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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越南山水相连，有着悠久的历史联系。交趾、越裳之地在中国古籍中早已有零星记载，如关于传说时期的颛顼、尧、舜、禹均曾“南至交趾”或“南抚交趾”；《尚书大传》载，越裳氏使者在周成王时“三象重九译而献白雉” [1] 。秦汉时期，今越南北部和中部北区逐渐被纳入中国封建王朝的版图，开启长达千年的郡县时代（越南史学界称“北属时期”）。作为中国西南边疆的一部分，郡县时代的越南在中国汉唐时期历代封建王朝治理之下，社会经济和文化得到进步和发展。到北宋开宝元年（968），当地封建主丁部领扫平“十二使君之乱”，建立了越南历史上第一个独立自主封建王朝——丁朝，随后也正式开始了中越两国关系密切交往的历史。 [2] 从丁朝起，越南历代封建王朝均与中国封建王朝保持密切的宗藩关系。一直持续到19世纪后半期，越南逐步沦为法国殖民地，中越两国之间传统宗藩关系逐步终结。
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关注和研究越南的传统，尤其是元代以降，形成不少记载越南历史和中越关系的著述，如元代有徐明善的《天南行记》、陈刚中的《交州稿》，明代有丘浚的《平定交南录》、李文凤的《越峤书》、郑若曾的《安南图说》、张镜心的《驭交记》，清代有李仙根的《安南使事纪要》、高熊徵的《安南志》、徐延旭的《越南辑略》、盛庆绂的《越南地舆图说》等。越南古籍如《大越史略》，也进入中国典籍系统得以保存传世。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越两国“同志加兄弟”友好关系的大背景下，中国学术界对于古代中越关系史研究有了一定的发展。1978年底，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经历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越关系交恶，再到1991年底中越关系恢复正常化以来，我国学术界古代中越关系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可谓硕果累累，百花争艳。现拟从几个方面，对我国学术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古代中越关系史研究的成果进行大致的梳理和考察，以供学界参考。
史料搜集和整理是任何历史研究的基础。就古代中越关系史的研究来说，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也受到我国学术界高度重视。古代中越关系的史料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其一，是中国古代形成的各类汉文典籍；其二，是越南古代出现的各种汉喃文献。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对相关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主要取得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成就。
第一，考辨学术源流，以专题形式对相关史料进行摘录和汇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系统研究。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陈智超、周绍泉等一批专家学者编辑的《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一书，出版较早，内容充实，资料搜集可谓宏富，对中越两国现存的古代正史及其他官方史籍和一些档案中的史料进行摘录和编辑。 [3] 同时，该书也对古代中越关系发展的历史分期、主要内容提出看法，批驳了当时越南学界关于中越关系认知的一些错误观点。该书是中越关系非正常化时期出版的颇具学术价值的著作，对于我国古代中越关系史学术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同类著述中，尚未见出其右者。萧德浩和黄铮主编的《中越边界历史资料选编》一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主要对涉及古代中越边界的相关史料进行了选编，下册在近代中越边界史料上用力甚多。 [4] 李国祥、杨昶主编《明实录类纂》，其中的《涉外史料卷》将《明实录》中有关中越交往的史料进行了汇编。 [5] 进入21世纪，相继有许文堂、谢奇懿编成《大南实录清越关系史料汇编》，将越南阮朝官修史书《大南实录》中涉及的清代中越关系史料，做了摘编和整理； [6] 陈鸿瑜写成《宋朝与东南亚关系编年史料编著》，其中涉及宋朝与越南关系的史料摘编和注释； [7] 陈佳荣、钱江、张广达编成《历代中外行纪》，其中摘编了不少与古代中越关系相关的基本史料； [8] 近期，王柏中等出版《〈大南实录〉中国西南边疆相关史料辑》，亦以《大南实录》为底本，对其中涉及中国西南边疆的相关史料进行摘编，但其中的部分内容与许文堂等的摘编有所重合。 [9] 这些史料的摘录、汇编考察了学术的源流，可见史料的因袭变化，本身就是一种基础性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贡献，也为学界研究古代中越关系提供了诸多便利。
第二，梳理学术成果，编辑相关书目评介或书目提要，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础。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学者就编成了一些相关的书目，较为著名的有冯承钧编写的《安南书录》 [10] 、郭廷以等编写的《中国关于越南著述目录》 [11] 等。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相关的书目和书目提要的编写进一步增多，其中较为重要的有韩振华辑录《（原）河内远东博古学院所藏越南古史书目录摘录》 [12] ，戴可来辑录《东洋文库安南本目录》 [13] ，顾海编著的《东南亚古代史中文文献提要》 [14] ，张秀民编著的《中越关系书目（国人著述）》 [15] 《安南书目提要三种》 [16] 《安南书目提要》 [17] 《安南书目提要九种》 [18] 《安南书目提要十一种》 [19] 《中越关系史书目（续编）》 [20] ，纪宗安主编的《中外关系史名著提要》 [21] ，刘春银、王小盾和越南学者陈义主编的《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 [22] ，刘春银、林庆彰和陈义主编的《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补遗》 [23] ，牛军凯编写的《法国亚洲学会图书馆藏越南汉喃古籍书目》 [24] ，成思佳编译、于向东审校的《山本达郎教授收藏之越南汉喃文献书目》 [25] 等。其中，《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和《补遗》二书尤为重要，前者参照中国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方法，对越南汉喃研究院和法国各典藏单位（如远东学院图书馆、法国亚洲学会图书馆等）收藏的5000余种汉喃文献进行版本学的系统介绍，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方便；后者则在《提要》基础上，补充著录了神敕、神迹、俗例、地薄、古纸和社志六类汉喃文献，合计有2280册。上述诸书目或书目提要，涉及中国、越南、日本和法国等国的众多科研机构所藏的各种中越古代文献，起到了辨别学术、分明例类的作用，也是对古代中越交往和两国关系史研究的贡献。
第三，搜集整理史料，点校或影印出版了一大批相关的中越历史和与中越交往相关的古籍文献。就中国文献而言，有苏继庼校释的《岛夷志略校释》 [26] ，谢方点校的《东西洋考》 [27] 《殊域周咨录》 [28] 《海外纪事》 [29] 、校注的《西洋朝贡典录》 [30] ，陈玉龙校注的《安南军营纪略校注》 [31] ，胡起望、覃光广校注的《桂海虞衡志》 [32] ，台湾大通书局出版的标点本《海南杂著》 [33] ，武尚清点校的《安南志略》 [34] ，杨博文校释的《诸蕃志校释》 [35] ，杨武泉校注的《岭外代答校注》 [36] ，赵克生、李燃点校的《苍梧总督军门志》 [37] 等。上述诸书更多的是中外交通或地理类旁及中越关系的相关著述，对专论中越关系的专著的点校和出版则相对较少。就越南文献而言，则有陈荆和校注的《往津日记》 [38] 《大越史记全书》 [39] 《大越史略》 [40] ，陈庆浩、王三庆主编的《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 [41] ，戴可来、杨保筠点校的《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 [42] ，陈庆浩、郑阿财、陈义主编的《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二辑） [43] ，孙逊、陈益源和越南郑克孟主编的《越南汉文小说集成》 [44] ，北京大学《儒藏》编撰与研究中心编撰、阮金山主编的《儒藏（精华编）：越南之部一》 [45] ，孙晓、牛军凯等点校的《大越史记全书》 [46] 等。与中国文献相类似，上述诸书则多为史学、文学、经学类著述而涉及中越关系，越南汉喃文献中的直接记述中越关系的专著亦少有点校和出版。除了点校部分古籍外，国内还影印出版了不少相关的中越文献，如吴丰培整理的《钦定安南纪略》 [47]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越南汉喃研究院合编的《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 [48] ，牛军凯整理的《皇越一统舆地志》 [49] 《大南一统志》（嗣德版） [50] 、《钦定大南会典事例》（正续编） [51] 等。此外，《域外汉籍珍本文库》还相继影印出版了20余种越南汉喃文献，其中潘辉注的《皇越地舆志》、潘清简等的《钦定越史通鉴纲目》、阮文超的《大越地舆全编》、黄高启的《越史要》等均是研究古代中越关系的重要史料。 [52] 在上述诸书中，《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的出版尤为引人注目，该书共计收录了越南陈朝至阮朝时期曾出使中国的53位使者所作的79部燕行汉喃文献，为古代中越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越方视角的第一手史料，由此在中国国内掀起了一股研究越南燕行文献和古代中越交往的潮流。
