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被誉为蒙古古代三大名著之一的《蒙古源流》，是蒙古族人民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也是蒙古族人民对整个人类文化事业的一大贡献。自该书问世三百多年来，人们对它的传抄、翻译以及研究一直未曾间断，形成了连绵不绝的涓涓细流。
在诸多蒙文史籍中，《蒙古源流》的流传可以说是最富特色。它拥有的版本之多和流传的范围之广，是其他蒙文古籍所不及的；它流传情况的复杂，亦令研究者们颇费脑筋。单就蒙文抄本、木刻本来说，见于著录的就约有三十多种，分别收藏于我国的呼和浩特、北京、沈阳等地以及蒙古和俄罗斯等国的藏书机构中。《蒙古源流》在流传于蒙古人内部的同时，还传到了蒙古以外的地区和国度，在域外又被译成多种其他文字一同流传。由于作者的手稿已佚，而该书在长期辗转传抄的过程中，各版本之间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差异，因此在使用或整理、研究这部史书时，首先应对其流传过程及各版本之间的关系有一清楚的认识，以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偏差。自18世纪后半叶以来，国内外学者对《蒙古源流》的流传及版本陆续进行过一些考证和研究，使不少难点逐步得到了解决，为最终厘清各版本之间的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近年来，随着科研环境的改善，如国际学术交流的扩大、有关馆藏古籍的对外开放等，《蒙古源流》的研究又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国内外都有学者在积极进行校勘、转写、译注等方面的工作，一些成果已经发表或正待发表。为适应新形势下研究的需要，本文将就《蒙古源流》的版本流传及其研究情况作一全面的回顾。
自鄂尔多斯蒙古贵族萨冈彻辰洪台吉于1662年写成《蒙古源流》，这部蒙古人的史书就开始在蒙古草原上，更确切地说主要是在蒙古孛儿只斤氏贵族家族中以抄本的形式流传，在流传的过程中，有些本子先后传到了蒙古草原之外。在书成之后约一百年的1766年（清乾隆三十一年），外喀尔喀蒙古王公成衮扎布 [1] 将家藏的一种抄本（可称“成衮扎布家藏本”）抄录一份献给了乾隆皇帝。当时，乾隆皇帝对成吉思汗系后裔多称“博尔济吉特”（孛儿只斤）氏，而《元史》却称元朝皇帝为“奇渥温”氏一事感到疑惑不解，于是令喀尔喀蒙古亲王、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査明上奏。成衮扎布査阅家藏《蒙古源流》抄本后，禀明原委，解除了乾隆皇帝的疑惑。乾隆皇帝于是令成衮扎布将其所藏《蒙古源流》（称为“清吉斯汗世系记载档案”）抄录一份进呈 [2] 。抄录后进呈的本子，一般称作“成衮扎布呈献本”。乾隆皇帝获此抄本后，下令将其依次译成满文和汉文，成衮扎布呈献本也因满、汉文译本的开工而再被抄录。这次重抄的本子，一般称作“故宫精钞本”（也称“内府钞本”）。至1777年（清乾隆四十二年），汉文译本告竣 [3] 。后来，清廷又对故宫精钞本进行了一些删改 [4] ，交武英殿刻板印刷。武英殿刻本一般称“殿版”。据蒙文故宫精钞本译成的满文本、汉文本也随之作了相应的删改，在武英殿分别制成刻本。蒙、满、汉三种文字的故宫精钞本和殿版，每式各两份，分别藏于北京故宫和盛京（沈阳）故宫内。清廷据武英殿汉文刻本再抄出“四库全书本”，分藏于北京故宫文渊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盛京故宫文溯阁等处 [5] 。
后来，从清廷的蒙、满、汉三种文本又发展出了一些新的本子。蒙文本方面，约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之间，俄国传教士诺沃谢洛夫（В.Новоселов）从北京带回一部抄本 [6] （一般称作“诺沃谢洛夫本”），该本的特征显示它与故宫精钞本相近。1829年，旅居俄国的荷兰人施密特（I.J.Schmidt）在圣彼得堡出版了据诺沃谢洛夫本印刷而成的铅字本 [7] （一般称作“施密特本”）。1934年，内蒙古喀喇沁中旗人塔清阿（Tačingγ-a）抄出一部本子 [8] （一般称作“塔清阿本”），经查核，该本当属施密特本的再抄本。1935年，内蒙古奈曼旗人布和贺西格（Bökekešig）在开鲁印出了一个本子 [9] （暂称“布和贺希格本”），这个本子也源自施密特本，是将其稍加改动后印制而成的。满文本方面，日本人江实于1940年将一部抄本的摹写文附在了自己的日文译注本中 [10] 。汉文本方面，清代又出了其他一些抄本和刻本，如后人提到的“彭楚克林沁点校本 [11] ”、“芗楂书室抄本” [12] 、多见于著录的“清刻本”等。还有现在人们常用的《蒙古源流笺证》（又简称“笺证本”），该本初刊于1932年，以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等本参校原文，同时作了大量史实等方面的注释，该本反映了沈曾植、张尔田、王国维三人的研究成果 [13] ，为后人更好地使用《蒙古源流》这部古籍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了学界的高度评价 [14] 。接着北京文殿阁书庄又将文津阁四库全书本重印出版，收入《国学文库》第27编（一般称作“国学文库本”）。
