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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达国家开始高度重视汽车尾气污染治理，由此带动了稀有贵金属铂和铑作为汽车尾气净化催化剂的重要材料进入工业化应用领域。在此背景下，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1985年发布的报告《战略性材料：降低美国高度依赖进口的风险的技术路径》（ Strategic Materials ： Technologies to Reduce U . S . Import Vulnerability ）把铂族金属作为4类战略性材料之一，对其使用、生产、替代、节约等环节的技术进行了详细研究，并提出了降低进口依赖度的建议（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1985）。自20世纪80年代起，全球电子信息产业快速发展，终端电子信息产品消费带动镓、锗、铟等稀有矿产资源逐步进入产业化应用领域，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对相关稀有矿产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鉴于不断升温的稀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形势，1990年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发布了《美国矿产品和金属产业竞争力报告》（ Competitiveness of the U . S . Minerals and Metals Industry ）。该报告不但研究了铁矿石、铝、铜等大宗矿产品，而且还分析了发展电子信息产业所必需的镓、锗、铟、铼、碲、硒等稀有矿产资源的供求形势和保障措施（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90）。
进入21世纪，能源、交通、电子、化工、医学、环境等高技术领域的技术创新及其商业化应用使用于工业生产的稀有矿产资源种类和数量都急剧增加。整体而言，全球稀有矿产资源目前主要是由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经济体消费的。然而，这些发达经济体往往并不是稀有矿产资源富集国，或者由于国内环境保护的约束，限制本国稀有矿产资源开采加工。面对严重的供求不平衡局面，稀有矿产资源可持续保障问题近年来已成为主要发达经济体相关研究的焦点。具体来说，国外的相关研究可分为两类：一是从新兴技术创新及商业化的角度分析全球稀有矿产资源供求形势的文献；二是从一国或经济体对稀有矿产资源的需求及其供应保障的角度开展的战略或政策研究。
第一，在新兴技术领域，清洁能源等技术创新及商业化是推动全球稀有矿产资源消费量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Angerer等（2009）、Bucher等（2009）、DOE（2010，2011）、Achzet等（2011）分析新兴技术创新及产业化应用对全球稀有矿产资源供求形势的文献都强调，风力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核电、智能电网、电动汽车、高效照明、燃料电池等清洁能源技术的产业化对锂、铟、镓、锗、碲、钒等稀有矿产资源，以及钇、镧、铈、镨、钕、钐、铕、钆、铽、镝等稀土元素已经形成持续而强劲的需求。美国能源部2010年发布的《关键原材料战略研究报告》（ Critical Materials Strategy ）指出，在锂、钴、镓、钇、铟、碲、镧、铈、镨、钕、钐、铕、铽、镝14种关键材料需求中，清洁能源技术驱动的需求占总需求的比重达20%，并且随着清洁能源技术应用范围的进一步扩大，未来这一比重很可能会继续提高（DOE，2010）。
第二，在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关键原材料战略中，稀有矿产资源已成为最重要的着力点。近些年来，为应对国际市场上稀有矿产品供给不稳定、确保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原材料安全，美国国家科学研究会（NRC，2008）、欧洲理事会（EC，2010）、日本经济产业省（经济产业省，2012）先后发布了关于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关键原材料战略的研究成果。其中，NRC（2008）以供应风险为横坐标，以供应受限的影响为纵坐标建立了矿产品关键度评价矩阵，并且以此矩阵为工具筛选出了美国经济急需的11种关键矿产品，这中间有9种属于稀有矿产资源。与此类似，EC（2010）的研究成果则以经济重要性为横轴、以供应风险为纵轴构建出原材料关键度评价矩阵，在此基础上从41种矿产资源中筛选出欧盟经济急需的14种关键原材料，包括11种稀有矿产资源。日本经济产业省（2012）的研究报告指出，会对日本汽车、飞机、电子、钢铁、化学、可再生能源等主导产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战略性矿产品共有30种，涉及15种稀有矿产资源。值得注意的是，NRC（2008）、EC（2010）、日本经济产业省（2012）等战略研究在评价稀有矿产资源等原材料关键度时，尤其关注那些可能会影响资源稳定供应的因素，特别是储采比、生产集中度等地质性和经济性指标，以及出口国政治稳定性、资源开发利用政策等地缘政治指标。Wäger等（2010）、Graedal等（2012）、Nassar等（2012）、Harper等（2014）和Glöser等（2015）新近学术研究文献则强调稀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环境效应，以及替代技术研发和应用等也是影响稀有矿产资源关键度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根据全球稀有矿产资源政策环境及供求关系的变化，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对其关键矿产清单进行了动态更新。例如，在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情况下，依据13817号总统行政令，美国内政部于2018年5月更新关键矿产清单，将关键矿产目录扩展至35种，主要涉及稀土、铍、钴、镓、锗、石墨（天然）、铟、锂、铌、铂族金属、稀土元素族、铼、钽、钛、钨、锆等关键矿产。