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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源流》（Erdeni-yin Tobči.以下简称《源流》）是蒙古人重要的史书之一，问世于结束蒙古文化“黑暗时期”的17世纪。书中有关明代蒙古的大量记载，是研究明代蒙古史的重要史料，书中有关蒙古汗系祖源以及蒙元时期蒙古史的记载，反映了17世纪蒙古人历史观方面的变化。这样一部史书的出现，与16世纪以来蒙古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思想风气，以及作者个人的家庭环境、生活经历和思想意识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前人已有一些论述 [1] ，本文将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补充一些新的史料，展开进一步的分析论述。
《源流》成书于17世纪后半叶。17世纪在蒙古历史和蒙古史学发展史上都是特殊时期。自16世纪末起，曾经因达延汗的崛起而重振的蒙古政局再度走向衰落，至17世纪30年代，大汗的直属部落及漠南蒙古诸部都落入清王朝统治之下。汗统断绝，外喀尔喀、卫拉特诸部亦处于被兼并的危境之中。从17世纪初起，《阿勒坦汗传》、《黄金史纲》、罗桑丹津《黄金史》、《黄史》、《源流》、《阿萨剌黑齐史》等蒙古人自己创作的史书相继问世，形成了自13世纪《元朝秘史》成书以来蒙古史学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这批蒙古史书集中出现于17世纪，且多产生在蒙古漠南鄂尔多斯、土默特地区，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必然结果。
社会的稳定——史书创作的政治条件 1368年，元王朝被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所取代。元朝最高统治者北归蒙古草原后，一方面，在元明鼎革之际，蒙明战争尚未见分晓的时候，蒙古汗室又卷入了异系、异姓权臣们争夺汗权的内乱漩涡中。先是阿里不哥后裔与忽必烈后裔争权，也速迭儿乘脱古思帖木儿汗被明军打败之机，弑君篡位。后来是蒙古本部与别部瓦剌异姓贵族为争夺全蒙古的统治权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瓦剌首领也先还一度登上大汗的宝座，杀元裔几尽。也先死后，孛来、毛里孩等强部首领崛起，满都鲁即位之后，权臣秉政，阿罗出、孛罗忽、癿加思兰、亦思马因勾心斗角，互相诛杀，蒙古草原扰无宁日。到15世纪80年代，达延汗即位，开始逐步统一蒙古。他打败了瓦剌，消除了来自别部的威胁，诛杀了权臣亦思马因，把政权真正掌握在大汗手中，征服右翼诸部，扫平了割据势力，又将诸子分封于各部之中，将蒙古本部各部收归自己及子嗣的统治之下，使蒙古社会出现了相对稳定发展的状态。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7世纪前半叶林丹汗败亡前后。另一方面，蒙古与明朝间的战争自明初以来长年不断，先是蒙古为反攻中原，明朝为肃清“残元”而展开了激烈的争战。经过多年的较量，蒙古的主力受到重创，元气大伤，明朝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双方已无力大战，形成蒙、明对峙的局面。明朝的边防逐渐收缩，至15世纪中叶“土木之变”后，明朝的防线基本上稳定在西起嘉峪关，东到山海关的长城一线，九边之外的河套、丰州、开平、大宁及其以北地区成为蒙古稳定的驻牧区。明初以来出现的蒙明势力范围的拉锯状态基本结束，地域界限趋于稳定。蒙明之间在边境上的摩擦虽然经常发生，但总体上说来，蒙古深入明境的时候多，明军深入蒙古的时候少。来自明朝方面的攻击日渐减少，乃至消除，也成为蒙古地区由动荡转为安定的原因之一。就是说，自16世纪初以来，蒙古社会的政治形势出现了好的转机，内忧外患大幅度减少，人民生活趋于安定，社会开始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