第四，从古代中越交往和文化影响的视角出发，对有关文献进行历史或文化的考证。此类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如张秀民的《永乐〈交阯总志〉的发现》 [53] ，戴可来的《关于〈岭南摭怪〉的编者、版本和内容》 [54] ，武尚清的《从〈大越史记〉到〈大越史记全书〉》 [55] 《〈大越史记全书〉的发展与完成》 [56] 《〈安南志略〉在中国——成书、版本及传藏》 [57]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评介》 [58] ，杨保筠的《潘辉注和〈历朝宪章类志〉》 [59] ，于向东的《黎贵惇及其〈抚边杂录〉研究》 [60] 《试论〈抚边杂录〉与几种史籍之间的因袭关系》 [61] 《〈抚边杂录〉的成书、体例及其抄本流传》 [62] 《〈海南杂著〉的作者与版本》 [63] ，于向东与成思佳合著的《郑若曾与〈安南图说〉略论》 [64] ，郭振铎的《越南〈大越史记全书〉的编撰及其若干问题》 [65] ，刘玉珺的《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 [66] ，牛军凯的《〈大越史记全书〉“续编”初探》 [67] ，王丽敏的《黎澄及其〈南翁梦录〉研究》 [68] ，叶少飞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越南史地典籍解题》 [69] ，张志琪的《〈越峤书〉研究》 [70] ，成思佳的《高熊徵与〈安南志〉新论》 [71] 等。另外，成思佳经过对北京师范大学藏抄本《大越史略》的研究，认为该本是已知的唯一未经《四库全书》编者改订的《大越史略》抄本，是国内现存最原始的与古代中越关系研究相关的新史料之一，由此写成《现存最早的越南古代史籍——〈大越史略〉若干问题的再探讨》 [72] 和《现存最原始的越南陈朝史籍文本：北京师范大学藏抄本〈大越史略〉考论》 [73] 两文。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人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逐步探索，试图建构古代中越关系史研究的相关理论或范式，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中越宗藩关系说。“宗藩关系”又称为“朝贡关系”“封贡关系”“华夷秩序”“藩属关系”等，是当前国内外学界用以认识和解读古代中越关系尤其是官方关系最为普遍和基本的一种研究理论或范式。国内学者使用宗藩关系来认识和解读古代中越关系应始于我国著名史家邵循正先生。他于1933年在毕业论文《中法越南关系始末》中提出了“中越宗藩关系”的说法，认为“中越之宗藩关系，其历史依据至为充足，不生疑问” [7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曾师从邵先生的戴可来先生，深受其中越宗藩关系理论的影响和浸润。改革开放以后，戴先生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邵先生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述古代中越宗藩关系的学术论文，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有《中越关系简史》 [75] 《论中越关系史中的若干问题——兼驳越南史学界的反华谬论》 [76] 《略论古代中国与越南之间的宗藩关系》 [77] 等。通过上述诸文，戴先生对古代中越宗藩关系的发展历程、主要内涵、基本内容和历史影响均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论述，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认识古代越南与其周边诸小国或民族之间存在的“亚宗藩关系”理论。此外，陈玉龙的《略论中越历史关系的几个问题》 [78] ，于向东的《中越关系的历史演变与南海争端》 [79] 《中越关系的历史演变》 [80] ，龙永行的《论中越历史上的宗藩关系——兼驳河内史家的种种谬说》 [81] ，黄清根、陆妙春的《中越宗藩关系三题》 [82] 《中越宗藩关系简论》 [83] ，许立坤的《中越宗藩关系之我见》 [84] ，陈双燕的《试论中越宗藩关系的历史渊源》 [85] 《中越宗藩关系的历史发展述论》 [86] ，陈国保的《越南使臣与清代中越宗藩秩序》 [87] 等文亦从不同的角度对古代中越宗藩关系的相关理论进行了阐发和论述。近期，梁志明和刘志强发表了《关于越南历史发展轨迹与特征的几点思考》一文，其中对宗藩关系在越南封建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历史作用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是为国内学界对古代中越宗藩关系理论的最新阐释和发展。 [88]
第二，古代中越友好交往主流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中越两党两国之间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了“同志加兄弟”的友好关系，由此在国内逐渐形成了古代中越友好交往的研究理论或范式。在改革开放以前，代表性的论著有周一良的《中越两国人民的传统友好关系》 [89] ，陈修和的《中越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 [90] ，邵循正的《十七—十八世纪中越人民在南圻的合作》 [91] 。改革开放以后，古代中越友好交往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如戴可来在《论中越关系史中的若干问题——兼驳越南史学界的反华谬论》一文中曾强调中越关系的历史主流是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主要表现在两国人民和平共处，生产、文化知识的相互交流及在阶级斗争中的相互支持； [92] 陈玉龙在《中国和越南、柬埔寨、老挝的文化交流》一文中则认为：“中越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是非常悠久的，有信史可考者，至少在两千年以上……在历史长河中，册封和朝贡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边衅或战争，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 [93] ；梁志明在《悠久绵长，交相辉映——中国与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文化交流》一文中则将中越关系分为郡县时期、宗藩时期、殖民时期和睦邻时期四个历史阶段，对各个阶段的中越友好文化交流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论证。 [94] 古小松编著的《越南国情和中越关系》则认为：“中越宗藩关系存在九百多年，两国友好往来是历史的主流，战争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总共也不过二十来年” [95] 。近期，于向东发表《中越关系的历史演变》一文，该文从越南海洋史和中越海上交往史的研究视角出发，认为中越友好交往是中越关系史的主流，古代“两国官方和民间的海上合作也是中越友好交往的途径之一，其表现在南海缉拿海盗、保护商船航海通行安全、救助海上遇难船只和漂民、在东南亚一带贸易活动中华人为越南人的沿海航行引航等” [96] 。
第三，汉文化圈说。“汉文化圈”又称为“汉字文化圈”“中国文化圈”或“东亚文化圈”，其在地理上以中国为中心，包含朝鲜、日本、越南、琉球和东南亚其他一些古代国家，汉字、儒学、典章制度、中国化的佛教（即汉传佛教）等则是其共通的文化要素。不少学者使用汉文化圈的理论来解读古代中越交往和两国关系，改革开放以后，在国内较早研究汉文化圈与古代中越关系的当属陈玉龙先生，他于1990年与杨通芳、夏应元、范毓周三位学者合著了《汉文化论纲——兼述中朝中日中越文化交流》一书。陈先生在汉文化圈的理论框架下，对中越古代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概述。 [97] 除陈先生外，不少学者亦从汉文化传播的角度对古代中越关系进行专题研究。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汉字与古代中越文化交流，如祁广谋的《汉语汉字在越南的传播及其文化意义分析》 [98] ，于向东、梁茂华的《历史上中越两国人士的交流方式：笔谈》 [99] ，梁茂华的《越南文字发展史研究》 [100] 等；其二，儒学与古代中越文化交流，如黄国安的《孔子学说在越南的传播和影响》 [101] ，梁志明的《论越南儒教的源流、特征和影响》 [102] ，何成轩的《儒学南传史》 [103] ，于向东的《越南思想史的发展阶段和若干特征》 [104] 《试论18世纪越南学者黎贵惇的世界观》 [105] 等；其三，中国典章制度与古代中越文化交流，如于向东的《浅谈越南封建帝王的年号、尊号、庙号和谥号》 [106] ，陈文的《越南科举制度研究》 [107] ，梁允华的《从爵本位到官本位——十至十五世纪越南官制变迁史研究》 [108] ，成思佳的《越南古代的上皇现象研究（968—1759）》 [109] 等；其四，中国传统宗教与古代中越文化交流，如梁志明的《略论越南佛教的源流和李陈时期越南佛教的发展》 [110] ，许永璋的《论道教在越南的传播和影响》 [111] 、谭志词的《越南闽籍侨僧拙公和尚与十七、十八世纪中越佛教交流》 [112] 、宇汝松的《道教南传越南研究》 [113] 等。
