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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的南方丝绸之路研究

段渝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西南通往东南亚、南亚及西亚、北非的交通,中国史籍对此早有记载,如《史记》等历史文献所记载的“蜀身毒道”,《华阳国志·南中志》《三国志》《后汉书》《水经注》《新唐书·地理志》《蛮书》等文献中均多次提及的“步头道”和“进桑道”。但长期以来,这些记载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故未能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从20世纪初开始,学术界开始关注古代中国西南与国外的交通问题,逐渐开展了中缅印交通的研究。20世纪40—70年代,不少学者对此发表过专门论著进行讨论,如: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发表的《中国印度之交通》 [1] ,1938年严德一发表《论西南国际交通路线》 [2] ,1941年方国瑜发表《云南与印度缅甸之古代交通》 [3] ,1943年郑天挺发表《历史上的入滇通道》 [4] ,1944年姚宝猷出版《中国丝绢西传史》 [5] ,1948年夏光南出版《中印缅道交通史》 [6] 等,1969年桑秀云发表《蜀布邛竹杖传至大夏路径的蠡测》 [7] ,1974年饶宗颐发表《蜀布与Cinapata》 [8] ,1976年严耕望发表《汉晋时期滇越通道辩》和《唐代滇越通道辩》 [9] 等。

国外学者对古代中缅印交通问题向来十分关注。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Pelliot)的《交广印度两道考》 [10] 是这一领域的名作,但详于交广道而略于中印道。美国东方学者劳费尔(B.Laufer),法国汉学家玉尔(Henry Yule)、沙畹(Chavannes) [11] ,日本学者藤田丰八 [12] 等,先后对此有过专门研究。英国学者哈威的《缅甸史》、缅甸学者波巴信的《缅甸史》,亦对中缅印早期交通进行过阐述,英国学者霍尔的《东南亚史》对此也有涉及 [13] ,但多据伯希和之说,缺乏创新研究。越南陶维英《越南古代史》 [14] 、黎文兰等《越南青铜时代的第一批遗迹》 [15] ,则从越南历史和考古的角度对先秦两汉时期越南与中国西南的文化和族群等关系问题发表了意见。

这些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然而由于文献资料和相关考古资料的贫乏,对许多问题还缺乏深入研究,研究所涉及的面也是比较有限的。

20世纪80年代,西南地区与全国形势一致,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在这样的大形势下,深处欧亚内陆的中国西南地区,在古代与南亚、东南亚的交通与贸易问题上,开始受到相当的重视。在政府的支持下,学术界迅速开展研究,提出“南方丝绸之路”的概念。迄今为止,掀起了三次南方丝绸之路的学术研究高潮,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本文扼要回顾学术界的三次研究高潮以及取得的成就。

一 南方丝绸之路第一次学术研究高潮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形势下,西南地区非常急迫地走向世界,学术界敏锐地提出,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南亚、南亚、中亚以至西亚和地中海地区的交通线路,早在西方时期便有文字记载,即是《史记》所记载的“蜀身毒道”。联系到西南地区的考古发现,于是提出“南方丝绸之路”的概念。在学术界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掀起了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的高潮。

实地考察是这个时期的亮点。一批学者考察了从四川成都到云南腾冲的交通线,明确了这条线路的主要走向。这是学术界第一次开展南方丝绸之路的实地考察,虽然实地考察仅限于国内段,而且只进行了西线的实地考察,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开端。

举办以南方丝绸之路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也是这个时期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的一个亮点。历次学术研讨会吸引了许多中外知名学者参加,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影响,有力地推进了西南地区的对外开放和交流。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任乃强的《中西陆上古商道》 [16] ,童恩正的《略谈秦汉时代成都地区的对外贸易》 [17] ,陈炎的《汉唐时缅甸在西南丝道中的地位》 [18] ,方国瑜的《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 [19] ,陈茜的《川滇缅印古道初考》 [20] ,张增祺的《战国至西汉时期滇池区域发现的西亚文物》 [21] ,徐中舒的《〈交州外域记〉及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 [22] ,蒙文通的《越史丛考》中的《安阳王杂考》 [23] ,陈炎的《最早的西南“丝绸之路”》 [24] ,徐冶、王清华、段鼎周等的《南方陆上丝绸路》 [25] ,伍加伦、江玉祥主编的论文集《古代西南丝绸之路》 [26] ,段渝于1989年提交中国先秦史学会第四次年会并分别发表的论文《论商代长江上游川西平原青铜文化与华北和世界古文明的关系》《商代蜀国青铜雕像文化来源和功能之再探讨》 [27] ,刘弘、范建华主编的论文集《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 [28] ,蓝勇的《南方丝绸之路》 [29] ,四川省钱币学会、云南省钱币研究会编的论文集《南方丝绸之路货币研究》 [30] ,申旭的《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研究——以南方丝绸之路为中心》 [31] ,陆韧的《云南对外关系史》 [32] ,等等。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明确了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时间、主线路及道路的主要作用。在先秦时期,中国西南地区就有通往南亚、东南亚的交通线路,这条线路是古代民族迁徙的通道,是中国西南地区与国外、域外进行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通道。这条交通线,学术界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或“西南丝绸之路”。

