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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秘史》是一部重要的蒙古学文献，是古代蒙古史最基本的史料之一。经过长期广泛的、多方面的深入研究，《元朝秘史》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领域，形成了专门的学科“《秘史》学”。目前，关乎《元朝秘史》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不计其数，涉及历史、语言、文学、宗教、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其中，文献学方面的研究开始得最早，取得的成绩较大，受关注的程度也较高。但一方面，由于《元朝秘史》本身形式的特殊性以及相关记载的复杂性，给文献学方面的研究带来了较大的难度。尽管一些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趋向明朗，但是还没有达到彻底解决的地步，有些问题因资料情况所限可能会长期处于推测的状态。例如对原书作者、成书确切年份等问题的探讨。另一方面，随着客观环境的逐步改善，在研究的某些方面已经有条件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和完善。例如在《元朝秘史》版本流传的考订方面，就有必要对以往的研究作些修正和补充。因此，相关的研究仍然存在扩展和深入的空间。
那珂通世的《元朝秘史》日文译注本《成吉思汗实录》 [1] 序论、陈垣的《元秘史译音用字考》 [2] 、洪煨莲（William Hung）的《〈蒙古秘史〉源流考》 [3] 、小林高四郎的《〈元朝秘史〉研究》 [4] 、柯立夫（F.W.Cleaves）的英译本《蒙古秘史》 [5] 导论、亦邻真（Y.Irinchin）的《〈元朝秘史〉畏吾体蒙古文复原》 [6] 绪论《〈元朝秘史〉及其复原》、甄金（Jinggin）的《蒙古秘史学概论》 [7] 、白·特木尔巴根（B.Temür-baγana）的《〈蒙古秘史〉文献版本研究》 [8] 、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的《蒙古秘史，13世纪蒙古的史诗编年史》 [9] 导论等。这些研究成果都程度不同地涉及了《元朝秘史》版本流传的问题，为相关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元朝秘史》是一部“特殊形式的汉字史籍” [10] 。所谓“特殊形式”，指的是这部书的完整形式 [11] 是由正文、傍译、总译三部分组成的，其中正文是用汉字音写的蒙古语，正文右侧逐词注有汉译即傍译，每隔一段长短不一的内容后附有汉文缩译即总译。全书共分为282个这样称为“节”的段。《元朝秘史》之所以采用这样一种特殊形式，一般认为是出于为汉人编译蒙古语教材的目的。明初，明廷为了培养汉蒙翻译人员，令翰林院编写《华夷译语》，“以华言译其语，凡天文地理、人事物类、服食器用，靡不具载”，“自是使臣往复朔漠，皆能通达其情”。 [12] 《元朝秘史》的完成时间亦在明初，形式也与《华夷译语》相近， [13] 其编译目的和性质当与《华夷译语》同。
《元朝秘史》的内容主要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成吉思汗先人的世系谱、成吉思汗的生平史、窝阔台的简史。第一部分（§§1—58）：自成吉思汗二十二世祖孛儿帖·赤那至其父也速该·把阿秃儿以来的世系谱（掺有个别史事的简述）；第二部分（§§59—268）：成吉思汗的生平事迹；第三部分（§§269—281）：窝阔台即位后的简史（未提及他的去世）；跋文（§282）。目前流行的诸版本，分为十二卷本、十五卷本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的本子，总的内容一样，节的划分亦同，只是分卷不同。十二卷是最初的划分，十五卷的划分是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出现的。
《元朝秘史》原文所使用的文字，目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是畏吾体蒙古文。畏吾体蒙古文的原文已经散佚，流传下来的只是根据原文用汉文做成的教材，即这部题名为《元朝秘史》的书。把蒙古语原文作为正文，采用汉字音写，是为了便于汉人学习蒙古语的发音。旁边加注汉译，是为了学习者掌握蒙古语的词义，傍译当中还以特定用字表示蒙古语数、格、时制、语态、人称变位等特征，是为了便于学习者正确理解文中的语法现象。总译采用通顺的汉语翻译，是为了方便人们对该段原文的内容有一个总的了解。
《元朝秘史》的原文，本为蒙元时期宫廷用畏吾体蒙古文所修“脱卜赤颜”即“国史”的一部分。脱卜赤颜从蒙古汗国时期开始修纂，中间可能一度辍修，不过还是至少修到了元文宗朝， [14] 脱卜赤颜是皇家秘籍，被深藏宫中，外人不得窥见。 [15] 元朝在中原的统治结束之后，脱卜赤颜落入明人手中。其面临的命运，依目前的一般看法是，当时为了在汉人中培养蒙古语的翻译人才（通事、译字生），将元代脱卜赤颜中成吉思汗和窝阔台的事迹部分选作教材进行加工，制成了一部特殊形式的汉籍，即经过汉字音写原文、加注傍译和总译、题写书名，形成了现在的《元朝秘史》。