第四，越南封建文人乖戾文化心态说。作为一个深受汉文化影响的中国周边国家，在漫长的封建王朝延续时期，越南封建文人学者在接受汉文化很多内容的同时，也努力建构和发展、丰富自身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在中越宗藩关系时期，与中国封建统治阶层、士大夫阶层接触往来的过程中，越南封建文人常常表现出在与“上国”交往中的一种民族自尊、自豪与自卑、自大相交织的乖戾文化心态。陈荆和先生曾从越南封建时期的史书作品汉字选用等具体事例进行过分析， [114] 在此基础上，于向东教授以18世纪越南最具代表性的学者黎贵惇的著述与思想研究为例， [115] 归纳分析了越南封建文人乖戾文化心态的表现，如越南属于“华也，非夷也”的“华夷”观念，“华夷”秩序的建构、辨析与抗争，以本国都城之地为“天下之中”意识，文献礼仪之邦、文明“无逊”甚至“超过”中国说，既要争取与中华为伍，又要显示与中华文化的不同与区别，强调民族文化独立性、主体性。这些观念已渗入越南民族意识中，曾产生深远影响。
第五，尝试从越南的视角来认识和解读古代中越关系，其学理的认知则主要表现为于向东提出的“越南学”的建构及其深刻内涵。具体的探讨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从当代越南地理空间、学科空间和文化空间意义去认识越南学，实现对中国学界“宗藩”传统观念的超越。 [116] 其二，开始使用“邦交”来描述古代中越关系。“邦交关系”是越南士人对古代中越关系的指称，如吴时任的《邦交好话》、潘辉注的《历朝宪章类志·邦交志》、佚名的《西山邦交录》、黎统的《邦交录》等。与“宗藩”“朝贡”等用词相比，越南学者使用“邦交”，更多的是要强调中越之间的平等关系。近年来随着我国对越南汉喃文献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一些学者有时亦将古代中越关系称为邦交关系，如牛军凯的博士论文选取了“朝贡”与“邦交”二词来形容明末清初的中越关系 [117] ；梁志明在《中越关系的历史渊源与发展前瞻》一文中则将公元10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下半期的中越关系称为“邦交时期” [118] 。其三，通过考察越南的中国认知或中国观来重新解读和审视古代中越关系。如陈国保在《越南使臣对晚清中国社会的观察与评论》主要对越南使华士人的中国认识进行了考察，认为这类中国认识实为一种他者视野中的“天朝”异域形象，可以考察出掩藏在朝贡礼仪背后的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的邦交实质。 [119] 于向东和成思佳在《越南知识阶层的中国认知述略——以17位越南学者为例》中则认为越南知识界的中国认知主要有三层内涵：一是对中国本身的认识和理解；二是透过中国对越南本国、本民族的认识与理解；三是以中国为媒介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 [120] 刘永连和刘家兴在《明清鼎革后东亚文化共同体内各国的中国观——以安南使人对“薙发易服”的态度为视角》中则以清乾隆时期越南后黎与西山两朝使者对清廷“薙发易服”令的不同态度为切入点，着重分析了当时越南对清朝的心态和中国观。 [121] 其四，尝试使用“越汉关系”的视角来审视古代中越关系。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越关系”提法存在所谓“中国中心主义”的嫌疑，提倡研究所谓的“外中关系史”。 [122] 或许是受到这一说法的启发和影响，古小松、陈文、梁茂华等学者写作了《越汉关系研究》一书，认为越汉关系有别于一般的中越关系史研究，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越南自古以来与华夏交往的历史；越族与华夏移民融合的历史；越南传承中华文化的历史。 [123]
改革开放以前，国内学界对古代中越关系史的整体性研究一直十分薄弱。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界开始尝试对古代中越关系史进行整体性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大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对古代中越关系的历史分期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探讨：如戴可来在《论中越关系史中的若干问题——兼驳越南史学界的反华谬论》一文中认为古代中越关系史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即中国封建王朝直接统治时期，此时越南是中国郡县，中越之间无国与国的外交关系可言，一切都是中国的内部问题；第二个时期，即越南建立自主封建国家之后，中越之间才有了国与国的外交关系可言。 [124] 到1996年，戴先生又写成《中越关系简史》一文，在原先主张的两大历史分期之前，又新近增补了传疑时代。 [125] 黄国安在《关于中越关系史分期问题的探讨》一文中则将古代中越关系史直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前257—前214年），从瓯雒国建立到秦始皇略取交趾之前；第二个时期（前214—968年），即从秦始皇略取交趾一直到丁部领建立“大瞿越国”；第三个时期（968—1885年），即丁朝建立一直到中法战争结束。 [126] 陈玉龙在《汉文化论纲》中亦主张将古代中越关系史分为三个历史时期，但与黄国安的分期略有差别，分别为传疑时期（从上古至前214年秦置象郡）、郡县时期（前214年秦置象郡到975年宋封丁部领为交趾郡王）、“独立”（或“自主”）时期（从975年到1840年鸦片战争）。 [127] 梁志明在《中越关系的历史渊源与发展前瞻》一文中则主张将古代中越关系史分为两大历史时期：其一，是郡县时期，从公元前3世纪末一直持续到10世纪中叶，今越南北中部处于中国封建王朝统治之下，与中原地区有紧密的联系；其二，是邦交时期，从10世纪中叶持续到19世纪下半期，是中越两国邦交关系发展的历史时期。 [128]
第二，是相继涌现了一批对古代中越关系进行整体性研究的专著和研究论文。1980年，广西社会科学院印度支那研究所编成《中越关系史大事记》，该书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部分，其中古代部分对古代中越关系史上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概括。 [129] 1986年，黄国安、杨万秀、杨立冰、黄铮四人合著《中越关系史简编》，该书分为四篇，其中第一、二篇涉及古代中越关系，第一篇主要述及在越南从中国独立以前，古代交趾地区与中国内地的历史联系，第二篇则对宋、元、明、清时期的古代中越关系的发展和演变进行了梳理和概述。 [130] 1996年，戴可来写成《中越关系简史》一文。在该文中，戴先生将古代中越关系史细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即传疑时代、中国郡县统治时期和越南自主封建王朝时期，对此三个时期的中越关系分别加以考察和论述。 [131] 2007年，古小松写成《越南国情和中越关系》一书，则将古代中越关系分为郡县和宗藩两大历史时期，并着重对宗藩时期的中越关系进行了考察和研究。 [132] 2013年，文庄又写成《中越关系两千年》一书，其中前三章涉及对古代中越关系的考察，分别题为《中华封建帝国时期的交趾》《越南的立国与中越关系》和《中越传统文化源流》。 [133] 于向东相继发表了《中越关系的历史演变与南海争端》 [134] 和《中越关系的历史演变》 [135] 两篇文章，对古代中越关系的历史演变的基本线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述和总结。除上述主要成果以外，戴可来的《越南历史述略》 [136] 、与于向东主编的《越南》 [137] 、金旭东的《越南简史》 [138] 、王民同主编的《东南亚史纲》 [139] 、郭振铎和张笑梅主编的《越南通史》 [140] 、梁志明、李谋和杨保筠主编的《东南亚古代史》 [141] 、贺圣达的《东南亚历史重大问题研究——东南亚历史和文化：从原始社会到19世纪初》 [142] 等著述在论及越南古代历史的同时，亦旁及对古代中越关系的整体性研究和概述。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在对古代中越关系史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同时，亦涌现出了不少相关的断代性研究成果。总体而言，这类成果大致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以中国的历代封建王朝为中心，研究宋、元、明、清各个时期的中越关系史。自20世纪80年代起，戴可来相继在国内发表了《略论宋代越南对中国的朝贡——宋代中越关系史论之一》 [143] 和《宋代早期的中越关系》 [144] 两篇论文，对宋代尤其是北宋时期的中越关系的发展和演变进行了断代性的考察和研究。之后，类似的研究成果开始在国内不断涌现。如2000年，孙宏年写成《中越关系研究（1644—1885）》一文，该文于2006年出版成书，更名为《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2014年又出版修订版，又更名为《清代中越关系研究（1644—1885）》。 [145] 该书对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的演进与运作，中越之间的朝贡贸易，中越之间的民间贸易，中越之间的边界交涉，中越之间的海事与边事问题，入华越侨，入越华侨和中越之间文化交流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 [146] 同年，王英写成《元朝与安南之关系》，该文对安南与南宋、蒙元之间的三角关系，元朝在安南设置达鲁花赤，蒙元与安南的朝贡关系，元朝与安南的疆界争端，元朝与安南的经济文化交流等问题进行了考述。 [147] 2004年，邓昌友写成《宋朝与越南关系研究》，该文大体将两宋时期的中越关系分为北宋与丁氏王朝的关系、北宋与黎氏王朝的关系、北宋与李氏王朝的关系及南宋与交趾的关系四个阶段，对此四个时期的宋代中越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考察。 [148] 2006年，陈文源写成《明朝与安南关系研究》，该文将明代中越关系细分为明初与安南的关系，宣德以后的明安邦交关系，嘉靖以后明朝与安南之关系三个阶段，对此三个历史时期的中越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梳理。 [149]
