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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俄侨开展学术活动最早是由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进行的。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人员在学习语言和实际生活中，对中国的宗教、哲学、历史、文学、社会、律法等领域产生了很浓的兴趣，出于个人学术兴趣和沙俄政府的政治需要，编写词典、翻译满汉文书籍和撰写关于中国的论著成为其开展学术活动的主要内容。据汉译版《俄罗斯汉学史》（柳若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记载，第二届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学生罗索欣（俄国第一位汉学家）揭开了俄侨在华学术活动的序幕。关于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及与其有密切关系的驻华使馆人员在华的学术活动，汉译版《俄罗斯汉学史》和阎国栋教授著《俄国汉学史（讫于1917年）》两部书中的部分章节已给予了分散介绍和评论。笔者根据上述两书内容进行大致梳理，概述他们在华学术活动的基本线索和主要学者及学术成果。
1739年，罗索欣在北京开始了满文本《八旗通志》的翻译工作。这部鸿篇巨著在1741年罗索欣回国后与另一位第四届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学生列昂季耶夫（18世纪俄国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经多年艰苦翻译于1784年最终全部出版。列昂季耶夫在北京期间也开展学术研究，留下了两部手稿，即译文《理藩院记录：阿尔巴津的陷落与Ф.戈洛文在尼布楚的谈判》和他编写的《中国历朝大事年表》。
从第五届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起，传教士团成员在北京的学术研究开始更具学术性。第五届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神职人员Ф.斯莫尔热夫斯基在北京撰写了两篇文章，即《修士司祭Ф.斯莫尔热夫斯基谈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摘录》和《论中国的耶稣会士》。两篇文章直到19世纪才正式发表。第六届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学生Ф.巴克舍耶夫进一步推动了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在北京的学术活动。他于1776年在北京编写完了俄国汉学史上第一部大满俄词典。Ф.巴克舍耶夫因此而成为俄国编写满语词典的第一人。19世纪初第九届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出现了一位未来俄国汉学的奠基人——Н.Я.比丘林。1807—1820年间，Н.Я.比丘林在北京开展了大量学术活动，编撰了多部汉语词典，其中包括一部9卷本的《汉语重音词典》；翻译了“四书”、《大清一统志》《通鉴纲目》《宸垣识略》等史籍；撰写了《前四汗史》《西藏和西夏历史》《西藏志》《准噶尔志》《北京志》等17部手稿（后来绝大部分在俄国出版）。Н.Я.比丘林在北京的学术活动使他成为俄国编撰汉语词典的第一人，俄国蒙古学、藏学和北京学的开拓人。
第八届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学生和第十届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团长П.И.加缅斯基翻译了简缩本《通鉴纲目》（明以前）、《关于成吉思汗家族的蒙古历史》（满文《元史·本纪》的全译本）、《斯帕法里北京纪事》和《明亡满兴》等手稿，并开始着手编纂《汉蒙满俄拉词典》的工作（后来在圣彼得堡编完）。值得一提的是，П.И.加缅斯基还编写出了几部词典（手稿），如《大俄汉词典·附句例》《汉语发音声调词典·1826年1月25日·北京》等。第十届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学生З.Ф.列昂季耶夫斯基、教堂服务人员Н.И.沃兹涅夫斯基和А.И.索斯尼茨基是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俄侨在华从事学术活动的三个重要人物。З.Ф.列昂季耶夫斯基编写了《汉满俄词典》（手稿）和《中国各部院衙门尚书评价》，并把俄国著名史学家卡拉姆津的《俄国史》译成了中文。Н.И.沃兹涅夫斯基编写了《中国经济统计概要（1831）》（手稿）和《1828年Н.И.沃兹涅夫斯基关于中国的笔记》（手稿）。А.И.索斯尼茨基编写了《中国人口（1828）》（手稿）和《关于中国的各种记录（1826—1830）》（手稿）。
19世纪30年代，俄侨在华的学术活动是由第十一届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来进行的。神职人员Д.С.切斯诺依翻译了《朝鲜历史》与《蒙古史笔记》等手稿。学生Г.М.罗佐夫首次翻译了满文和中文原文的《金史》手稿，并着手编纂了《满俄词典》。神职人员В.莫拉切维奇撰写了2篇文章，即《在中国的欧洲传教士团的笔记》和《祭天》。这两篇文章后来在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出版的机关刊物《中国福音报》（1911年第8期和1916年第1—2期）上发表。学生А.И.科瓦尼科编写了一本技术词汇词典和翻译了第一部关于农业的书籍《授时通考》，还撰写了一篇文章《京郊地质学概貌》，并在《矿山杂志》（1838年第2卷第2期）上发表。