留传于蒙古地区的蒙文本，估计民间现已基本无存，有幸保存下来的已多收藏于公共藏书机构中。根据有关介绍，已知诸本中出自作者家乡鄂尔多斯地区的本子不在少数。诸本中，已知较好或较具特点的本子可以举出以下几种：现藏蒙古国国立图书馆的一个古老抄本——一般称为“乌日嘎本”（或称“库伦本”）的本子 [15] ，收集自鄂尔多斯阿剌黑苏勒德陵、现藏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的古老抄本 [16] （一般称作“阿剌黑苏勒德本”），收集自鄂尔多斯杭锦旗锡拉召、现藏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的古老抄本 [17] （暂称“锡拉召本”），田清波（A.Mostaert）于20世纪10年代在鄂尔多斯地区见到的两种本子——暂称“杜嘎尔扎布藏本”“图门鄂勒哲依藏本” [18] ，收集自鄂尔多斯乌审旗旺楚克拉布坦家、现藏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的古老抄本 [19] （暂称“旺楚克拉布坦藏本”），现藏蒙古国国立图书馆的成衮扎布家藏本 [20] ，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图书馆的诺沃谢洛夫本 [21] ，故宫精钞本、殿版 [22] ，以及收集自乌拉特前旗吉日嘎朗图寺、现藏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的古老抄本 [23] （暂称“吉日嘎朗图寺本”，也有人称为“脱卜赤牙本”）等。还有三种抄本，估计也是不错的本子，江实在自己的研究中曾利用过这几种本子。据江实介绍，这三种本子是他1943年至1944年在张家口时见到的，一种来自“乌兰察布地方”，一种来自“绥远地方”，一种为德王府图书室的藏本 [24] 。另外，服部四郎曾提到他1940年在长春时获得两种蒙文抄本 [25] 。不知这两种本子的情况如何。
从蒙文本的流传史和现存诸本的情况分析，这部史书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至少形成了两个大的系统。一个系统以乌日嘎本为代表，一个系统以殿版为代表。区分两个系统，主要依据其流传特点的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大的增、删处的不同。殿版系统带有较明显的喀尔喀特征和清朝特征。殿版的祖本成衮布家藏本中，已经可以看到后人插添内容的痕迹。插添的内容包括有关成吉思汗的几段文字和有关外喀尔喀蒙古重要首领之一阿巴岱的一段文字 [26] 。这一特征为殿版系诸本所承袭。除此之外，自故宫精钞本以下，殿版系诸本又都缺少有关吐蕃大臣迎接唐文成公主赴藏的过程、汉高祖至金末的中国简史、清帝顺治之死和康熙初年史事等三大段内容。对照成衮扎布家藏本，可知这些内容是被人为地删除了，既有可能是成衮扎布在抄录其家藏本时删除的，也有可能是在进入清廷后才被删除的，因成衮扎布呈献本现况不明 [27] ，对这一问题暂时还难下结论。即便是在同一系统中，各本之间也存在程度不同的差异，抄讹、脱漏、衍增、错简、误植等现象在辗转传抄过程中总是难以避免的，而且往往会有抄写者根据个人的兴趣对原文做一些增补、删除或改写之类的事，这也是蒙文古籍传抄的一个特点。因此对一些情况比较特殊的本子，也应给予充分的注意，如吉日嘎朗图寺本一类本子 [28] （经过后人的不断加工已变得面目全非）。以吉日嘎朗图寺本为例，它比乌日嘎本系、殿版系诸本都要简略得多，不仅有大量的缺文，而且还有不少简写文、改写文以及不少不见于他本的独特补文 [29] 。然而从基本特征看，它还是应该属于乌日嘎本系统，因为在前面提到的那几个大的增、删处它基本与乌日嘎本系诸本一致（只是缺少吐蕃大臣迎接唐文成公主入藏的过程）。考虑到其他方面的差异，可以视此类本子为乌日嘎本系统中的一个变体。鉴于两大系统的流传特点，可以肯定乌日嘎本系统比殿版系统更为接近于作者的原书。尤其是乌日嘎本优点更多，它不仅内容完整、用字古老 [30] 、字迹工整清晰，而且保存得也相当完好，是目前国内外学界公认的最佳本子。不过乌日嘎本也并非十全十美，它也存在讹倒衍脱等问题，只是程度较轻而已。以乌日嘎本做底本，校以不同系统其他较好或较有特点的本子，可以整理出一个较为理想的定本。
20世纪以来，一批依靠新科技制成的复制本先后问世。1905年和1906年，日本人内藤湖南两赴沈阳故宫，先后将宫内所藏蒙文殿版、满文殿版制成晒蓝本带回日本 [31] 。1937年，北京文殿阁书庄将施密特本影印再版。1955年，德国人海涅什（E.Haenisch）在柏林出版了乌日嘎本的影印本 [32] 。1959年、1967年，他又在威斯巴登先后出版了蒙文殿版、蒙文故宫精钞本的影印本 [33] 。1956年，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柯立夫（F.W.Cleaves）编辑、田清波作序的三种本子的影印本 [34] 。这三种本子是田清波于20世纪10年代在鄂尔多斯地区请人或亲自从旧抄本抄得的，其中列为MA本的原本即杜嘎尔扎布藏本，列为MB本的原本即图门鄂勒哲依藏本，列为MC本的原本原属一位杭锦旗人（暂称“杭锦本”）。1962年，阿剌黑苏勒德本的影印本在呼和浩特出版 [35] 。
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内外还出版了一些校勘本和音写本。1933年，海涅什在莱比锡出版了满文殿版的音写本 [36] 。1961年，纳散巴勒珠尔（C.Nasunbaljur）在乌兰巴托正式出版了以乌日嘎本为底本、蒙古国国立图书馆所藏其他三种本子为参校本的合校本 [37] 。三种参校本中，列为a本的即成衮扎布家藏本；列为e本的，是扎米扬从内蒙古阿巴哈纳尔地方所获抄本的再抄本 [38] ，可称作“扎米扬本再抄本”（也有人称为“扎米扬携来本”），其特征与成衮扎布家藏本有相近之处；列为i本的，来源不详。成衮扎布家藏本和扎米扬本再抄本的间接公布，为厘清殿版系统诸本间的关系以及划分两大系统提供了方便和依据。1987年，呼和温都尔（Kökeöndür）在北京出版了一个合校本，底本即吉日嘎朗图寺本，参校本为乌日嘎本、锡拉召本等五种本子。1990年，由江实、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克鲁格（J.R.Krueger）、乌兰（B.Ulaan）等四人共同完成的校勘音写本 [39] 在堪培拉出版。这个校勘音写本以乌日嘎本为底本，校以其他多种本子，正文中改正了较明显的讹误，使用脚注加以说明，对缺漏的文句、段落，加注收补在附录内。1991年，罗依果、克鲁格二人又根据1990年校勘音写本出版了词汇索引本 [40] 。1996年，森川哲雄在日本九州大学印行了以吉日嘎朗图寺本为底本的校勘音写本，参校本为特征与其相近的两种本子。另外，据说内藤湖南曾以文溯阁四库全书本、沈阳故宫藏蒙、满、汉三种殿版校汉文清刻本，拟出版汉文校勘本，20世纪10年代初已印出第1册，在他访欧时仅装订出几本，送与欧洲学者，后来此校勘本的出版似乎搁置了下来 [41] 。还有报告说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苏联学者卡扎克维奇（V.A.Kazakevič）完成了蒙文校勘本的工作，但出版之事因政治原因受到了影响 [42] 。