以往的百余年间，蒙古社会外扰内乱不断，统治者尚不能时时安享太平，人民更是饱尝战争之苦。据明朝方面的报道，仅在明初，蒙古就在战争中损失了不少图籍 [2] 。我们现在看不到在蒙古地区保存下来的16世纪中叶以前的任何一部明代蒙古文化作品，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尽管蒙古人的文化传统在明初以来的约200年间没有完全丢弃，蒙古文字一直在传习使用，但毕竟缺乏一个安定的局面，无法大量出现书面作品。有学者把元末至16世纪后半叶的时期称为蒙古历史上的“黑暗时期”，说这一时期蒙古人的文化倒退了 [3] 。
鄂尔多斯、土默特两部原为异姓封建主满都来、火筛控制的强部，后被达延汗收服，在达延汗重新组建蒙古本部时，仍被编入右翼，成为右翼三万户中的两个万户。这两部的新统治者的系统都出自达延汗的第三子巴尔斯博罗特。巴尔斯博罗特是达延汗统一各部后所封的第一任济农（受封时间约在1510年），他的直辖部即为鄂尔多斯万户。他的济农之号和鄂尔多斯万户的首领之位由其长子衮·必里克一系继承；他的次子阿勒坦一系为土默特万户的首领。巴尔斯博罗特与衮·必里克、阿勒坦父子三人都是精明强干、足智多谋的政治家，他们凭借属部较好的实力基础和封地较好的自然条件，在很短的时间内将鄂尔多斯部和土默特部发展成为蒙古诸部中势力最强的两大部落，政治声望一时超过了大汗的直辖部——左翼的察哈尔万户。尤其是阿勒坦汗在衮·必里克济农中年去世之后雄长诸部，成为右翼实际上的领袖。在阿勒坦汗控制时期，蒙古右翼部落政治上很大的一件事就是处理与明朝的关系。为了获得生产、生活所需的农业、手工业产品以及统治者所需的奢侈品，鄂尔多斯、土默特等部在重建初期也曾频频侵掠明边，虽然有所收获，但自身损失也不小。16世纪40年代初，阿勒坦汗开始向明廷提出通贡互市的请求，期望通过和平的途径与明朝进行正常的物资交流。然而，由于双方统治集团积怨太深，明廷一再拒绝了阿勒坦汗的请求，而阿勒坦汗则更为猛烈地侵掠明边，以示报复，其中包括轰动一时的1550年“庚戌之变”。在阿勒坦汗的军队兵围都城的不利情况下，明廷被迫同意开放马市以换取蒙古退兵。但仅过一年多，马市就因来自明廷方面的阻力而停市，招致蒙古右翼部落又恢复侵扰边境20年，直到16世纪70年代初明廷改变了政策，双方才达成和议，“俺答封贡”终于告成。
总之，自16世纪以来，蒙古地区尤其是鄂尔多斯、土默特地区较为安定稳固的社会环境，为17世纪蒙文史书准备了土壤。
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史书的创作提供了物质基础 明初以来，蒙古社会战乱频仍，几无宁日。战乱本身牵扯、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战乱的结果又使人口和牲畜大量减少，牧场荒废，使生产力的发展严重受阻；加之对外经济联系基本上被切断，蒙古的社会经济陷入了极其艰难的境地。人们不是为战事所累，就是为生计奔波，不可能有多少闲心从事创作，而且物质条件也满足不了创作的需求。不说别的，光是作为主要书写材料的纸张就非常缺乏，这一点会直接影响大部头作品的创作。纸张缺乏的问题即使在经济开始复苏的年代也常常困扰蒙古地区 [4] 。
15世纪中叶以后，蒙古的经济开始逐渐复苏，牧地、牲畜和人口都有所增加。到达延汗时期，由统一带来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由分封子嗣等形成的诸部划地而牧，都有利于生产的发展，蒙古的经济状况有了较明显的改善。诸部之中，发展最快的还应当数鄂尔多斯部和土默特部。鄂尔多斯部所占据的河套地区、土默特部所占据的丰州川地区，都是水草丰美、气候适宜的得天独厚的好地方，这两部凭借所据地区优越的地理条件，大力发展畜牧业，牲畜头数大量增加，阿勒坦汗的土默特部牲畜数量一时达到了“马四十万、橐驼牛羊百万” [5] 。从历次与明朝通贡互市的情况、向三世达赖喇嘛等西藏高僧进献礼品的情况来看，土默特部和鄂尔多斯部的牲畜数字都相当可观。畜牧业是蒙古的传统经济形式，也是其主要的生产部门。尽管畜牧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部落的实力因此有所增强，然而单一的畜牧业经济毕竟不能满足社会多方面的需求。为了弥补畜牧业经济的不足，土默特部、鄂尔多斯部又因地制宜开发农业。