在第十二届至第十五届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中出现了一批享誉世界的俄国汉学家，他们的许多学术活动都是在北京进行的。这几届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中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最多，学术成果也颇多。
第十二届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教士（后为第十三届和第十五届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团长）巴拉第（又译卡法罗夫）在19世纪40年代对佛教进行了潜心研究，在《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著作集》第1、2卷中发表了《佛陀传》和《古代佛教史》两篇文章，留下了《伽毗罗论》和《佛祖》两份文章手稿。此外，在巴拉第的早期学术研究中，他还对中国的商道进行了研究。1850年，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普通地理学论丛》中发表了《中国及其属地的商路》；1857年，在《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著作集》第3卷中发表了《天津和上海间的海运》。教士Е.伊万诺夫除在《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著作集》第3卷中发表了《关于纸币的内阁报告》等文外，还留下了两部译文手稿《〈列子〉节译》和《忆南京罹患》。学生И.И.扎哈罗夫（中文名杂哈劳）在北京完成了手稿《青海和硕特部及其与中国的关系》。第十二届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学生（后为第十四届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团长）Г.卡尔波夫（中文名固礼）在《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著作集》第2卷中发表了《中国佛教徒的发愿受戒仪式》。1847年病故于北京的第十二届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学生Ф.В.戈尔斯基是一位研究满族历史的著名学者。他的文章《论当今统治中国的清朝的始祖及满族的起源》和《满族王室的崛起》，都发表在《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成员著作集》（第1卷）中。第十二届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学生А.А.塔塔里诺夫（中文名明常）是研究中国医学的少见学者。他的《中国医学》一文对中医理论进行了首次探讨，并对中医理论给予了肯定。该文后来发表在《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成员著作集》（第2卷）中。
第十三届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学生Н.И.涅恰耶夫由于不堪恶劣的气候和生活条件，到达北京后不久便病故，却留下了一篇手稿译文《中国茶法》（译自中国关于茶叶贸易的若干法律）。学生М.Д.赫拉波维茨基（中文名晁明）把《彼得一世朝》译成满语，在《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成员著作集》（第3卷）中发表了《明朝覆灭期间北京大事记》，留下了两份手稿《中国刑法历史资料》《钱币体系史评》和译作《秦史》《反秦罪》《辽民记》等未刊稿。学生К.А.斯卡奇科夫（中文名孔气）是一位研究中国农业、风俗、天文学等多领域的学者。1854年1月，他撰写了手稿《中国风俗》；1856年发表了两篇关于中国农业的文章，即《中国人放养野蚕的树木》和《中国蚕的不同种类》；关于天文学方面发表了《中国的天文观测状况》《天文学在中国》等文章和撰写了两卷本手稿《中国天文学和气象学研究资料》；此外还做了编写《汉俄词典》的工作，该项工作在其回国后最终完成。医生С.И.巴济列夫斯基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医学研究的手稿，如有译自中医经典《本草纲目》中的部分内容，有《四库全书》中的医学书目，有中国古代名医的生平资料等，总量近900页。1855年病故于北京的教士П.茨韦特科夫曾撰写了《论中国的基督教》《中国人的家庭礼仪》《一个中国人关于长崎的札记》《中国制盐业之我见》《十二世纪的景教碑》和《论道教》六篇文章，发表于《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成员著作集》（第3卷）中，还翻译了被发配到新疆的官员祁鹤皋的沿途笔记《从北京到伊犁》（即祁韵士的《万里行程记》），于1907年以单行本的方式在北京出版。1857年亦病故于北京的教士М.奥沃多夫除在《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成员著作集》（第2卷）中发表了《中国与西藏关系史》一文外，还留下了两份手稿：《平定罗刹方略》俄译本和文章《俄国和中国的交往以及中国军队中的俄罗斯佐领》。
