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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内蒙古喀喇沁右旗人汪国钧用汉文翻译了一部蒙古文蒙古史籍，本文称之为《汪国钧本蒙古源流》。
《汪国钧本蒙古源流》自成书以来，虽然也曾经被人零星地提到过，但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蒙古文蒙古史籍对研究蒙古史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一点已越来越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要使蒙古文蒙古史籍更好地为蒙古史研究服务，就必须首先很好地整理、研究蒙古文蒙古史籍，而整理、研究蒙古文蒙古史籍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广泛搜集、熟悉各种蒙古文蒙古史籍（包括其各种版本），了解、利用与之有关的一切研究成果。《汪国钧本蒙古源流》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它的价值如何？经过多年陆续的调查研究，笔者对这部书的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现就目前所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将《汪国钧本蒙古源流》向学界作一简单评介，期望能对研究有所裨益。疏漏、错误之处，还请各位老师、同行不吝赐教。
《汪国钧本蒙古源流》是汪国钧应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馆长岛村孝三郎之邀于1918年完成的，书成之后，即以写本的形式入藏该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等处藏有其晒蓝本。岛村孝三郎后来在写给他人的信中说：
《书香》第49号《热河文献解说》中所收《内蒙古纪闻》的作者汪国钧是我的熟人，是我在满铁供职时，由跟随大谷光瑞来旅顺的原东京外国语学校的罗姓蒙古语教师说是朋友介绍给我的，是喀喇沁旗的学者。人一看很有稳重的学者风度，故请他[抄写] [1] 喀喇沁王府所藏《蒙古源流》的蒙古文，并以合璧形式进行汉译，其间还请他写了内蒙古的风俗以及鲜为人知的史事，即《内蒙古纪闻》。《蒙古源流》的汉蒙[合璧]本留藏大连图书馆，其晒蓝本应该藏于东洋文库和京都大学。其后，由于汪国钧与罗氏关系恶化而返回喀喇沁，[我]曾经通过赤峰日本领事馆和当时在满铁调查课供职的星武雄两次给[汪国钧]送去酬金，以继续《蒙古源流》的汉译。 [2]
后来任满铁大连图书馆馆长的柿沼介也撰文说：
据说大正七年[1918年]左右，当时的大连图书馆馆长岛村孝三郎邀请喀喇沁王府的学者汪国钧来大连，因为该馆已收得喀喇沁王府所藏蒙古文《蒙古源流》手抄本，所以请他来译成汉文，同时请他在闲暇时就他所了解的内蒙古的风俗和鲜为人知的史事做些笔述。 [3]
该书在满铁大连图书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和汉书分类目录》以及岛田好《本馆所藏稀觏书解题（一）写本部分》均有著录 [4] 。笔者在日本东洋文库、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图书室、大阪外国语大学图书馆都曾见到该书的晒蓝本，但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图书室和大阪外国语大学图书馆所藏均有残。 [5] 遗憾的是，大连图书馆所藏该书的原写本现已下落不明 [6] 。
从晒蓝本来看，该书为蒙汉合璧式，蒙古文原文在左行，汉文译文在右行。蒙古文用毛笔书写，汉文或用毛笔或用钢笔书写。字迹工整、娴熟。纸张使用的是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专用稿纸 [7] ，每半叶（小16开）8行（有细的隔行），蒙古文原文、汉文译文各4行。书前不题书名，无序言，无跋。卷尾有识语两行“大正七年六月二十三日蒙古漠南喀喇沁右翼旗 翔斋汪国钧译”，下方钤有“汪翔斋”一椭圆形印。卷首第1叶正面上方正中，以及相当于晒蓝本第3册第1叶正面上方正中各钤有“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印”一处正方形印记。据岛田好20世纪40年代的著录，该书原装订为1册 [8] ，晒蓝本均装订为4册，从该书的内容特征等方面来看，它原来并不分卷，只是根据材料来源的不同而分为两大部分。