该书除“元朝秘史”外，还有“元秘史”和“蒙古秘史”两种名称。有情况显示“元秘史”是明初汉字加工本最初的书名。前引《明太祖实录》“洪武十五年春正月丙戌”条提到的书名为“元秘史”，而出现在明洪武年间刻本残叶版心的书名也是“元秘史”。 [16] 目前所见多数十五卷本卷首（包括各卷卷首）均题“元朝秘史”， [17] 十五卷本出自《永乐大典》所收抄本，而《永乐大典》本又抄自洪武刻本。因此一般推测该特殊形式的汉籍起初定名为“元秘史”，后来抄入《永乐大典》时改为“元朝秘史”。因目前的通行本四部丛刊三编本是据顾广圻校本影印的，书名乃据其卷首题名题为“元朝秘史”，十五卷本又多题“元朝秘史”，“元朝秘史”遂成为该书的一般用名。顾广圻校本流传较广，影响较大。其卷首题名“元朝秘史”下方以小字所写“忙 中 豁仑纽察脱察安”几个字，也较早受到人们的注意。据顾广圻的跋文，底本即张祥云藏“影元椠旧钞本”中已有这几个字。但是他误以为这几个字“必是所署撰书人名衔”。 [18] 那珂通世在1907年出版的《成吉思汗实录》的序论中，正确地将“忙 中 豁仑 纽察 脱察安”解释为蒙古语“蒙古秘史”的音译。 [19] 忙 中 豁仑纽察脱察安，是蒙古语Mongqol-un ni'uča to[b]ča'an 的汉字音译，直译即“蒙古的秘密国史”。后来的人据此译为“蒙古秘史”。另一书名“蒙古秘史”由此而来。根据各方面情况分析，明初节选元代“脱卜赤颜”中前两汗的事迹部分制作汉字本时，考虑到新成之书已是汉籍，故正式书名题汉语书名“元秘史”，大字题写，然后又返译成蒙古名，因为汉字本的制作者清楚原文来自“脱卜赤颜”，遂返译为“忙 中 豁仑纽察脱察安”，并以汉字音写，标注于正式书名下方。
蒙元时代的皇家史乘“脱卜赤颜”在元廷退出中原迁回蒙古高原后，以某种传抄本或异本的形式在草原上留存下来。虽然今天已经看不到这类本子的全貌， [20] 但幸运的是17世纪的罗桑丹津《黄金史》中保留了大量的迻录。与《元朝秘史》的量相比较，罗桑丹津《黄金史》大概收录了相当于其三分之二的内容。可以说，罗桑丹津《黄金史》和《元朝秘史》是“脱卜赤颜”的两个主要流传方向，罗桑丹津《黄金史》在内容上相对间接，但是保留了蒙古文的形式，有助于后人了解蒙古文的特征及变化；《元朝秘史》在内容上相对直接，又经过加工，有助于后人确认其读音和语义。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必不可少。
元代“脱卜赤颜”今已不存，但是其某种传抄本得以在蒙古地区长期流传。1926年，蒙古人民共和国经籍馆馆长札姆扬（О.Jamyang）在旧喀尔喀车臣汗部桑贝子旗的永谢布台吉达里（Dari）家发现了一部藏式贝叶装手抄本， [21] 书名包含Altan Tobči（黄金史）之语，跋文中提到Blowa bsang bstan gjin（罗桑丹津）之名，故通称罗桑丹津《黄金史》。经学者们核查，在这部17世纪后半叶的手抄本中保留了《元朝秘史》大约三分之二的内容。札姆扬意识到这部手抄本的重要性，很快亲自抄写一份，于1927年寄给了伯希和。 [22] 1932年至1935年间，符拉基米尔佐夫借用原抄本，其间为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制成一份照片本。 [23] 1937年，蒙古人民共和国经籍馆根据原抄本出版了铅印本，分上、下两册。 [24] 1952年，哈佛燕京学社影印了这个铅印本。 [25] 1990年，蒙古国出版了原抄本的影印本，仍采用藏式贝叶装形式。
图1 “脱卜赤颜”流传图
明初完成《元秘史》后，洪武年间已经有刻本问世。至永乐初年修《永乐大典》，又有抄本从刻本抄出，收入《永乐大典》的本子由十二卷改分为十五卷，题名亦改为《元朝秘史》。洪武刻本已基本无存，仅于1933年在故宫内阁大库发现了40多个残叶。 [26] 另据报道，故宫内阁大库还曾发现一种属于十二卷本的抄本。 [27]
1805年，顾广圻在张祥云家见其藏有“影元椠旧钞本”，“通体完善”，就让张古馀借来“覆影”一部，他再进行校勘。 [28] 新成的本子一般称为“顾校本”或“顾氏监抄本”等。顾校本属十二卷本，其底本“影元椠旧钞本”之“元椠”即原椠之义，当指洪武刻本。由于洪武刻本、张祥云藏本均已失传，而十五卷本诸本都出自《永乐大典》从洪武刻本转抄的本子，所以经过顾广圻校勘的影抄本就成为现存《元朝秘史》的最佳抄本，受到学界的重视。
顾校本后来辗转为清宗室盛昱所得，19世纪80年代中期，文廷式、李文田据盛昱藏本各自转抄一部。 [29] 文廷式于20世纪初再请人复抄一部送给了日本友人内藤湖南。 [30] 1908年，叶德辉据文廷式的转抄本 [31] 刻板发行， [32] 一般称“观古堂本”或“叶德辉本”。日本学者那珂通世从内藤湖南处得到文廷式募人所抄之本的影抄本， [33] 不久即开始着手翻译、注释，于1907年出版了影响学界的《成吉思汗实录》。盛昱去世后，藏书四散，顾校本后为上海涵芬楼所收。 [34] 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将顾校本影印收入《四部丛刊》三编，当时以故宫内阁大库所发现的明刻本的41枚残叶替换了抄本中的相应部分。《四部丛刊》三编本因此成为学界最受欢迎和普遍使用的本子。 [35]
伯希和提到他曾从中国获得一部《元朝秘史》的“良好的古代抄本”，韩百诗（A.Hambis）介绍说伯希和对《元朝秘史》的还原与翻译除了利用叶德辉刻本外，“还特别利用了一部明代的手抄本，这部手抄本看来最好，他有这部手抄本”。罗依果说这个本子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手抄本部（藏书号Ms.Chinois 11003），其系谱还不好确定，但似乎是顾校本的一个抄本，经过了与《永乐大典》十五卷本或其某一抄本的对勘，6册，版式同叶德辉刻本和《四部丛刊》三编本，但无叶码和版心书名，卷首钤盖的两方印记，暂可推测出自汪士铎和闵国勋的藏书印。 [36]