第二类，是以越南的历代封建王朝为中心，研究丁、前黎、李、陈、胡、后黎、西山和阮朝各个时期的中越关系史。如2003年，牛军凯完成了其博士学位论文《朝贡和邦交：明末清初中越关系研究（1593—1702）》。 [150] 到2012年，牛教授在该文基础上出版了《王室后裔与叛乱者——越南莫氏家族与中国关系研究》一书，该书以越南历史上的莫朝和莫氏家族为中心，主要探讨莫氏与中国的关系。具体而言，主要包括八个方面的内容，即明朝对安南黎、莫双重承认政策的形成，安南莫氏高平政权与明命的关系，南明与安南的关系，清朝对安南黎、莫双重承认政策的继承和放弃，后高平时期在华莫氏后裔的复国运动与清朝政策，逃亡的莫氏叛乱者——乾隆年间安南黄公缵投诚史事与清朝的政策，王朝变更与制度、礼仪变化——以明清两朝对黎、莫政策为中心的研究，边境土司、割据势力对中越关系的影响——以明清处理黎、莫问题为中心的研究。 [151] 2004年，杨朝钦写成《西山时期的中越关系》一文。该文以越南历史上西山朝为中心，主要探讨了西山时期的中越关系。具体而言，则主要包括西山前期的中越关系，清朝扶黎灭阮政策的失败，阮惠数次乞封及宗藩关系的恢复和发展，西山后期的中越关系四个方面的内容。 [152] 2005年，王继东写成《论越南李陈朝时期的对外关系》，其中第二章为越南李陈两朝与中国关系的专论，主要包括李朝与宋朝的关系、陈朝与元朝的关系、李陈朝时期中国与越南“宗藩关系”的特点。 [153] 2010年，徐芳亚发表了《17—19世纪越南阮主时期对华关系研究》一文，该文以割据越南南方的阮主政权为中心，对阮主时期越南中南部与中国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和梳理。 [154] 近期，钱盛华写成《越南阮朝早期的周边政策研究（1802—1858）》一文，其中第四章为阮朝前期对清邦交的专论，包括后黎朝与西山朝的“遗产”、阮朝前期的清阮使节往来、阮朝对清的认识、阮朝“周边秩序”中的中越关系四个方面的内容。 [155]
除了对中越古代关系史进行整体性和断代性的研究外，国内学人更多的则是就中越关系史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具体事件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就古代中越之间的疆界问题进行专题性的研究。就中越海上疆界问题而言，国内学人主要对越南历史上所谓的“黄沙”“长沙”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证和分析，一致认为越南所谓的“黄沙”“长沙”不是我国的“西沙”和“南沙”群岛，而是分布于今越南中部的近海海岸一带的一些岛屿或沙洲，如戴可来的《漏洞百出，欲盖弥彰——评越南有关西沙、南沙群岛归属问题的两个白皮书的异同》 [156] 《越南古籍中的“黄沙”“长沙”不是我国的西沙和南沙群岛——驳越南关于西、南沙群岛主权归属问题的“历史地理依据”》 [157] 、与于向东合著的《〈抚边杂录〉与所谓的“黄沙”“长沙”问题》 [158] ，韩振华与吴凤斌合著的《驳越南当局所谓黄沙、长沙即我国西沙、南沙群岛的谬论》 [159] ，吴凤斌的《关于越南“黄沙”和“长沙”的问题——驳武海鸥〈越南对黄沙和长沙两群岛的主权非常明确，不容争辩〉一文的谬论》 [160] ，李金明的《越南黄沙、长沙非中国西沙南沙考》 [161] ，于向东的《古代越南的海洋意识》 [162] ，李国强的《南海历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对越南学术观点的分析与回应》 [163] 等。就中越陆上疆界而言，则有李国强的《略论明代中越边界》 [164] 《北宋与交趾间两峒边界争端探析》 [165] ，白耀天的《元丰二年十月以前广源州为宋朝领土辨证——关于侬智高国籍研究之二》 [166] ，孙宏年的《清代中越陆路边界桂粤段交涉述论（1644—1885）》 [167] ，张勉励的《清代中法战争前中越疆界问题研究》 [168] ，王继光的《洪武三十年中越领土交涉的原始文件》 [169] ，彭巧红的《中越历代疆界变迁与中法越南勘界问题研究》 [170] ，马亚辉的《从“安南勘界案”看雍正皇帝与边吏的“疆域观”》 [171] 等。
第二，是就古代中越关系史上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或阶段进行专题性的研究，如董利江的《宋黎战争与中越宗藩关系》主要对宋太宗时期发生的宋黎战争的始末进行了考察，分析了这场战争对中越宗藩关系的影响； [172] 黄纯艳和王小宁的《熙宁战争与宋越关系》则主要关注了宋神宗时期与越南李朝爆发的熙宁战争，认为此战使宋廷放弃了宋初以来的统一交趾的战略目标，转而实行以经济贸易为主的政策； [173] 陈智超的《一二五八年前后宋、蒙、陈三朝间的关系》主要对宋元鼎革之际越南与南宋和蒙元两大政权之间的三角关系进行了梳理和考述； [174] 万明的《从诏令文书看明初中国与越南的关系》则以明洪武年间给予安南的诏令文书为主要线索，考察了明初中越关系的发展和变化； [175] 郑永常的《征战与弃守——明代中越关系研究》则分别对明代永乐郡县安南、宣德弃守安南和嘉靖处理安南莫氏等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176] 牛军凯的《南明与安南关系初探》则关注了明末清初时期越南与南明小朝廷和清廷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梳理出了越南由亲近南明到最终转向清廷朝贡的历史过程； [177] 叶少飞的《大汕〈海外纪事〉与“大越国”请封》则主要关注了割据广南的阮主政权在广东僧人大汕指点下向清廷求封的史实； [178] 张明富的《乾隆末安南国王阮光平入华朝觐假冒说考》则主要对西山阮光平入清觐见乾隆这一历史事件的始末及其真伪进行了分析和考证，认为所谓阮惠入华朝觐假冒说是不能成立的，阮惠确实率使团亲自出访过中国； [179] 屈春海的《嘉庆帝册封越南国号述析》则对阮福映向清廷求封“南越”国号和嘉庆改封其为“越南”国号事件进行了较为翔实的考证和梳理； [180] 王志强的《李鸿章与越南问题（1881—1886）》则以李鸿章为历史线索，对中越宗藩关系的历史终结进行了考察和研究。 [181]
第三，是就古代中越交往和中越关系史上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进行专题性的研究。在历史人物研究方面，张秀民的研究尤为突出。1990年，他出版了《立功安南伟人传》一书，专门为汉代到明代之间中越关系史上的35位中国历史人物立传，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锡光、任延、马援、士燮、陶璜、刘方、高骈、张辅、黄福等。 [182] 稍后，张先生又相继写成了《唐宰相安南人姜公辅考》《明太监交阯人阮安营建北京考》《明代交阯阮勤、何广传》等文章，对一些相关的越南历史名人亦进行了考察。 [183] 继张先生之后，于向东也较多关注这方面的研究。1988年，他完成《黎贵惇及其〈抚边杂录〉研究》，论述了越南历史文化名人黎贵惇在中越交往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其文化心态。 [184] 后来，他又相继发表《略论释大汕及其越南之行》（与戴可来合著） [185] 、《〈海南杂著〉的作者与版本》 [186] 、《唐诗〈赠马植〉、〈题旅榇〉与安南士人关系略说》 [187] 、《明初中越关系史值得研究的一位人物——黎澄》（与王丽敏合著） [188] 等文，对中越交往史上的释大汕、蔡廷兰、马植、黎澄等历史人物进行了专题性研究。另外，于向东主编《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越南卷》一书，其中的陈仁宗、阮廌、黎圣宗、阮秉谦、黎有晫、黎贵惇、吴时任、明命帝等均与古代中越关系密切相关。 [189] 此外，类似的研究还有不少，如仝晔的《明朝征安南将军张辅——兼论1406—1416年中越关系》 [190] ，张明富的《福康安与乾隆末中安宗藩关系的修复》 [191] ，刘玉珺的《“越南王安石”——黎贵惇》 [192] ，牛军凯的《“越南苏武”黎光贲及其在华诗作〈思乡韵录〉》 [193] 等。
