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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早期正值西欧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西欧国家集体走向现代化的浪潮中，法国在这一阶段也经历一系列巨变：政治上，历经宗教改革、胡格诺战争、绝对君主制的建立，再到震惊世界、席卷欧洲的法国大革命；经济上，资本主义工商业尤其是金融资本主义发展壮大；文化上，启蒙运动的影响延续至今；社会生活方面，教士阶层、贵族阶层的没落，第三等级的兴起，等等。凡此种种，均说明这一时期正是法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社会转型的大时代。反观这一时期的法国农村，似乎仍呈现出一派田园牧歌式宁静平和的景象。亘古不变的土地上，古老而宁静的城堡和村庄中，有着人们代代相传的耕作方式、生活方式，法国城镇社会所经历的一切巨变似乎都与农村世界无关。以至于19世纪一位法国学者说：“一个十三世纪的农民如果访问我们的农场，也不会感到多大的惊异。” [1] 法国乡村的宁静平和很容易让人们忽视农业农村这一领域。因此在过去，学界对法国农村的关注极少。直到19世纪，法国的乡村史研究仍是一片令人“遗憾”的空白区域。当然这不意味着法国乡村并不重要。恰恰相反，直到19世纪，法国仍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大多数法国人仍然生活在农村。1911年，10个法国人当中仍有4人是以土地为劳作对象。 [2] 忽略农村、农民就是忽视这一时期绝大部分仍生活在农村的法国人。实际上，“农业变化影响人们生活的方式和他们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态度” [3] 。例如，农民对大革命的态度以及农民在大革命中的活动和作用就是诸多大革命史学家的重要考察对象。因此，研究近代早期法国农村对我们了解当时的法国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而在农村，最重要的社会财富就是土地，大部分在农村生活的人依靠土地谋生，以土地为劳作对象。要了解当时法国农村社会的变迁，我们首先应当关注这一时期的土地制度。故本书从土地制度这一角度出发，试图通过土地制度的演变反映当时法国社会农村，乃至整个法国社会的转型变迁。
中世纪，法国同英国一样实行庄园制。到近代，英国形成以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为主的国家，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迅速，而法国仍是一个小农经济占主体的国家，农业资本主义相对落后。是什么原因造成两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巨大差异？法国是否曾发生英国式的圈地运动？法国的土地制度在近代早期是否出现变革？如果有变革，变革的形式和变动的规模又是如何的？近代早期法国的土地制度变革对法国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其变革的因素主要有哪些？在这个变革中，法国农村和生活在农村中的人们又发生什么变化？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近代早期法国政治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变迁。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目前国内学界对法国农村史的关注极少，关于法国土地制度方面的综合研究几乎仍是一片空白。本书试图就近代早期法国社会转型中的土地制度进行初步探讨，望能进一步增加对近代早期法国乡村社会转型的了解。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础，也是农村生活的核心。19世纪以前，大部分法国人都是以土地为劳作对象，依靠土地生活，土地是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源。即使在不以土地为劳作对象的城市，土地也是社会财富的象征，是平民提高社会地位的基本要素。所以土地的归属不仅反映了农村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关系和政治态势，也可反映农耕文明时期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法国土地制度的专门研究虽不多，但绝大多数探讨农村问题的史学著作基本都涉及土地问题。土地制度是农村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人们生来只善于发现剧烈变化着的事物。多少个世纪中，农业从习惯来看几乎一成不变，因为实际上它变化极小，而且当它进化时，一般都平平稳稳，没有断续现象。” [4] 在政治史、经济史盛行的年代，农村由于看上去缺乏变化而长期得不到人们的重视。直到18世纪，农村生活才出现在法国历史书籍中。19世纪中后期，法国农村史研究有了初步发展。这一时期，西欧学术界对乡村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方法：从法律角度出发考察各社会阶层的阶级状况，法律地位以及农奴制等内容；从农业技术角度考察农作物的演进，耕作技术的变革，畜牧业养殖业的发展等内容。在法国，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学界更多的是关注旧制度时期法国农村的阶级、人身和财产状况，农奴制和大革命前后土地所有权的归属问题等。如莱奥波德·德利尔（Léopold Delisle）的《中世纪诺曼底地区农业阶级状况和农业的研究》，泰龙·德·蒙托热（Théron de Montaugé）的《18世纪中叶以来图卢兹地区的农业和乡村阶级》 [5]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旧制度和大革命》 [6] 一书中从政治角度将法国大革命史和乡村史研究联系起来，分析了大革命前法国乡村社会的危机及其与大革命之间的关系并且关注到大革命前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值得一提的是1844年邦雅曼·盖拉尔（Benjamin Guérard）整理出版了巴黎附近圣-日耳曼-德-普雷修道院（Saint-Germain-desPrés）的地产册 [7] ，为我们了解中世纪时期修道院的地产状况和庄园的经营模式提供了珍贵史料。