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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尝试革命性的改造意味着什么？在这样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的新时代，我们所熟悉的许多参照点和标杆都已经发生改变。这种改造所面临的挑战使人畏惧。然而，随着这个制度迈向更严重的危机，这些挑战就显得更加迫切。如果我们想要继续生存，那么，似乎有必要对全球社会进行一个根本性的改造。我们正处在一个巨大的动荡时期，除了压迫性的社会控制体系越来越对我们造成威胁之外，我们还面临十分真实的危险，即这个制度有可能坍塌。全球资本主义正在面临结构、环境和文化上的深层次错乱，而这个制度越来越难容纳这些激增的矛盾。跨国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势不可当地累积，也正在引发一场生态灾难和无止尽的战争。然而，尽管人类面临许多这样的危险，当前的政权空隙依然为许多改造性和解放性的工程提供了机会。首先，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个制度已经失去了合法性。其次，新自由主义在物质和意识形态方面似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再次，在世界范围内，统治集团看起来已经被分化，它们时常失去方向。最后，第一世界的“第三世界化”为彻底全球化的政治和南北逐步联盟开拓了新的机会。
确实，自从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在20世纪最后几年里被触发以来，似乎已经发生过两波全球起义。第一波包括：全球正义运动的兴起；到20世纪90年代末，群众斗争和抵抗运动从世界各地联合成一个重要的群体；世界社会主义论坛的成立，其横幅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这一波起义在20、21世纪之交达到了顶峰，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使得部分起义受到了阻扰，部分起义被改变了。这些事件使得跨国精英的反击成为可能。第二波起义开始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并于2009年至2011年间扩散开来。那些抢占国际新闻头条的闪光点有：发生在欧盟国家中的一轮又一轮的群体罢工和动员，尤其是在受紧缩政策严重影响的国家里；中东和北非的崛起；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智利学生运动；中国工人中的罢工浪潮；在许多国家中，为移民权而进行的斗争…… [1]
不只有一个结论可以从全球起义的内容和方向中得出。这些起义包括：在南美洲大张旗鼓的社会主义革命；由农民联合会或南非棚屋居民联盟形成的有组织的农民社会运动；在西班牙或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受无政府主义激发的无组织的反资本主义动乱；在埃及或希腊由年轻人、工人、中产阶级人士和新自由主义技术精英组成的流动的联盟。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全球起义能否成功地改变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力结构，哪怕实际上是通过温和改良和成员增选来革新它们？或者，更糟糕的是，那个充当世界警察的国家会用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方式来回应这些试图变革社会秩序以支持穷苦大众的群众起义吗？
本书各章就是在这样一幅图景下进行探讨的。任何一位读者想要了解在全球资本主义和危机的时代里改造工程的前景与复杂性，都必须看一下21世纪拉美激进左派的经历。现在，史蒂夫·艾尔纳（Steve Ellner）和他的同事们为我们呈上了这本及时而富有洞见的文集，帮助我们定位拉美激进左派经历的复杂性。这些章节作为一个整体阐述了一些重要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我们在思考改造工程在国际社会中的前景时所必须面对的。全球起义业已提出政治权力的问题。本书所具体探讨的国家正是那些左派执掌权力的国家，或者至少尝试从政府内部推动一个大众工程的国家，这些国家除了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古巴这样异质的国家群体之外，还包括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如果不提出政治权力，或者政府的问题，那么，真正的解放工程就不可能出现。一旦左派成功地掌握国家政权，一系列复杂的不存在任何既定公式或简易回答的问题又会出现。解决了其中任何一个矛盾之后又会出现新的矛盾，辩证法的规律就是这样。
本书的价值在于，拉美激进左派掌权的经历为全世界的民众斗争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而研究这些经历，对一场远未解决的辩论来说非常关键。这场辩论的主题就是“当今革命的意义”，它是约翰·霍洛威（John Holloway）经常被引用的一本书《改变世界而不掌权》的副标题。此书也许是世界社会主义论坛和反全球化抗议的圈子里最重要的一本专著。 [2] 霍洛威反对夺取（政治或政府）权力的主要论据是：政府本身就是一种支配关系，因此，只要我们是为这样的权力而奋斗，支配就是不可能被废除的。
然而，这样的分析得出的是一个撤退的（而非改造的）策略，全球资本主义对这种策略来说太具有侵略性了。如果认为当地社区可以从全球资本主义中撤退出来，改造策略又如何能行得通呢？有一些尝试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例如：在当地创建其他形式的社区；成立合作社；将食物供应圈的权力下放；退出全球工农业政体；下放决定能源、分配和消费的权力；建立合作制企业，构建当地合作制经济。然而，这些尝试本身解决不了权力的问题。如果没有一种与政府对峙和从内部改造制度的策略，我们就会有一种危险的幻觉，即认为这个世界不需要解决权力的问题就能得到改变。现在，全球资本主义对这个星球上的所有社区来说都是固有的。它编织了一张全球范围内相互依赖的蜘蛛网，把所有人联结成一个更大的整体。全球资本主义正在整体化。有人认为，我们只要创造出其他空间或者乌托邦岛屿就可以逃离全球资本主义而不用打败它，这种想法忽视了这样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即无论人们这样做的意愿有多么强烈，这些空间都不能脱离资本主义，不是因为其他理由，而是因为资本和政府一定会渗透并且不断地重新吸收这些空间，而且通常是强制性的。