目前已知诸抄本中，属于十二卷本的，除了顾校本（包括其转抄本等）、永乐二年抄本外，还有喀喇沁王府藏本。 [37] 喀喇沁王府藏本为残本，仅保留大约两卷的内容（卷7、卷8）。
明、清两代见于著录的十二卷本还有几种，但是现在已无法看到。例如，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叶盛《菉竹堂书目》都提到《元朝秘史》一部五册、续集一部一册。 [38] 从划分正集、续集的特征来看，当为十二卷本。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倪灿《补辽金元艺文志》直接记“《元朝秘史》十二卷”。 [39] 孙承泽《元朝典故编年考》也提到“元人有《秘史》十卷、《续秘史》二卷……偶从故家见之”。 [40] 据万光泰《元秘史略》序文，他利用的原本为“《元秘史》十卷，续二卷”。这些本子，都未交代是刻本还是抄本。顾广圻的跋文中提到他曾在金德舆处见到一个“残元椠本”，分卷与十五卷本不同，但是“卒卒未得写录”，钱大昕曾“据以著录其《元史艺文志》”。钱大昕《元史艺文志》则著录“《元秘史》十卷、《续秘史》二卷”， [41] 没有交代版本。据顾广圻的跋文，当为刻本。钱大昕在他处提到一部首尾残缺的“鲍氏知不足斋刻本”，分卷与十五卷本不同。 [42] 鲍廷博处这个首尾残缺的刻本与金德舆处的“残元椠本”特征相合，很可能是同一个本子。 [43] 鲍廷博藏刻本后来为黄丕烈购得。 [44] 马玉堂旧藏本的识语中提到“黄荛翁影元钞本”，当即黄丕烈购得的鲍廷博藏刻本。 [45] 莫伯骥也著录一部十二卷本的钞本。 [46]
图2 十二卷本流传图
抄入《永乐大典》的十五卷本，原载十二先元字韵中，为第5179—5193卷。 [47] 今已不存。目前可以看到的十五卷本有近十种。
韩泰华旧藏本。该本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图书馆。1872年俄国传教士巴拉第（П.И.Кафаров）在北京购得一部《元朝秘史》的十五卷抄本，后于1878年赠送给了波兹得涅耶夫（А.М.Позднеев）。 [48] 伯希和有此抄本的照片，曾于1933年赠送一份给北平图书馆。 [49] 1962年，苏联学者潘克福（В.Панкратов）将该抄本在莫斯科影印出版。 [50] 1975年其影印本又被收入《元朝秘史三种》。 [51] 究其来源，据抄本所钤印记和其他一些特征，可知它曾先后为韩文绮、韩泰华祖孙所收藏，鲍廷博、黄丕烈曾利用。 [52] 后辗转归巴拉第。有人推测该本出自钱大昕所收藏的本子。 [53] 学界一般称为“潘克福本”“东方文献出版社本”或“苏联本”等。此本抄写质量较差，讹误较多。卷首附钱大昕“跋元秘史”。卷一题名下有“忙 中 豁仑组察脱察安”八个字，“组”为“纽”之形讹。卷七结尾处有题记“嘉庆乙丑元宵从刻本补写迄，通介叟记”，卷九结尾处有题记“嘉庆乙丑二月十一日从刻本补写，七十八叟识”。卷八开始处叶眉书“刻本第七卷起”、结尾处叶眉书“刻本七卷止”，卷九开始处叶眉书“刻本第八卷起”，卷十三开始处叶眉书“元朝秘史续集卷一”，卷十五结尾处叶眉书“元朝秘史续集卷二终”。卷十三至卷尾，叶眉共有六处题记，分别见于第247、258、263、264、282节。卷尾有一附叶，正面写有几行文字，提到“即请渌饮丈正”，文末署“復翁”。各种题记及附文等，笔迹与正文同。
陆心源旧藏本。该本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原为劳格（字季言）旧藏，清末曾一度归陆心源所有，1907年被陆氏后人出售给了日本人岩崎弥之助，入藏静嘉堂文库。 [54] 学界有称“陆氏本”或“陆心源藏本”的。此本分两册，缺损卷首之叶（相当于第1、2节和第3节的音译正文部分），其他部分保存良好。抄写工整，讹误明显少于韩泰华旧藏本。卷五结尾处有题记“嘉庆甲子十二月十一日从刻本补写”，卷六结尾处有题记“嘉庆乙丑正月初三日从刻本补写迄，七十八叟记”，卷七结尾处有题记“嘉庆乙丑元宵从刻本补写迄，通介叟记”。卷六结尾处叶眉书“刻本五卷止”，卷七开始处叶眉书“刻本六卷起”，卷八开始处叶眉书“刻本第七卷起”、结尾处叶眉书“刻本七卷止”，卷九开始处叶眉书“刻本第八卷起”，卷十三开始处叶眉书“元朝秘史续集卷一”，卷十五结尾处叶眉书“元朝秘史续集卷二终”。卷十三至卷尾，叶眉共有六处题记，分别见于第247、258、263、264、282节。卷尾附钱大昕“跋元秘史”，最后也有黄丕烈致鲍廷博短简。各种题记及附文等，笔迹与正文同。
丁丙旧藏本。现藏南京图书馆古籍部。之前曾先后为王宗炎、丁丙所收藏。 [55] 字迹工整，保存完好。讹误较少。卷十三至卷尾，叶眉共有八处题记，其中六条与韩泰华旧藏本、陆心源旧藏本的相同，另外两条分别见于第265、272节。
孙星衍旧藏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该抄本不见其他著录。分二册，卷首附钱大昕的“跋元秘史”。卷一题名下有“忙 中 豁仑纽察脱察安”八个字。卷四结尾处有题记“嘉庆甲子十一月二十四日从刻本补写迄”。字迹工整，保存完好。正文中有红笔修改之处，似为后人所为。 [56]
韩泰华旧藏本、陆心源旧藏本、丁丙旧藏本和孙星衍旧藏本这4种抄本，较其他本子共同点更多一些，渊源关系当更近。