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最有影响力的乡村史著作当属亨利·塞（Henri Sée）关于中世纪至大革命时期法国乡村阶级及农村产业状况的一系列研究，如1896年《中世纪布列塔尼地区乡村阶级研究》,1901年的《中世纪法国的乡村阶级和产业制度》,1906年《从十六世纪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布列塔尼的乡村阶级》，等等。 [8] 此外，他在《18世纪至19世纪欧洲农业制度史纲》 [9] 第一章中概略阐述了18—19世纪法国的土地分配和农业经营，是早期关于法国农业制度研究的重要著作。这一时期在土地问题的研究领域内，两位俄籍历史学家让·卢切斯基（Jean Lutchisky）和菲利普·萨尼亚克（Philippe Sagnac）做出重要贡献。亨利·塞指出20世纪初法国史学界在有关18世纪法国地产历史的研究中，荣誉应给予俄国人卢切斯基在多年内所从事的研究。 [10] 卢切斯基利用二十分之一税（vingtième）和地籍册（terrier）对大革命前后土地在各阶层之间的分配情况以及大革命时期国有财产的出售情况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如《大革命前法国的小地产及国有财产的出售》《大革命前夕法国的农民地产》 [11] 。而萨尼亚克主要关注的是大革命时期废除封建制度的各项法令及其影响，如《法国大革命的民事立法（1789—1904年）》（社会史论文） [12] 及其与人合著的《立法与封建权利委员会和庄园制度的废除（1789—1793）》 [13] 等。总的来说，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法国乡村史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学者们主要从法律角度出发关注中世纪和大革命前后的相关问题。对法律文件的过度强调使这一时期的史学家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历史是由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来演绎的。马克·布洛赫评价说“在这些博学的人眼里，以前的农民似乎只是为了提供好笑的司法论述才存在的” [14] 。
改变这一状况的正是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及其与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所创办的年鉴学派。20世纪初，年鉴学派在法国兴起。从诞生之日起，布洛赫和费弗尔两人就提出要反对传统政治经济史学，号召打破学科界限，扩大史学研究范围，倡导总体史研究。他们反对过去只关注精英人物的传统政治史，提出“自下而上”地研究历史，关注普通群众。这样一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成为年鉴学派的重点研究对象。1931年，马克·布洛赫在奥斯陆出版了《法国农村史的基本特征》 [15] 。这本书不仅是他的成名之作，体现了年鉴学派第一代大师的基本史学理论和方法，也真正意义上填补了法国乡村史研究的“空白”，成为人们研究法国乡村史的必读之作。全书以短短几百页的篇幅探讨了从古代、中世纪直到近代早期法国农村农业生产和领主庄园制度，尤其是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庄园制度的发展以及庄园制度对近代法国农业生产和农民个人主义的影响，试图探寻近代法国小农经济盛行的原因。他指出法国是一个大土地所有制和小土地所有制并存的国家。他还考察了大土地所有制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和土地的地产变动。此外，布洛赫强调法国小土地所有制的长期存在不仅仅是法律和技术的原因，也根源于其他社会因素，如农业习惯，思想观念等，打破了过去仅从法律角度或技术角度出发研究乡村史的模式。布洛赫的研究成果将法国乡村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奠定了日后法国乡村史研究的基础。此后，乡村史研究成为年鉴学派的一个重要分支。二战后，随着年鉴学派的进一步发展，乡村史研究也进入兴盛时期。大量优秀论著涌现，许多过去不被重视的史料被发掘出来，尤其是考古学、社会学、人种学等学科的发展为乡村史尤其是中世纪乡村史的发展提供重要资料和方法。由于资料繁多，此处不能一一论及，笔者在尽可能收集资料的同时只能对相关的重要著作加以分类整理。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个方面。
1.地区史研究
法国国土面积仅300多万平方公里，但国内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差异巨大，导致法国各地农村面貌千差万别。因此，法国史学界对乡村史的研究尤其重视区域差别，地区史研究成果丰富。20世纪70年代以前，有关北方地区的研究成果颇多。近年来，南方地区乡村史研究呈现上升趋势。
（1）有关北方地区的研究
北方地区乡村史研究的代表首推皮埃尔·古贝尔（Pierre Goubert）的《博韦和博韦人：对17世纪法国社会史的贡献》 [16] 。1944年，古贝尔参与北方小城博韦的战后重建工作。利用职务之便，古贝尔收集了博韦地区两百多个堂区的登记簿，并对它们进行分析整理。1956年，古贝尔利用这些珍贵史料完成《博韦和博韦人》一书，并于1960年正式出版。在该书中，古贝尔大量采用计量史学方法对博韦的工资收入、人口结构、粮食生产、地租、价格变动等内容统计分析，重建17世纪小城博韦及周边乡村地区的人口变迁、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虽然该书并没有专门探讨博韦地区的土地制度，但也为我们了解17世纪乡村世界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关系提供重要背景资料。