第十四届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神职人员А.库利奇茨基专注中国的婚姻、宗教仪式和迷信问题的研究。他作于1862年的手稿《中国人的婚姻》在1907—1909年的《中国福音报》上发表，同时还出版了单行本。另外，他还留下了手稿《魔术和赌咒》《中国偶像》《民间宗教仪式和迷信》等。神职人员И.波利金（后又成为第十五届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神职人员）编写了俄国第一部《俄汉方言词典（北京话）》，于1867年在北京由恰克图商人出资出版；1868年，又在天津出版了该词典的两种补编，1870年两种补编合二为一在北京印行。神职人员А.留采尔诺夫于1865年在《俄国昆虫学会著作集》中发表了《中国养蚕业》一文。学生Д.А.佩休罗夫（中文名梦第）1860年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通报》上发表了《中国明代的地震》一文。学生А.Ф.波波夫专注中国的政治问题及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研究。1860年，他在《工业通报》上发表了《1859年中国的盐税和关税》一文；1863—1864年间在《彼得堡通报》发表文章《中国的新年》《关于〈申报〉》《南京战役46天》等文章；1865年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通报》上发表了译文《中国人的避暑山庄》。学生К.帕夫利诺夫留下了几份手稿，即《中国职官和人物词典》《新年朝贡和中国宫廷回赠的礼品》《皇帝的戎装》《中国皇帝的服饰》等。医生П.А.科尔尼耶夫斯基（1860年被派到北京公使馆工作）撰写了手稿《北京的医学分布札记》《中国的太医院》等，翻译了《中医谚语》《中国医学史资料》《中国产科全书》《中国产科简明教程》《中国人的推测和通过推测治病》《中国民间医生》《中国人的病理学》《从医学论中国人》等中医文献，其中仅有极个别以文章形式发表。
巴拉第作为第十五届传教士团团长于1864年3月25日第三次前往北京。在这次驻京期间，巴拉第在蒙古史、中文的穆斯林文献、中国的基督教等领域进行了卓有建树的研究。1866年，巴拉第在《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成员著作集》第4卷中发表了译文《元朝秘史》即《蒙古关于成吉思汗的古老传说》（译自《永乐大典》）、《长春真人西游记》和《中国的穆斯林》；1867年，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论丛》第9—10卷中发表了《18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张德辉蒙古行记》译文；1872年，在《东方丛刊》第1卷中发表了《从中文史料看基督教在中国的古代遗迹》一文；同年，在《东方丛刊》第1卷中也发表了《14世纪在中国的俄国俘虏》；1877年，在《东方丛刊》发表了《中国关于成吉思汗的中国古代传说》（译自《皇元圣武亲征记》）；同年，在《俄国皇家考古学会东方部著作集》第17卷上发表了译文《伊斯兰教汉文文献》。此外，后人在巴拉第去世后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通报》上发表了两篇其后期学术研究的文章：《哥萨克佩特林中国之行札记》（1892）和《评马可·波罗北中国之行》（1902年以俄文发表）。1878年中期，因巴拉第患重病，圣主教公会允许他乘船离开中国休假一年，但伟大的汉学家12月6日未到俄国而在马赛与世长辞。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巴拉第后期学术研究活动中，他倾注大量心血一直在潜心编写一部大型汉俄辞书——《汉俄合璧韵编》，遗憾的是辞书没来得及全部完成，但其手稿却留在了北京。这为俄国汉学家继续完成这部辞书的编纂提供了条件。
在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学术活动中，巴拉第还做了一件对保存学术成果特别有意义的事。他倡议、组织并参与编辑出版了在国际汉学界产生广泛影响的汉学集刊——4卷本《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成员著作集》（1852—1866，在圣彼得堡印行），刊印了28篇长篇文章。1896年被任命为第18届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领班的英诺肯提乙（后成为中国教区第一任主教）于1909年在北京编写出版了《华俄词典》。尽管该词典在收词数量上超过了巴拉第和柏百福合编的《汉俄合璧韵编》，但在编写质量上却逊色很多。英诺肯提乙在清朝的最后时期在学术活动上还组织了对多种汉学著作的重印工作，如1909年、1910年在北京再版了4卷本的《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著作集》等。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俄国在中国设立使领馆，在中国生活工作的俄侨不断增加，在使领馆中工作的一些人员（这些人中有一些曾是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成员）以及其他人员也进行了一定的学术研究。从第十五届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起，随团人员中不再有学生、医生、画家等人员。因此，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的学术活动大大弱化了，但使领馆的一些工作人员及其他人员的学术活动恰好填充了这个空缺。