瞿镛旧藏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分四册，卷首和卷尾各钤盖一处“铁琴铜剑楼”之印记。卷首附钱大昕“跋元秘史”。 [57]
翁同书旧藏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该抄本不见其他著录。分四册，卷首有翁同书手抄的阮元的“元秘史提要”，卷尾附钱大昕的“跋元秘史”。 [58] 字迹工整，保存完好。
马玉堂旧藏本。现藏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学学院信息资料室。 [59] 他处未见著录。据介绍，该抄本分六册，卷首有七行识语，其后附钱大昕的“跋元秘史”，卷一题名下有“忙 中 豁仑纽察脱察安”八个字，每册首叶题名下钤盖“马玉堂”、“笏斋”印记，讹误较少。 [60]
可以确认直接从《永乐大典》抄出的本子有张穆抄本，但只抄了总译部分，后来被刻入《连筠簃丛书》， [61] 而张穆抄本却遗憾地不知下落了。
还有一些十五卷抄本见于著录，但是现在还无法看到。例如：卢址《抱经楼藏书目录》记：“《元朝秘史》，十五卷，四本，抄本，不著撰人名氏。”其《四明卢氏藏书目录》著录为：“《元朝秘史》，十五卷，钞本，缺首数页，不著撰人名氏。” [62] 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为一部十五卷本作有提要，这个本子是他在19世纪初任浙江巡抚和学政期间征集到的，本准备进献朝廷，但是最终没有进献，后散失。 [63] 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提到一部十五卷抄本。 [64] 陈树杓《带经堂书目》、周星诒《传忠堂书目》分别著录一部十五卷抄本，均说明为“张蓉镜钞本”。二人所藏为同一个本子，只是时间有先后。 [65] 《嘉业堂藏书志》著录一部十五卷抄本：“《元秘史》，十五卷，旧钞本，不著撰人名氏……此钞本尚旧。收藏有‘泰峰所藏善本’朱文方印。” [66] 另据张穆所获信息，程同文曾抄写了一部十五卷本，但是后来文稿遭窃，《元朝秘史》抄本也不知所终。 [67]
图3 十五卷本流传图
以上就目前所知《元朝秘史》诸版本的情况作了重新梳理，对前人的工作有所修正和补充。相信随着学术的不断进步，相关方面的研究还会不断出现新的进展。
（原载《民族研究》2012年第1期）
[1] 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实录》，东京，1907年。
[2] 陈垣：《元秘史译音用字考》，初于1934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雕版印行，后收入《励耘五种》，再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2年。
[3] 洪煨莲：《〈蒙古秘史〉源流考》[William Hung，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Book Known a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HJAS（《哈佛亚洲杂志》）14，1951]。
[4] 小林高四郎：《〈元朝秘史〉研究》，东京，1954年。
[5] 柯立夫：《蒙古秘史》（F.W.Cleave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
[6] 亦邻真：《〈元朝秘史〉畏吾体蒙古文复原》（Y.Irinchin， Mongγol - un Niγuča Tobčiyan ，sergügelte，Öbör Mongγol-un Yeke Surγaγuli-yin Keblel-ün Qoriya，1987）。
[7] 甄金（Jinggin）：《蒙古秘史学概论》，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8] 白·特木尔巴根：《〈蒙古秘史〉文献版本研究》（B.Temürbaγana， Mongγol - un Niγuča Tobčiyan - u Surbulji Bičig Bar Keblel - ün Sudulul ，Öbör Mongγol-un Surγan Kömüjil-ün Keblel-ün Qoriya，2004）。
[9] 罗依果：《蒙古秘史，13世纪蒙古的史诗编年史》（Igor de Rachewiltz，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 a Mongolian Epic Chronic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Brill，2004）。
[10] 亦邻真：《〈元朝秘史〉畏吾体蒙古文复原》绪论。
[11] 针对连筠簃丛书仅收总译部分的本子，内藤湖南（《蒙文元朝秘史》，《史学杂志》第13编第3号，1903年）、王国维（《蒙文元朝秘史跋》，《观堂集林》第16卷，中华书局，1959年，第2册，第765页）等人称三部分齐全的本子为“蒙文元朝秘史”。
[12] 《明太祖实录》卷141，洪武十五年春正月丙戌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5册，第2223—2224页。