二 南方丝绸之路第二次学术研究高潮

进入21世纪,在加强开放,促进西南地区与南亚、东南亚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形势下,文化交流、文化建设、文化资源开发得到空前的发展机遇,南方丝绸之路研究也进一步受到学术界和政府的重视。鉴于以往对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我国境内段的考察和线路研究方面,对南方丝绸之路缺乏完整而全面的认识,不能有效配合改革开放的形势需要,尤其是文化建设方面的情况。2007年4月,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与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充分协商后,设立了成都市文化建设重大项目“古蜀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将南方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对外贸易作为研究的重点,进而推进南方丝绸之路的全面研究。同年4月,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四川省凉山州博物馆、四川三星堆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联合川、滇20多家考古文博单位,举行了大型的“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学术研讨会”,同时举办了“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展”,掀起了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的新高潮。

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最大亮点,是在李绍明、何耀华、李学勤、耿昇、林向等老一辈学者的号召与支持下,川滇黔三省的历史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的学者联合起来,开展学术研究,从三个学科的角度共同攻关,将南方丝绸之路学术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在南方丝绸之路实地考察方面,有了创新性的进步,成都市文化建设重大项目“古蜀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率先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国外段考察,学术考察足迹达到欧洲和非洲。实地考察了南方丝绸之路区域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以及博物馆中藏有相关考古资料的国家,包括缅甸、印度、伊朗、土耳其、埃及、希腊、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荷兰、奥地利、俄国、哈萨克斯坦、越南、柬埔寨、泰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地考察了交通线路、文物古迹,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使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具有了国际性。

这一时期南方丝绸之路的学术研究也进入了有组织的层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将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列入中心两大科研主攻方向之一(另一个主攻方向为三星堆文化研究)。中心每年组织5—10个科研资助项目,积极帮助申报各级科研资助项目;主办相关学术研讨会,包括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学术丛书、论文集,大力推进南方丝绸之路的学术研究。

在以往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学术界将这一阶段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的突破口定位在文化交流方面,以文化交流为主要线索,深入探讨南方丝绸之路在文化交流方面的功能。研究内容包括经由南方丝绸之路的川滇黔三省的地区文化交流,西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西南地区与南亚、西亚以及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交流。

自2007年后,以川、滇、渝、黔为主的学者开展了一系列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召开学术研讨会、举办文物展览、拍摄电视片、开展中外实地考察、出版学术著作、发表学术论文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有:李学勤的《三星堆文化与西南丝绸之路》 [33] ,李绍明的《越南访古札记》《南方丝绸之路滇越交通探讨》 [34] ,段渝的《中国西南的早期对外交通——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古蜀文明与早期中印交流》《巴蜀古代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三星堆古蜀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藏彝走廊与丝绸之路》《中国西南地区海贝和象牙的来源》《商代中国西南青铜剑的来源》《蜀身毒道与南方丝绸之路》《古代四川盆地偶像式构图与情节式构图艺术形式的来源》 [35] ,刘弘的《巴蜀文化在西南地区的辐射与影响》《南方丝绸之路早期商品交换方式变更考——从滇人是否使用贝币谈起》《西南地区用杖习俗研究》 [36] ,陈德安的《古蜀文明与周边各文明的关系》 [37] ,李保伦的《云南“滇东北”地区川滇间的文化交流线》 [38] ,周志清的《浅议滇东黔西地区与巴蜀的关系》 [39] ,肖明华的《南丝路上的云南青铜文化》 [40] ,林向的《“南方丝绸之路”上发现的“立杆测影”文物》 [41] ,霍巍的《盐源青铜器中的“一人双兽纹”青铜枝形器及其相关问题初探》 [42] ,江章华的《对盐源盆地青铜文化的几点认识》 [43] ,王仁湘的《滇鼓用途面面观》 [44] ,刘成武、康利宏的《“南方丝绸之路”对曲靖青铜时代墓葬的影响》 [45] ,蓝勇的《汉源晒经石与南方丝绸之路》 [46] ,江玉祥的《“老鼠嫁女”:从印度到中国——沿西南丝绸之路进行的文化交流事例之一》 [47] ,邓聪的《中越牙璋竖向刻纹辨识》 [48] 等,段渝主编的《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二)》 [49] ,等等。