该书的内容，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它本身包含什么内容，另一个是它的资料来源以及它与资料来源之间的关系。
关于该书所包含的内容，山本守于1935年首先指出是由《蒙古源流》的前一部分内容和《圣成吉思汗传》的后一部分内容配接而成的 [9] ，后来，服部四郎进一步证实了山本守的这一说法 [10] 。通过校勘，可以肯定基本情况与他们二人的说法相符。更具体的结论是：该书前一部分内容（晒蓝本第1、第2册）基本相当于萨冈彻辰洪台吉《蒙古源流》卷首至成吉思汗生平结束为止的一段内容；该书后一部分内容（晒蓝本第3、第4册）基本相当于北京蒙文书社1927年版《圣成吉思汗传》自第24叶背面第5行至第68叶正面最后一行的一段内容，这段内容中包括无名氏《黄金史纲》自窝阔台生平至卷尾的内容以及另外一部分有关成吉思汗的传说故事，《圣成吉思汗传》第68叶背面至书末（第96叶）的内容（也是成吉思汗的传说故事），为该书所不载，该书在《蒙古源流》和《圣成吉思汗传》这两种不同史书的衔接处插有一段后补的文字，使它们很好地配接成了一部书 [11] 。
说该书的前后两部分内容分别与《蒙古源流》和《圣成吉思汗传》的部分内容“基本”相当，是因为即使在相应的部分中，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多处差异，包括用词的不同，句子成分位置的不一致，内容的多寡不一等方面的差异。从该书第1、第2册的情况来看，很容易判断它的内容是来自《蒙古源流》的施密特本，因为施密特本相应部分的独有特征在《汪国钧本蒙古源流》中基本都有反映。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下表：
表1 汪本《蒙古源流》与《蒙古源流》异同对照表
但是施密特本中的不少词句在该书中被作了改动，下表列出的是部分例子：
表2 汪本《蒙古源流》修改施本《蒙古源流》对照表
而且有些词句被删去了，其中甚至包括较长的一段话和整节的诗文 [12] 。相对而言，该书第3、第4册，即与《圣成吉思汗传》相应部分的情况要好得多，基本上不存在缺句现象 [13] ，影响大的改动也较少，一般的改动似乎多是出于疏通文义的目的 [14] 。
关于该书直接的材料来源，情况比较复杂，目前存在几种不同的说法。岛村孝三郎说当年邀请汪国钧赴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的目的，是为了让他把喀喇沁右旗王府所藏的《蒙古源流》译成汉文，完成后的蒙汉合璧书随即留藏大连图书馆，他没有提王府所藏原本此后的去向。山本守说“满铁本”（指《汪国钧本蒙古源流》）是据喀喇沁王府所藏的本子译成的，他1934年夏天曾在喀喇沁旗寻找过那个王府藏本，但是没有找到，旗政府的官员对他说该本已被赠送给了“满铁的星野氏” [15] 。小林高四郎1942年谈道：“第二年[1934年]4月，为了实地学习蒙古语，从北平转到热河省的喀喇沁右旗学习，那时由于已听说该旗王府藏有所谓《喀喇沁本蒙古源流》的原本——其晒蓝本已送给日本学术界，所以就想尽可能把它抄写下来……与王府的差役熟识后不久，承蒙掌管仓库钥匙的管家杨子德的好意，得以入库参观。然而不仅未见到期盼的《喀喇沁本蒙古源流》的原本或是抄本，甚至几乎没见到什么蒙古文的书籍，只见到算得上珍贵的满文足译本《金瓶梅》。同年5月底，游赤峰，下榻翁牛特旗旗公署时，在一间面向柳絮纷飞院子的昏暗的房屋内，偶遇一位汪姓的年轻人，交谈中谈及蒙古文古文献时，他说他的父亲——后来确认为汪翔斋——将王府所藏《喀喇沁本蒙古源流》的汉译本和原本一起给了满铁的星野武雄。” [16]