[13] 《华夷译语》（甲种本）包括词汇集和来文集两部分，来文集部分共12份，以每份来文为单位，正文用汉字音写蒙古语原文，其右侧逐词注有汉语傍译，其中5件来文每句之后附有全句汉译文。本文利用版本为栗林均编《〈华夷译语〉（甲种本）蒙古语全单词·词尾索引》（日本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2003年）所收《涵芬楼秘笈》第四集影明洪武刊本。
[14] 《元史》卷181“虞集传”载：“又请以国书脱卜赤颜，增修太祖以来事迹。”同书卷15“世祖本纪十二”载：“司徒撒里蛮等进读祖宗实录，帝曰：‘太宗事则然，睿宗少有可易者，定宗固日不暇给，宪宗汝独不能忆之耶？犹当询诸知者。’”同书卷36“文宗本纪五”载：“命朵来续为蒙古脱不赤颜一书，置之奎章阁。从之。”同书“虞集传”又载：“初，文宗在上都，将立其子阿剌忒纳荅剌为皇太子，乃以妥欢帖穆尔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谓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驿召翰林学士承旨阿邻帖木儿、奎章阁大学士忽都鲁笃弥实书其事于脱卜赤颜。”
[15] 《元史》卷181“虞集传”载：“承旨塔失海牙曰，脱卜赤颜非可令外人传者。”许有壬《元故右丞相怯烈公神道碑铭并序》（《圭塘小稿》卷10，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清雍正二年抄本，第7叶背面）载：“……国史曰脱卜赤颜，至秘也。”孙承泽《元朝典故编年考》（文海出版社，影印清钞本，第487页，第9卷）说：“元人有《秘史》……书藏禁中不传。”
[16] 洪武刻本已佚，残叶中无卷首及分卷卷首之叶，无从获知卷首题名详情。据报道，马玉堂旧藏本卷首识语提到“元刻本，……每卷第一行元秘史三字大书占二行”。见白·特木尔巴根《马玉堂的〈元朝秘史〉十五卷抄本》，载《内蒙古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所谓“元刻本”即原刻本之义，当指明洪武刻本。据此可知洪武刻本每卷卷首题名亦作“元秘史”。顾校本无版心，四部丛刊三编本影印顾校本时为其补加版心，内补写“元秘史”书名。当据明洪武刻本版式而为之。
[17] 陈垣《元秘史译音用字考》提到的内阁大库原藏永乐二年总译抄本，属十二卷本，但是卷首也题“元朝秘史”。此抄本与《永乐大典》本基本同时，书名已改为“元朝秘史”，但是分卷未改。
[18] 目前所见大多数本子中，还有韩泰华旧藏本和孙星衍旧藏本在卷首有这一蒙古语题名，但是韩泰华旧藏本讹“纽察”为“组察”。另据报道，马玉堂本卷首亦有这一蒙古语题名，识语也误以为“即注书人姓名也”。见白·特木尔巴根《马玉堂的〈元朝秘史〉十五卷抄本》。
[19] 钱大昕在1800年成书的《补元史艺文志》（《从书集成初编》，第12册，第19页）中曾怀疑《秘史》即元代国史“脱必赤颜”。几乎与那珂通世同时，沈曾植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在完成于1905年前后的《元秘史补注》（1945年正式出版，收入《敬跻堂丛书》）中解读这八个字，认为“即《元朝秘史》蒙文也”。到1925年，王国维在《蒙文元朝秘史跋》中也重申了类似观点。
[20] 通过对海西希（W.Heissig）《内蒙古鄂伦苏木蒙古文手抄本残件（16—17世纪）》[ Die mongolischen Handschriften - Reste aus Olon süme Innere Mongolei （16.-17. Jhdt .），Wiesbaden，1976]所收两份蒙古文残叶（第552页，OS IV/126-127，右侧两幅）和笔者近年所获两份蒙古文残叶的照片进行分析研究，可以证实“脱卜赤颜”与罗桑丹津《黄金史》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异本的推测。参见蒙古夫《鄂伦苏木蒙古文献遗存中的两份残叶之解读——〈蒙古秘史〉与罗桑丹津〈黄金史〉的关系》，载《蒙古学问题与争论》第2辑，2006年；乌兰《从新现蒙古文残叶看罗桑丹津〈黄金史〉与〈元朝秘史〉之关系》，载《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四辑，2010年。
[21] 该本遂入藏蒙古人民共和国经籍馆东方图书馆（后发展为蒙古国国家图书馆），藏书号9（513，7）А-486Б。
[22] 伯希和去世后，该抄本入藏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手抄本部“Fond mongol”，藏书号131。
[23] 该照片本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图书馆，藏书号Ф.В90。
[24] 罗桑丹津（Blo bsang bstan gjin）：《简述古昔诸汗礼制诸作黄金史》，乌兰巴托，1937年（ Erten - ü Qad - un Ündüsülegsen Törö Yosun - u Jokiyal - i Tobčilan Quriyaγsan Altan Tobči Kemekü Orošibai ，I-II，Ulaγanbaγatur，1937）。
[25] 《黄金史，罗桑丹津的蒙古简史》，剑桥—麻省，1952年（ Altan Tobči . A Brief History of the Mongols by bLo - bsaṅ bsTan -' jin ，Cambridge，Mass.，1952）。