这一次的学术高潮中还有一大特点,就是通过播放电视片、举办文物展览和出版普及读物,南方丝绸之路学术研究走向社会,进入大众的视野。在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举办的“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展”,汇聚了南方丝绸之路沿线二十多家考古文博单位提供的青铜文物283件,古代西南青铜艺术瑰宝得以第一次集中展示,通过科普化的陈列手段全面反映了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风采,拓展了南方丝绸之路文化研究成果,使得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和文物考古知识得以向广大民众普及。展览时间从2007年4月至2008年5月10日,共计接待专家学者和游客138159人次。

为了配合此次展览,还编辑出版了《“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和展览图集《三星堆与南丝路——中国西南地区青铜艺术》,其中《三星堆与南丝路——中国西南地区青铜艺术》一书被评为“2007年度全国文博考古十佳图书”。

三 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第三次学术高潮

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发展,学术界也以更大热情投入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推进,掀起了第三次学术高潮,不仅有古代历史学方面的研究,而且有联系现实经济文化建设的思考;不仅有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关系的研究,而且将南方丝绸之路放到整个欧亚古代文明中的探索,取得了更加丰硕的成果。

2013年以来,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先后联合了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大理市政府、中共德阳市委宣传部、成都市博物院、雅安市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德阳市文联、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等单位,多次共同主办了大型的南方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有力地促进了学术交流,宣传了南方丝绸之路文化。

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重点是南方丝绸之路与欧亚古代文明,对中国西南地区以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滇文化为代表的古代文明在整个欧亚古代文明形成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系统研究。并且深入研究经由南方丝绸之路,中国文明对外传播的时间、路径、途径、机制、内容等,探明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文明对外传播的重要路径之一,中国西南地区是古代中国文明向东南亚传播的“文化集中地”,向印度东北部传播最重要的通道。经由印度东北部,中国文明还传播到了西亚及地中海地区。段渝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南方丝绸之路与欧亚古代文明研究”(2010年)、邹一清的国家社科基金年度一般项目“南方丝绸之路与中国文明对外传播研究”(2016年)、林文勋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历史上北方、南方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互动关系及数据库建设”(2019年)的设立,表明南方丝绸之路的学术研究向着更加深入的方向发展。

2013年以来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有:万明的《整体视野下丝绸之路的思考——以明代南方丝绸之路为中心》 [50] ,段渝的《南方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五尺道的开通及相关问题》《古代中印交通与中国丝绸西传》《南方丝绸之路:中印交通与文化走廊》、 Unfolding Cina and Seres and the Westerly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Silk (《Cina、Seres、Thinai与中国丝绸西传》)、 The Ancient Sichuan and Civilization in Southeast Asia (《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 The Source of the Sea Shells and Iveries in Southwest China in the pre - Qin Period (《中国西南海贝和象牙的来源》)、《茶马古道与丝绸之路》《改革开放以来的“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走出盆地:巴蜀文化与欧亚古文明》 [51] ,方铁的《简论西南丝绸之路》 [52] ,邹一清的《南方丝绸之路与道教在东南亚的传播》《略论南诏的对外文化传播》《南方丝绸之路对外贸易的研究及展望》《印度河文明与古蜀文明若干问题比较研究》 [53] ,李桂芳的《秦汉时期的南方丝绸之路与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的治理》 [54] ,黄家祥、李炳中的《南丝路上的文化遗产与交通枢纽——雅安》,肖明华的《西南地区古今海贝与南方丝绸之路》,张合荣的《先秦时期滇东黔西地区的族群文化交流——兼谈“南方丝绸之路”东线通道的形成》,刘弘的《三星堆象头冠与印度中印象头神之比较》,龚伟的《〈史记〉〈汉书〉所载“西夷西”道覆议——兼论汉代南方丝绸之路的求通》,汤洪的《“峨眉”语源考》 [55] ,等等。尤其值得介绍的是,2017年底推出了第一套南方丝绸之路丛书,该丛书由段渝主编,共五册:《历史越千年》《贸易通天下》《古城尽朝晖》《人物竞风流》《老路新观察》 [56]