19世纪50年代担任伊犁领事的杂哈劳在《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著作集》第1、2卷中发表了《中国人口史评》和《中国土地所有制问题》两篇文章，对中国社会经济史进行了开拓性研究；留下了一部关于中国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手稿——《中国西部边陲札记》（据中国资料编纂）。1859—1862年，担任塔城领事的К.А.斯卡奇科夫（中文名孔气）开始研究中俄贸易问题，出版了《我们在华的商务》和《俄国人在塔城的贸易》等小册子。曾任北京公使馆通译官，后又担任驻福州领事的Н.А.波波夫留有《满族萨满祭祀司仪》和《俄满词典》等手稿。1866—1884年，担任北京公使馆医生的Э.В.布列特施奈德（中文名贝勒）研究了中国的历史地理、中国与中亚国家交往史等问题。1870年，贝勒用英文在上海出版的《中日问答》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中亚古代地名考》。1871—1876年以英文出版了《中文文献中关于古代阿拉伯人、阿拉伯人侨民区以及其他国家侨民区的史料》《15世纪中国与中亚及西亚城市和交通》《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等小册子；此外，他还对北京附近山区的植物群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以英文于1881年出版了《中国植物志》一书第1卷。1888年，贝勒将自己对中国历史地理以及中国与中亚国家交往的研究著述汇编增补成集，出版了两卷本的《基于东亚史料的中世纪研究》一书。担任新疆伊犁领事的杂哈劳撰写了两篇手稿文章《由中文文献看中国西部边陲》和《巴尔喀什努尔盆地》。从1870年起作为亚洲司工作人员的П.С.波波夫（中文名柏百福）被派往北京工作，并于1886年担任驻北京总领事，且在这一任职上一直工作到1902年。驻京期间，柏百福于1876年在《第三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著作集》上发表了《中国刑法简史》一文；1888年，经过对巴拉第《汉俄合璧韵编》手稿6年的艰辛修订，由其与巴拉第在北京共同署名出版；1895年翻译出版了《蒙古游牧记》；1901—1902年在《欧洲通报》杂志上发表了《中国新闻》《围困北京两个月》《变法前夕的中国》等文章。
1861年后，俄国在外蒙古地区也设立了领事馆。其工作人员及个别在外蒙古经商的人也开展了一定的学术研究活动。但汉译版《俄罗斯汉学史》和阎国栋教授著《俄国汉学史（讫于1917年）》两部书中都遗漏了这部分内容。笔者根据《西伯利亚与蒙古》和《俄国驻库伦领事馆与Я.П.施什马廖夫》两部书中零星记载给予简要介绍。在驻库伦领事馆担任总领事达半个世纪的Я.П.施什马廖夫（1911年卸任）是第一个开展潜心研究的人，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出版物上发表了12篇文章。其中，在19世纪60年代，他就撰写出了《关于1863年俄罗斯人在蒙古的贸易》《关于1864年我们在蒙古贸易进程的消息》等六篇文章；后来又发表了《1861—1886年与蒙古的贸易和边境关系及蒙古的当前状况》等文章。领事В.Ф.吕巴在19世纪末发表了《蒙古参加甲午中日战争》和《蒙古的土地所有制和土地使用》两篇文章。商人Ф.И.米宁在1891年编撰出了手稿《俄蒙口语词典（约5000词条）》。从1904—1912年，在外蒙古生活多年的А.Д.科尔那科娃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恰克图分会会议上宣读了7个关于蒙古民族问题的原创性的报告，其中6个在其分会著作集上发表。А.Д.科尔那科娃因此被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民族部授予银质奖章。 [2]
20世纪初，随着中国东北地区大量俄侨的出现，俄侨的学术活动亦随之兴起，并发展迅速。1898年，俄国政府将中东铁路工程建设局办事处设在了哈尔滨，从而开启了中国东北地区俄侨学者（最初为铁路工程技术人员）在中国东北地区开展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学术活动。中国东北地区俄侨学者的学术研究首先是从对中国东北的气候和气象研究开始。1898年，为了配合中东铁路的修筑，中东铁路工程建设局设置了气象科，在哈尔滨设立了气象总台，在中东铁路沿线设立了气象分台。被气象台收集的最初的气象观测资料后来由俄国著名气象学家、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院士М.А.雷卡乔夫（1840年12月25日生于亚罗斯拉夫尔省，1919年4月14日卒于圣彼得堡） [3] 于1909年在圣彼得堡编辑出版，名为《1898—1906年哈尔滨气象站在满洲进行的气象观测》。 [4] 这是现今保存下来的关于中国东北地区气象的第一部结集出版的俄文资料。由于缺少资料佐证，我们无法查到参与气象观测的具体俄侨学者名字，但由气象台所开始的工作开启了中东铁路各部门所属俄侨学者的学术研究活动。中东铁路商务处、中东铁路医疗卫生处、中东铁路商业学校、中东铁路机关报《远东报》等部门是推动所属俄侨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最主要机构。俄侨学者А.П.鲍洛班、В.Ф.拉德金、П.Н.梅尼希科夫、В.М.鲍古茨基、А.В.司弼臣、И.И.别杰林、Н.К.诺维科夫等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笔者在本章以下各节中以俄侨学者的生平活动著述和重要成果为中心进行论述。
1903年中东铁路全线通车后，中东铁路管理局随即设置了商务处全面经营铁路商业活动。为了配合经营商业，中东铁路商务处网罗了一些从事经济活动的商务委员，对中国东北尤其是北部地区进行以经济调查为主的研究活动。
А.П.鲍洛班，出生年、地点不详，1924年10月逝世于中国。1903年，А.П.鲍洛班完成了去日本的考察。1904—1905年，А.П.鲍洛班被征调参加日俄战争，获中尉军衔。1908年，А.П.鲍洛班毕业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学院汉满语专业，同年来到中国东北，担任中东铁路商务处驻齐齐哈尔代办处主任。1912—1913年，А.П.鲍洛班担任俄国驻外蒙古库伦工商部委员。1913—1916年，被任命为俄国驻库伦总领事馆领事。А.П.鲍洛班是满洲俄国东方学家学会创会会员，并编辑出版了其机关刊物《亚细亚时报》杂志1911年第8、9、10期。 [5] А.П.鲍洛班在《亚细亚时报》杂志上发表了《齐齐哈尔经济概述》（同年出版了单行本） [6] 、《满洲的未来》 [7] 《中国在满洲和蒙古地区的垦殖问题》（同年出版了单行本） [8] 、《东北蒙古及其粮食贸易》（同年出版了单行本） [9] 、《1881年伊犁条约再研究》 [10] 《关于中国名称普及拼音问题》 [11] 《东方学院、国民教育部和外交部》 [12] 《俄国在南满贸易概述》 [13] 《绥远城遗迹》 [14] 等论文，出版了《北满垦务农业志》 [15] 等关于中国东北经济的重要著作。А.П.鲍洛班是20世纪初俄国历史上少有的专注中国边疆地区研究的学者。本书在本节中主要介绍《北满垦务农业志》一书和单行本《齐齐哈尔经济概述》。