居伊·布瓦（Guy Bois）的《封建主义危机：十四世纪初到十六世纪中叶东诺曼底地区乡村经济和人口》 [17] 主要从经济角度出发考察14—16世纪中叶东诺曼底地区的人口变迁对当地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影响，试图通过东诺曼底这个地区来反映中世纪末西欧社会的封建主义危机。布瓦认为，14世纪东诺曼底地区人口激剧增长。在巨大人口压力下，土地析分，小土地所有制增加，农民生活趋向贫困，这是导致中世纪末封建主义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布瓦的理论明显受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这使该书在出版后饱受诟病。在该书第二部分中，布瓦还用大量篇幅介绍了当时东诺曼底地区农民对土地的占有情况以及庄园经营的情况。希尔顿·鲁特（Hilton L.Root）的《勃艮第的农民和国王：法国绝对主义的农业基础》 [18] 主要是从政治方面探讨在近代早期绝对主义形成过程中中央政府与乡村组织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近代早期随着王权的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在地方不断扩张，为保证中央权力扩张和赋税的征收，政府鼓励农民反抗领主，加强了乡村共同体的权力。其中，作者对乡村共同体公有地的私有化作了重点考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乡村土地占有状况。此外，诸如让·雅卡尔（Jean Jacquart）的《法兰西岛的乡村危机（1550—1670）》；皮埃尔·德·圣·雅各布（Pierre de Saint Jacob）的《旧制度最后一个世纪勃艮第北部的农民》；居伊·富尔坎（Guy Fourquin）的《十三世纪中叶到十六世纪初的中世纪晚期巴黎地区的乡村》都对北方地区的乡村进行不同程度的深入考察研究，展现了北方地区乡村风貌。 [19]
（2）有关南方地区的研究
如果说古贝尔的《博韦和博韦人》是20世纪中叶研究北方地区乡村历史的代表作，那么南方地区乡村史学的代表人物就应当是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他对朗格多克地区一系列研究大大推动了南方地区史研究的发展，代表作如《朗格多克的农民》《蒙塔尤：1294—1324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 [20] 等。尤其是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成为当时最畅销的历史书籍。但勒华拉杜里的著作也体现了年鉴学派整体史观和长时段理论。在《朗格多克的农民》一书中，勒华拉杜里从气候地理条件出发，对15—17世纪朗格多克地区乡村世界进行整体考察，涉及气候、种植技术和农作物、人口迁移、工资地租收入、粮食生产、赋税负担、地产变动乃至农民文化教育、宗教信仰、乡村巫术、节日狂欢、婚姻继承、生与死、农民对生死的态度以及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内容包罗万象，可以说是一幅旧制度时期朗格多克乡村的全景图。勒华拉杜里借鉴计量史学方法，挖掘大量史料，对朗格多克的光照，降雨，粮食产量，畜牧业发展，出生率和死亡率，土地耕种面积，价格，工资，税收，乡村借贷，地租等进行统计分析，书中仅统计图表就达40多份，100多页。在该书中，勒华拉杜里提出农业大循环的概念。他指出14世纪后，受到黑死病的打击，朗格多克人口急剧减少，由于人少地多，地租减少，工资上涨，大土地所有制有所增加，农民生活有所改善，反过来又推动农村人口的增长。到16世纪，当地人口的急剧增长给土地分配造成巨大压力，大土地所有制减少，小农经济盛行。工资下降，地租上升，但由于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农场主的负担反而有所减轻，大农场发展。到1660年，农产品价格暴跌，大农场主遭受沉重打击，土地逐渐落入城市新贵手中。不过，这些获得土地的城市新贵并没有如同英国农场主一样在农村引进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农业资本主义没有因此发展起来。究其原因，勒华拉杜里认为在于这一时期技术水平的低下。因此从15—17世纪，朗格多克地区由人口变迁带动农业发展经历了一场大循环。但勒华拉杜里将土地变迁的决定因素归结于人口的变动，似有偏颇。普拉西德·朗博（Placide Rambaud）和莫尼克·万谢纳（Monique Vincienne）的《一个乡村社会的转变：莫里安村（1561—1962）》 [21] 从社会学角度介绍了从16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莫里安村的社会转型，以小见大，试图通过这个小乡村的社会转型来透视近代以来整个法国农业社会的转型。乔治·比奇（George T.Beech）的《中世纪法国的一个乡村社会：11世纪和12世纪普瓦图的加蒂纳村》 [22] 考察了法国南方普瓦图（Poitou）地区一个小村庄——加蒂纳（Gâtine）的社会状况，分析11—12世纪大拓荒运动对加蒂纳的影响和之后该地区的土地占有情况。这些著作描绘了法国南部不同地区农村的面貌，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法国乡村社会。
2.综合性研究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乡村地区史研究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在地区史研究丰硕成果的基础上，不少学者试图对法国的乡村史研究进行综合总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乔治·杜比（Georges Duby）和阿尔芒·瓦隆（Armand Wallon）主编的《法国乡村史》 [23] 。该书一套共四卷本，梳理了从原始社会乡村的形成一直到今天乡村没落时期法国乡村社会发展演变的历程，是一部通史性质的长篇巨作。其中第二卷“古典时代”由于格·内沃（Hugues Neveux）、让·雅卡尔和勒华拉杜里三位当时著名的近代早期乡村史专家所著，详细描绘了从百年战争到大革命之前乡村社会生活，也谈及了这段时期的土地问题。