岛田好的著录中说“喀喇沁王府原藏有两种本子”，“该馆于大正七年[1918年]从王府借钞了该本，并聘请王府的学者汪国钧（汉人，号翔斋，原为王府管理章京）将它译成汉文” [17] 。中见立夫1993年撰文说：20世纪10年代前半即辛亥革命之后，喀喇沁王府因财政紧张，将该本卖给了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并注明有传说称卖书与汪国钧有关 [18] 。可是，一直未见到大连图书馆方面有关这一王府藏本的登录或报道。不管怎么说，这个本子到目前为止还是不知去向。因此，暂时还无法断定《汪国钧本蒙古源流》与《蒙古源流》和《圣成吉思汗传》之间存在差异的确切原因。这些差异，或许在喀喇沁右旗王府藏本中就已经存在，或许是经过了汪国钧的修改后才出现的。
该书与《蒙古源流》相应部分的内容，已经可以肯定是出自施密特本，而该书与《圣成吉思汗传》之间的关系则不那么简单，它不可能源自出版时间较自己成书时间为晚的《圣成吉思汗传》，而《圣成吉思汗传》又不像是出自该书，它们应该是各自另有所本。以前曾看到一部蒙古文手抄本，注明是“喀喇沁”的“卜彦毕勒格图”（Bayanbiligtü）于“民国四年”即1915年整理成书的。卜彦毕勒格图即汪国钧的蒙古名字 [19] ，他在手抄本的序言中说：民国四年秋，原旗协理什哩萨克喇（Širisaγra） [20] 找到一部蒙古文史书，以书中所记蒙古人的史事多为汉籍所不载，而词句又多有难懂之处，便交由他来重新整理，以使之易于众人阅读理解，他参阅了《元朝秘史》《蒙古源流》等多种有关的书籍，于当年12月整理出这个本子来。这部手抄本，前有序言，正文前面题有书名Boγda Činggis Qaγan Sudur（圣成吉思汗史传），正文包含内容各自独立的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与无名氏《黄金史纲》基本一致，后一部分为有关成吉思汗的传说故事。根据对比和分析，可以说北京蒙文书社1927年版《圣成吉思汗传》（ Boγda Činggis Qaγan - u Čidig ）源自卜彦毕勒格图即汪国钧1915年的《圣成吉思汗史传》。因为《圣成吉思汗传》不仅在全书内容结构、句子成分位置以及用词等方面与《圣成吉思汗史传》基本一致，而且就连出版者汪睿昌（特睦格图）为其所写的序言也基本上是照录了卜彦毕勒格图的序言，不同的只是将一些人名、时间等作了相应的更改，例如将“今年（指民国四年即1915年）秋天原旗协理什哩萨克喇获此书”改为“甲子年（即1924年）冬获此书”；将“卜彦毕勒格图”改为“特睦格图”；将落款“中华民国四年十二月喀喇沁之沙比（即指卜彦毕勒格图本人）”改为“中华民国丁卯年（即1927年）三月喀喇沁之特睦格图于京城”。书名也由《圣成吉思汗史传》改成了《圣成吉思汗传》。从1915年《圣成吉思汗史传》可以获悉的另一点是，汪国钧在进行《汪国钧本蒙古源流》的汉译之前已经整理过类似的蒙古文蒙古史书，当时积累的经验对他后来的工作无疑是有帮助的。
从晒蓝本的情况来看，《汪国钧本蒙古源流》卷首不题书名，但是文中出现了两处书名，一处是在第4册第55叶背面即相当于无名氏《黄金史纲》结尾的地方，作“Qad-un Ündüsün Quriyangγui Altan Tobči所有诸汗裔述略金纲宝经”；另一处紧接前一个书名，在第4册第56叶正面第1、第2行即成吉思汗的传说故事之前，作“Činggis Qaγan-i Yabuγsan čerig-ün Yabudal-un Üiledlel青吉斯汗之行军记”。就是说，该书与《蒙古源流》相应的部分没有书名，与无名氏《黄金史纲》相应的部分保留了原有的书名 [21] ，为有关成吉思汗的传说故事补加了书名 [22] 。该书卷首不题书名，大概与它第一部分内容取自《蒙古源流》的施密特本有关，因为施密特本书前只有后起的德文书名“东蒙古及其王族史”，而无蒙古文书名。
该书本来没有总的书名，书中出现的两处书名也都不包含“蒙古源流”的字样，可是后人提到这部书时，几乎都称它为“蒙古源流”，这显然是与该书前一部分的内容有关。岛村孝三郎称它为“《蒙古源流》”或“异本《蒙古源流》” [23] ；藏有该书晒蓝本的日本东洋文库、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图书室和大阪外国语大学图书馆都登录为“《蒙古源流》” [24] ；山本守称它为“《喀喇沁本蒙古源流》” [25] ，这一书名后来为服部四郎 [26] 和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 [27] 所沿用。