《蒙古源流》自清乾隆年间译出满文本、汉文本后，至20世纪80年代之间又陆续出了不少其他文种的译注本。1829年，施密特在出版蒙文铅印本的同时，附上了德文译文，并作了注释。1940年，江实在东京出版了据满文本完成的日文译注本。1964年，克鲁格在布鲁明顿出版了据乌日嘎本的部分内容完成的英文译注文 [43] ，此后他又在内容方面作了些扩增和改订，于1967年出版 [44] 。1981年，崔鹤根在汉城出版了主要依据施密特本完成的朝文译注本 [45] 。此外，20世纪还出了两种汉文译注本。一种是内蒙古喀喇沁旗人汪睿昌1927年在北京出版的《译注蒙古源流》（也被称作“蒙文书社本”），所谓“译注”，实际上只是将汉文殿版重刻后，在一些专有译名下注出其原文（包括蒙文、梵文、藏文、满文）。另一种是道润梯步于1981年在呼和浩特出版的《新译校注〈蒙古源流〉》，该本是据蒙文殿版译出的。此外，克鲁格还于1961年出版了《蒙古源流》中所有韵文的英译文 [46] 。刘元珠于1982年发表了书中汉至金代的中国史部分的汉译注文 [47] 。1982年至1983年，乌兰分三篇发表了书中达延汗部分的汉译注文 [48] 。
《蒙古源流》这部草原史书传到清廷以后，影响逐步扩大，引起更多人的注意，人们开始对它进行多方面的研究。版本学、文献学方面的研究开始得较早，成果也较多。写于1789年（清乾隆五十四年）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蒙古源流》”条，可以说是对该书最早的研究评述。该条提要交代了汉文本的译成时间、蒙文本的由来，点出了作者姓名、参考书名及写作年代等，简要概括地介绍了原书的内容，分析了体例，在肯定该书记述蒙古内部史事独有优势的同时，指出了其缺憾之处：有些内容和年代与史实不符等 [49] 。在西方，施密特在获得诺沃谢洛夫本后不久，即于1820年发表文章，首次向学界介绍了《蒙古源流》一书的存在 [50] 。待1829年他的蒙德合刊本出版，更是引起了学界的轰动，随之出现了一批相关的文章。其中，雷缪萨（A.Rémusat）在19世纪30年代初发表的评论文章中，根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指出《蒙古源流》汉译本的存在 [51] 。1845年，绍特（W.Schott）发表文章，根据圣彼得堡东方部图书馆藏书目录也介绍了一种汉文抄本的存在 [52] 。1856年，瓦西列夫（M.Wassiliev）简单介绍了圣彼得堡大学图书馆所藏汉文刻本的情况 [53] 。1900年，夏德（Fr.Hirth）撰文声明自己拥有一部汉文本 [54] 。此前他曾请各处学友广泛调査该书在欧洲的收藏情况，结果只有法国的沙畹（Ed.Chavannes）在东方语言学校附属图书馆寻査到一部汉文抄本，该本原为德维利亚（G.Devéria）个人藏书，而德维利亚已发表文章谈及此书，他误认为汉文本是原本，蒙文本是译本，因此夏德在文章中根据自己所藏汉文本的序言纠正了德维利亚的错误。1904年，海涅什以更多的证据进一步论证了蒙文本为原本，汉文本为译本的观点 [55] 。内藤湖南于1905年和1906年在沈阳故宫发现蒙文、满文、汉文三种本子后，即着手进行校勘，弄清了三种文本之间的关系，指出蒙文本为原本，满文本为其译本，汉文本为满译本之译本，但他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并未正式撰文发表 [56] 。1930年，陈寅恪首次正式发表文章论证了汉文本是由满文本转译的 [57] 。1934年，鸳渊一两度撰文讨论《蒙古源流》的版本问题，着重介绍了内藤湖南发现并拍制沈阳故宫蒙文、满文殿版的经过以及沈阳、北京故宫所藏诸本的情况 [58] 。1935年，山本守就鸳渊一的文章发表意见，更正了其中的一些不确切的说法，并补充了一些新材料，1938年至1939年，山本守又连续发表《〈蒙古源流〉杂考》三篇 [59] ，将自己对蒙文、满文、汉文三种文本进行比较研究的新成果公布于众，文中列有施密特本·蒙文故宫精钞本·蒙文殿版的异同表、满文故宫精钞本·满文殿版的异同表、蒙文殿版·满文殿版·汉文殿版的异同表，对厘清诸本之间的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1936年，札姆察拉诺在其《17世纪蒙古编年史》一书中较详细地分析、介绍了乌日嘎本等五种本子，通过比较，得出乌日嘎本为“最好的抄本之一”的结论。1940年，江实在其日文译注本的第一编“《蒙古源流》诸本的研究”中，对该书的流传和以往的研究情况作了在当时来说最为全面的介绍。1942年，石滨纯太郎发表《〈蒙古源流〉札记》一文，对江实的研究作了些补充和更正。1943年，佐口透撰文发表了对《蒙古源流》版本方面的看法，用较大篇幅翻译介绍了札姆察拉诺对乌日嘎本的研究 [60] 。1959年，克鲁格以《关于萨冈彻辰书的校订》为题发表文章，在讨论校订出版一个蒙文定本的必要性和具体操作方法之前，回顾了以往的研究情况，提供了一些新信息。1963年，田村实造发表《关于殿版〈蒙古源流〉》一文 [61] ，依据《清实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有关内容，专门讨论了蒙文、满文、汉文三种殿版之间的关系，并较详细地列出了三种文本各自的流传图，使该方面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1992年，乔吉发表《蒙古历史文献版本类型与系统》一文 [62] ，文中亦论及《蒙古源流》的流传情况及版本系统，附有版本系统图。