[26] 陈垣在《元秘史译音用字考》中报道为“四十五页”；张元济在《元朝秘史》四部丛刊三编本的跋文中说借影北平图书馆“明初刊本残叶”，“凡得四十一叶”。洪煨莲在《〈蒙古秘史〉源流考》中径直说“1933年在北京故宫旧内阁大库发现刻本41叶”。经与残叶原件之缩微胶片核对，所发现的残叶实际包括41个整叶和4个半叶，若按整叶计算，当为43叶。
[27] 陈垣《元秘史译音用字考》说：“余近得内阁大库藏抄本秘史总译，黑格乌丝栏，卷末题记，有一部二本，永乐二年八月内抄到字样，为食旧德斋刘氏旧藏。”该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书号77277，存1册，第1至第6卷，卷末空白叶粘贴一个纸条，上书“一部二本永乐二年八月内抄到”。
[28] 见顾广圻写于《元朝秘史》顾校本的跋文，同为《四部丛刊三编》史部《元朝秘史》影印本所收，亦收入顾广圻《思适斋集》卷14。
[29] 李文田抄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书号5331。卷首顾广圻跋文后，栏外有李文田所写文字：“此本今藏盛伯羲司成家，即顾千里手校之本也。丙戌夏借钞一部。此后转钞者十数家焉。李文田记之。”此丙戌为公元1886年。据文廷式抄本题记，他于1885年冬借得顾校本，与李文田各重抄一部。洪煨莲（《〈蒙古秘史〉源流考》）根据文廷式抄本题记所显示的底本特征，即无原主之印、题识缺顾广圻之名等，推测当年盛昱借给文廷式的本子并非顾校本之原本，而系另一抄本。据查，文廷式送给内藤湖南的本子，确实卷首等处无顾校本所有各种印记，顾广圻的跋文也缺少末尾的落款。但是李文田抄本有顾校本各种印记，顾广圻的跋文也不缺少末尾的落款。具体情形有待进一步考察。
[30] 该本现藏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有人以为文廷式将自己的抄本送给了内藤湖南，其实不然。文廷式在写给内藤湖南的书信中说：“蒙文《元秘史》，已募人钞写一部，敬以寄上。”文廷式随抄本致内藤湖南函以及抄本上的题记都落款为辛丑年“十二月朔日”，即1902年1月20日。均见内藤湖南《蒙文元朝秘史》。据考证，文廷式于1901年末托白岩龙平回国时将再抄本捎送内藤湖南，白岩龙平于1902年2月18日在东京与内藤湖南会面。参见中见立夫《〈元朝秘史〉渡来之际——日本“东洋史学”的开端与欧洲东洋学、清朝“边疆史地学”的交叉》，载《东亚文化交流研究》，第4号，2009年。
[31] 文廷式抄本曾为叶德辉所收藏，其《观古堂书目》（1927年观古堂铅印本，第2卷，第17叶正面）著录“原译《元朝秘史》十卷，续二卷”，“一影抄原刻本，一光绪戊申德辉校刻本”。“影抄原刻本”当即文廷式抄本。后归陈垣“励耘书屋”。陈垣《元秘史译音用字考》谓：“自观古堂叶氏藏书散出后，余得有文廷式抄本《元秘史》六巨册。卷首有‘道羲读过’朱文印，道羲，廷式号也；又横盖有‘叶德辉焕彬甫藏阅书’白文印。”据报道，文廷式抄本于2009年末在北京被拍卖，买主不详。
[32] 《元朝秘史》，长沙叶氏观古堂，1908年。
[33] 据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实录》序论，内藤湖南得到文廷式捎来的本子后，立即雇人影写了一部，送往东京，后来早稻田大学据此本再影抄出一个本子。那珂通世利用的本子现藏日本筑波大学图书馆，其再抄本现藏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
[34] 傅增湘《钞本元朝秘史跋》（《藏园群书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谓：“此书旧藏盛伯羲祭酒家，癸丑岁，意园藏籍星散，余偶见之正文斋谭笃生许，因告菊生前辈，为涵芬楼收之，而余为之谐价焉。”此癸丑，合公元1913年。但据傅增湘写给张元济的信函，此事发生在壬子年即1912年。壬子年五月初一日即1912年6月15日傅增湘致信张元济，写道：“景元本《元秘史》，正续十五卷，六巨册，一匣。顾千里跋。大字。询子培当知此物。一百五十六元。”文中“正续十五卷”，当为“正续十二卷”之笔误。张元济在信上批答“《元秘史》一种，我欲得之”。不久傅增湘又致信张元济说：“《元秘史》一种，老谭还一百卅元。……成交。”见《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5、16、21页。
[35] 然而遗憾的是四部丛刊三编本对顾校本原文乃至内阁大库残叶的字词都有所改动，而且均致误。详见乌兰《关于〈元朝秘史〉顾校本的几个问题》，载《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23辑，2011年。
[36] 参见伯希和《〈元朝秘史〉中的蒙古文原文》[ Un passage altéré dans le texte Mongol ancien de l ' Histoire secrete des Mongols ，TP（《通报》）27，1930]；伯希和《〈元朝秘史〉卷1—6转写法译本》（ Histoire secrète des Mongols ， restitution du texte Mongol et traduction française des chapitres I à VI ，Paris，1949）韩百诗告读者书；罗依果[《蒙古秘史，13世纪的蒙古史诗编年史》导论（1ii，xcii）]。汪士鐸，罗依果书中作“王士铎”，疑应辨识为“汪士鍾”。汪士鍾为清末著名藏书家之一，字“阆源”，著有《艺芸书舍书目》等。汪士铎，经历以及藏书特点似有不符。罗依果在2011年7月29日的来信中表示同意笔者的推测，他书中的“王士铎”应依笔者作“汪士鍾”，由于他未见到原本，印文仅据一件不很清楚的缩微胶片识读，所以只能说印文“似乎是……”所说“闵国勋”，不详。该本，详情待查。