当然，除了这类通史类长篇大作，也有不少学者留下各个时期的综合性研究。如菲利普·霍夫曼（Philip T.Hoffman）的《从一个传统社会中成长：法国农村（1450—1815）》 [24] 。霍夫曼从经济发展的角度重新审视了有关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法国农业几乎没有变化的传统观点。他通过对劳动力、地租、市场、农村借贷以及农业生产率等问题的考察发现，在诸如巴黎盆地（le bassin parisien）、诺曼底等经济发达地区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其生产率甚至可与英国南部地区相比。但整体上法国农业经济发展比英国缓慢，尤其是内陆地区发展缓慢。因此近代早期法国农业落后的原因主要在于法国内部巨大的差异性，尤其是内陆地区经济落后的拖累。需要指出的是该书只是在对几个乡村共同体对比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但霍夫曼对传统观点的反思启发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近代早期法国农业发展，尤其是他对农村土地市场、地租、资本主义农场经营等内容的考察为我们提供不少借鉴。热拉尔·贝奥尔（Gérard Béaur）的《18世纪法国农业史：1715—1815年之间法国乡村中的停滞与变迁》 [25] 介绍了18世纪法国乡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变化，综合比较总结前人关于大革命前后乡村问题的研究，尤其是20世纪末学者们对乡村问题以及大革命对乡村影响的新观点、新方法，是作者对“18世纪和19世纪初乡村经济的个人再读” [26] 。该书共有八章，其中第一、第二章主要论述社会体系的基础——财产所有权和财产所有者问题，此外还涉及农业生产、税负、收入、价格、乡村共同体等内容。米歇尔·皮泽拉（Michel Puzelat）的《16—18世纪法国的乡村生活》 [27] 则是一本介绍性的小册子，延续年鉴学派整体史的特点，概述了1460—1789年乡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第二章介绍了土地的占有和经营开发状况。无论是通史类著作还是有关某一时期的断代研究，这些史学家都试图对乡村史的研究进行整体考察、综合研究。这些著作都是全面了解乡村社会演变，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重要背景资料。
3.有关乡村社会结构的研究
旧制度时期，法国社会主要由三大等级构成，即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形成一个稳定的金字塔形社会结构。在乡村，则主要是教士、贵族和农民，其中以贵族和农民人数最多。因此，关于乡村社会结构的研究多集中在农民或者贵族阶层。实际上，国外学者对乡村的研究最初也多是由乡村社会阶级入手的。如之前所提及的亨利·塞对中世纪至大革命时期法国乡村各阶级的研究。目前，乡村社会结构、各阶级的状况尤其是各阶级对土地的占有情况仍是乡村史研究的重点，研究成果可谓层出不穷。
（1）有关农民阶层的研究
作为农业社会的人口主体，农民是乡村史乃至中世纪、近代早期史学研究中历久不衰的主题。对农民的研究与对乡村史研究的时间一样漫长。如1899年出版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卡列夫（Nikola
Ivanovich Kareev）《1726—1750年法国的农民和农民问题》,1909年于勒·西翁（Jules Sion）的《诺曼底东部的农民》
[28]
等。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乡村史研究的发展，相关成果更加丰富。如地区史研究的代表，《朗格多克的农民》；又如通史类著作代表，《法国农民史》
[29]
。热拉尔·瓦尔特（Géraral Walter）这本有关法国农民的通史类巨作时间跨度从罗马征服时期一直延续到戴高乐时期，考察了长达千年的时间里不同时段法国农民的生活。有关近代早期农民的研究也有不少，如勒华拉杜里的《1450—1660年的法国农民》
[30]
。该书实际上是拉布鲁斯所主编的《法国经济和社会史》第2卷的一部分，1987年艾伦·谢里丹（Alan Sheridan）将其单独整理并译成英文出版。它延续了勒华拉杜里历史大循环的理论，从整体上考察了15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法国农民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状况。古贝尔在《17世纪法国农民的日常生活》
[31]
一书中以“小鸟”居高临下的视角扫视了17世纪农民的日常生活，涉及农民的吃住行、生与死、婚姻家庭、工作娱乐等内容，其中第二章谈及农民和土地，第九章和第十一章谈及农民的财富和经营以及农民社会地位的提升。
中世纪末到近代早期，法国社会农民阶层早已分化，出现了一批中农、富农阶层。近年来，西方学者对农民阶层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出现一批研究新兴农民阶层的著作，如让-马克·莫里索（Jean-Marc Moriceau）的《法兰西岛的农场主：15—18世纪农业雇主的发展》 [32] 。这本多达1000多页的巨作围绕着近代早期资本主义农场中农业的演进和家庭的变化，为我们描绘了身处社会转型大时代中的法兰西岛农场主们的种种经历，从人口结构、农业生产技术、农场经营方式和规模等延伸到农场主的文化教育、婚姻家庭、家产继承、宗教信仰等内容。他指出，15世纪在经历百年战争和黑死病的打击之后，由于巴黎的飞速发展，人口如潮水般涌入巴黎。这给巴黎附近的农村带来巨大商机，一批法兰西岛的富有农民逐渐在法兰西岛成长起来，“大土地经营”不断增加。16—17世纪，购买了大量土地的新贵族们倾向于将土地租给农场主经营来获取利益。为了吸引农场主，他们提供众多优惠条件，进一步推动了法兰西岛大农场的发展。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受到人口增长和社会危机的打击，不少资本主义农场经营困难，中小规模农场纷纷破产倒闭，但大农场主借机收购土地，进一步扩大农场生产规模，土地进一步集中。而这些大农场主的社会地位逐渐提升，成为“农业贵族”。莫里索的研究为我们了解法兰西岛地区的土地变革尤其是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提供了不少宝贵资料，不过他的研究仅仅集中在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巴黎盆地附近，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2）有关贵族阶层的研究