进入20世纪90年代，森川哲雄陆续发表几篇有关《蒙古源流》版本方面的文章。先于1990年发表《关于与〈蒙古源流〉殿版系诸本相关的问题》一文 [63] ，探究了蒙文殿版系统流传中的一些细节。1993年前后，他写了一篇《关于〈蒙古源流〉诸本》的短文（似未正式发表），简要介绍了他1992年至1993年在呼和浩特和乌兰巴托实地调査的结果，内容涉及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内蒙古图书馆和蒙古国国立图书馆所藏蒙文诸本的情况，指出一些前人著录或介绍与实际收藏情况不相符的地方，将诸本细分为五个系统：1.乌日嘎本系统；2.阿剌黑苏勒德本系统；3.吉日嘎朗图寺本系统；4.殿版系统；5.系统不明类。1994年，他又发表《关于蒙古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蒙古源流〉的抄本》一文，根据1992年的实地调査结果修正了自己以前的一些观点，重新排出了蒙文殿版系统的流传图。1995年，他的《关于〈蒙古源流〉的抄本及其系统》一文 [64] 正式发表，该文是在其1993年短文的基础上写成的，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扩展，论述更为详赅。通过该文，读者可以对蒙文诸抄本有一个全新、准确的了解。森川哲雄辛勤细致的工作功不可没。
江实日文译注本的第一编是专门介绍、分析《蒙古源流》流传情况及诸本之间关系的，第二编“通过诸本复原的《蒙古源流》之原形”则探讨了原书书名、参考书名、原书卷数、作者姓名和家系、写作年代以及写作地点等问题，江实是第一位较全面关注、研究这些问题的学者，他的成果给后人以很多参考和启发。在此之前，海涅什在满文本音写本的序言中已根据乌日嘎本正确指出了书名、作者名和参考书名 [65] 。海涅什从青年时代起致力于《蒙古源流》版本的收集、研究和出版，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他的贡献后人不会忘记。田清波为其三种蒙文抄本在哈佛出版所写的长篇导言，是一篇非常精彩的研究文章。田清波有在鄂尔多斯地区几十年的生活经历，精通蒙古语及其鄂尔多斯方言，手头又有多种可利用的本子和参考资料，这些优势使他的研究具有了一种不可替代的独特魅力。例如他对作者家系、生平、居住地等方面的论述，没有满足于介绍作者书中所提供的那些情况，而是利用明代汉籍和其他蒙文古籍的有关记载进行深入的考证，并且依据他本人在作者家乡的所见所闻补充了不少新内容，文章最后对《蒙古源流》所保留古老词语的解说，反映出他在蒙古语文学方面的造诣。1959年，海西希（W.Heissig）在其《蒙古的家族宗教史学》第一卷中也对《蒙古源流》作了较详细的评述 [66] ，包括作者生平、书名、成书年代、参考书等方面的考证，还将书中个别内容与《黄史》《黄金史纲》列表作了比较。1978年，比拉（Š.Bira）的《蒙古史学史》 [67] 一书出版，《蒙古源流》被当作17世纪最重要的蒙文史籍加以评述。比拉的研究主要从史学史的角度展开，但同时对作者生平、成书年代、流传情况、内容结构、参考书籍等也作了相应的考证和介绍。此后，1979年出版的留金锁（Liü Jin Süwe）的《13至17世纪的蒙古历史编纂学》 [68] 一书、1981年发表的崔鹤根的《蒙古史料与〈蒙古源流〉解评》 [69] 一文、1994年出版的《蒙古历史文献》所收包文汉有关《蒙古源流》的评述等，也都对有关情况进行了常规性的评介。1980年，周清澍、额尔德尼巴雅尔合撰的《〈蒙古源流〉初探》一文正式发表 [70] ，该文从历史背景、作者生平、书名、内容、史学价值、文学价值、史料来源、流传及译注等方面展开全面、深入的论述，尤其在历史背景和史学价值的分析论证上功力更深，高出前人一筹，对史料来源（即参考书籍）的探讨也有独到之处。
《蒙古源流》流传时间长、范围广，版本众多，各有特色。在前人不懈的寻访、搜集和考证研究的基础上，人们对其流传及版本学、文献学方面的认识一步步趋向完善。现在存在的一些细节问题和尚需深入探讨的问题，同样有待在今后的调査研究中逐步加以解决。
（原载《蒙古学信息》1997年第1、2期）
[1] 成衮扎布（Čenggünjab），达延汗第十一子、外喀尔喀蒙古贵族之祖格哷森札的六世孙，赛音诺颜部人。1750年（清乾隆十五年）袭札萨克和硕亲王兼盟长，授定边左副将军，1754年罢定边左副将军职。1756年和托辉特部青衮咱卜叛清，成衮扎布复职统师平叛，1771年去世。过去人们曾以为给乾隆皇帝献书的人是外喀尔喀土谢图汗部的成衮扎布，实因蒙古国国立图书馆所藏成衮扎布家藏本上后人的一条错误题注Tüšiyetü qan-u bariγsan teüke（土谢图汗所献史书）致讹。森川哲雄于1994年更正了这一错误（《关于蒙古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蒙古源流〉的抄本》，载《历史学地理学年报》第18 号）。土谢图汗部的成衮扎布，生活年代早于赛音诺颜部的成衮扎布，据《王公表传》（卷7），他早在献书之事发生的20年前（1746年）就不在人世了（“[乾隆]十一年卒”）。
[2] 《清高宗实录》乾隆三十一年三月辛未条：“又谕曰，元清吉斯汗之后裔俱系博尔济吉特氏，而元史谓元帝为奇渥温氏，彼此不符。因令成衮扎布查奏。今据称蒙古台吉等，素称奇岳特后裔，系博尔济吉特氏，查阅清吉斯汗时记载世系书亦然。看来汉字书为奇渥温尚属有因，盖伊等以汉音译蒙古字，故将奇岳特讹为奇渥温耳。著将汉字史书内奇渥温改书奇岳特，并传谕成衮扎布，该处既有清吉斯世系记载档案，著录一份进呈，以便史书汉文有应行查对之处，改正画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蒙古源流》”条：“前者我皇上几余览古，以元代奇渥温得姓所自，必史乘传讹。询之定边左副将军喀尔喀亲王成衮扎布，因以此书进御，考证本末，始知奇渥温为却特之误。数百年之承讹袭谬得籍以厘订阐明。”