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喀喇沁中旗人塔清阿于1934年制成了《蒙古源流》的一个蒙古文抄本，其汉文书名（写在函套的背面）作“蒙文蒙古源流喀喇沁本”，这个书名与山本守给汪国钧之书所起的书名《喀喇沁本蒙古源流》相当接近，因此服部四郎曾经提出，为了避免与塔清阿的《蒙文蒙古源流喀喇沁本》相混，是否可以考虑将汪国钧之书称为《汪国钧本蒙古源流》 [28] 。现在看来，这种考虑不无道理，否则真的会引起混乱。就像服部四郎所说，容易在书名上与塔清阿的《蒙文蒙古源流喀喇沁本》相混。实际上，随着研究的深入开展，这方面的担心已逐渐显得不十分重要，因为塔清阿的本子完全是《蒙古源流》施密特本的再抄本，不包含类似《圣成吉思汗传》的内容，所以它和汪国钧之书在内容上有较大区别，再说，塔清阿的本子现在多被称作《塔清阿本蒙古源流》，在名称上也已经与《喀喇沁本蒙古源流》拉开了距离。现在更令人担心的是，自从1940年服部四郎将藤冈胜二根据汪国钧之书完成的遗稿以《罗马字转写、日本语对译喀喇沁本蒙古源流》之名出版以后，一提到《喀喇沁本蒙古源流》，人们总是把它与藤冈胜二的作品联系在一起，而淡忘了它自身的存在 [29] 。因此，有必要给汪国钧的原书定一个清楚易区分的书名。鉴于该书一直被人称作“蒙古源流”，而它的前半部分内容又确实源自《蒙古源流》，那么称它为“汪国钧本蒙古源流”还是比较顺理成章的。
对于作者的其他情况，暂时能够了解到的还很有限。只知道他是内蒙古喀喇沁右旗人，生活于清末至民国年间，蒙古名为卜彦毕勒格图，汉名汪国钧，字翔斋，曾在喀喇沁右旗王府任职多年，官至管旗章京 [30] ，并出任过王府所办“三义洋行”的副经理 [31] 。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他在北京居住，曾参加有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和其他在京喀喇沁人出席的时局讨论会 [32] 。他被称为“学者”，“很有稳重的学者风度” [33] ，1902年，他曾与人合作为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所办“崇正学堂”编译了《喀喇沁源流四字歌》 [34] ；1915年他整理出了《圣成吉思汗史传》；他与《蒙古风俗鉴》的作者罗桑却丹是同乡、朋友，就是由于这位罗桑却丹的介绍，他认识了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的馆长岛村孝三郎，进而应后者之邀于1918年赴大连进行《汪国钧本蒙古源流》的译制工作 [35] ，同时又用汉文撰写成了《内蒙古纪闻》一书，具体记写了主要是光绪年间喀喇沁右旗社会多方面的情况 [36] 。据说他还有一部蒙古文文法书传世 [37] 。
说到《汪国钧本蒙古源流》的价值，首先，它是17世纪蒙古文蒙古史书中的一个较早的汉译本。17世纪的蒙古文蒙古史书，除《蒙古源流》在清朝乾隆年间曾被译成汉文外，其他几种书的汉译本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才陆续出现的。《蒙古源流》的汉译本虽说在二百多年前就已经问世，但它并不是直接从蒙古文原文译出的，而是经由满文译本转译的。《汪国钧本蒙古源流》中的《蒙古源流》部分则不然，它是直接译自蒙古文原文的，因此也就避免了一些沿袭满译本误译的现象 [38] 。无名氏《黄金史纲》的第一部完整的汉译本是于1985年正式出版的 [39] ，《汪国钧本蒙古源流》中《黄金史纲》部分的内容尽管不全，然而作为对同一种史书进行汉译的第一次尝试，它毕竟早了几十年。
其次，汪国钧汉译文的质量较好，不仅语义明了，文句通顺，而且准确性也不算低。《蒙古源流》清代汉译本的不少误译在汪国钧的译文里得到了纠正。例如“Tan-u gerte Bayaγud-un Maqali kemekü bey-e yabun bülüge”一句，清代汉译本误作“其夫之连襟玛哈赉常往来其家”（卷3，第3叶背面），汪国钧译为“汝家曾有巴雅固特之玛哈里时常往来”（第2册第6叶背面），是。又如“Tendeče Enggüd-ün Uran Čenggüi kemekü γučin otoγ ulus-i abču dayijin γaruγsan-dur”一句，清代汉译本误作“后出兵收服曩古特之乌兰昌贵三十一鄂托克人众”（卷3，第13叶正面），汪国钧译为“自此恩古特之乌兰昌贵者，带领三十一努图克之众叛去”（第2册第33叶正面），是。