16世纪中叶开始，阿勒坦汗组织汉地移民（包括战俘和自愿来投者）在丰州川开展农业生产，种植粮食、蔬菜以及经济作物，将这里发展成了一块繁荣的半农半牧地区。鄂尔多斯地区也有人从事耕作 [6] 。手工业也取得了较大发展。牧民日常生活中所需用具多由牧民自制，与畜牧业生产有关的工具也由牧民自家制作完成，专业手工业生产者担负铁加工、精巧木制品加工、金银珠宝加工等专项手工产品的生产任务，生产技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蒙古人生产的铁制品、木制品还曾受到中原汉人的称赞。随着中原一批批汉族工匠的涌入和西藏一些工匠的到来，土默特地区、鄂尔多斯地区的建筑业有了较快的发展。最具代表意义的建筑成果是土默特地区的库库河屯城（今呼和浩特的前身），另外土默特地区的大召、席力图召（均在库库河屯城内）、美岱召，鄂尔多斯地区的王爱召、准格尔召等藏传佛教寺院，也都堪称建筑艺术的精品。
自16世纪70年代初阿勒坦汗与明廷达成协议后，土默特部、鄂尔多斯部等右翼诸部成为明朝互市的主要对象，诸部用马匹等畜牧业产品从汉地交换到生产和生活所需农业、手工业产品以及上层渴求的奢侈品，满足了自身社会的需求，同时又刺激了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使整个经济形势进入良性循环。
经济的不断发展，带来了社会文化生活的活跃。16世纪末《甘珠尔》《丹珠尔》等巨帙藏文佛教著作蒙译工程的开工，说明经过一段时期经济的增长，蒙古地区已具备了创作大部头文化作品的客观物质条件，随后于17世纪出现蒙文史书创作高峰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藏传佛教的普及对史书的编纂有巨大影响 元亡以后，藏传佛教在蒙古宫廷内还有一些断断续续的活动，但影响很小，作用也有限。16世纪10年代，被达延汗击败的原永谢布部首领亦不剌携残众西遁青海湖地区，在包括藏族在内的地区重图发展，不久又有卜儿孩一支“逃据海西” [7] ，与亦不剌联营。至16世纪30年代，右翼鄂尔多斯部、土默特部开始经略青海湖地区，衮·必里克济农和阿勒坦汗曾两次率军攻入该地区，给亦不剌等人以沉重的打击。衮·必里克济农去世以后，阿勒坦汗又多次出兵青海湖地区，把这一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在经略青海湖地区的过程中，蒙古右翼部落首次接触到藏族部落。阿勒坦汗之子丙兔所部留驻青海湖地区，衮·必里克济农之孙宾兔所部驻牧松山地区（今甘肃省永登县、天祝藏族自治县一带），打通了右翼蒙古部落通往藏区的道路，为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创造了契机。16世纪60年代中期，衮·必里克济农之孙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率鄂尔多斯军深入青海藏区，将当地三位高僧带回鄂尔多斯。库图克台从此皈依佛教，成为蒙古本部地区与藏传佛教建立联系的积极推行者。16世纪70年代初，阿勒坦汗会见藏族僧人阿升喇嘛，并听其传教，也开始信奉佛教。1578年，阿勒坦汗、库图克台与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索南嘉措（即三世达赖喇嘛）在仰华寺会见之后，藏传佛教迅速传入蒙古右翼部落，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并进一步传入其他蒙古部落，给整个蒙古社会带来了全面的影响。
作为一种宗教，藏传佛教首先在蒙古人的精神生活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佛教的思想已深入人心，成为人们行为的依据和准则。反映在文化事业方面，蒙译藏文佛经典籍，学习佛学理论和佛教传播史的活动成为时尚，一批新型的文化人——以佛教思想武装头脑，蒙、藏兼通，具有一定本民族历史、文化知识的人随之产生，而佛学理论和佛教传播史带来的新思想和新知识又刺激了蒙古史书的创作。从前由于战乱未能记载成书的历史，因时局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已获得落实于文字的条件，思想上的新变化又使人急于重新解释某些历史现象。17世纪产生的《源流》等史书，大多是按照一种新的创作模式——印、藏、蒙一统相承的叙述方式完成的，主要特点是宣传所谓印、藏、蒙一统的思想，将佛教在三地的弘传史与三地的王统史结合起来叙述，反映了藏传佛教文化的启迪与影响。