拉美新激进左派的政治让笔者更清楚地意识到：先锋性与平层主义是两个孪生陷阱。先锋性认为，底层群众的自发运动应该从属于革命党夺取国家权力和改变社会权力顶层的斗争。这个策略在20世纪就已经被证明是一个灾难。平层主义认为，大多数人应该从底层被组织起来，而不需要一个领导层或者任何政党，就此而论，也不需要联合起来的程序或议程。没有必要对抗政府和夺取国家权力，只要创建出可以与这个制度剥离开来的本地空间就足够了。反对先锋性并不意味着反对革命性的政治组织，反对平层主义也不意味着反对自发的底层群众斗争。正如改革与革命从来都不是互相排斥的斗争或过程，从底层塑造权力和赢得国家权力也不是互相排斥或对抗的工程。相反，它们相互增强了彼此，是一个更大的改造工程的一部分。
那么，激进左派一旦掌握政权之后，他们会做些什么？笔者当然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更确切地说，本书也并不提供这些答案。即使涉及一些，它们更多的也是提出问题而非回答问题，这就是各章的价值所在。它们阐述了21世纪解放工程或朝向社会主义的工程所面临的政治权力的复杂性。本书或多或少都反思了这些复杂性，请读者读到相应章节时再进行思考。不过，对笔者来说，有两个议题最为突出。
第一个议题是，从底层发起的社会运动何以成功地掌控组织化的政治左派，以及掌控它在政府机构中的行径？从底层和政府外部往上层流动的社会权力，如何成为一种主导关系，以抗击跨国资本的力量、抗击本地机构和代表的力量，并且反抗左派政府权力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里不存在一个简单的回答。近年来，一些作家和活动家指出，拉美的新左派政府没有为促进大众阶级的解放工程而服务，相反却牵制了他们的斗争。劳尔·兹贝奇（Raul Zibechi）指出，“进步的政府对于国家存续来说是有必要的”。在兹贝奇的尖锐主张中，人们很难不找到一丝真理。他说：“在这一新形势下，它们在瓦解社会运动的反制度本性方面是最有效的主体……本质上，左派政党可以完成右派政党所不能完成的任务，哪怕是通过镇压，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大众力量的胜利，没有大规模的流血却每一寸都像过去的威权政体那样有效。” [3]
第二个议题是，当激进左派所治理的国家必须继续参与由跨国公司资本主导的全球经济，并且受交换价值的非人性化逻辑驱动时，那些掌权的激进左派如何能够推行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工程？拉美激进政治所处的更广的背景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这个全新的全球资本主义渗入了该地区的每一个国家。事实上，也渗入了全球的每一个国家，它通过生产和金融的跨国路线将这些国家整合在一起，甚至超出了贸易。很少有人提倡脱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个旧概念，也很少有人把这个概念看成某个国家或地区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一个可以实施的策略。原因很简单，在这个全球装配线和全球互联网的时代，全球社会经济和传播一体化的范围与强度决定了“去链化”（引用萨米尔·阿明的术语）的建议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就像古巴人在苏联垮台和巨大的全球市场力量崩溃之后所意识到的那样。激进左派所做的事情正是要打破新自由主义的霸权，而不是跨国资本。
从大的历史环境来看，在过去五个世纪里，不断严重的一体化浪潮一直在推动拉美进入不断发展和膨胀的世界资本主义。从结构化的视角来看，19世纪早期的独立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本身就是由西班牙统治的衰落和英国的崛起而点燃的，英国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激发了新兴的克里奥尔精英层争取独立，更不用说当时由黑人、印第安人和混血群体从底层掀起的革命势头。20世纪早期的出口繁荣带来了一些变化，出现许多跨阶层的大众和国家工程。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20世纪30年代的崩溃，就像在大众ISI工程枯竭之后，随之而来的是1960—1980年的革命运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狂攻猛击在20世纪末将左派和民众力量推挤到一个防守的境地，然而，到20、21世纪之交时，新自由主义看起来似乎已经在物质和意识形态方面达到了极限，这就为激进左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兴创造了空间。
很多方面表明，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我们正在进入世界制度层面的新的霸权危机。我们必须记住，所有的革命和社会改造进程以及所有的历史关头都是独特的。为了理解“21世纪政治力量的复杂性及其面临的挑战”——正如这本书的副标题，我们必须研究具体的史实，包括拉美激进左派的再次出现和在几个国家的上台。正如葛兰西所说，“真相存在于具体之中”。如果说我们的任务是理解前方的挑战和从拉美经验中为全世界的群众斗争汲取教训，那么，本书则为我们提供了丰富而具体的证据和分析。
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
2013年11月
[1] 一个通常不太可能的出处刻画出了全球起义的精神。2013年6月29日出版的《经济学人》在其光泽的封面上描绘了四个穿着标志性服装的人站在写有“抗议三月”的旗帜下。第一位是高举法国旗帜和单发步枪的女性，立在写着“1848年的欧洲”的小标题下。站在她身旁的是一位身着另类服装、手拿燃烧弹和鲜花的男性，他的上方有一行小标题——“1968年的美国和欧洲”。然后是一位身着工人服装的男性，一只手举着蜡烛，另一只手握着一个扳手，看起来像一位典型的莱赫·瓦文萨，其上方的小标题为“1989年的苏维埃帝国”。最后一位是身着蓝色牛仔裤和T恤的女性，她一只手里拿着一部智能手机，另一只手里拿着拿铁咖啡，在她上方的小标题是“2013年的每一个地方”。
[2] John Holloway， 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 The Meaning of Revolution Today ，London：Pluto Press，2002.
[3] 引自Raul Zibechi， Territories in Resistance ： A Cartography of Latin American Social Movements ，Oakland：AK Press，2012，道恩·帕雷（Daun Paley）所写的前言，参见该书第4页和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