[3] 《清高宗实录》乾隆四十二年五月辛未条：“……谕，元史、辽史、明史、通志、通典、音韵述微、蒙古源流、临清纪略各书，仍著于敏中同原配之大臣等阅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蒙古源流》”条：“钦定蒙古源流，八卷，乾隆四十二年奉敕译进。”
[4] 殿版对故宫精钞本较明显的改动有以下几处：将Jingtai（景泰）改为 Jengtüng（正统）、Teyišün 改为 Tiyan šün（天顺）、Čuwang wang（闯王）改为 Li zi čeng（李自成）、Qong tayiji（皇太极）改为 Tayizung（太宗），将 Edöge tende erten-ü Manju-yin Altan qaγan-u uruγ-tur Nuraqaγči（乌日嘎本作 Nuraqači）baγatur tayisui kemegdekü……（如今却说从前满洲金皇帝的后裔中[降生了]名叫努尔哈赤把阿秃儿太祖的人……）缩简为Edöge Manju Tayizu kemegdekü……（如今称为满洲太祖的人……），删去了有关皇太极纳林丹汗的哈屯囊囊太后、把自己的女儿固伦公主嫁给林丹汗之子额哲、收养额哲和阿布鼐兄弟二人的内容（52个字）。
[5] 文渊阁四库全书已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全部影印出版。四库全书本《蒙古源流》诸本之间并不完全一致，存在程度不同的差异。对此，张尔田的看法是：“……然阁本已非满、蒙、汉三文合刊之旧，颇疑进呈初译与副阁所藏，写官重缮或有异同，诸家展转传钞，未必同出一源。”（《蒙古源流笺证》卷1，第1叶上）四库全书本中，文渊阁本的质量当是最好的。
[6] 诺沃谢洛夫本第2册卷首有诺沃谢洛夫本人的俄文题注：“诺沃谢洛夫藏书。关于蒙古王公世系的短纪。共4册，以1两2钱银子购于北京。”同图书馆所藏另一种抄本（编号I 42）的封里有蒙文题注，说明此抄本的原本即诺沃谢洛夫本于1808年归住在北京的布里亚特人瓦西里·诺沃谢洛夫所有，1814年由诺姆图·乌塔耶夫和巴德玛·莫尔舒诺夫带到彼得堡，后来归施密特所有。柯瓦列夫斯基（А.П.Ковалевский）则说诺沃谢洛夫于1795年至1807年之间在北京购得一部抄本，诺姆图·乌塔耶夫等二人于1816年获得后，应召到施密特处一同进行翻译工作。参见普契柯夫斯基（Л.С.Пучковский）《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藏蒙古、布里亚特及卫拉特的抄本和木刻本》（МОНГОЛЬСКИЕ，БУРЯТ-МОНГОЛЬСКИЕ И ОЙРА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Ы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第1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57年）
[7] 《鄂尔多斯萨囊彻辰洪台吉撰写的东蒙古及其王族史》（ Geschichte der Ost - Mongolen und ihres Füdstenhauses ， verfasst von Sanang Setsen Chung - taidschi der Ordos ），圣彼得堡。为蒙文原文与德文译文的合刊本（按一页原文、一页译文排印）。蒙文原文部分，有多处施密特等人改动的痕迹，如将erübesü改为maltabasu、Öčigin改为üčüken、tauliju 改为 tegüülijü等。
[8] 题名Mongγol Uγsaγatan-u Uγ Ijaγur-un Bičig（蒙古溯源史）。据抄本结束处的后记，此抄本是塔清阿于民国二十三年一月十五日（1934年2月28日）在北京喀喇沁中旗王府抄成的。特征与施密特本基本相同。原属善邻协会，后归哈佛燕京学社（参见田清波《蒙古源流》“导言”）。
[9] 题名Mongγol-un Ijaγur-un Teüke（蒙古起源史）。卷首有布和贺西格的序言，其中提到他于20世纪20年代初任职于北京蒙藏学校时，曾利用业余时间给外国人教蒙文，从一位德国学生那里得知德国驻华使馆有一部蒙古史书，借来才知是蒙德对照的蒙古史书，这次印刷出版的是抄录下来的蒙文部分。
[10] 《蒙古源流（译注）》，弘文堂，1940年。据江实介绍，他所依据的满文本是鸳渊一先前从沈阳带回的一部抄本的晒蓝本。
[11] 《蒙古源流笺证》提到过此本（卷5，第28叶上），作“彭楚克林沁点校旧钞本”。傅增湘曾利用过此抄本，《藏园群书题记》所收他写于1926年的《校本蒙古源流跋》（卷3，第166页）中说：“新春游厂甸，偶见旧钞本，为乾隆时敖汉旗蒙人彭楚克林沁所点校。德宗以赐肃亲王善耆。不知何时流入厂市。因假归，以新刻本对读 ……”《藏园群书经眼录》（卷4）《蒙古源流》条又说：“旧写本。乾隆时彭楚克林沁点校，光绪时德宗以赐肃王善耆者。余以校新刊本…… 有善耆题识。（丙寅春见于厂肆，为丁君文槎收去。）”傅增湘据彭楚克林沁点校本所校之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善本室，目录卡著录“清刻本[傅增湘临彭楚克林沁校并录善耆题识陈垣校并跋张尔田跋]”。彭楚克林沁点校本今况不明。
[12] 《蒙古源流笺证》（张尔田序言）提到过此本，作“沈庵宫保所藏芗楂书室钞本”，还说王国维1925年曾借此抄本校个人藏本。傅增湘在《藏园群书题记》（卷3，第166页）也提到他曾在“宝沈菴侍郎”处见过一部“写本”。
[13] 张尔田：《蒙古源流笺证》序言、卷一开头部分注文。
[14] 周清澍、额尔德尼巴雅尔《〈蒙古源流〉初探》（《民族史论丛》，1980年）一文评价说：“经过他们的旁证疏通之后，许多不明白的地方得到了解析，许多史实得到证实，没有根据的传闻也被辨明，这对研究者使用这部著作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15] 不题书名，藏书编号9（517，3）щ101-B，贝叶经卷装，竹尖笔书写，足本。