《北满垦务农业志》一书于1909年在哈尔滨出版。1908年，А.П.鲍洛班大学毕业后立刻被授命担任中东铁路商务处驻齐齐哈尔代办处主任一职。就职后，А.П.鲍洛班就接到了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委托的一项重要研究任务——对中国东北北部地区的农业开展研究。因为中国东北北部地区的农业不仅对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企业——中东铁路公司的经营至关重要，也关切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整体利益。在此背景下，А.П.鲍洛班撰写了《北满垦务农业志》一书。А.П.鲍洛班在《北满垦务农业志》一书前言中也明确表明了该书出版的目的，一是从中东铁路经营的视角研究中国东北北部地区的农业，因为中东铁路是现在和未来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利益基础；二是对俄国商界在中国东北地区开展工商业活动提供帮助。 [16] А.П.鲍洛班接到任务后，立即着手对所有关于中国东北北部地区农业的文献资料（包括俄文、日文和英文）二十余种进行分析，尽可能地对中国东北北部地区的农业进行全面研究。通过研究分析，А.П.鲍洛班认为，之前的一些文献资料或根本没有对其拟要开展的研究给予关注，或对近几年中国东北北部地区农业的发展情况没有论及。这样，在综合利用之前二十余种文献资料的基础上，А.П.鲍洛班把搜集资料的重点（主要是统计资料）放在了近几年，尤其是1907年、1908年。他的资料既来自于当地的官员，也有中国的商会，还有其在当地出版物中所摘录的。这些资料补充了前人在中国东北北部地区农业研究的不足。《北满垦务农业志》一书共300多页，除前言、结论和附表外，分四部分32个章节。第一部分为中国东北北部地区的各类测量单位和农业的整体情况，主要介绍了中国东北北部地区的主要测量单位、主要粮食作物、主要经济作物、农业劳动和农具、土地制度、油坊和豆油、烧锅与烧酒、磨坊、面条厂、制绳厂、啤酒厂、酱油厂、豆腐坊。第二部分为吉林省区域农业经济记述，主要介绍了长春府即宽城子、农安县、新城府、榆树县、吉林府、双城厅、五常厅、滨州厅、宁古塔、绥芬厅、珲春、依兰府等区域的农业状况。第三部分为黑龙江省区域农业经济记述，主要介绍了呼兰府、兰西县、巴彦州、木兰县、绥化府、余庆县、通肯府、齐齐哈尔、布特哈、墨尔根和瑷珲等区域农业状况。在第二、第三部分中，书中对当时吉林、黑龙江省所辖行政区域内州、府、县、厅从自然地理、主要作物、人口、工商业等方面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记述。第四部分为中国东北北部地区的粮食贸易等问题，主要介绍了中国东北北部地区和内蒙古东北地区的垦殖、中国东北北部地区粮食的畜力和水上运输、农产品贸易和商会等情况。《北满垦务农业志》一书为研究清末中国东北北部地区，尤其是黑龙江的农业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从学术史的角度评价这部书的价值，笔者认为，《北满垦务农业志》一书是俄国汉学史上第一部全面研究中国东北北部地区农业，尤其是黑龙江农业的著作。
《齐齐哈尔经济概述》一书也于1909年在哈尔滨出版。该书起初是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1909年由满洲俄国东方学家学会在哈尔滨创办的俄文机关刊物——《亚细亚时报》杂志第1期上。同年，该书由满洲俄国东方学家学会在哈尔滨发行单行本。该书的撰写出版与А.П.鲍洛班时任中东铁路商务处驻齐齐哈尔代办处主任一职有直接关系。А.П.鲍洛班利用此身份对齐齐哈尔城进行了深入调查，尤其是调查与自身工作相关的经济问题。这样，А.П.鲍洛班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版了《齐齐哈尔经济概述》一书。该书整体上记载了清末黑龙江省的币制、税收和齐齐哈尔城的交通运输、商业贸易以及各大商家的情况。该书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记述了黑龙江省的经济概况，其中包括齐齐哈尔城的交通运输、商业贸易等情况；后半部分记述了齐齐哈尔城当时60家大商号的具体名称、经营人、经营地点、经销商品种类、年贸易额等情况。《齐齐哈尔经济概述》一书为研究清末黑龙江特别是齐齐哈尔的社会经济，尤其是民族资本的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正因该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我国学者给予了极大重视。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首先将《齐齐哈尔经济概述》一书的前半部分译成了中文，发表在《齐齐哈尔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上。1991年，我国学者又将《齐齐哈尔经济概述》一书的后半部分译成了中文，发表在由吴文衔主编的《黑龙江考古民族资料译文集》（第一辑）上。《齐齐哈尔经济概述》一书尽管不是俄国学者出版的关于黑龙江城镇的第一部著作 [17] ，却是俄国学者出版的关于齐齐哈尔城市研究的第一部著作，在俄国汉学史上不容遗漏。