政治局势的变化成为史书创作的重要促发因素 集中产生了一批蒙文蒙古史书的17世纪，在蒙古历史上是一个特殊时期。自16世纪初动荡的蒙古政局因达延汗的统一而稳定下来后，蒙古社会经历了一段较为平稳的发展时期，但是到了16世纪末叶，蒙古已开始感受到来自新兴势力女真（后称满洲）的威胁。经过三四十年的摩擦、冲突，至17世纪30年代漠南蒙古诸部已先后被满洲统治者所制服，大汗林丹汗遁死青海大草滩，传续了四百多年的蒙古汗统从此不复存在。满洲贵族建立清王朝后，继续向外扩张，蒙古外喀尔喀和卫拉特诸部亦面临险境，命运凶多吉少。蒙古人一次次的反抗遭到了失败，而清朝的统治日趋巩固。残酷的现实和可怕的前途不可能不给蒙古贵族以思想上的触动，他们心怀忧虑，但又对改变现状无能为力，感到大势已去、回天无力。这种无奈的心情使贵族出身的文人自然怀恋起以往的岁月，触发了他们的创作意念。他们急切地要写下自己民族的历史，让子孙后代了解并记住蒙古人高贵的血统、源远流长的历史和曾经有过的辉煌业绩。迫于政治的压力，这一创作动机当然不可能直截了当地写出来，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书中体会到作者们这方面的用心。如《黄史》的作者在卷首一开始就引用了五世达赖喇嘛在《西藏王臣记》中说过的一句话：“凡人不知其来源，则如林中迷路的猴子；不知其宗族，则如玉石雕成的假龙；不读其家史，则如遭到遗弃的婴儿。”《阿萨剌黑齐史》的作者在引用五世达赖喇嘛的这句名言后接着说：“为使如今尚不知晓者了解，为使后来人继续修纂而概略写成此书。”罗桑丹津在《黄金史》的后记中提到撰写该书的目的是“让广大的人民世代传阅”。
综合来说，在多种因素构成的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17世纪蒙文史书相继问世，形成了自《元朝秘史》以来的第二个创作高峰。而《源流》是其中最能反映时代特征的一部。
《源流》作者对自己的名号、生平有所交代。他名叫Saγang（萨冈），出身成吉思汗黄金家族，有 sečen qong tayiji（彻辰·洪台吉）和erke sečen qong tayiji（额尔克·彻辰·洪台吉）称号。他出生于1604（甲辰）年，父亲称Batu qong tayiji（巴图·洪台吉），祖父称Öljei ildüči darqan baγatur（鄂勒哲·伊勒都齐·达尔罕·巴图尔），曾祖父就是有名的Qutuγai sečen qong tayiji（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四世祖称Nom tarni qoo-a tayiji（诺木·塔尔尼·郭斡·台吉）。他们的家族属达延汗第三子巴尔斯博罗特的长子衮·必里克济农一系，诺木·塔尔尼作为衮·必里克的第四子，分封到的部落是Besüd（别速）和Üüšin（乌审），属鄂尔多斯万户的右翼，从库图克台到萨冈，他们的驻牧地一直在Yeke Šiber（伊克·锡别尔，今译“大石砭”，在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乌审旗境内南部）一带。他们这一支虽然不是衮·必里克济农的嫡支，但由于库图克台个人超群的能力和举足轻重的作用，奠定了他们这一支在鄂尔多斯万户诸部中重要地位的基础，几代子孙也都表现不俗，均受重用。他们这一支在诸部中享有很高的声望，是一时的实力派。库图克台指挥过多次重大战役，足迹远达额尔齐斯河、青海地区三河汇流处等地，博硕克图即济农位的仪式是由他来安排和主持的，他与土默特万户首领阿勒坦汗关系密切，很受阿勒坦汗的赏识，阿勒坦汗就是采纳了他的建议才决定迎请西藏高僧索南嘉措的，而他在引进、推广藏传佛教的一系列活动中的作用，更抬高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他还是大汗图们·札萨克图汗所设五执政之一，参与蒙古本部六万户的总体协调管理。