[37] 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室，藏书号NC2700/1425，1。
[38] 杨士奇等：《文渊阁书目》卷5，《丛书集成初编》第29册，第67—68页；叶盛：《菉竹堂书目》卷2，《丛书集成初编》第33册，第35页。
[39]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页；倪灿：《补辽金元艺文志》，《丛书集成初编》第12册，第36页。
[40] 孙承泽：《元朝典故编年考》，文海出版社，第9卷，1984年，第487页。
[41] 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从书集成初编》第12册，第19页。
[42] 何元锡《竹汀先生日记抄》（卷1，“所见古书”，《丛书集成初编》第56册，第29页）载：“得汪龙庄札，还《元秘史》四册。云曾借鲍氏知不足斋刻本，首尾残阙，而分卷与此本不同。”
[43] 洪煨莲（《〈蒙古秘史〉源流考》）曾推测鲍廷博藏刻本与金德舆藏本是同一个本子或是相同之本。
[44] 黄丕烈《嵇康集》跋文（1806年）谓：“《嵇康集》十卷，为丛书堂钞本。……余得此于知不足斋。渌饮年老患病，思以去书为买参之资。去冬曾作札往询其旧藏残本《元朝秘史》，今果寄余，并以此集及元刻《契丹国志》，活本《范石湖集》为副。余赠之番饼四十枚。”（《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五，《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23册，第789页）。
[45] 识语为马玉堂所写，转引自白·特木尔巴根《马玉堂的〈元朝秘史〉十五卷抄本》。“荛翁”为黄丕烈之号。
[46] 莫伯骥《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1936年铅印本，史部二，第320叶背面）记“《元秘史》十卷，续二卷，钞本”。
[47] 张穆的跋文说：“右《元朝秘史》译文十五卷，道光二十一年从《永乐大典》十二先元字韵中写出。”见《连筠簃丛书》本。《四库全书总目》（浙本之影印本，中华书局，1965年）“《元朝典故编年考》”条说：“其第九卷为《元朝秘史》，……考其所印，并载《永乐大典》元字韵中。”另参见洪煨莲《〈蒙古秘史〉源流考》的考证。
[48] 韩泰华旧藏本在圣彼得堡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号为ХУ 1.1264/Поздн.№152。参见潘克福《〈元朝秘史〉十五卷本前言》。
[49] 见陈垣《元秘史译音用字考》。该照片本现藏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书号5315。
[50] 潘克福：《元朝秘史（蒙古秘史）十五卷本》（В.Панкратов，Юань-чао би-ши.Секретная история Монголов，15цзюаней，Том.Ι，东方文献出版社，Москва，1962）。
[51] 《元朝秘史三种》，台北中文出版社1975年版。张兴唐作序，收有四部丛刊三编本、观古堂刻本、东方文献出版社本之影印件。
[52] 抄本第一叶右上角有“玉雨堂印”，右下角有“韩氏藏书”印记，正文最后一叶叶尾左下角有“韩泰华印”、“小亭”两处印记。“玉雨堂”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杭州藏书家韩文绮之室名章，“小亭”为韩泰华之字。参见潘克福《元朝秘史（蒙古秘史）十五卷本》前言。
[53] 顾广圻跋文中提道：“《元朝秘史》载《永乐大典》中，钱竹汀少詹所有，即从之出，凡首尾十五卷。”洪煨莲（《〈蒙古秘史〉源流考》）认为鲍廷博本的原文“或经由钱本之中介”。“通介叟”、“七十八叟”，均为鲍廷博的别号。“渌饮”为鲍廷博之字，“復翁”为黄丕烈之字。两处题记和卷尾短简，笔迹同正文。与陆心源旧藏本卷尾所附内容相同的短简相比，此本之“前册已载其起说矣”为“前册已载其起讫矣”之讹。
[54] 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23，《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册，第257页）谓：“《元秘史》十五卷，影写元刻本，劳季言旧藏。”另参见原山煌《关于〈元朝秘史〉十五卷钞本——陆心源旧藏本考查》，载《东洋史研究》42：1，1980年。
[55] 南京图书馆丁丙旧藏本之藏书号为GJ/112364。该《元朝秘史》抄本，第一册封叶右上角钤盖“八千卷楼珍藏善本”印记，第一叶正面右上方叶眉钤盖“钱唐丁氏正修堂藏书”印记，第一行题名“元朝秘史卷一”下方钤盖“晚闻居士”印记，抄本内夹有一张字条，墨笔写有207个字，与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元秘史》”条基本相合，仅有几个字不同。《善本书室藏书志》（卷7，《续修四库全书》，第927册，第251页）记：“《元秘史》十五卷，旧钞本，萧山王晚闻藏书……此依旧钞影写……有晚闻居士印。”王宗炎《十万卷楼书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09年抄本）“补遗”记：“元秘史，抄本，二本”。