П.Н.梅尼希科夫，1869年12月16日出生于维亚特卡州，在1934年左右逝世，逝世地点不详。1890年，П.Н.梅尼希科夫毕业于维亚特卡州神学班。1901年2月前，П.Н.梅尼希科夫从事多年的初等学校教师工作和铁路部门的文书工作。1901年2月至1902年，П.Н.梅尼希科夫担任符拉迪沃斯托克俄国东方学院管事。1902年，П.Н.梅尼希科夫成为俄国东方学院的正式大学生。1905年，П.Н.梅尼希科夫毕业于俄国东方学院汉蒙语专业。在大学期间，他就被派到中国东北西南部、外蒙古北部考察，在辽阳和奉天当翻译。1905年后，П.Н.梅尼希科夫成为特罗伊茨克萨夫斯克牲畜采购委员会的职员。1908—1910年，П.Н.梅尼希科夫担任中东铁路驻伯都纳商务委员。1911年后，П.Н.梅尼希科夫担任中东铁路商务处处长，对中国东北进行了多次考察，是满洲俄国东方学家学会创会会员、满洲农业学会会员、东省文物研究会工商部成员。1934年9月13日，哈尔滨俄侨学者В.Н.热尔那科夫在哈尔滨自然地理学研究会举行了纪念П.Н.梅尼希科夫的晚会。 [18] 在清朝末年П.Н.梅尼希科夫刚刚开始从事学术研究，只在《亚细亚时报》杂志上发表了《论俄中条约》 [19] 一篇文章和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满洲的中国货币：关于俄国卢布汇率在满洲的下跌问题》 [20] 。П.Н.梅尼希科夫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在民国时期出版的，本书将在下一节中给予重点介绍。
В.М.鲍古茨基，1876年出生，出生地不详，1929年逝世于华沙。1896年，基辅大学医学系毕业后，В.М.鲍古茨基先后在萨拉托夫和敖德萨地方自治机关做卫生员。1906年，В.М.鲍古茨基被政府派往阿尔汉格尔斯克做了五年卫生局局长。1910年，В.М.鲍古茨基从这里被派往哈尔滨从事防治肺鼠疫工作，担任中东铁路防疫局卫生科科长。1911—1914年，В.М.鲍古茨基主持萨拉托夫市的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一战”期间，В.М.鲍古茨基又领导了前线卫生机构。二月革命后，В.М.鲍古茨基担任内务部副部长一职，主管俄国卫生工作。1917年末1918年初，В.М.鲍古茨基担任敖德萨市市长。1920年，В.М.鲍古茨基移居波兰，担任华沙市自治局卫生处处长。1927年，В.М.鲍古茨基被选为华沙市市长助理。1929年，В.М.鲍古茨基因病逝世。 [21] 1910年秋至1911年5月，中国东北地区暴发了特大鼠疫，举世空前，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为了遏止这场鼠疫，各方投入了大量力量。В.М.鲍古茨基医生就是受国家派遣的参与者之一。在中东铁路管理局的邀请下，他直接参与了防治鼠疫的全过程，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正因如此，В.М.鲍古茨基才能编撰出关于哈尔滨鼠疫问题的著作《1910—1911年中东铁路附属地哈尔滨及其郊区的肺鼠疫：关于防疫局活动的医学报告》。 [22] 该书部分内容后收入由著名鼠疫专家Д.К.扎波洛特内主编的《1910—1911年满洲的肺鼠疫：俄国科学考察报告》 [23] 一书。В.М.鲍古茨基在书的前言中明确表明了编撰该书的直接目的。由防疫局支持出版的《1910—1911年中东铁路附属地哈尔滨及其郊区的肺鼠疫：关于防疫局活动的医学报告》一书不仅要记述鼠疫的发展态势和防疫局所采取的防疫举措，更重要的是指出了在防疫过程中出现的不当方式和手段，为未来医学研究和防疫实践提供了经验教训。 [24] 该书1911年出版于哈尔滨，由主体和附录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由十一章构成，记述了哈尔滨市卫生状况、观察站、隔离区、鼠疫医院、哈尔滨市及其郊区鼠疫的态势、防疫的组织领导、医疗卫生监测及其活动的性质、哈尔滨市人口数量资料、医生会议、卫生监督所、因防疫而死去的医护人员等情况。第二部分由八章构成，记述了中国地方政府与俄国当局及防疫机构在防疫问题上的关系、哈尔滨市学校中的防疫工作、预防接种、通行检查站的活动、消毒队的组建及其活动、卫生流动队的活动、焚尸工作、临时客栈和医疗供给站的建立与活动等情况。
从该书出版的时间看，我们不能说该书是世界上首次对中国东北尤其是哈尔滨鼠疫情况进行记载的文献。仅从俄文史料来看，1910年Э.П.贺马拉-鲍尔谢夫斯基就出版了《中东铁路沿线鼠疫的产生与防止扩大的预先保护举措》 [25] 的小册子。1911年《远东评论》 [26] 《亚细亚时报》 [27] 《远东报》等报刊对哈尔滨的鼠疫也进行了报道或记载。其中，在哈尔滨发行的中东铁路机关报《远东报》（中文）对其进行了跟踪报道，留下了许多可供研究的资料。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说该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书不仅描述了哈尔滨及其郊区鼠疫发生、发展和消退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在书中（含附录）附列了大量数字表格和为防疫而召开的会议纪要等资料。这些在当时绝大多数都是首次公布，为我们今天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从学术史上看，该书是一本可以载入史册的鸿篇巨著。尽管1910年Э.П.贺马拉-鲍尔谢夫斯基就出版了《中东铁路沿线鼠疫的产生与防止扩大的预先保护举措》这本仅10页的小册子，但这并不影响该书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该书不仅是俄国学者出版的第一部大部头的关于哈尔滨及其郊区鼠疫的论著，更是俄国汉学史上的经典论著之一。作者В.М.鲍古茨基也因此成为俄国汉学研究史中不能不提及的研究哈尔滨灾荒史的极少数学者之一。