第四，是就古代中越之间的贸易往来进行专题性的研究。1991年，周中坚发表了《绵绵不断，山远水长——古代中越贸易的发展》一文，对古代中越贸易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阐述。他认为，古代中越贸易的发展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秦汉时期，是古代中越贸易的开辟时期；第二阶段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古代中越贸易的扩大时期；第三阶段为隋唐五代时期，是古代中越贸易的深入时期；第四阶段为宋元时期，是古代中越贸易的空前活跃时期；第五阶段为明清时期，是古代中越贸易的昌盛繁荣时期。 [194] 之后，相关的专题性研究开始逐渐增多，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对古代中越贸易进行断代性的考察和研究，如王祥春的《两宋时期的中越贸易》， [195] 刘俊涛的《中越贸易关系研究（1600—1840年）》， [196] 聂浩然的《清代中越贸易研究》 [197] 等。其二，是对古代中越陆上边境贸易进行的考察和研究，如周中坚的《中越边境贸易史略》 [198] ，赵明龙的《古代中越边境贸易历史及其启示》 [199] ，梁永贵的《明清时期的桂越交通贸易》 [200] ，陈文的《清代中越陆地边境跨境问题管理（1644—1840）》 [201] 等。其三，是对古代中越之间的海上贸易活动进行考察和研究，如于向东和张磊屏的《17、18世纪广南阮氏与中国、日本的贸易联系》 [202] ，邱普艳的《1600—1774年广南阮氏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203] ，孙建党的《19世纪前期越南阮朝对外贸易关系探析》 [204] ，张一平和邢寒冬的《清朝前期海南与越南的大米贸易》 [205] ，成思佳的《从多元分散到趋近统一——越南古代海洋活动研究（1771—1858）》 [206] 等。
第五，是就古代中越之间的文化交往进行专题性的研究。关于古代中越的文化交往，陈玉龙在20世纪80—90年代相继完成了《中国和越南、柬埔寨、老挝文化交流》 [207] 和《汉文化论纲——兼述中朝中日中越文化交流》。 [208] 在此两部著述中，陈先生对古代中越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进行了高屋建瓴的系统总结，认为当时的中越文化交流可以分为18个方面的内容，即语言文字、印刷术、姓氏、音乐戏剧、历法、水利、建筑、医药、法律、手工艺、货币、文学和史学、兵法、数学、科举制、稻种、文房四宝及其他、华裔海外业绩。此后，学界对古代中越文化交流的探索则基本不出此18个方面的内容，如戴可来的《对越南古代历史与文化的若干新认识》 [209] ，韩琦的《中越历史上天文学与数学的交流》 [210] ，杨保筠的《中国文化在东南亚》 [211] ，贺圣达的《中越传统文化发展论纲：阶段、特点和相互关系》 [212] ，刘玉珺的《越南使臣与中越文学交流》 [213] ，刘志强的《中越文化交流史论》 [214] ，谭志词的《中越语言文化关系》 [215] ，何仟年的《中国典籍流播越南的方式及对阮朝文化的影响》 [216] ，谢贵安和宗亮的《崇慕与实践：清修〈四库全书〉在越南的传播与影响》 [217] 等。
第六，是对古代的入越华侨和入华越侨群体进行专题性的研究。关于古代的入越华侨问题，学界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著述如秦钦峙的《华侨对越南经济文化发展的贡献》 [218] ，金应熙的《十九世纪中叶前的越南华侨矿工》 [219] ，戴可来的《〈嘉定通志〉、〈鄚氏家谱〉中所见17—19世纪初叶南圻华侨史迹（续）》 [220] 、与于向东合著的《蔡廷兰〈海南杂著〉中所记越南华侨华人》 [221] ，于向东的《河内历史上的唐人街》 [222] ，张秀民的《安南王朝多为华裔创建考》 [223] ，孙宏年的《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入越华侨问题初探——以人口估算为中心》 [224] ，谭志词的《越南河内历史上的关公庙与华侨华人》 [225] ，闫彩琴的《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越南华商研究（1640—1802）》 [226] ，邱普艳的《17至20世纪初印支华侨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227] ，徐福善和林明华的《越南华侨史》 [228] ，向大有的《越南封建时期华侨华人研究》 [229] ，刘俊涛的《越南政权华侨政策的演变（1600—1840年）》 [230] 等。与入越华侨问题相比，国内学界对入华越侨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如王颋和汤开建的《元“侨安南国”与陈益稷》一文主要对以陈益稷为代表的元代入华的越侨群体进行了初步的考察和研究 [231] ；张秀民的《明代交阯人在中国内地之贡献》和《明代交阯人移入中国内地考》则主要对永乐、宣德时期入华的越侨群体进行了考察和研究 [232] ；牛军凯的《王室后裔与叛乱者——越南莫氏家族与中国关系研究》 [233] 和孙宏年的《清代中越关系研究（1644—1885）》 [234] 则主要涉及对清代的入华越侨群体的考察和研究。
综上所述，经过40年的不断探索和累积，中国学界对古代中越关系史的研究取得了相对丰硕的成果和进步：首先，国内的各位同仁发掘、整理和出版了一大批与之相关的中越古代文献材料，为古代中越关系史的研究奠定了相对坚实的基础；其次，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运用具体的相关理论和分析方法，梳理和构建了古代中越关系史的发展脉络，为国内古代中越关系研究的良性发展打下基础；最后，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的相关研究逐步突破了传统侧重于政治、军事交往史和朝贡贸易的局限，转向重视民间经济交流、文化典籍传播、思想观念影响、人员流动融合等多个层面来解读和认识古代中越关系。
当前，国内的古代中越关系研究亦面临一些挑战：第一，就相关史料而言，国内学界对越南方面史料的发掘和利用仍存在一定的欠缺和不足，尤其是对越南保存的一些中越邦交问题的汉喃文献关注不多，亦甚少使用越南现代学者对古代中越关系的研究成果，使得相关研究有时难免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第二，是相关的研究理论创新和实践存在明显的不足和滞后。虽然国内学界对中越宗藩关系、中越友好交往、汉文化圈等研究理论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实践，但与国外（尤其是西方和日本）学界相比，我国的相关理论研究水平仍较为落后，更多的研究成果多局限在对相关史实的简单梳理和考证上，缺乏相应的理论指导和创新。第三，是古代中越关系史的研究日益呈现出“碎片化”的发展趋势。近年来，关于古代中越关系史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更多的成果多集中在对某一具体历史事件的考察和解读上，少有关于古代中越关系的整体性和宏观性的研究。第四，是由于缺乏相应的学术史回顾，出现了大量重复性的研究。在从事一项课题的研究时，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梳理和回顾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之一。但是，部分学者在从事古代中越关系史的研究时，却不愿做深入的检索，进而忽视前人已有研究成果，从而出现了不少既没有新材料又没有新观点的重复性研究。最后，是随着近年来越南古代史研究的日益趋冷，很多年轻学者不愿意从事越南古代史和与之相关的古代中越关系史的研究，不少期刊亦为片面地追求所谓引用率和影响因子不愿意甚至不再发表与越南古代史和古代中越关系史相关的文章，从而不利于古代中越关系史研究的持续性发展。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编辑组编：《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2] 由于国内外学界对越南建立自主封建王朝时间的看法多有分歧，因此对古代中越国与国关系的开端亦有多种说法，如日本学者山本达郎等认为，其开端应始于唐末曲氏割据安南，参见[日]山本達郎編《ベトナム中国関係史：曲氏の抬頭から清仏戦争まで》，山川出版社1975年版；《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编辑组认为，中越之间的国家关系应从10世纪中叶吴权称王开始，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编辑组编《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著名越南史家戴可来和于向东教授认为，古代中越国与国之间关系应始于公元968年丁部领建国，参见戴可来、于向东主编《越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编辑组编：《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4] 萧德浩、黄铮主编：《中越边界历史资料选编》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5] 李国祥、杨昶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
[6] 许文堂、谢奇懿编：《大南实录清越关系史料汇编》，台湾“中央研究院”东南亚区域研究计划，2000年。
[7] 陈鸿瑜：《宋朝与东南亚关系编年史料编著》（上），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02年第19期；陈鸿瑜：《宋朝与东南亚关系编年史料编著》（下），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03年第16期。
[8] 陈佳荣、钱江、张广达编：《历代中外行纪》，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
[9] 王柏中等辑录：《〈大南实录〉中国西南边疆相关史料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10] 冯承钧：《安南书录》，见冯承钧撰《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25—243页。