作为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贵族不仅拥有政治特权，也占有着社会最重要的财富——土地。大革命之前，贵族都是拥有土地最多的人群之一。因此，近代早期土地制度的演变是与贵族阶层的变化紧密相连。几百年来，贵族这个阶级也一直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人的眼光。即使在其消亡后，关于贵族生活的种种仍是世人关注的热点，也是学者们一直探讨的热点问题。有关贵族的研究历史悠久，成果也极其丰硕。早期的如亨利·布兰维利耶伯爵（Comte de Henry Boulainvilliers）于1732年发表的《关于法国贵族的短篇评论》 [33] 。进入20世纪，人们开始了对贵族的专门研究。初期，人们普遍认为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法国贵族没能适应社会的转型，逐渐走向没落，而贵族们却仍然醉生梦死。为维持贵族的“体面生活”，不少贵族被迫出售土地，中世纪传统的土地制度逐渐瓦解。此类著作如吕西安·罗米耶（Lucien Romier）1922年出版的《凯瑟琳·德·美第奇的王国》 [34]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学者们对各地区贵族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有关贵族阶层在近代早期全面衰落的观点并不完全正确，实际上不少贵族都顺利实现转型。如居伊·肖锡南-诺尔加尔（Guy Chaussinand-Norgaret）在《18世纪的贵族：从封建到光明》 [35] 一书中提出近代早期的贵族在经济上已经不再是“封建”性质的。贵族尤其是北方地区的贵族大量雇用农场主经营土地，实际上推动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20世纪末，西方学界对贵族的研究进一步细化，如雅克·屈维利耶（Jacques Cuvillier）的《18世纪法国上等贵族的家庭和遗产：菲利波、古菲耶、舒瓦瑟尔家族的案例》 [36] 考察了三个上等贵族家族的生活以及他们为维护家族遗产——主要是土地——所做的一切努力，譬如联姻、结盟、诉讼等。
（3）有关其他乡村阶层的研究
农业社会中，在广阔的乡村居住的当然不仅仅是农民和贵族，也有大量非农业人口，如乡村教士、乡村手工业者、流动商贩，等等。近代早期，城市中各个阶层也在农村大量购买土地，这使得乡村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复杂。目前，有关乡村其他阶层的专门研究十分少，但有不少学者开始注意这些主流之外的人群。如古贝尔在《17世纪的法国农民的日常生活》中介绍了农民和他们的本堂神父。让·拉蒂戈（Jean Lartigaut）的《百年战争之后凯尔西的农村（约1440—约1500年）》 [37] 一书中第三部分第四章考察了乡村教会的人员结构和土地等财产状况，第四部分第四章则考察了当地乡村工业的发展和乡村手工业者的情况。这些著作为我们全面了解乡村社会各阶层的政治经济地位和社会生活状况提供了丰富史料。
4.有关乡村基层组织的研究
近代早期，法国的乡村基层组织基本沿用中世纪的基层组织形式：庄园和共同体。它们是乡村最常见的基层政治组织单位，与农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早期西方学者主要注重庄园在农业社会生产中的地位。近年来，学者们对共同体在乡村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产生浓厚兴趣，相关论著陆续出版。
（1）有关庄园制度的研究
庄园是中世纪西欧乡村最基础的政治单位、经济单位和社会单位，是农业社会机构中最古老且根深蒂固的基层组织。在中世纪，几乎所有土地和农民都被纳入庄园体系。可以说不了解庄园就无法了解中世纪乃至近代早期农民的生活，更无法了解中世纪至近代早期法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因此，它不仅是乡村史研究的核心，也是中世纪史、政治史、经济史等领域的史学家们关注的焦点。西欧学界对庄园学术研究的历史可追溯到19世纪。就法国而言，最早有关庄园的论著应当是1844年邦雅曼·盖拉尔在出版修道院地产册时所写的那篇著名的绪论。 [38] 此后，不断有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其中不乏佳作。如年鉴学派的代表马克·布洛赫的《法国农村史》《封建社会》等。时至今日，西欧学界有关庄园的研究仍在不断发展。如詹姆斯· 洛思·戈德史密斯（James Lowth Goldsmith）的《法国的领主制500—1500》，《法国的领主制1500—1789》 [39] 梳理了中世纪至近代早期法国领主制度的发展历程，从领主制度的起源、形成、发展壮大一直到1789年大革命对领主制度的摧毁，并试图对前人的研究进行综合总结。其中作者对庄园的发展、经营管理、各个时期的概况都做了大量论述。此外，作者将庄园作为一种赋税和管理的单位，有别于过去将庄园视为农业生产、政治组织基本单位的传统观点。让·加莱（Jean Gallet）的《1600—1793年法国的领主与农民》 [40] 从庄园主和农民的关系出发，探讨了旧制度下庄园制度是如何走向没落衰亡，涉及这一时期庄园的司法体系、行政管理、庄园依附农、领主权利以及庄园的核心——土地。克里斯特尔·杜阿尔（Christel Douard）和让- 皮埃尔·迪库雷（Jean-Pierre Ducouret）的《1380—1600年布列塔尼的庄园》 [41] 则缩小考察范围，深入探究布列塔尼地区的庄园。
（2）有关乡村共同体（la communauté rurale）的研究
西欧社会有着悠久的自治传统，乡村共同体就是中世纪至近代农民的自治机构，是西欧基层行政管理单位。作为基层社会最重要的组织者、管理者，在推行共耕共有的农村，共同体掌握着大量公有地。共同体的公有地制度和庄园的土地等级占有制构成中世纪至近代早期乡村社会土地制度的主体。西方学界早已注意到乡村共同体的重要地位。1879年，阿莱尔·巴博（Alert Babeau）在《旧制度时期的村庄》 [42] 一书中对乡村共同体就有过论述。20世纪，西方学界对乡村共同体的研究可谓是硕果累累。许多综合性著作中大多涉及乡村共同体，如布洛赫的《法国农村史》；也出现不少专门研究，如让·雅卡尔的《对居民共同体的思考》 [43] 等。皮埃尔·德·圣雅各布（Pierre de Saint Jacob）对17—18世纪勃艮第地区村庄共同体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 [44] 也推动了学界对乡村共同体的研究。1976年，让·博丹协会（la société Jean Bodin）召开一次有关对乡村社团进行比较研究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是这一时期国际学界对乡村社团研究的一次深入探讨和总结。会后，协会出版了六卷本的《乡村共同体》 [45] ，其中第四卷是关于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的乡村共同体的研究成果，涉及法国朗格多克、诺曼底、比利牛斯山区、阿尔萨斯等地的乡村共同体。文集最后索布尔的论述 [46] 可以说是对这一时期法国乡村共同体研究的一次总结。遗憾的是这些论述多是从制度史的角度来考察共同体在政治管理方面角色的转变，对共同体的公地制度关注不够。