И.И.别杰林，出生、逝世年、地点不详，毕业于俄国东方学院汉满语专业。И.И.别杰林是满洲俄国东方学家学会创会会员、中东铁路哈尔滨商业学校汉语教师，曾做过汉语、英语翻译。后来，И.И.别杰林又担任《祖国之声报》主编和1921年10月发行的每日晚报《喉舌》第二主编。 [28] И.И.别杰林在学术研究上关注的完全是中国问题，出版了《哈尔滨商业学校汉语教科书》 [29] （1909）和《乌苏里边区的中国公议会》（1909） [30] ，在《亚细亚时报》杂志上发表了《南满铁路附属地的乡村自治》 [31] 《中国财政》 [32] 两篇文章和《犹太人在中国》 [33] 一篇译文（同年出版了单行本）。这些文章在当时的俄国都是首次问世，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和史料价值。
Н.К.诺维科夫，出生、逝世年、地点不详，毕业于俄国东方学院汉满语专业。Н.К.诺维科夫是满洲俄国东方学家学会创会会员、中东铁路商业学校汉语教师。1910年起，Н.К.诺维科夫担任《亚细亚时报》杂志第二任主编，编辑出版了1910—1911年的第5、6、7期。20世纪20年代，Н.К.诺维科夫在哈尔滨东方文言商业高等专科学校任教，教授汉语、远东国家政治体制课程。Н.К.诺维科夫大约在1939年移居澳大利亚。 [34] Н.К.诺维科夫的学术取向主要是关注汉语教学和满洲俄国东方学家学会的活动，在《亚细亚杂志》上发表了《中东铁路哈尔滨商业学校汉语教授问题》 [35] 《关于在哈尔滨开设东方语言班问题》 [36] 和《与远东社会政治状况紧密关联的满洲俄国东方学家学会的任务》 [37] 三篇文章，出版了《汉语口语学习课本》 [38] 。
В.Ф.拉德金，1860年出生，出生地不详，1923年8月21日逝世于哈尔滨，精通汉语和突厥语。1893—1895年，В.Ф.拉德金参加了В.И.罗波罗夫斯基西藏考察团；1899—1900年，参加了П.К.科兹洛夫蒙古-喀木考察团。从1902年起，В.Ф.拉德金在中东铁路管理局商务处任职，并担任中东铁路驻哈尔滨商务总办，一直工作到1920年。 [39] В.Ф.拉德金主要从事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于1911年出版了4卷本的《中东铁路商务委员В.Ф.拉德金关于锦州—瑷珲铁路区域调查研究报告》 [40] 。该报告是俄国学者出版的第一部专论从锦州到瑷珲区域的著作。但由于年代久远，笔者费尽周折只查阅到该书的第三卷《满洲与蒙古地区的汉族移民》 [41] 。该卷主体内容是作者在1903—1905年根据对与黑龙江省和吉林省关联密切的哈尔滨地区所开展的调查资料撰写，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没有出版，但В.Ф.拉德金仍对汉族移民问题给予关注，继续收集中文资料，并把研究范围扩展至整个满蒙地区。1909年，俄国财政部组织的在锦州至瑷珲区域的“北满与东蒙古考察”为В.Ф.拉德金的继续研究提供了掌握近年中国政府在满蒙地区的移民活动情况和获得新资料的条件，由此形成了《满洲与蒙古地区的汉族移民》这一报告 [42] 。该报告记述了汉族人移居满蒙地区的历史过程、中国政府对待汉族移民的政策和举措、汉族移民的类型和目的等内容，是俄国学者出版的关于汉族人移居满蒙地区史的第一部俄文著作。
А.В.司弼臣，1876年11月10日出生于塔波夫省乌瓦罗沃，1941年11月24日因重病逝世于哈尔滨。1906年，А.В.司弼臣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学院汉满语专业，并受聘为中东铁路公司顾问。同时，А.В.司弼臣还担任《盛京报》和中东铁路机关报中文报《远东报》编辑，并为《新时代报》撰稿。国内战争时，А.В.司弼臣参加了中苏关于中东铁路问题的谈判。中苏共管中东铁路时，А.В.司弼臣担任中东铁路公司顾问。А.В.司弼臣还是穆棱煤矿和沙松煤矿的创办人之一，在生命的最后时期主要在这两座煤矿工作。 [43] А.В.司弼臣也是满洲俄国东方学家学会的创会会员兼理事会主席。 [44] А.В.司弼臣主要就中国政治问题进行了研究，1903年还在东方学院读大学的他就在《东方学院学报》上发表了《奉天省煤矿上的工人问题》一文（翌年该文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出版了单行本） [45] ，是俄国学者发表的对中国煤矿工人问题进行研究的首部论著；来哈尔滨工作后在《亚细亚时报》杂志上发表了《满洲的行政体制》（1909年，同年该文在哈尔滨出版了单行本） [46] 和《当前中国的社会政治流派》（1910年，同年该文在哈尔滨出版了单行本） [47] 两篇文章，记述了清末新政以来中国东北行政管理体制上的变化和各级行政机构的设置及职权；记述了1904—1910年中国的社会政治状况，列举了大量社会组织，认为社会进步是改革的必然条件。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在对华侵略过程中军方不仅诉诸武力，也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而军方对中国东北地区尤其是黑龙江地区进行的大规模实地调查首先来自于俄国边防独立兵团阿穆尔军区司令部。1901年，俄国边防独立兵团阿穆尔军区司令部向中国东北派出了大批军官。他们利用中文资料并根据实地调查资料编撰了大量具有军事价值的统计著作。它们以“满洲军事统计资料”形式于1902—1903年在哈巴罗夫斯克出版，如《阿什河副都统》《三姓副都统》《齐齐哈尔副都统》《宁古塔副都统》《吉林副都统东部》《吉林副都统》《珲春副都统》《呼兰副都统》《布特哈副都统》《长春府与伯都讷副都统》《瑷珲副都统》 [48] 等。1901年，俄国政府将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名于1897年在哈尔滨成立的中东铁路护路队改编为俄国边防独立兵团外阿穆尔军区。从第二年起，俄国边防独立兵团外阿穆尔军区司令部取代了俄国边防独立兵团阿穆尔军区司令部对中国东北进行军事调查的功能，并把调查范围扩大到了蒙古地区。