[11] 郭廷以等：《中越文化论集》（二），中华文化事版事业委员会，1956年，第311—349页。
[12] 韩振华：《（原）河内远东博古学院所藏越南古史书目录摘录》，《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85年第3期。
[13] 戴可来辑录：《东洋文库安南本目录》，《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85年第3期。
[14] 顾海编著：《东南亚古代史中文文献提要》，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5] 张秀民：《中越关系书目（国人著述）》，见张秀民著《中越关系史论文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236页。
[16] 张秀民：《安南书目提要三种》，《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95年第1期。
[17] 张秀民：《安南书目提要》，《北京图书馆馆刊》1996年第1期。
[18] 张秀民：《安南书目提要九种》，《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95年第2—3期。
[19] 张秀民：《安南书目提要十一种》，《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96年第1—2期；张秀民：《安南书目提要十一种（续）》，《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96年第3期。
[20] 注：该书目被分为三部分，陆续在《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2000年第1、2期和2001年第1期上刊载。
[21] 纪宗安主编：《中外关系史名著提要》，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版。
[22] 刘春银、王小盾、陈义主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
[23] 刘春银、林庆彰、陈义主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补遗》，台湾亚太区域研究专题中心，2004年。
[24] 牛军凯：《法国亚洲学会图书馆藏越南汉喃古籍书目》，《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2010年第1期。
[25] 成思佳编译，于向东审校：《山本达郎教授收藏之越南汉喃文献书目》，《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2018年第1期。
[26] （元）汪大渊原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版。
[27] （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版。
[28] （明）严从简著，余思黎（谢方）点校：《殊域周咨录》，中华书局1993年版。
[29] （清）大汕著，余思黎（谢方）点校：《海外纪事》，中华书局1995年版。
[30] （明）黄省曾著，谢方校注：《西洋朝贡典录》，中华书局1982年版。
[31] 陈玉龙：《安南军营纪略校注》，见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编《东方研究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32] （宋）范成大著，胡起望、覃光广校注：《桂海虞衡志》，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33] （清）蔡廷兰：《海南杂著》，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版。
[34] [越]黎崱著，武尚清点校：《安南志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
[35] （宋）赵汝适原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1996年版。
[36] （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年版。
[37] （明）应槚辑，凌云翼、刘尧诲重修，赵克生、李燃点校：《苍梧总督军门志》，岳麓书社2015年版。
[38] [越]阮述著，陈荆和编注：《往津日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80年。
[39] [越]吴士连、范公著、黎僖等著，陈荆和校注：《大越史记全书》，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中心刊行委员会，1984—1986年。
[40] [越]佚名著，陈荆和编校：《大越史略》，创价大学亚洲研究所，1987年。
[41] 陈庆浩、王三庆主编：《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版。
[42] 戴可来、杨保筠点校：《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43] 陈庆浩、郑阿财、陈义主编：《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二辑），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版。
[44] 孙逊、郑克孟、陈益源主编：《越南汉文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45] 北京大学《儒藏》编撰与研究中心编：《儒藏（精华编）：越南之部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46] [越]吴士连等著，孙晓、牛军凯、翟金明等点校：《大越史记全书》，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47] （清）方略馆纂，吴丰培整理：《安南纪略》，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注：该书原名《钦定安南纪略》，吴先生在整理出版该书时，将其更名为《安南纪略》，本文在正文中使用原书书名，注释中则从吴先生的出版书名。
[48]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越]汉喃研究院合编：《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9] [越]黎光定：《皇越一统舆地志》，法国亚洲学会藏本，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50] [越]阮朝国史馆编：《大南一统志》（嗣德版），法国亚洲学会藏本，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51] [越]阮朝国史馆编：《钦定大南会典事例》（正续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52] 注：此20余种越南汉喃文献，散附影印于《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1—4辑和《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丛编》之中，由于郑州大学图书馆尚未采购这些书籍，具体书目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徐林平先生向笔者提供，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53] 张秀民：《永乐〈交阯总志〉的发现》，《兰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54] 戴可来：《关于〈岭南摭怪〉的编者、版本和内容》，《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
[55] 武尚清：《从〈大越史记〉到〈大越史记全书〉》，《史学史研究》1986年第4期。
[56] 武尚清：《〈大越史记全书〉的发展与完成》，《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1期。
[57] 武尚清：《〈安南志略〉在中国——成书、版本及传藏》，《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2期。
[58] 武尚清：《〈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评介》，《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4期。
[59] 杨保筠：《潘辉注和〈历朝宪章类志〉》，《印度支那》1988年第1期。
[60] 于向东：《黎贵惇及其〈抚边杂录〉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88年。
[61] 于向东：《试论〈抚边杂录〉与几种史籍之间的因袭关系》，《印度支那》1988年第4期。
[62] 于向东：《〈抚边杂录〉的成书、体例及其抄本流传》，（北京）《东南亚学刊》1989年试刊号。该文1994年在越南汉喃研究院的《汉喃杂志》第4期以越文发表，参见Vu Hu'o' ng Đông，“Phu Biên Tap Luc” quá trình biên soa n，thê lê và các truyê n ban， Tap Chí Hán Nôm ，1994，sô 4.