[56] 藏书号762（缩微胶片）。卷首分别钤盖“孙星衍印”、“伯渊家藏”、“张柳泉藏书记”、“尔耆珍藏”、“牋经堂”（曹元忠藏书处名）几处印记。
[57] 藏书号3404（缩微胶片）。卷首题名下方、卷尾分别钤盖“铁琴铜剑楼”印。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第9卷，《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第10册，第146页）谓：“《元秘史》，十五卷，钞本……此出嘉定钱氏藏本。”
[58] 藏书号5360（缩微胶片）。卷首正面阮元的“元秘史提要”结束处，有“咸丰七年二月翁同书手写”字样，同面钤盖“祖庚在军中所读书”、“翁伯子”两处印记，同叶背面有识语一处，其中提到“余从广陵藏书家购此精钞本”，落款“翁同书”，旁边钤盖“翁同书字祖庚”印记。
[59] 马玉堂旧藏本现控制在个人手中，他人无法利用。
[60] 据白·特木尔巴根《马玉堂的〈元朝秘史〉十五卷抄本》，马玉堂旧藏本卷首识语谓：“右据竹汀先生抄本，次序盖从永乐大典”。马玉堂字“笏斋”。
[61] 张穆跋文曰：“右《元朝秘史》译文十五卷，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从《永乐大典》十二先元字韵中抄出。二十七年（*1847）复从仁和韩氏借得影抄原本，校对无讹。”
[62] 卢址：《抱经楼藏书目录》，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抄本，第4卷；《四明卢氏藏书目录》，《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明清卷23，第12页，商务印书馆，2005年。
[63] 收入阮元《揅经室外集》和《四库全书总目》。柯立夫（《蒙古秘史》英译本导论）怀疑这篇提要或许不是出自阮元之手，可能是他让鲍廷博或另一个朋友写的。据阮元之子阮福（《揅经室外集》序言）介绍，阮元“每进一书，必仿四库提要之式，奏进提要一篇。凡所考论，皆从采访之处先查此书原委，继而又属鲍廷博、何元锡诸君子参互审订”，然后“亲加改定，纂写而后奏之”。关于阮元征集的《元朝秘史》十五卷本最终未能进呈朝廷的原因，严杰（《四库未收书目提要》附识）提道：“右《提要》五卷，计书一百七十五种，其中《元秘史》十五卷，因词语俚鄙，未经进御。”洪煨莲（《〈蒙古秘史〉源流考》）则认为其真正的原因或许在于阮元适见十五卷本《元朝秘史》已经编入《永乐大典》，而且《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已经做出处置。他还推测阮元所获十五卷抄本应当与钱大昕藏本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为鲍廷博曾协助阮元访书，又是钱大昕之友。
[64] 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卷11，《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第11册，第363页）记：“《元秘史》，十五卷，抄本。”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书目类编》74，成文出版社，1978年，第33618页）也提到阮元和张金吾的本子，谓：“《元秘史》，十五卷，张氏爱日精庐有抄本……阮元亦有抄本。”
[65] 陈树杓《带经堂书目》（卷2，《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第28册，第313页）记：“《元秘史》，十五卷，张蓉镜钞本。”周星诒《传忠堂书目》（《丛书集成续编》，第71册，第304页）记：“《元秘史》，十五卷，四册，不著撰人，张蓉镜钞本，蒙古语未删。”陈树杓的祖父陈征芝的“带经堂”藏书，后来有些为周星诒所收，而周星诒的藏书后来有不少为蒋凤藻等人所收。
[66] 缪荃孙、吴昌绶、董康《嘉业堂藏书志》（吴格整理点校，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58页）。周子美《嘉业堂钞校本目录·天一阁藏书经见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6页）另记：“《元朝秘史》，十五卷，忙豁仑纽察脱察安著，旧钞本，六册。郁泰峰旧藏，钱竹汀有跋。”经查，浙江南洵嘉业藏书楼现缺藏（据工作人员说，自1982年重新编目以来即未见此本）；浙江图书馆亦不藏。
[67]
张穆《
斋文集》“元朝秘史译文钞本题词”（《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3卷，第283页）载：“《永乐大典》十二先元字韵中载《元朝秘史》一部，八册，十五卷……闻徐丈星伯云，程春庐京丞曾手录一通，于所著《元史西北地理考》中屡引之。今《地理考》为人窃去，所钞《秘史》亦遂不可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