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得以成立。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担任亲善大使期间，常常奔走于中亚、南亚和中国等地，为中国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平山夫妇个人出资，让敦煌研究院选派青年人到日本学习文物保护、考古、美术等各类急需的专业。从1985年开始，直至现今从未间断，为敦煌研究院培养52名急需的专业人才和技术骨干。
平山先生多次向日本政界要员介绍保护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的重大意义，推动日本政府参与敦煌莫高窟保护，最终于1988年促成了日本政府无偿援助10亿日元，建设“敦煌石窟保护研究陈列中心”项目的落实，为保护和展示敦煌艺术发挥了积极作用。
80年代的时候，中日友好是一个高潮，丝绸之路与敦煌在日本是经久不衰的话题。1988年竹下登首相访问敦煌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国是日本文化的源泉，是日本人的精神故乡。”他说：“我们日本人一听到丝绸之路、敦煌、长安这些词激动不已，是因为这种文化至今仍强有力地活在日本人的心中。”
他们还有一个首相海部俊树说过“不到敦煌，就不算有文化”，这也是很多日本民众对敦煌的理解。
在众多的当代敦煌“朝圣”者中，一些来自日本的女学生，参观完石窟艺术后，往往一步三回头，默默地走向汽车，脸上挂着泪痕，显然经受了一次内心世界的深刻冲击。东京都的一位70多岁的老人说，他是替老伴来朝圣的，他的老伴生前一直想来敦煌，但没有机会。老伴死后，他不顾年高体弱，替老伴到敦煌来偿还心愿。当看到158号窟庄严肃穆的涅槃佛时，老人内心非常宁静。他长时间坐在大榆树下，将它当作了菩提树，双目紧闭，希望能够静静地死在敦煌的大地上。敦煌石窟融合着儒、道、释三教精义的佛教群像，揭示着中古时期中国人的心愿与追求，是中华民族乃至东方精神之重要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