[16] 不题书名，藏书编号22.912/7/19（0040），贝叶经卷装，竹尖笔书写，基本为足本，卷尾有1叶多残损。
[17] 题名Eldeb Sudur-un Quriyangγui Erdeni Altan Tobči Oročiba（诸书之汇宝金史），藏书编号22.912/7/23（004O），贝叶经卷装，竹尖笔书写，足本。与乌日嘎本特别接近。
[18] 据田清波（《蒙古源流》“导言”）介绍，他的“手稿A”的原本属于乌审旗的台吉杜嘎尔扎布，不题书名，贝叶经卷装，竹尖笔书写，缺跋文诗和书后79节格言诗；“手稿B”的原本属于鄂托克旗的梅林章京图门鄂勒哲依，题名Ejen Boγda Činggis Qaγan-u Šar-a Teüke Orošiba（圣主成吉思汗之黄史），贝叶经卷装，毛笔书写，足本。他认为这是较好的两种本子。
[19] 题名Γadaγadu Saba Yirtinčü Toγtaγsan ba Dotoγadu Ür-e Amitan Bütügsen kiged Qad-un Uruγ-i Ügülegsen Erdeni-yin Tobči kemekü Tuγuji Orošiba（讲述外部器世界定成、内部生灵生成及诸汗世系之宝史纲），藏书编号22.912/7/21-22（0042-43），贝叶经卷装，竹尖笔书写，书后约有10叶残损。
[20] 题名Tngri-deče Jayaγabar Egüdügsen Qad-un Altan Uruγ Čaγan Teüke Neretü Tuγuji（承天肇兴诸汗黄金家族白史），藏书编号9（517，3）Ⅲ.101-Б，贝叶经卷装，竹尖笔书写，缺书后79节格言诗。
[21] 卷首无题名，第2至第4册封里（第1册封里缺损）书 Mongγol Qad-un Tuγuji（蒙古诸汗史），藏书编号F188，线装，4册，毛笔书写，缺书后79节格言诗。
[22] 故宫精钞本不题书名。殿版题名：Enetkeg Töbed Mongγo1 Qad-un Čaγan Teüke Neretü Tuγuji（印度、西藏、蒙古诸汗白史，清代汉译本作：额讷特珂克土伯特蒙古汗等源流）。
[23] 题名Qad-un Ündüsün Erdeni-yin Tobčiy-a kemekü Orošiba（诸汗根源宝史纲），无目录卡及藏书编号。呼和温都尔在其合校本（Erdeni-yin Tobčiy-a——《宝史纲》，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序言中说该本于1963年得自乌拉特前旗吉日嘎朗图寺。
[24] 江实在其《萨冈彻辰〈宝史纲〉（别名〈蒙古源流〉1662年）校本之试作》一文（载《冈山大学建校十周年纪念学术纪要》，1960年）中报告说：1943年名叫巴勒丹的蒙古人把从乌兰察布地方和绥远地方寻找到的两部抄本拿给他看，其中的乌兰察布本是足本；1944年他在张家口德王府的图书室见到一部抄本（2册），听人说是德王的父亲手抄的，特征显示它源自古老的抄本，但这些本子战后情况不明。
[25] 《蒙古语的口语与文语》，载《蒙古学报》第2号，1941年。
[26] 例如：在成吉思汗出兵西夏的内容前面插入了 64个字，讲的是有关西夏国王所养黄狗预知蒙古大军将来进攻的故事（相似的内容见于《黄金史纲》和《黄金史》），插入后造成上下文连接不通顺。在成吉思汗率大军行至母纳山一句之前插入了119个字，讲的是有关成吉思汗向合撒儿索要大皂雕羽翎的故事（相似的内容亦见于《黄金史纲》和《黄金史》），插接稍显不自然。在成吉思汗的遗言（韵文）中插入两节共54个字（相似的内容见于《黄金史纲》、《黄金史》和 《阿萨拉黑齐史》）。在外喀尔喀阿巴岱台吉拜见三世达赖喇嘛的一段内容中，删去有关三世达赖喇嘛送给阿巴岱佛像并赐汗号的35 个字，换上情节较详的86个字（相似的内容见于 《阿萨拉黑齐史》）。阿巴岱为格哷森札第三子诺诺和的长子，即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四世祖图蒙肯之兄，曾于16世纪80年代中期修建额尔德尼召，并前往土默特地区拜见三世达赖喇嘛，获汗号，是将格鲁派藏传佛教引入外喀尔喀地区的重要人物。
[27] 据札姆査拉诺（Ц.Ж.Жамчарано）《17世纪蒙古编年史》（МОНГОЛЬСКИЕ ЛЕТОПЬСИ ⅩⅦ века，莫斯科—列宁格勒，1936年）、普契柯夫斯基《东方学研究所所藏蒙古、布里亚特及卫拉特的抄本和木刻本》介绍，诺沃谢洛夫本卷尾有一段后人的批注：Tngri-yin Tedgügsen-ü γuč-in nigedüger on-a Qalq-a-yin jasaγ-un čin wang kijaγar-daki toγtaγaγči jegün eteged-ün tusalaγči jangjun Čenggünjab-un γajar-ača deger-e jarliγ-i kičiyenggüilen daγaju bariγuluγsan eke debter（乾隆三十一年喀尔喀札萨克亲王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奉命所献之原本）。这条批注内容的可靠性尚需进一步考证。
[28] 已知另外还有两种类似的本子，一种亦收集自乌拉特前旗吉日嘎朗图寺，现藏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书编号22.912/7/24（0045），不题书名，贝叶经卷装，竹尖笔书写；另一种现藏内蒙古图书馆，藏书编号K281.2/5-5，题名Šar Teüke（黄史），副标题Zambuling Amitan Egüdegsen-eče Edöge-dür Kürtele Baruγlaju Medekü Tobči（南赡部洲众生源起至今日之略史），贝叶经卷装，竹尖笔书写，非足本（内容止于康熙即位）。森川哲雄对这一类的三种本子有详细的校勘（《〈蒙古源流〉——Erdeni-yin Tobčiy-a之校订》，九州大学，1996年）。