从译文中可以看出汪国钧的汉文功底不浅，也可以看出他对原文的内容比较熟悉，这得益于他在译书的过程中参考了不少有关书籍。他所参阅的书籍，仅文中提到的就有9种：《讲义》 [40] 《金光经》《大藏经》《元朝秘史》《蒙古源流》《辍耕录》《通鉴辑览》《元史译文证补》《西斋偶得》等。另外，他在此前整理《圣成吉思汗史传》时也曾参考过一些有关书籍，其中还包括《蒙古游牧记》《蒙古纪事本末》等。作为清末民初一个蒙旗出身的学者，汪国钧能够做到这样较为广泛地参考利用主要的有关资料，确实是很难得的。这些资料对保证他译文的质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还应该提到汪国钧在译文中所加的注释。他的注释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对专名的注释。对音译的专名，一般都在圆括弧内解释其词义，如“郭斡玛茹拉（按郭斡释义秀美也，玛茹拉释义母鹿也）”（第2册第2叶背面）；对其他专名，也多留有空处以解释其含义，如“按三宝者，天有空宝，地有生宝，人有作宝是也。近者又称佛、经、喇嘛为三宝者，与上义不同”（第1册第1叶正面）。二是引他书之说作注。如“按《秘史》，浩里台默尔根为豁里秃马敦地面貂鼠、青鼠、野物均被禁约，闻布尔罕山广有野物，故全家移来此地，为浩里喇尔姓云”（第2册第5叶正面）。三是对原文或他书之说的评论。例如在原文所述明永乐帝为元惠宗之子的故事之后评论说：“按此段似属荒谬无基，盖当时之蒙古人甚悔大都之失，藉此以证元系大统不失于朱明欤。抑实有其事，为史笔所巧饰，姑意讳而不言欤。未可知也。”（第3册第24叶背面）又如“《源流》及各书中，将蒙语译成印度语者，又有不译，仍存蒙古语者，繁杂百端，丝麻万绪，无怪后世历史乱人耳目，费人脑筋也”（第1册第37叶正面）。各种注释中，有些在今天已显得意义不大，而有些仍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例如：“阿噶拉胡，猎者长官之谓”（第3册第87叶背面）、“实固锡者，官衔也”（第4册第21叶正面）、“帝讳巴图蒙和，后以国名，众称曰‘达延汗’，又称曰‘大元汗’者……”（第4册第4叶正面）等。
《汪国钧本蒙古源流》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以当今研究水平的要求衡量，它在古籍整理规则方面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主要表现为蒙古文原文中的删、改现象。不少难词、难句，或是被改或是被删，这不符合古籍整理的规则。删、改的结果，破坏了古籍的原貌，影响了古籍的正常流传和后人的研究，反过来降低了自身的价值。删改的问题，或许在汪国钧所使用的喀喇沁右旗王府藏本中就已经存在，但是由于底本已经佚失，现在还无法确定真相究竟如何。这就牵涉到另一点，即按照古籍整理的一般要求，译者应该撰有一篇序言，至少对译文底本各方面的情况以及自己译注的原则等作一清楚的交代，以利于他人了解、研究。其他问题是译注当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译文当中，误译的例子也可举出不少，例如“Üčüken büküi-dür činu，ülü uqan temečeldüjü yabuluγ-a bida”一句，汪国钧译为“小人等一切无知，每向争竞”（第2册第44叶背面），误。应为“在你小的时候，我们无知，曾与你相互争斗”。又如“Namayi iretele，beyen-iyen kümün-dür buu medegül”一句，汪国钧译为“至吾归来，勿令富人知之”（第3册第61叶正面），误。朱风、贾敬颜《汉译蒙古黄金史纲》译为“归来之前，不要叫人发现自己的身份”，是。注释当中，尤其是对专名词义的解释，相当一部分带有随意性，并不正确。例如“都斡锁豁尔（月明之义也）”“哈萨尔（伶俐之义）”“那固巴颜（极富之义）”等，均误。
尽管《汪国钧本蒙古源流》还存在令人遗憾的问题，然而它的学术价值却不容忽视。无论是作为17世纪蒙古文蒙古史书中较早的一个汉译本，还是作为《蒙古源流》和无名氏《黄金史纲》研究者们的有益参考，它都显示了自身存在的意义。