[63] 于向东：《〈海南杂著〉的作者与版本》，《东南亚研究》2007年第4期。
[64] 于向东、成思佳：《郑若曾与〈安南图说〉略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3期。
[65] 郭振铎：《越南〈大越史记全书〉的编撰及其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66] 刘玉珺：《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
[67] 牛军凯：《〈大越史记全书〉“续编”初探》，《南洋问题研究》2015年第3期。
[68] 王丽敏：《黎澄及其〈南翁梦录〉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69] 叶少飞：《〈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越南史地典籍解题》，《形象史学研究》2015年第1期。
[70] 张志琪：《〈越峤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71] 成思佳：《高熊徵与〈安南志〉新论》，该文目前尚未正式发表，但已收入《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第十届年会会议论文集》。
[72] 成思佳：《现存最早的越南古代史籍——〈大越史略〉若干问题的再探讨》，《中国典籍与文化》2017年第3期。
[73] 成思佳：《现存最原始的越南陈朝史籍文本：北京师范大学藏抄本〈大越史略〉考论》，该文目前尚未正式发表，但已收入《中越关系研究：“历史、现状与未来”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集》。
[74] 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
[75] 戴可来：《中越关系简史》，见戴可来、于向东著《越南历史与现状研究》，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269—290页。
[76] 戴可来：《论中越关系史中的若干问题——兼驳越南史学界的反华谬论》，《华侨问题资料》1978年第3期。
[77] 戴可来：《略论古代中国与越南之间的宗藩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2期。
[78] 陈玉龙：《略论中越历史关系的几个问题》，《印支研究》1983年第1期。
[79] 于向东：《中越关系历史演变与南海争端》，《新东方》2011年第6期。
[80] 于向东：《中越关系的历史演变》，《光明日报·理论周刊》2014年9月17日第014版。
[81] 龙永行：《论中越历史上的宗藩关系——兼驳河内史家的种种谬说》，《研究集刊》1986年第1期。
[82] 黄清根、陆妙春：《中越宗藩关系三题》，见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编《中法战争史论文集（第四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24页。
[83] 黄清根、陆妙春：《中越宗藩关系简论》，《江汉论坛》1996年第11期。
[84] 许立坤：《中越宗藩关系之我见》，见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编《中法战争史论文集（第四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37页。
[85] 陈双燕：《试论中越宗藩关系的历史渊源》，《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86] 陈双燕：《中越宗藩关系的历史发展述论》，《南洋问题研究》2000年第4期。
[87] 陈国保：《越南使臣与清代中越宗藩秩序》，《清史研究》2012年第2期。
[88] 梁志明、刘志强：《关于越南历史发展轨迹与特征的几点思考》，《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5期。
[89] 周一良：《中越两国人民的传统友好关系》，《新华月报》1955年7月。
[90] 陈修和：《中越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91] 邵循正：《十七—十八世纪中越人民在南圻的合作》，见史学双周刊社编辑《中国和亚非各国友好关系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9—54页。
[92] 戴可来：《论中越关系史中的若干问题——兼驳越南史学界的反华谬论》，《华侨问题资料》1978年第3期。
[93] 陈玉龙：《中国和越南、柬埔寨、老挝的文化交流》，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71、682页。
[94] 梁志明：《悠久绵长，交相辉映——中国与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文化交流》，见何芳川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243—279页。
[95] 古小松编著：《越南国情和中越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188页。
[96] 于向东：《中越关系的历史演变》，《光明日报·理论周刊》2014年9月17日第014版。
[97] 陈玉龙、杨通芳、夏应元、范毓周：《汉文化论纲——兼述中朝中日中越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98] 祁广谋：《汉语汉字在越南的传播及其文化意义分析》，《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5期。
[99] 于向东、梁茂华：《历史上中越两国人士的交流方式：笔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4期。
[100] 梁茂华：《越南文字发展史研究》，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101] 黄国安：《孔子学说在越南的传播和影响》，《东南亚纵横》1991年第1期。
[102] 梁志明：《论越南儒教的源流、特征和影响》，《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
[103] 何成轩：《儒学南传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04] 于向东：《越南思想史的发展阶段和若干特征》，《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105] 于向东：《试论18世纪越南学者黎贵惇的世界观》，《哲学研究》2009年第11期。
[106] 于向东：《浅谈越南封建帝王的年号、尊号、庙号和谥号》，《东南亚纵横》1995年第2期。
[107] 陈文：《越南科举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108] 梁允华：《从爵本位到官本位——十至十五世纪越南官制变迁史研究》，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
[109] 成思佳：《越南古代的上皇现象研究（968—1759）》，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110] 梁志明：《略论越南佛教的源流和李陈时期越南佛教的发展》，《印支研究》1984年第2期。
[111] 许永璋：《论道教在越南的传播和影响》，《史学月刊》2002年第7期。
[112] 谭志词：《越南闽籍侨僧拙公和尚与十七、十八世纪中越佛教交流》，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113] 宇汝松：《道教南传越南研究》，齐鲁书社2017年版。
[114] 陈荆和：《〈大越史略〉——它的内容与编者》，塔娜译，《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83年第3—4期。
[115] 分别参见于向东《黎贵惇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东南亚研究》1991年第3期；于向东《黎贵惇及其〈抚边杂录〉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88年。
[116] 于向东：《建设当代中国的越南学》，载李一平、刘稚主编《东南亚地区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96—499页。
[117] 牛军凯：《朝贡与邦交：明末清初中越关系研究（1593—1702）》，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118] 梁志明：《中越关系的历史渊源与发展前瞻》，《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年第9期。
[119] 陈国保：《越南使臣对晚清中国社会的观察与评论》，《史学月刊》2013年第10期。
[120] 于向东、成思佳：《越南知识阶层的中国认知述略——以17位越南学者为例》，《国外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121] 刘永连、刘家兴：《明清鼎革后东亚文化共同体内各国的中国观——以安南使人对“薙发易服”的态度为视角》，《世界历史》2017年第2期。
[122] 孙来臣：《论“缅中关系史”研究》，《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2005年第2期。
[123] 古小松等：《越汉关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124] 戴可来：《论中越关系史中的若干问题——兼驳越南史学界的反华谬论》，《华侨问题资料》1978年第3期。
[125] 戴可来：《中越关系简史》，见戴可来、于向东著《越南历史与现状研究》，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269—290页。
[126] 黄国安：《关于中越关系史分期问题的探讨》，见广西社会科学院印度支那研究所编《印度支那研究增刊》，广西社会科学院印度支那研究所，1980年，第88—97页。
[127] 陈玉龙、杨通芳、夏应元、范毓周：《汉文化论纲——兼述中朝中日中越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0页。
[128] 梁志明：《中越关系的历史渊源与发展前瞻》，《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年第9期。
[129] 广西社会科学院印度支那研究所编：《中越关系史大事记》，广西社会科学院印度支那研究所，1980年。
[130] 黄国安、杨万秀、杨立冰、黄铮：《中越关系史简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31] 戴可来：《中越关系简史》，见戴可来、于向东《越南历史与现状研究》，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269—290页。
[132] 古小松编著：《越南国情和中越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189页。
[133] 文庄：《中越关系两千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134] 于向东：《中越关系历史演变与南海争端》，《新东方》2011年第6期。
[135] 于向东：《中越关系的历史演变》，《光明日报·理论周刊》2014年9月17日第014版。
[136] 戴可来：《越南历史述略》，《印支研究》1983年第1期。
[137] 戴可来、于向东主编：《越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38] 金旭东编著：《越南简史》，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和平与发展中心，1989年。
[139] 王民同主编：《东南亚史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40] 郭振铎、张笑梅主编：《越南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41] 梁志明、李谋、杨保筠主编：《东南亚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42] 贺圣达：《东南亚历史重大问题研究——东南亚历史和文化：从原始社会到19世纪初》，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143] 戴可来：《略论宋代越南对中国的朝贡——宋代中越关系史论之一》，见广西社会科学院印度支那研究所编《印度支那研究增刊》，广西社会科学院印度支那研究所1980年版，第98—99页。
[144] 戴可来：《宋代早期的中越关系》，见《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二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56—70页。
[145] 分别参见孙宏年《中越关系研究（1644—1885）》，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孙宏年《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孙宏年《清代中越关系研究（1644—1885）》，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146] 孙宏年：《清代中越关系研究（1644—1885）》，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147] 王英：《元朝与安南之关系》，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0年。