库图克台的长子鄂勒哲·伊勒都齐曾参加攻打托克马克和瓦剌的战役，表现得勇敢顽强，因此获得巴图尔·彻辰·洪台吉的称号，参与执事，鄂勒哲的长子巴图13岁即随博硕克图济农出征汉地，在与宁夏明军作战时活捉一人，因而获得达尔罕·巴图尔的称号，15岁时随留守部队驻防南边，击退明军，缴获大量武器、马匹，又被授予巴图尔·彻辰·洪台吉之号，参与执事。巴图的长子萨冈出生在这样一个家族里，自幼享受优越的生活，11岁时就以“六万户中首行佛教之人的后代”而获其曾祖父的“彻辰·洪台吉”的称号，后来在额林臣即济农位时，他又以“从前有德之人的后代”而获得宣读封号的殊遇。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他成熟得较早，17岁即被选入臣僚之列，参与执事。18岁时已作为鄂尔多斯万户三代表之一参加与土默特万户代表共议政事的活动。当林丹汗为避后金军追袭经鄂尔多斯地区西遁时，萨冈与额林臣济农一同加入林丹汗的队伍（实际上是被迫的，携部众大约迁至巴丹吉林沙漠深处）。当林丹汗的统治已近尾声时，他主动前去与脱离林丹汗的一支察哈尔人联系，商定了东返之事，然后劝济农共同行动，一同回到了原驻牧地，使部落得以保留，为此济农赐给他达尔罕的称号。这些就是作者本人为我们提供的他和他的家族的基本情况。
关于库图克台，还有来自其他方面的报道。《万历武功录》（卷十四）专门为他写有一篇传记（《切尽黄台吉列传》），记载了他在“俺答封贡”（1570年）以后至1587丁亥年去世（《源流》记为1586年）之间的一些活动，称他“善用奇兵”，“雄视一套，投足左右，便有轻重”，即使去世后“胡中事无大小，无不愿以切尽为法”，可见他确实能力不凡。该传记又称他“为人明敏，而娴于文辞，尤博通内典”，记载鄂尔多斯万户与明朝达成贡市之约时，曾由他“亲为表文”。他还多次致信明朝边将以保持联系，该传记还说他“好佛不已”，曾向明朝索请佛经、数珠等物，仅一次就得到佛经三部、数珠十盘。一位明朝和尚（宛冲）还随他“传经译字”，可见他有较高的学识。现存蒙文古籍中有一部《十善法门白史》（ Arban Buyan - tu Nom - un Čaγan Teüke ），前言中说该书是由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在元代同名著作的基础上参照他本编写而成的。关于这部书最初的作者和内容，学界尚有争议，但对它的最后成书确与库图克台有关这一点，似无异议。看来，库图克台确实是一个能武能文、善读好写的人。他对萨冈的影响也应该是最大的。
关于萨冈，除他本人提供的情况，在其家乡还流传着一些有关他晚年的传说，说他不顺从清朝皇帝，不接受清廷的封官，并痛斥清廷的侵略行径，最后被肢解处死 [8] 。从《源流》的叙述看，他至少活到了59岁，但他没有提及自己30岁以后的情况。这恐怕与他的政治观点和思想倾向不无关系。在他30岁的1634年，林丹汗病死在青海大草滩，溃散的部众纷纷被后金军收服，1635年春，林丹汗之子额哲归降后金；1636年4月，清太宗皇太极接受漠南蒙古16部49封建主所上“博格达彻辰汗”（宽温仁圣皇帝）的尊号，漠南蒙古诸部变成了新建的清王朝的臣民。变为异族的统治对象，是当时的蒙古人所不希望、也不愿承认的事，但事情毕竟已经成为现实，而且是难以改变的现实，因此人们往往把自己的悲愁、失望和不满埋在心底，对这一段历史采取一种沉默的态度。萨冈估计就属于这种情况，不然《源流》中有关部分的反常现象就不好作出解释。书中蒙古史的内容止于1635年林丹汗之子额哲归降后金，皇太极嫁女儿给他之处，而全书总内容的截止年代为1662年即作者完成史书的那一年。对1635年以后至1662年的这段时期，作者只简略记写了皇太极称帝、攻明城锦州、四世班禅的使者由清朝返回故地、李自成攻占北京、顺治入关、明朝皇统、五世达赖朝清、康熙即位、四世班禅去世等内容，基本上不涉及蒙古方面的情况。然而事实上漠南蒙古地区在这期间不是无事可写，而是发生了不少在蒙古史上有影响的事情，如清朝打破蒙古原来的行政体制，对归附的蒙古诸部设旗编佐、划定地界，取消蒙古原有的汗、济农、王等称号，对蒙古贵族施行新的封建王公制度，等等。作者所在的鄂尔多斯部1649年（清顺治六年）也被分为六旗，额林臣济农被封为多罗郡王，驻左翼中旗（今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前身），萨冈所在家族被划入右翼前旗（今乌审旗前身）。但出人意料的是库图克台的嫡系子孙萨冈未依通例继续留任该旗首领，倒是库图克台的次子锡塔台·楚库克尔的后裔额琳沁被封为该旗扎萨克固山贝子。这期间还发生了几起蒙古人反抗清朝统治的事件，如1646年苏尼特左旗扎萨克多罗郡王腾机思叛清，北依外喀尔喀车臣汗部，后被清军镇压；1649年鄂尔多斯右翼后旗（今杭锦旗前身）大札木素叛清，执杀清廷使者，据险抵抗，但终因势单力薄被迫于次年十一月向清朝投降，同叛的多尔济不降，两年后被擒杀。萨冈对这些事情只字未提，看来他是有意回避：对有些情况不愿承认，而对有些情况则不便提及。这样一来，我们也就无法再从作者笔下了解到他后半生的情况了。