最后，向为本文提供资料和给予协助的中见立夫、渡边修、王小川、薄音湖、乔吉、纳古单夫等诸位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笔者的同名论文首载于《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后据新资料做了一些补充和修改，收入《历史与民族——中国边疆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 文中[]内的文字为笔者汉译时所补，下同。
[2] 《〈内蒙古纪闻〉的成书与异本〈蒙古源流〉的汉译——岛村前馆长的来信》，《书香》第52号，1933年，第7页。
[3] [日]柿沼介：《稿本〈内蒙古纪闻〉》，《书物同好会会报》第7号，1940年，第1页。
[4]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和汉书分类目录》第8编《满洲·蒙古》，1934年，第41、58页；[日]岛田好：《本馆所藏稀觏书解题（一）写本部分》，《书香》第16卷第3号（1944年），第17页，“喀喇沁本蒙古源流”条。
[5] 笔者1986年曾到东洋文库查阅该书之晒蓝本，所见为足本4册，书脊处所注时间为“1920”年；在京都大学文学部实地所见为3册，缺第1册；在大阪外国语大学图书馆实地所见亦为3册，缺第4册。
[6] 20世纪80年代末，笔者曾托在大连图书馆工作的友人协助查找，但终未找到。
[7] 书口下方印有“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几个字。
[8] 前引[日]岛田好《本馆所藏稀觏书解题（一）写本部分》“喀喇沁本蒙古源流”条。
[9] [日]山本守：《读〈北平奉天故宫所藏蒙古源流〉补正》，《史林》第20卷第8号，1935年。
[10] [日]藤冈胜二：《罗马字转写、日本语对译喀喇沁本蒙古源流》，东京文求堂，1940年，“前言”。
[11] 这一段插入语的汉译文为：“南无苏瓦斯迪、希特达睦、至尊菩提萨降生、鸿德帝王初创、印度西藏发根基、历述世代详细、前卷所载‘青吉斯汗’、兹再续述‘谔格德依汗’、诸臣宰桑共辅佐、创立国基永固安、‘博克达青吉斯汗’宾天之后，其四子图类监国、嗣因‘谔格德依’由‘和博’归国，宰桑‘楚材’遵‘博克达’遗诏、请即汗位。”见晒蓝本第3册第1叶正面至第2叶正面。
[12] 词汇被删的部分例子：Bede，engkür-e，idegešin，köbegümerkei，embüle，tel，dayijin，jüngge，šilyamal，iserin，delm-e等。删去的句子（包括较长的一段话和诗文），共约40处。
[13] 缺两句。一句为Tiyanšun qaγan naiman jil saγuba.（天顺帝在位八年），一句为Qaγan jöbšiyejü qari kümün-i kündüley-e gejü ü[n]jegübe.（[阿台]汗说：“就尊重外人的意思吧”，而允许〔他们〕延了期。）
[14] 如Mönggün čar-a-i nada ese ögbe gejü，Esen tayiši aγurlaba一句，《圣成吉思汗传》作Esen tayiši mönggün čar-a-i nadur yaγakin ese ögbe kemen aγurlaba.两句都是说也先太师因未能得到金碗而生气了。《汪国钧本蒙古源流》的句子，词句更清楚、简练。
[15] 前引[日]山本守《读〈北平奉天故宫所藏蒙古源流〉补正》，《史林》第20卷第8号，1935年。
[16] [日]小林高四郎：《在蒙古寻找古文献》，《读书人》1942年3月号。
[17] 前引[日]岛田好《本馆所藏稀觏书解题（一）写本部分》，第17页“喀喇沁本蒙古源流”条。
[18] [日]中见立夫：《关于清末内蒙古的一部史料——汪国钧著〈内蒙古纪闻〉》，载《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9] 参见吴恩和、邢复礼《贡桑诺尔布》，载《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一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20] 《崇正学堂初创时期教职员花名表》作“希里萨拉”，汉名“希光甫”，原职“协理”，校职“校务总办”。此表载《赤峰市文史资料选辑》汉文版第四辑“喀喇沁专辑”（政协赤峰市委员会，1986年）。