在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2018）为支撑13817号行政命令及关键矿产清单更新所做的专项研究报告中，对美国关键矿产选择给出了明确的依据：一是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二是处在易遭破坏的脆弱供应链上；三是为产品制造提供实质性功能，其缺失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有重大影响的非能源矿产或矿物原料。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整体而言，国外有关稀有矿产资源的战略研究报告和学术研究文献的重点有二：一是评价各种稀有矿产资源的相对重要性；二是评估关键稀有矿产资源的供应风险。这种研究取向与发达经济体资源禀赋条件及其国内矿产资源开发法律密切相关。除了美国拥有较为丰富的稀土、钼等资源之外（部分稀土矿山因美国国内环保法案停采），欧盟、日本都是境内稀有矿产资源禀赋严重不足的地区，其稀有矿产资源原材料供应主要依赖进口。有鉴于此，国外相关研究中有关稀有矿产资源重要性评价和供应风险评估的方法固然值得借鉴，但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制定稀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国家战略所要面对资源禀赋、应用水平以及国际环境有其独特性。
从国内研究进展来看，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对矿产资源战略的研究更加关注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煤炭等大宗矿产资源的保障能力及其影响因素，为数不多的对稀有矿产资源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稀土产业及相关政策等问题。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制造业规模持续扩张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国内企业对稀有矿产资源的需求量逐渐增加，应用范围快速扩展。然而，与需求层的变化不相适应的是，国内稀有矿产资源可持续开发及高水平应用明显滞后。国内稀有金属开发利用中的种种问题和乱象引起了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重视。同时，近年来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对中国控制稀土、钨、钼等稀有矿产品出口等政策措施反应强烈，联手向WTO提起了数次诉讼。在这些背景下，国内有关稀有矿产资源的战略性评价、资源安全、国际贸易争端及国际定价权等问题的研究成果日趋丰富，研究方法更加规范，更多成果由定性研究转向定量分析。
在稀有矿产资源战略性评价方面，李鹏飞等（2014）在对22种稀有矿产资源进行界定、分析其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应用的基础上，采用三因素分析框架，从供应风险、环境影响、供应受限的经济影响三个维度，设计了9项指标，在国内首次对稀有矿产资源的战略性做出了系统性定量评估，并以定量测算结果为依据，提出了稀有矿产资源国家战略构建的基本思路和总体框架。
在稀有矿产资源安全方面，陈毓川（2002）提出，在建立中国战略性矿产资源储备制度时，不但要考虑石油、天然气、铜等需要大量进口的大宗矿产资源，而且也要把中国具有优势并对国际市场影响大的稀土、钨矿、锂矿等稀有矿产资源纳入其中。陈其慎等（2007）在对中国38种非能源战略性矿产界定，并对其重要性进行评价时，涵盖了稀土和铂族金属、锆、铌等16种稀有矿产资源。李鹏飞等（2015）从资源供应潜力、资源开发及供应能力两个维度，以及供应潜力、社会发展水平、矿产监管政策、矿业发展的政治环境、全球供应集中度5个指标对稀有矿产资源的全球供应风险做出了定量评估。
在稀有矿产资源国际贸易争端方面，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采用定量方法。其中，卜小平等（2009）对稀土等中国具备较强资源优势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贸易战略进行研究，提出了完善出口管理制度的建议。徐毅鸣（2012）则从价值链的角度提出，应构建中国稀土产业国家价值链，以突破俘获型全球价值链对中国稀土产业的锁定，最终实现对稀土产品国际定价权的掌控。针对“稀土案”等稀有矿产领域的国际贸易纠纷，国内学者从国际法和WTO规则的角度解读案例、提出应对措施的一批成果（梁泳，2012；黄建军，2014；胡加祥，2014；彭得雷，2015）对稀有矿产资源贸易政策重构也具有参考价值。
在稀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战略和政策调整方面，近年来，陶春（2011）、王昶和黄健柏（2014）、何贤杰和张福良（2014）、杨丹辉等（2014）等分别从国际比较、产业政策、勘探开发、环境影响等角度就中国稀有矿产资源国家战略设计提出了有一定可操作性的建议。杨丹辉（2015）给出了稀土产业发展战略和政策重构的总体思路，设计了涵盖资源管理、战略储备、产业政策、贸易政策、财税政策、价格机制、区域布局、环境保护、国家管制的综合性政策体系。这些研究成果为中国稀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国家战略研究提供了多元化的参考视角。
综合国内外现有相关研究的进展，整体而言，现阶段对国家层面稀有矿产资源战略构建的理论支撑不够扎实，也缺乏深入的实证分析。就目前掌握的文献来看，国内对中国稀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国家战略进行系统性分析的研究还比较少。特别是针对中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产业转型升级对稀有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建设的新要求，相关研究成果的理论深度不足，应用价值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