[29] 较长的缺文约有40多处，如缺少所谓合不勒汗七子与俺巴孩汗十子结仇的故事、忽必烈与八思巴讲经论法的故事、察哈尔图们汗遣使邀请三世达赖喇嘛之事、1621年鄂尔多斯博硕克图济农入袭汉地延安等处之事等。简缩的文句约有7处，如将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长子鄂勒哲伊勒都齐杀出敌围的一段文字（共78字）缩简为31个字等。改写的语句约有20多处，如将 Toγtong-a baγatur tayiji-yin köbegün Antung čing tayiji（脱黑统阿把阿秃儿台吉之子安统青台吉）改为Qasar ejen-ü köbegün Antung čing tayiji（合撒儿大王之子安统青台吉），将Udmčung kemebesü gerel γaruγsan kemeyü（文成为发光之意）改为Udmčung kemebesü dalai-ača törögsen lingqu-a kemeyü（文成为海生莲花之意）等。补文约有30多处，如在汉朝帝系之前补加了周朝传36代、秦朝传2代的内容等。
[30] 乌日嘎本包括正文、跋文（7节韵文）和书后79节格言诗，是现存少有的几个足本之一，文中脱漏之处也相对较少。乌日嘎本中古老词汇的例子可以举出不少，如：teskigül（除掉），nitulju（割切），temkügüljü（捡，拾），könörge（种，源），šilebei（杀），küsüg（愿望），tungqun（重新）等，这些词，殿版系统诸本多作tebčitügei，oγtalju，tegülgejü，köröngge，alabai，küsel，daqin，都是较新的词。有些词的拼写形式，保留了元代的特点，如MATO，ARKATO等。
[31] 参见鸳渊一《关于北平、奉天故宮所藏〈蒙古源流〉》（《史林》第19卷第4号，1934年）、山本守《读〈关于北平、奉天故宮所藏蒙古源流〉》（《史林》第20卷第2号，1935年）。
[32] 《萨冈彻辰（或萨囊彻辰）所著蒙古史书的乌日嘎抄本》（ Eine Urga - Handschrift des mongolischen Geschichtswerk von Secen Sagang （ alias Sanang Secen ））。
[33] 《萨冈彻辰所著蒙古史书〈宝史纲〉的乾隆殿版》（ Der Kienlung - druck des mongolischen Geschichtswerks Erdeni Yin Tobci von Sagang secen ）。《〈诸汗根源宝史纲〉的北京故宮抄本》（ Qad - un Ündüsün-ü Erdeni - yin Tobčiya ‘ Eine Pekinger Palasthandschrift ’）。
[34] 《宝史纲，萨冈彻辰的蒙古编年史》（ Erdeni - yin Tobči ， Mongolian Chronicle by Sagang Se - čen ），4 册。
[35] 《诸汗根源宝史纲》（ Qad - un Ündüsün - ü Erdeni - yin Tobči ），仿贝叶经卷装。
[36] 《蒙古源流，萨囊彻辰蒙古史之北京故宮满文刻本之转写》（ Monggo han sai da sekiyen ， Die Mandschufassung von Sanang Secen ' s mongolischer Geschichte ， nach einem in Pekinger Palast gefungenen Holzdruck in Umschreibung ）。
[37] 《萨冈彻辰宝史纲》（ Sagang secen Erdeni - yin Tobči ）。
[38] 据森川哲雄介绍（《关于蒙古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蒙古源流〉抄本》），该本卷尾有红笔批注：Daruγ-a Jamiyan Abaγ-a-nar-ača olju iregsen nuuraγ eki-eče qaγulan bičigülbei（抄自扎米扬馆长从阿巴哈纳尔地方获得的原本）。
[39] 《蒙古源流（宝史纲），萨冈彻辰1662年蒙古编年史，据乌日嘎本转写校订》[ Erdeni - yin Tobči （ Precious Summary ）， Sagang secen ， A Mongolian chronicle of 1662. The Urge text transcribed and edited ]。
[40] 《蒙古源流（宝史纲），萨冈彻辰1662年蒙古编年史，乌日嘎本词汇索引》[ Erdeni - yin Tobči （ Precious Summary ）， Sagang secen ， A Mongolian chronicle of 1662. Word Index to the Urga text ]。
[41] 参见鸳渊一《关于北平、奉天故宮所藏〈蒙古源流〉》，石滨纯太郎《〈蒙古源流〉札记》（《北亚细亚学报》第1辑，1942年）。
[42] 参见克鲁格《关于萨冈彻辰书的校订》（ On Editing Sagang Sečen ），载《中亚杂志》（Central Asiatic Journal）IV-3，1959年。克鲁格说这一校勘本利用了五种主要版本，正准备出版时，卡扎克维奇被捕，后来死去，稿本下落不明。
[43] 《萨冈彻辰写于1662年的东蒙古史（宝史纲）》[ Sagang Sechen ， A History of the Eastern Mongols to 1662（ Erdeni - yin Tobči ），第1部分：1—4章。内容从世界初创至成吉思汗去世]。