5.大革命和乡村史研究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这次大革命以其势不可挡的力量冲击了整个法国社会，成为近代法国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也成为研究近代法国史中任何问题都无法绕过的一座丰碑。在乡村史研究中，大革命同样占据着毋庸置疑的重要地位。有关这一点，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在1929年于《年鉴》上发表的《大革命在法国农业史中的地位》 [47] 一文中就已经指明。勒费弗尔虽不是将大革命和农业史研究联系起来第一个人，但绝对称得上是这一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大师之一。1924年，勒费弗尔就发表了他的历时20年写作的博士论文《法国大革命时期诺尔省的农民》 [48] ，首次将农民置于大革命的舞台中心。在这篇洋洋百万言的论著中，勒费弗尔利用自己多年收集的税务清册、乡村公证人记录、登记簿等档案资料，采用统计学等方法，从农民的角度全面透彻地分析了大革命对诺尔省乡村的影响。他指出大革命对封建权利的废除、对集体权利的破坏、教会财产和逃亡贵族财产的出售转移创造出一个“农民产业主阶层”，冲击了传统封建土地制度；但农民本质上是反资本主义性质的。他们在大革命中要求分割大地产，巩固农村的小土地所有制，延缓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利于近代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此后，勒费弗尔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农民和大革命问题的重要论文和著作，如《旧制度末年土地所有权与土地经营的分配》《国有财产的出售》《法国大革命和农民》 [49] 《大恐怖时期的土地问题》 [50] 等。勒费弗尔的研究可以说影响了整整几代史学家，直到今天许多研究大革命的论著都不得不谈及农民、乡村问题。“许多分析大革命起源的著作开篇都会讨论农民、农民的问题以及他们的不满。” [51] 大革命时期农民的要求和愿望、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和影响、革命时期土地分配问题等现在依然是大革命史、乡村史研究的热点问题。
例如，勒费弗尔的学生阿·索布尔（Albert Soboul）1976年出版的《大革命的农民问题（1789—1848）》 [52] 一书就是对勒费弗尔的继承和发展。直到今天仍有不少论著是对勒费弗尔的致敬，如1988年出版的皮特·琼斯（Peter M.Jones）的《法国大革命中的农民》 [53] 利用最近十几年的新材料、新方法对勒费弗尔的研究进行补充扩大，反思农民在大革命的经验中学到什么。其中第六章主要探讨大革命时期土地问题的解决。诺埃尔·普莱克（Noelle Plack）认为勒费弗尔关于大革命中农民革命的中心命题就是乡村公有地和共同体权利。因此，她在《公有地，葡萄酒和法国大革命：1789—1820年法国南部的乡村社会和经济》 [54] 一书中聚焦乡村共同体的公有地，试图发掘法国大革命时期至拿破仑帝国时期以及复辟时期不同政府的法令促使南部加尔省的乡村公有地实现私有化的经过以及公有地改革对加尔省社会—经济的影响。在勒费弗尔的影响下，不少乡村史学家开始注重乡村与政治史的关系，如皮特·琼斯的《政治和乡村社会：南部中央高原（1750—1880年）》 [55] 。
二战后的三十年可谓年鉴学派最辉煌的三十年，也是乡村史研究的黄金时期。20世纪70年代中期，法国乡村史研究逐渐陷入沉寂，许多著名学者的研究兴趣纷纷转向人种学等社会学科。到20世纪90年代，在“乡村社会史学会”等组织发起了一场关于“乡村史”研究的复兴运动，乡村史研究有所恢复和发展。一些新的主题出现在乡村史的研究范围，如畜牧业史、乡村景观史（paysage）、财政金融史等。相关论述也陆续发表，如畜牧业方面，让-马克·莫里索所著的《旧制度时期的畜牧业：16—18世纪现代法国的农业基础》 [56] 考察了旧制度时期畜牧业的经营，包括牲畜种类、放养规模、转场放牧、饲料等内容；财政金融方面：菲利普·霍夫曼（Philip T.Hoffman）的《近代早期法国的税收和农业生活：土地出售（1550—1730）》 [57] 从税收制度解释近代早期法国特权投资者们从农民手中购买大量土地的现象，认为法国的税收制度阻碍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此外，学界也越来越重视法国与其他国家的比较研究，传统的比较史学再次焕发青春。如让-皮埃尔·普苏（Jean-Pierre Poussou）的《17、18世纪英国和法国的土地和农民》 [58] ，莫里索主编的《17、18世纪法国和英国的土地和农民：农业史指南》 [59] 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这些研究虽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乡村史研究的沉寂状态，但这些论述多是对过去的综合总结，整体上没有大的突破。正如莫里索对《旧制度时期的畜牧业》一书的评价，这只是“手册”“教科书” [60] 。
总地来看，西方学界对土地问题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学者们试图从不同方面探讨中世纪至近代早期法国乡村社会的变革，以及农业社会的核心问题——土地所有权的归属。受到年鉴学派的影响，法国乡村史家尤其重视多角度多领域地观察乡村社会，这使得他们对土地问题的探讨缺乏主线。从目前笔者收集的资料来看，有关近代早期法国乡村社会转型中土地制度的演变目前仍没有任何专门著作，也算是乡村史研究的一个遗憾。
