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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汉语研究在汉文史料的挖掘、出土资料的丰富和海外文献的介入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资料视野的扩展极大地促进了汉语研究的发展。朝鲜半岛的汉文文献是汉语研究非常重要的资料来源，朝鲜半岛作为汉文化的一个亚文化圈，官方及民间的汉语教育历史都很悠久，在长时间的内化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和特征。
早在朝鲜时代（1392—1910），朝鲜半岛就出现了大批汉语教科书，如《老乞大》《朴通事》《训世评话》《五伦全备》《华音启蒙》《你呢贵姓》《象院题语》《骑着一匹》等。学者们对这一时期汉语教材的研究在版本考订校对、语法词汇、韩文注音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如汪维辉等（2005、2011）主编的《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和《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续编》为近代汉语尤其是北方汉语口语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语料
。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在朝鲜半岛势力衰微，文化交流基本处于停顿，1910年日本正式将朝鲜半岛变为自己的殖民地，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结束。这35年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总共发布过四次《朝鲜教育令》，汉语教育在严酷的打压下艰难地生存着
。
在1908年，日本通过李完用傀儡政府公布《私立学校令》，规定不能确保3000元基本金的私立学校一律关闭
。教育事业由此受到挫折，私立学校数量下降，对此，韩国民众采取了设立不需获得许可的教会学校和书堂（私塾）的形式予以对应。统监府还专门设立所谓的“教科书编辑及鉴定委员会”，对私立学校的教科书进行严格的审查，强行删去带有政治观点和激发人民情绪的词句，又以妨碍治安为由禁止一郡以上的联合运动会。傀儡政府于1909年发布《出版法》，严禁历史、地理、国语等与民族教育有关书籍的出版发行，这些禁书有：玄采的《幼年必读》、《中等教科东国史》，李相翊翻译梁启超的《越南亡国史》，金大熙的《二十世纪朝鲜论》等
。
1911年朝鲜总督府发布第一次《朝鲜教育令》，将日语定为官方语言，主要是在政府机构、裁判所和学校使用，剥夺了朝鲜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地位。并且朝鲜总督府关闭了汉城外国语学校，汉语部也随之消失，官方汉语教学就此中断，汉语转入民间自学
。1922年颁布第二次《朝鲜教育令》实行日本人和韩国人的双重教育体制，各级学校减少韩国语教学时数，增加日语教学时数，并把日语定为“国语”。1926年京城帝国大学的法学部开设支那文学与支那哲学专业，1927年北京大学魏建工先生应邀前去任教。但直到1945年，支那文学系仅有9名学生毕业。韩国汉语教育濒临崩溃。1938年颁布第三次《朝鲜教育令》，禁止韩国语在学校使用，实行同化政策。1943年颁布第四次《朝鲜教育令》，继续对韩国同化教育，使之军国主义化，并关闭了所有私立学校，韩国民族教育被完全扼杀
。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扶植建立了伪满洲国，处于侵略的需要，日本制定了移民“满洲”的基本国策，韩国大量的报纸媒体开始宣扬美化移民政策。如：《每日申报》就报道中国东北为“今日的乐土，同胞们一起雄飞踊跃吧”
[1]
。于是大量的日本人和韩国人移民中国东北，使用汉语交流也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正如李春一在《满洲语无师自通》序言中说到“只因言语不通之关系，每见该邦人士，如聋哑相面，朝夕往来，颇感困难”。在此“国策”下，朝鲜总督府1932年修改了第二次《朝鲜教育令》，发布了第十二号、十三号朝鲜总督府令，恢复中断了20多年的官方汉语教学
。在这一时期，韩国的汉语教育迎来了“黄金时期”。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学校数量还是汉语教科书的出版都出现了高峰。
朴在渊、金雅瑛《汉语会话书》、《汉语会话书续编》收录了此时段韩国刊行的汉语教科书15种，这一时期朝鲜半岛的汉语教科书以会话为主，且以实用自学为主，书名多冠以“速成”“自习”“自通”“独学”等词语语料以北京官话为主，有少量教材用“满洲语”作为书名，强调语料来源于东北官话。这批教材在词类、句法、编写体例和刊行等方面，都和西方的语言教材更加接近，使汉语成为一门真正的现代外语语种，而不再是传统的东亚书面共同语。这标志着朝鲜半岛汉语教育大众化的开端，是朝鲜半岛现代汉语教学与研究最初的成果（毕信燕，2019）。
语言研究分为语音、词汇和语法，语法的变化最为缓慢，《汉语会话书》中的部分教科书对汉语词类的记录反映了当时教材编写者的词类观和语法的过渡特征。比如《汉语独学》就将词分为：数字、代名词、动词、名词、形容词。《华语教范》将词分为：陪伴词、动词、前宾词、副词、形容词、打消话、助词、连续词。虽然分类和名称与现代汉语有不一样的地方，但词类标注已经明了。
这些汉语教科书的词类特征是什么，有哪些独特的词类现象，反映了日据韩国汉语界的哪些词类观，同时又佐证了早期现代汉语什么样的词类特征？基于上述思考，本书以《汉语会话书——20世纪10—30年代旧活字本9种》（以下简称《汉语会话书》）里的系列教材为研究对象，考察此时期汉语的词类特点，以期完整展现此阶段朝鲜半岛汉语独特的语言现象，并为早期现代汉语的历史发展、东北地区语言接触等问题提供域外语料佐证，也为早期现代汉语研究提供异域的语料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