[148] 邓昌友：《宋朝与越南关系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149] 陈文源：《明朝与安南关系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注：近期，陈文源又在该文基础上出版了《明代中越邦交关系研究》一书，参见陈文源《明代中越邦交关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150] 牛军凯：《朝贡和邦交：明末清初中越关系研究（1593—1702）》，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151] 牛军凯：《王室后裔与叛乱者——越南莫氏家族与中国关系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
[152] 杨朝钦：《西山时期的中越关系》，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153] 王继东：《论越南李陈朝时期的对外关系》，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154] 徐芳亚：《17—19世纪越南阮主时期对华关系研究》，《江汉论坛》2010年第6期。
[155] 钱盛华：《越南阮朝早期的周边政策研究（1802—1858）》，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156] 戴可来：《漏洞百出，欲盖弥彰——评越南有关西沙、南沙群岛归属问题的两个白皮书的异同》，《光明日报》1980年6月9日。
[157] 戴可来：《越南古籍中的“黄沙”“长沙”不是我国的西沙和南沙群岛——驳越南关于西、南沙群岛主权归属问题的“历史地理依据”》，见吕一燃等主编《中国边疆史地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09—423页。
[158] 戴可来、于向东：《〈抚边杂录〉与所谓的“黄沙”、“长沙”问题》，《国际问题研究》1989年第3期。
[159] 韩振华、吴凤斌：《驳越南当局所谓黄沙、长沙即我国西沙、南沙群岛的谬论》，《人民日报》1980年8月1日。
[160] 吴凤斌：《关于越南“黄沙”和“长沙”的问题——驳武海鸥〈越南对黄沙和长沙两群岛的主权非常明确，不容争辩〉一文的谬论》，《南洋问题》1981年第3期。
[161] 李金明：《越南黄沙、长沙非中国西沙南沙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2期。
[162] 于向东：《古代越南的海洋意识》，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163] 李国强：《南海历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对越南学术观点的分析与回应》，《齐鲁学刊》2015年第2期。
[164] 李国强：《略论明代中越边界》，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88年。
[165] 李国强：《北宋与交趾间两峒边界争端探析》，见吕一燃等主编《中国边疆史地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24—446页。
[166] 白耀天：《元丰二年十月以前广源州为宋朝领土辨证——关于侬智高国籍研究之二》，《广西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
[167] 孙宏年：《清代中越陆路边界桂粤段交涉述论（1644—1885）》，《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2期。
[168] 张勉励：《清代中法战争前中越疆界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
[169] 王继光：《洪武三十年中越领土交涉的原始文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4期。
[170] 彭巧红：《中越历代疆界变迁与中法越南勘界问题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171] 马亚辉：《从“安南勘界案”看雍正皇帝与边吏的“疆域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2期。
[172] 董利江：《宋黎战争与中越宗藩关系》，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173] 黄纯艳、王小宁：《熙宁战争与宋越关系》，《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174] 陈智超：《一二五八年前后宋、蒙、陈三朝间的关系》，见邓广铭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75] 万明：《从诏令文书看明初中国与越南的关系》，《东南亚南亚研究》2009年第4期。
[176] 郑永常：《征战与弃守——明代中越关系研究》，台湾“国立”成功大学出版组，1998年。
[177] 牛军凯：《南明与安南关系初探》，《南洋问题研究》2001年第2期。
[178] 叶少飞：《大汕〈海外纪事〉与“大越国”请封》，《海交史研究》2018年第1期。
[179] 张明富：《乾隆末安南国王阮光平入华朝觐假冒说考》，《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
[180] 屈春海：《嘉庆帝册封越南国号述析》，见《清代档案与清宫文化——第九届清宫史研讨会论文集》，2008年，第630—641页。
[181] 王志强：《李鸿章与越南问题（1881—1886）》，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82] 张秀民：《立功安南伟人传》，（台湾）王朝书局1990年版。
[183] 张秀民：《中越关系史论文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版。
[184] 于向东：《黎贵惇及其〈抚边杂录〉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88年。
[185] 戴可来、于向东：《略论释大汕及其越南之行》，《岭南文史》1994年第1期。
[186] 于向东：《〈海南杂著〉的作者与版本》，《东南亚研究》2007年第4期。
[187] 于向东：《唐诗〈赠马植〉、〈题旅榇〉与安南士人关系略说》，《东南亚纵横》2010年第5期。
[188] 于向东、王丽敏：《明初中越关系史值得研究的一位人物——黎澄》，《东南亚研究》2012年第3期。
[189] 于向东主编：《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越南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90] 仝晔：《明朝征安南将军张辅——兼论1406—1416年中越关系》，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191] 张明富：《福康安与乾隆末中安宗藩关系的修复》，《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192] 刘玉珺：《“越南王安石”——黎贵惇》，《古典文学知识》2010年第2期。
[193] 牛军凯：《“越南苏武”黎光贲及其在华诗作〈思乡韵录〉》，《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4期。
[194] 周中坚：《绵绵不断，山远水长——古代中越贸易的发展》，《东南亚》1991年第1期。
[195] 王祥春：《两宋时期的中越贸易》，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196] 刘俊涛：《中越贸易关系研究（1600—1840年）》，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197] 聂浩然：《清代中越贸易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198] 周中坚：《中越边境贸易史略》，《东南亚纵横》1992年第4期。
[199] 赵明龙：《古代中越边境贸易历史及其启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1期。
[200] 梁永贵：《明清时期的桂越交通贸易》，广西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201] 陈文：《清代中越陆地边境跨境问题管理（1644—1840）》，《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1期。
[202] 于向东、张磊屏：《17、18世纪广南阮氏与中国、日本的贸易联系》，《东南亚纵横》2003年第1期。
[203] 邱普艳：《1600—1774年广南阮氏与中国的贸易关系》，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204] 孙建党：《19世纪前期越南阮朝对外贸易关系探析》，《历史教学》2009年第7期。
[205] 张一平、邢寒冬：《清朝前期海南与越南的大米贸易》，《南洋问题研究》2011年第3期。
[206] 成思佳：《从多元分散到趋近统一——越南古代海洋活动研究（1771—1858）》，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年。
[207] 陈玉龙：《中国和越南、柬埔寨、老挝文化交流》，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71、682页。
[208] 陈玉龙、杨通芳、夏应元、范毓周：《汉文化论纲——兼述中朝中日中越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09] 戴可来：《对越南古代历史与文化的若干新认识》，见《北大亚太研究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10] 韩琦：《中越历史上天文学与数学的交流》，《中国科技史料》1991年第1期。
[211] 杨保筠：《中国文化在东南亚》，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
[212] 贺圣达：《中越传统文化发展论纲：阶段、特点和相互关系》，《东南亚》1998年第2期。
[213] 刘玉珺：《越南使臣与中越文学交流》，《学术研究》2007年第1期。
[214] 刘志强：《中越文化交流史论》，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215] 谭志词：《中越语言文化关系》，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
[216] 何仟年：《中国典籍流播越南的方式及对阮朝文化的影响》，《清史研究》2014年第2期。
[217] 谢贵安、宗亮：《崇慕与实践：清修〈四库全书〉在越南的传播与影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218] 秦钦峙：《华侨对越南经济文化发展的贡献》，《历史研究》1979年第6期。
[219] 金应熙：《十九世纪中叶前的越南华侨矿工》，见《东南亚史论文集》，暨南大学历史系东南亚史研究室，1980年，第77—87页。
[220] 戴可来：《〈嘉定通志〉、〈鄚氏家谱〉中所见17—19世纪初叶南圻华侨史迹》，见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编《南亚东南亚评论》（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戴可来：《〈嘉定通志〉、〈鄚氏家谱〉中所见17—19世纪初叶南圻华侨史迹（续）》，见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编《南亚东南亚评论》（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21] 戴可来、于向东：《蔡廷兰〈海南杂著〉中所记越南华侨华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222] 于向东：《河内历史上的唐人街》，《东南亚纵横》2004年第7期。
[223] 张秀民：《安南王朝多为华裔创建考》，见张秀民著《中越关系史论文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2页。
[224] 孙宏年：《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入越华侨问题初探——以人口估算为中心》，《东南亚纵横》2000年第S1期。
[225] 谭志词：《越南河内历史上的关公庙与华侨华人》，《南洋问题研究》2005年第2期。
[226] 闫彩琴：《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越南华商研究（1640—1802）》，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227] 邱普艳：《17至20世纪初印支华侨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世界民族》2011年第5期。
[228] 徐福善、林明华：《越南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229] 向大有：《越南封建时期华侨华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230] 刘俊涛：《越南政权华侨政策的演变（1600—1840年）》，《世界民族》2018年第4期。
[231] 王颋、汤开建：《元“侨安南国”与陈益稷》，《海交史研究》2002年第2期。
[232] 张秀民：《中越关系史论文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版。
[233] 牛军凯：《王室后裔与叛乱者——越南莫氏家族与中国关系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
[234] 孙宏年：《清代中越关系研究（1644—1885）》，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