法国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中国人对法国的了解远从魏源等人就已经开始了。受到过去历史条件的限制，过去学界对法国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史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0年里，大革命史、巴黎公社史基本就代表了国人对法国史的研究。乡村史研究根本无人涉足，更不用提乡村中的土地问题。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国内学者开始打破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突破政治史限制，转而从多角度、多层面来认识法国历史。农村问题、土地问题也开始受到学者关注。这一时期，关于法国乡村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革命和土地问题以及法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有关大革命和土地问题的研究：如金重远的《法国大革命和土地问题的解决》《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中土地问题的解决》、孙娴的《试论彻底与妥协——18世纪末法国革命中土地问题剖析》、陈崇武和王耀强的《法国大革命时期教会财产出售初探》 [61] 等。尤天然的《试论法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 [62] 从近代化的角度，对英法历史上的圈地运动进行比较分析，探求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原因。论文概述了大革命前后的圈地运动，并对圈地运动的特征和影响进行评价。作者认为近代法国圈地运动的不彻底性致使小土地所有制和传统生产技术长期滞留，延缓法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历程。
有关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的研究：施雪华的《16—18世纪法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缓慢之症结》、张红伟的《19世纪前后法国农业近代化的特征》等都试图从近代化的角度对近代法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原因和影响提出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其中张庆海教授在《大革命前后法国农业近代化的本质特征》 [63] 一文中指出近代法国小农经济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近代法国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原因不在于小农经济的顽固反对，而是由于小农的贫困。因此，他提出重新看待小农经济在法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以上这些论文中有不少还明显带有法国大革命的印记，但毕竟开创了国内学界在乡村史研究的先河。世纪之交，国内出版第一部有关法国乡村社会转型的专著：许平的《法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19世纪—20世纪初）》 [64] 。作者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大量收集相关资料并整理分析，考察了19—20世纪法国现代化进程中农业生产、乡村社会以及贵族和农民的转型，并试图揭示乡村社会转型对法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影响。不过许平教授的这本论著主要着眼于19—20世纪的法国乡村，对19世纪以前的法国乡村较少涉及。近年来国内学界对法国乡村社会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出现一批新的观点和研究主题。如对农民生活的考察：王渊明的《法国封建社会农民的生活状况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对乡村贵族的考察：詹娜的《16—17世纪法国奥弗涅地区乡村贵族命运重探》；对乡村组织的考察：熊芳芳的《法国乡村共同体及其在近代早期的转变》 [65] ，等等。不过，目前国内学界尚没有对法国土地制度变革的专门研究。
由于本文主要关注近代早期法国社会转型时期土地制度的变化，国内一些研究西欧社会转型的著作以及研究中世纪封建社会经济制度的著作都为本文提供了重要背景知识。如朱寰教授主编的《亚欧封建经济形态比较研究》、马克垚教授的《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和《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侯建新教授的《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龙秀清教授的《西欧社会转型中的教廷财政》、沈汉教授的《英国土地制度史》 [66] ，等等。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才开始关注法国乡村史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也有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尚待开发。笔者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学者的优秀研究成果，对近代早期法国社会转型时期土地制度的变迁作初步探析。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土地制度也是各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影响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问题繁多而复杂。在这样一个时期，了解其他国家的土地制度变迁也可为我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更好地处理土地问题、乡村问题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借鉴。法国在农业方面与我国有很多相似之处，法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完成社会转型的经历或许能给我们更多的启迪。而从国内外学界的研究状况来看，目前学界对近代早期法国土地制度变迁的专门研究还比较少，缺乏系统的论述。尤其是国内学界对法国土地问题主要集中在大革命时期，而对大革命前法国的土地制度状况缺乏研究。因此本书选择近代早期法国土地制度的变迁作为研究对象，以土地制度的变迁为核心来考察法国乡村社会的转型，继而揭示土地制度的变迁对整个法国乡村社会的影响。