[21] 无名氏《黄金史纲》的书名，1858年贡布耶夫本、北京蒙文书社1925年本；1915年卜彦毕勒格图本、北京蒙文书社1927年本，都写在卷尾，均作“Qad-un Ündüsün Quriyangγui Altan Tobči”（诸汗根源简明黄金史纲）。
[22] 《圣成吉思汗史传》和《圣成吉思汗传》的这一部分内容，都不题书名。这一传说故事亦见于罗桑丹津的《黄金史》。
[23] 前引《书香》第52号所载《〈内蒙古纪闻〉的成书与异本〈蒙古源流〉的汉译——岛村前馆长的来信》。
[24] 东洋文库将它归入洋书类收藏，书脊处文字为“MENGKU YUANLIU HISTORY OF THE EASTERN MONGOLS，SANANG SETSEN”（东蒙古的蒙古源流史，萨囊彻辰著）。京都大学藏本著录为“《蒙古源流》，喀喇沁王府藏”。大阪外国语大学藏本登录为“《蒙古源流》”。
[25] 前引[日]山本守《读〈北平奉天故宫所藏蒙古源流〉补正》（《史林》第20卷第8号）。
[26] 前引《罗马字转写、日本语对译喀喇沁本蒙古源流》（藤冈胜二著，东京文求堂，1940年）“前言”。
[27] 前引[日]岛田好《本馆所藏稀觏书解题（一）写本部分》第17页“喀喇沁本蒙古源流”条。
[28] 前引《罗马字转写、日本语对译喀喇沁本蒙古源流》，藤冈胜二著，东京文求堂，1940年，“前言”。
[29] 藤冈胜二的转写有多处与原文不符。与《蒙古源流》相应的部分中，约有140多处转写有差异，有7处缺而未转；与《黄金史纲》相应的部分中，约有120多处转写有差异，有6处缺转。仅凭藤冈胜二的转写来研究原文是很不够的。藤冈胜二的日译文也不完整，它不包括卷首至吐蕃史结束为止的一段内容以及《青吉斯汗之行军记》；在蒙古史部分的译文史，也有缺译现象，共有33处空而未译（多是疑难词句）。
[30] 前引[日]岛田好《本馆所藏稀觏书解题（一）写本部分》第17页“喀喇沁本蒙古源流”条；前引吴恩和、邢复礼《贡桑诺尔布》（《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一辑）。
[31] 前引吴恩和、邢复礼《贡桑诺尔布》（《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一辑）。
[32] 吴恩和《辛亥革命时期的回忆》，载《赤峰市文史资料选辑》汉文版第4辑“喀喇沁专辑”。
[33] 前引《书香》第52号所载《〈内蒙古纪闻〉的成书与异本〈蒙古源流〉的汉译——岛村前馆长的来信》。
[34] 见《赤峰市文史资料选辑》汉文版第4辑“喀喇沁专辑”所载《喀喇沁源流四字歌》。
[35] 前引《书香》第52号所载《〈内蒙古纪闻〉的成书与异本〈蒙古源流〉的汉译——岛村前馆长的来信》。罗桑却丹是喀喇沁左旗人，1907年至1911年、1912年至1914年，曾两度赴日本，先后在东京外国语学校、京都本愿寺佛学校任过教。这一经历，使他有条件得到当时在国内、旗内尚无法看到的一些外国书籍。《汪国钧本蒙古源流》中施密特本《蒙古源流》的内容，是否与罗桑却丹有某种联系，也未可知。
[36] 前引《书香》第52号《〈内蒙古纪闻〉的成书与异本〈蒙古源流〉的汉译——岛村前馆长的来信》；《书香》第49号（1933年）《内蒙古纪闻》。关于《内蒙古纪闻》一书的详细研究，见前引中见立夫《关于清末内蒙古的一部史料——汪国钧著〈内蒙古纪闻〉》一文。
[37] 听说这部书的手稿已于最近在喀喇沁旗发现，有人正准备着手进行研究。
[38] 例如，《蒙古源流》中的“Boγorji，Muquli qoyar qušiγu-bar dokibasu”一句，满文译本误作“Bogorji，Moholai juwe nofi šašihalar-a-de”（孛斡儿出、木合黎二人掌嘴时），清代汉译本因误，作“博郭尔济、摩和赉二人于是批其颊”（卷3，第16叶正面）。《汪国钧本蒙古源流》译为“博固尔吉、摩和赉二人暗地以嘴指点之”（第2册第42叶背面），是。
[39] 朱风、贾敬颜：《汉译蒙古黄金史纲》（以北京蒙文书社1927年版《圣成吉思汗传》中无名氏《黄金史纲》部分的内容为底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0] 具体名称不详。内容与佛教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