清初史料中几次出现鄂尔多斯部台吉Sagan（Saγan）的名字，分别见于1637年、1638年和1641年，《清太宗实录》蒙文本作Saγan（汉文本作“萨甘”“萨干”），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记有两人：amba Sagan（汉译本作“大萨汉”）、ajige Sagan（汉译本作“小萨汉”） [9] 。几条记载讲的都是该部首领额林臣济农及其属下向清廷贡物之事。具体分析各条，似乎可以确定1637年遣使清廷的Saγan（萨甘）不是《源流》的作者，因为从该条记载中可以看出1637年派使者赴清廷朝贺的六位首领基本上代表着后来鄂尔多斯六旗的扎萨克系统，如额林臣济农、善达台吉、沙克察台吉本人后来分别成为鄂尔多斯左翼中旗、鄂尔多斯右翼中旗（今鄂托克旗和鄂托克前旗的前身）、鄂尔多斯左翼后旗（今达拉特旗前身）的首任扎萨克；后来古禄台吉之子色稜成为鄂尔多斯左翼前旗（今准格尔旗前身）首任扎萨克，布达代楚虎儿之子额琳沁成为鄂尔多斯右翼前旗首任扎萨克；剩下的一旗应是鄂尔多斯右翼后旗（今杭锦旗前身），而该旗首任扎萨克小扎木素出自衮·必里克济农第三子卫达尔玛一系，其祖父亦名Saγan，也有洪台吉之号（见库伦本第73叶背面第3行，清代汉译本作“桑鸿台吉”，因成衮扎布家藏本、殿本而误）。那么，《清太宗实录》中出现的萨甘应是指这位与《源流》作者同名的人。这条记载说明鄂尔多斯部当时是有代表性地由六大分支的首领派出了贡使，也反映出《源流》作者萨冈应有的政治地位在那时就已经被取代。1638年向清廷遣使的大Sagan小Sagan，显然分别是小札木素的祖父和《源流》的作者，因为前者辈分高，所以称大Sagan，而后者则称小Sagan。1641年出现的Saγan（萨干），暂时还不好确定其身份。除第一条记载外，其他几条记载中出现的人名比较多，且杂乱，估计六大分支下主要的贵族都随同派出了贡使。遣使清廷的鄂尔多斯贵族中出现《源流》作者之名，不一定就意味他亲清，他的这一举动很可能是为形势所迫、是违心的。《源流》中所反映出的萨冈对清朝的态度以及萨冈家乡关于他的传说，应该能证实这一点。传说中的细节可以不一定处处属实，不过，萨冈反清的核心内容当是有所本的。萨冈在家乡有很高的威望，受到人们的尊敬和赞颂，他去世后，家乡的人们一直守护着他的墓地，每年为他举行祭奠。
萨冈能创作出《源流》这样一部蒙古史书，与他的家庭环境有密切关系。他从小有条件学习读写，家中藏书使他眼界开阔，先辈的出身和功绩使他产生自豪感，而家族和他本人的地位又使他能够直接了解当时贵族上层的活动，这些都成为他日后创作的有利因素。
关于作者的名字，还有几点需要说明。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作者的名字被外界认为是Sanang，这是由于故宫精钞本、殿本以及施密特本书写有误。作者的名字在书中共出现8次，殿本系的祖本成衮扎布家藏本中均作SAQANG。估计故宫精钞本的抄写者看漏了一个齿形符号，因而讹误为Sanang，这一错误又被殿本、施密特本所沿袭。清代汉译本有三处译为“萨纳囊”（因满译本同处作Sananang）、五处译为“萨囊”。于是作者的名字就在汉地、欧洲、日本等地被误传很长时间。蒙文诸本中作者的名字始终多作Saqang、Saγang，间或作Saqan。1933年，海涅什（E.Haenisch）根据库伦本首次指出了作者的名字应是Saγang [10] 。古蒙古文中辅音γ的识点常不出现，而使用识点的词中形式也不见得就一定读作γ，因为q的词中形式有时也会被加上识点，这时的识点只起防止与其他读音相混的作用。因此光从字面上看，作者名字的读音既有可能是Saγang，也有可能是Saqang。清初史料的有关拼写，可以成为确定《源流》作者名字读音的很好根据，另外，田清波（A.Mostaert） [11] 、扎姆查拉诺（Ц.Ж.Жамчаpано） [12] 都提到他们在鄂尔多斯实地听到的读音是Saγang，笔者听到乌审旗人的叫法也是Saγang。现在学界基本采取了Saγang的读法。