改革开放40年来,经过三次学术研究高潮的推进,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得到极大的发展,南方丝绸之路已从学术“冷门”变为“热点”,逐渐为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普遍认同和关注。正如已故的学术前辈李学勤先生所说:“丝绸之路的研究在学术史上是非常重要的,是今天非常有影响的一门学科的起点。这门学科就是欧亚学。欧亚学专门研究欧亚大陆,从北方草原地区开始,南方到南亚,把欧亚大陆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这是人文学科里最前沿的国际性学科……几条丝绸之路里面,最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是西南丝绸之路” [57] 。放眼未来,南方丝绸之路研究方兴未艾,还有很多问题,如四条丝绸之路的整体关系与对接、丝绸之路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与作用等,都值得深入研究。而对包括南方丝绸之路在内的丝绸之路的进一步系统研究,则需要从理论和实际等多方面开展整体研究,从全国以至国际的高度,以欧亚以至全球的视野,整体地把握丝绸之路的历史发展脉络,深入考察丝绸之路对中国历史以至世界历史的卓越贡献、巨大影响和历史作用,以期使丝绸之路研究在新时代获得创新性发展。


[1] 梁启超:《中国印度之交通》,载《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2、133页。

[2] 严德一:《论西南国际交通路线》,《地理学报》第5卷,1938年。

[3] 方国瑜:《云南与印度缅甸之古代交通》,《西南边疆》1941年6月30日第12期,昆明版。

[4] 郑天挺:《历史上的入滇通道》,《旅行杂志》1943年第3期。

[5] 姚宝猷:《中国丝绢西传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

[6] 夏光南:《中印缅道交通史》,中华书局1948年版。

[7] 桑秀云:《蜀布邛竹杖传至大夏路径的蠡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1本10分册,1969年。

[8] 饶宗颐:《蜀布与Cinapata》,《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5本4分册,1974年。

[9] 严耕望:《汉晋时期滇越通道辩》,《唐代滇越通道辩》,均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76年第8卷第1期。

[10] 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中华书局1955年版。

[11] 国外学者的研究,多收入冯承钧编译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1—7编,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12] 藤田丰八:《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13] G.E.哈维:《缅甸史》,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波巴信:《缅甸史》,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D.G.E.霍尔:《东南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4] 陶维英:《越南古代史》,科学出版社1959年中译本。

[15] 黎文兰等:《越南青铜时代的第一批遗迹》,河内科学出版社1963年版。

[16] 任乃强:《中西陆上古商道》,《文史杂志》1987年第1期。

[17] 童恩正:《略谈秦汉时代成都地区的对外贸易》,徐中舒主编《巴蜀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18] 陈炎:《汉唐时缅甸在西南丝道中的地位》,《东方研究》1980年第1期。

[19]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

[20] 陈茜:《川滇缅印古道初考》,《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

[21] 张增祺:《战国至西汉时期滇池区域发现的西亚文物》,《思想战线》1982年第2期。

[22] 徐中舒:《〈交州外域记〉及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中华书局1998年版。

[23] 蒙文通:《越史丛考·安阳王杂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4] 陈炎:《最早的西南“丝绸之路”》,《中国建设》(英文版)1986年第10期。

[25] 徐冶、王清华、段鼎周:《南方陆上丝绸路》,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

[26] 伍加伦、江玉祥主编:《古代西南丝绸之路》,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7] 段渝:《论商代长江上游川西平原青铜文化与华北和世界古文明的关系》,《东南文化》1993年第2期;《商代蜀国青铜雕像文化来源和功能之再探讨》,《四川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28] 刘弘、范建华主编:《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29] 蓝勇:《南方丝绸之路》,重庆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0] 四川省钱币学会、云南省钱币研究会编:《南方丝绸之路货币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1] 申旭:《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研究——以南方丝绸之路为中心》,云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

[32] 陆韧:《云南对外关系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

[33] 李学勤:《三星堆文化与西南丝绸之路》,《文明》2007年第7期。

[34] 李绍明:《越南访古札记》,《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第3期;《南方丝绸之路滇越交通探讨》,段渝主编《南方丝绸之路论集》,巴蜀书社2008年版。