由于土地是作为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社会财富、社会生产的基础，社会各阶级都与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土地问题的研究内容庞杂，本书不可能一一论及。故在时间范畴方面，本书主要探讨的是15世纪至1814年大革命结束这段时期内法国土地制度的变迁；在地理范畴上，虽然近代早期法国边境线存在变迁，但由于西欧各国从中世纪以来的土地制度具有一些共性，因此本书基本上以目前法国国土范围作为考察范围。而本书的主旨是希望通过对近代早期法国乡村社会变迁、圈地运动发展、地权结构变动以及土地经营方式的发展等方面的探讨，厘清近代早期法国乡村社会转型中土地制度的变迁情况，考察近代法国小农经济形成的历史原因。
在农业社会，土地不仅关系着当时社会的每一个人，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发展，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方面，因此，对土地问题的研究决不能从单一角度出发。国内学者在研究土地问题上存在着偏向经济学方法或从生产力角度出发的研究倾向，不能全面反映问题的本质。因此，本书在借鉴年鉴学派整体史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依据社会—经济史理论，对问题进行综合考察，力图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现近代早期法国土地制度的变迁乃至整个法国乡村社会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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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法]马克·布洛赫：《法国农村史》，余中先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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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Georges Lefebvre,Les paysans du Nord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Lille:Tomes,1924.
[49] 均收录在勒费弗尔的论文集《法国大革命研究》（ Études sur la Revolution Française ）。
[50] Georges Lefebvre,“Questions agraires au temps de la Terreur”,Strasbourg:Lmprimerie F.Lenig,1932; La Grande Peur de 1789,Paris:SEDES,1932.
[51] [英]威廉·多伊尔：《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张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页。
[52] Albert Soboul, Problème paysans de la Révolution （ 1789 - 1848 ）,Paris:François Maspero,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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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Jean-Marc Moriceau, L'elevage sous l'Ancien Régime : les fondements agraires de la France Moderne XVI e - XVIII e siècles ,Paris:SEDES,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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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Jean-Marc Moriceau, L'elevage sous l'Ancien Régime : les fondements agraires de la France Moderne XVI e - XVIII e siècle ,Paris:SEDES,1999,p.10.
[61] 金重远：《法国大革命和土地问题的解决——兼论其对法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史学集刊》1988年第4期；《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中土地问题的解决》，《史林》1990年第3期；孙娴：《试论彻底与妥协——18世纪末法国革命中土地问题剖析》，《世界历史》1989年第3期；陈崇武、王耀强：《法国大革命时期教会财产出售初探》，《世界历史》1992年第1期。
[62] 尤天然：《试论法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
[63] 张庆海：《大革命前后法国农业近代化的本质特征》，《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64] 许平：《法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19世纪—20世纪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5] 王渊明：《法国封建社会农民的生活状况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詹娜：《16—17世纪法国奥弗涅地区乡村贵族命运重探》，《世界历史》2013年第4期；熊芳芳：《法国乡村共同体及其在近代早期的转变》，《世界历史》2010年第1期。
[66] 朱寰主编：《亚欧封建经济形态比较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马克垚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沈汉：《英国土地制度史》，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龙秀清：《西欧社会转型中的教廷财政》，济南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