作者还普遍被称为Sanang Sečen（萨囊·彻辰）或Saγang Sečen（萨冈·彻辰）。严格地说，这也是不准确的。因为Saγang是他的名字，而Sečen只是他称号的一部分。作者的名字在书中没有一次是作Saγang Sečen的，不是作Saγang tayiji就是作Saγang Sečen qong tayiji。《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蒙古源流》”条称其作者为“小彻辰萨囊台吉”，这一称呼引自清代汉译本跋文（卷八，第二十一叶背面），蒙文殿本同处作üčüken oyutu Sečen Saγang tayiji，意为“智慧不大的彻辰·萨囊·台吉”，本是作者的自谦之语，满译本语义大致相同，但汉译本却译为“小彻辰萨囊台吉有远识”。这一误译导致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错误，实际上“小”字原本不该出现在称呼内。至于与内国史院满文档案中“小Sagan台吉”之称的关系，二者情况不同，不能相提并论，只不过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原载《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1] [日]江实：《蒙古源流（译注）》（东京弘文堂，1940年）研究篇第二编。[比]田清波（A. Mostaert）： Erdeni - yin Tobci ， Mongolian Chronicle by SagangSecen （《宝史纲，萨冈彻辰的蒙古编年史》，哈佛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导言。周清澍、额尔德尼巴雅尔：《〈蒙古源流〉初探》，载《民族史论丛》，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 《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年五月辛丑：“……左副将军李文忠师趋应昌……明日克之，获元主嫡孙买的里八剌并后妃宫人暨诸王省院达官士卒等，并获宋之玉玺金宝一十五、宣和殿玉图书一、玉册二……”洪武二十一年四月丙辰：“黎明至捕鱼儿海南饮马，侦知虏主营在海东北八十余里。[蓝]玉以[王]弼为前锋，直薄其营……忽大军至……虏主脱古思帖木儿与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来、丞相失烈门等数十骑遁去……获其次子地保奴……得宝玺图书牌面一百四十九、宣敕照会三千三百九十道……”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庚申：“总兵官都指挥使周兴遣人送所俘胡兵至京。先是兴率师至……安达纳哈出之地，见车马迹，遂追至兀者河，得空车百余辆，将还，适永平卫百户汪广报言哨遇胡兵……胡兵弃辎重溃去。兴乃遣燕山左护卫指挥谢礼率轻骑疾追之，至彻彻儿山，又大败之，生擒五百余人，获马驼牛羊及银印图书、银字銕牌等物，悉送京师。”
[3] [苏]符拉基米尔佐夫（Б.Я.Владимирчов）：《蒙古书面语与喀尔喀方言比较语法》（陈伟、陈鹏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蒙古书面语发展的第二阶段一直延续到16世纪的末叶，其中经历了蒙古史上的黑暗时期（从14世纪末起，即从元朝灭亡直至16世纪后半叶）。这时，蒙古人在文化方面倒退了……”[蒙]比拉（Ш.Бира）：《蒙古史学史》（陈弘法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38页）：“至今尚未发现一部成书于蒙古‘黑暗时代’——14世纪末至16世纪末的完整史著……”
[4] 因为游牧经济的限制，明代蒙古人自己仍不生产纸张，来源主要仰仗同中原交换；纸张一般只用来书写表章文件。不得已时，羊皮、白桦树皮、木板等也用来写字。蒙古缺乏纸张的情况，在外界也有些反映。例如，《明孝宗实录》弘治十七年三月壬午条记载说达延汗的使臣以“番地纸难得”为由，不肯返回重写公文；《李朝实录》世宗二十四年五月戊辰条记载说蒙古皇帝的使臣所示蒙古字敕书“纸则黄色薄纸”。阿勒坦汗与明朝实现通贡互市之后，明廷“每给以纸笔之具”（《北虏风俗·尊师》），蒙古还可以用牲畜、畜产品、木材等从汉地换得纸张。