[35] 段渝:《中国西南的早期对外交通——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古蜀文明与早期中印交流》,段渝主编《南方丝绸之路论集》,巴蜀书社2008年版;《巴蜀古代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主编《中外关系史论丛》第11辑《丝绸之路与文明的对话》,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藏彝走廊与丝绸之路》,《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商代中国西南青铜剑的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2期;《蜀身毒道与南方丝绸之路》,《云南抚仙湖与世界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古代四川盆地偶像式构图与情节式构图艺术形式的来源》,《多元宗教文化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36] 刘弘:《巴蜀文化在西南地区的辐射与影响》,段渝主编《南方丝绸之路论集》,巴蜀书社2008年版;《南方丝绸之路早期商品交换方式变更考——从滇人是否使用贝币谈起》,《中华文化论坛》2008年12月。

[37] 陈德安:《古蜀文明与周边各文明的关系》,段渝主编《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巴蜀书社2008年版。

[38] 李保伦:《云南“滇东北”地区川滇间的文化交流线》,段渝主编《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巴蜀书社2008年版。

[39] 周志清:《浅议滇东黔西地区与巴蜀的关系》,段渝主编《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巴蜀书社2008年版。

[40] 肖明华:《南丝路上的云南青铜文化》,段渝主编《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巴蜀书社2008年版。

[41] 林向:《“南方丝绸之路”上发现的“立杆测影”文物》,段渝主编《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巴蜀书社2008年版。

[42] 霍巍:《盐源青铜器中的“一人双兽纹”青铜枝形器及其相关问题初探》,段渝主编《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巴蜀书社2008年版。

[43] 江章华:《对盐源盆地青铜文化的几点认识》,段渝主编《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巴蜀书社2008年版。

[44] 王仁湘:《滇鼓用途面面观》,段渝主编《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巴蜀书社2008年版。

[45] 刘成武、康利宏:《“南方丝绸之路”对曲靖青铜时代墓葬的影响》,段渝主编《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巴蜀书社2008年版。

[46] 蓝勇:《汉源晒经石与南方丝绸之路》,段渝主编《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巴蜀书社2008年版。

[47] 江玉祥:《“老鼠嫁女”:从印度到中国——沿西南丝绸之路进行的文化交流事例之一》,段渝主编《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巴蜀书社2008年版。

[48] 邓聪:《中越牙璋竖向刻纹辨识》,段渝主编《巴蜀文化研究集刊》第7卷《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二)》,巴蜀书社2012年版。

[49] 段渝主编:《巴蜀文化研究集刊》第7卷《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二)》,巴蜀书社2012年版。

[50] 万明:《整体视野下丝绸之路的思考——以明代南方丝绸之路为中心》,《中华文化论坛》2015年第9期。

[51] 段渝:《南方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23日;《五尺道的开通及相关问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古代中印交通与中国丝绸西传》,《天府新论》2014年第1期;《南方丝绸之路:中印交通与文化走廊》,《思想战线》2015年第6期; Unfolding Cina and Seres and the Westerly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Silk (《 Cina Seres Thinai 与中国丝绸西传》), China and India Histroy Culture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SAGE Publications India Pvt Ltd,New Delhi,India,2016; The Ancient Sichuan and Civilization in Southeast Asia (《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 Advancing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y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First SEAMEO SPAF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y ,Bangkok,Thailand,2015; The Source of the Sea Shells and Iveries in Southwest China in the pre - Qin Period (《中国西南海贝和象牙的来源》), Papers form the Fourte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ists ,Archaeopress Publishing LTD,Oxford,2020;《〈荥经茶马古道〉序—茶马古道与丝绸之路》,四川省荥经县政协编《荥经茶马古道》2015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南方丝绸之路”研究》,《中国民族报》2019年7月19日;《走出盆地:巴蜀文化与欧亚古文明》,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52] 方铁:《简论西南丝绸之路》,《长安大学学报》2015年第17卷第3期。

[53] 邹一清:《南方丝绸之路与道教在东南亚的传播》,《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第10期;《略论南诏的对外文化传播》,段渝主编《巴蜀文化研究集刊》,四川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南方丝绸之路对外贸易的研究及展望》,《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4期;《印度河文明与古蜀文明若干问题比较研究》,《中华文化论坛》2015年第12期。

[54] 李桂芳:《秦汉时期的南方丝绸之路与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的治理》,《中华文化论坛》2016年第8期。

[55] 均见段渝主编《巴蜀文化研究集刊》第9卷,四川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56] 段渝主编:《南方丝绸之路丛书》,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57] 李学勤:《三星堆文化与西南丝绸之路》,段渝主编《巴蜀文化研究集刊》,巴蜀书社2012年版,第11—12页。 kaJwBwu3TS2BePtQ2mzh99iplKlO8RDQzKKsCYnkPSt8BldOM7uIAUHUsSnGnGQ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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