[44] 《鄂尔多斯蒙古贵族萨冈彻辰：诸汗根源宝史纲，写于1662年的东蒙古史》[ Sagang Secen ， Prince of the Ordos Mongols ， The Bejewelled Summary of the Origin of Khans （ Qad - unündüsün -ü Erdeni - yin Tobči ） A History of the Eastern Mongols to 1662]，第1 部分：1—5章。内容从卷首至额勒伯克汗之死（1399年）。
[45] 《蒙古诸汗源流之宝纲〈蒙古源流〉》，玄文社。前3卷据满文殿版译出，后5卷据施密特本译出。采用旁译（“对译”）的形式。
[46] 《〈蒙古源流〉中的诗段》（ Poetical Passages in the Erdeni - yin Tobči ），海牙。
[47] 《〈蒙古源流〉补遗之一》，《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48] 《满都海哈屯与达延汗——〈蒙古源流〉选译并注释》（《内蒙古大学学报校庆25周年纪念集刊》，1982年）；《从亦思满被诛到兀鲁思孛罗遇弑——〈蒙古源流〉选译并注释》（《内蒙古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右翼之战”与达延汗统治的最终确立——〈蒙古源流〉选译并注释》（《内蒙古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
[49] “……自顺帝北奔，后世传汗号至林丹库图克图汗，而为我朝所克，中间传世次序、名号、生卒年岁，厘然具载，铨叙极为详悉。……”“至于塞外立国，传授源流，以逮人地诸名、语言音韵，皆其所亲知灼见，自不同历代史官摭拾影响附会之词妄加纂载，以致鲁鱼谬戾，不可复凭。得此以定正舛讹，实为有裨史学……”“如以库色勒汗为元明宗弟，在位二十，史无其事，又以明太祖为朱葛，仕元至左省长官，谗杀托克托噶太师，遂举兵返逐顺帝，亦为凿空失实，其它纪年，前后亦往往与史乖迕。盖内地之事，作书者仅据传闻录之，故不能尽归确核……”
[50] 《对畏吾儿语言文字假说的异议》（ Einwürfe gegn die Hypothesen über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Uiguren ），载《东方富源》（Les Mines de 1'Orient）T.VI。
[51] 《观施密特东蒙古史一书》（ Observations surl'ouvragede M . Schmidt ， intitule Histoire des Mongols orientaux ），载《新亚细亚杂志》（Nouveau Journal Asiatique）第8、9 卷。
[52] 《有关蒙古与鞑靼的最古老报道》（ Alteste Nachrichten von Mongolen und Tataren ），特刊。
[53] 《圣彼得堡大学图书馆所藏亚洲东方语著作解说》（ Notice sur le ouvrages en langues de l ' Asie orientale ， qui se trouvent dans la bibliothéque de l ' universitè de Saint - Petersbourg ），载《圣彼得堡亚洲论丛》（Mélanges Asiatiques de st.Petersbourg）第2卷。
[54] 《关于萨囊彻辰东蒙古史之汉文本》（ Uber eine chinesische Bearbeitung der Geschichte der Ost - Mongolen von Ssanang Ssetsen ）。
[55] 《萨囊彻辰东蒙古史汉文本与蒙文原本之比较》（ Die chinesische Redaktion des Sanang Setsen ， Geschichte der Ostmongolen ， im Vergleiche mit dem mongolischen Urtexte ）。
[56] 参见鸳渊一《关于北平、奉天故宮所藏〈蒙古源流〉》，江实日文译注本第一编，石滨纯太郎：《〈蒙古源流〉札记》。
[57] 《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
[58] 《关于〈蒙古源流〉》（《史学杂志》第45卷第7号）、《关于北平、奉天故宮所藏〈蒙古源流〉》。
[59] 《读〈关于北平、奉天故宮所载蒙古源流〉》、《〈蒙古源流〉杂考》第一至三篇（《满洲史学》2—1、2—3、2—4）。
[60] 《乌日嘎本〈蒙古源流〉一斑》（《民族学研究》新第一卷第4号）。
[61] 载《岩井博士古稀纪念论文集》。
[62] 《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
[63] 载《布目潮沨博士古稀纪念论集·东亚的法制与社会》，汲古书院。
[64] 载《亚非语言文化研究》第50辑。
[65] 因殿版、施密特本等本的原文有误，在很广的范围内引起了书名、作者名和参考书名上的混乱。乌日嘎本有关的几处记载均不误，海涅什20世纪20年代末获此抄本的照片，因此有条件据其作出正确介绍。
[66] Die Familien - und Kirchengschichts - schreibung der Mongolenl ，奥托·哈拉索维茨。
[67] МОНГОЛЬСК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莫斯科。
[68] Arban Γurba — Arban Doloduγar Jaγun - u Mongγol - un Teüke Bičlge ，呼和浩特。
[69] 载《东亚文化》第18辑，汉城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
[70] 两位作者于1962年写出第一稿，以《纪念〈蒙古源流〉成书三百周年》之名印出单行册，新稿《〈 蒙古源流〉初探》是周清澍在第一稿的基础上又作了大量的补充、修订后完成的，仍以两人的名义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