[5] 《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上》。
[6] 《北虏风俗·耕猎》：“今观诸夷耕种，与我塞下不甚相远。其耕具有牛，有犁；其种子有麦，有谷，有豆，有黍。此等传来已久，非始于近日。惟瓜瓠茄芥葱韭之类，则自款贡以来，种种倶备。”《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四）：“嘉靖初，中国叛人逃出边者，……有众十余万。南至边墙，北至青山，东至威宁海，西至黄河岸，南北四百里，东西千余里，一望平川，无山陂溪涧之险，耕种市廛，花柳蔬圃，与中国无异。”《秦边纪略》卷六《河套》：“河套地饶，耕稼如中国。”
[7] 《明实录》嘉靖六年冬十月癸巳、十年闰四月癸亥、十年六月戊寅、十一年正月丁卯、十二年二月癸卯条。
[8] [比]田清波（A.Mostaert）：《传说中的萨囊·彻辰》，载《鄂尔多斯志》，北京，1934年（米济森格汉译文收入《鄂尔多斯研究文集》第1辑，伊盟档案馆1984年版）。
[9] 《清太宗实录》卷三九崇德二年冬十月乙未条：“……以万寿圣节赐……鄂尔多斯部落贡使古塞尔图吴巴什、古禄台吉下德勒图、善达台吉下哈尔邦、布达代楚虎儿下恩得贝、鄂尔多斯济农下额美巴图鲁、萨甘台吉下海塞、沙克察台吉下纳彦泰、巴图貂裘、貂帽、鞾带等物……”《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崇德三年六月十六日条：“鄂尔多斯部落额林臣济农等六十四人……来朝贡马、缎等物，遣官迎于五里外演武场，宴之。鄂尔多斯济农贡马八匹、驼二只、骡一匹、珍珠一串、珊瑚数珠一串、妆缎三匹、倭缎两匹……”其他遣使贡物的人有：济农母、古鲁台吉、阿喇纳台吉、布达代楚虎尔、吴奴浑台吉、大萨汉台吉、包鲁克台吉、绰依木察特、小萨汉台吉、多尔济穆、小古鲁台吉、吴巴希台吉、沙克察台吉、达木穆礼台吉、巴代古希、舒格古希、僧色古希、班弟斯哈布台吉。同年七月二十三日，额林臣济农等鄂尔多斯贵族及其贡使受到了清廷的赏赐（见该书上册第318—319、338—339页）。满文原文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国史院档》第2、3册。《清太宗实录》卷五七，崇德六年八月甲辰条：“……鄂尔多斯部落济农额林臣、台吉札木苏、古禄、善达、卓布里、毕劳、寨赛、萨干、萨克巴……古英塔布囊等来朝，贡马、驼、蟒缎、粧缎、素缎等物。”
[10] [德]海涅什（E.Haenisch）： Monggo han sai da sekiyen ， Die Mandschufassung von Sanang Secen ' s mongolischer Geschichte ， nach einem in Pekinger Palast gefungenen Holzdruck in Umschreibung ，Leipzig，1933（《蒙古源流，萨囊·彻辰蒙古史之北京故宫满文刻本之转写》，莱比锡，1933年），序言。
[11] [比]田清波：（A.Mostaert）： Erdeni - yin Tobci ， Mongolian Chronicle by Sagang Sece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6（《宝史纲，萨冈彻辰的蒙古编年史》，哈佛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导言。
[12] [苏]扎姆查拉诺（Ц.Ж.Жамчаpано）：Монгольсие Летописи ⅩⅦ века，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1936（《17世纪蒙古编年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3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