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俄国边防独立兵团外阿穆尔军区整编被派往欧洲前线，由此停止了持续不断的军事调查活动。据加拿大学者巴吉奇统计，到1910年由俄国边防独立兵团外阿穆尔军区司令部以“满蒙资料”形式在哈尔滨出版印刷的图书就达36种。 [49] 而参与调查的主要俄侨学者有А.М.巴拉诺夫、孔深、М.А.波路莫尔德维诺夫等。关于孔深，从现在所遗留的史料痕迹看，我们只能获知他曾在俄国边防独立兵团外阿穆尔军区工作过，并出版了《哲里木盟》 [50] （1905）、《杜尔伯特王公》 [51] （1907）等著作。关于А.М.巴拉诺夫和М.А.波路莫尔德维诺夫，史料有一些零星记载。А.М.巴拉诺夫，1865年8月15日出生，出生地点不详，1927年1月26日逝世于哈尔滨。从1898年起，А.М.巴拉诺夫就在中国东北生活，最初一些年在中东铁路西线一带活动，在俄国边防独立兵团外阿穆尔军区侦察机构工作。А.М.巴拉诺夫历任外阿穆尔边境警卫队骑兵大尉（1907）、中校（1911），后又被任命为俄国边防独立兵团外阿穆尔军区司令部司令。А.М.巴拉诺夫在20世纪20年代是东省文物研究会的终身会员并担任东省文物研究会民族学部主任一职。 [52] А.М.巴拉诺夫是哈尔滨俄侨学者中的著名蒙古学家。从1903年12月25日至1906年10月1日，外阿穆尔军区向我国蒙古地区派去了7个考察队，其中的4个就是由精通蒙语又与蒙古地方政权有着密切接触的А.М.巴拉诺夫领导的。 [53] 在这些调查的基础上，1905—1910年，А.М.巴拉诺夫出版了《蒙古：呼伦贝尔与喀尔喀》 [54] 《呼伦贝尔、喀尔喀与哲里木盟》 [55] 《蒙古专有名词词典》 [56] 《蒙古东北盟》 [57] 《蒙古：蒙古政治状况简讯》 [58] 《扎萨克图王旗的喀喇沁人》 [59] 《俄国在蒙古的商业任务》 [60] 等八部考察报告。这些报告记述了蒙古的历史、行政体制、政治统治、阶层关系、蒙古人的宗教、寺院的分布、俄国在蒙古的商业等情况。其中，《蒙古专有名词词典》篇幅比较长，分上下两部，分别于1907年和1910年出版，是俄国学者出版的第一部比较全面的关于蒙古词汇的词典。М.А.波路莫尔德维诺夫，1867年出生，出生地点不详，逝世年、地点不详，俄国边防独立兵团外阿穆尔军区上校军衔，精通蒙古语，满洲俄国东方学家学会会员。1912年，М.А.波路莫尔德维诺夫编辑了《亚细亚时报》杂志第11—12期；1913—1914年，又担任了《亚细亚时报》杂志第19—24期的编辑职务。 [61] М.А.波路莫尔德维诺夫对中国的武装力量和边疆垦殖问题进行了研究，出版了《中国军队》 [62] 和《蒙古哲里木盟、黑龙江右岸、瑷珲厅和兴东道的垦殖》 [63] 等著作。《中国军队》一书由四个分册组成，全面记述了中国军队的管理、组织、分布、武器装备等内容，是俄国学者出版的第一部关于中国武装力量的综合性著作。《蒙古哲里木盟、黑龙江右岸、瑷珲厅和兴东道的垦殖》一书是М.А.波路莫尔德维诺夫利用所翻译的中文资料写成，是俄国学者出版的关于中国东北边疆地区垦殖问题，尤其是黑龙江北部地区垦殖问题的重要研究著作，为我们研究清朝末年黑龙江北部地区的开发提供了史料佐证。此外，外阿穆尔军区文职军官В.В.戈利岑于1910年也执笔编写了一部关于中东铁路护路队的著作——《中东铁路护路队参加一九〇〇满洲事件纪略》。该书是俄国边防独立兵团特别外阿穆尔军区司令部为纪念解哈尔滨义和团之围10周年编辑出版的，其目的在于为中东铁路护路队树碑立传，炫耀它“剿平匪乱”的“业绩”。该书分三十六章，一方面竭力为沙皇俄国的侵略政策辩解，吹捧中东铁路总工程师尤戈维奇和护路队司令格尔恩格罗斯等人忍让克制、顾全大局，夸耀护路队官兵英勇善战、奋不顾身；另一方面则较详尽地介绍了中东铁路护路队建立、组织、装备和扩编等情况，不仅从侧面暴露了护路队俄军欺辱、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人民在义和团运动中表现的大无畏的斗争精神，为研究中俄关系史、中国东北地方史和义和团运动史提供很多第一手资料，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正因如此，该书1984年被翻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А.Н.季托夫，1875年8月14日出生于华沙省军人之家，逝世年、地点不详。1895年，А.Н.季托夫毕业于巴甫洛夫斯克军事学校；190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东方学院汉满语专业。1904年，А.Н.季托夫参加了日俄战争；1905—1911年外阿穆尔军区边境护路队骑兵大尉。А.Н.季托夫是满洲俄国东方学家学会会员。А.Н.季托夫后在俄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工作。 [64] 其先后在《亚细亚时报》杂志上发表了《上海外国租界工部局》 [65] 《满洲的过去》 [66] 《中国的瘟疫》 [67] 三篇文章。
在中国东北地区存在的其他俄侨机构里也有一些俄侨学者从事研究工作，如И.А.多布罗洛夫斯基、Н.П.施泰因菲尔德、А.Ю.фон.兰德岑、М.А.索科夫宁等。
И.А.多布罗洛夫斯基， [68] 1877年出生于波多利斯克省，父亲是一名神父。И.А.多布罗洛夫斯基在本地的一所神学校接受了中等教育，毕业后在当地农村做了一段时间的教师工作。为了接受高等教育，他离开了家乡来到遥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进入东方学院汉满语专业学习汉语、满语。在大学三年级时俄日战争（1904—1905）爆发，还没有毕业的И.А.多布罗洛夫斯基作为高年级学生被俄国政府征用，派往当时的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俄国军事委员管理局工作，担任第3军团司令部翻译。这为И.А.多布罗洛夫斯基从事中国研究提供了实践机会，奠定了其日后在俄国汉学史上的地位。在齐齐哈尔工作期间，受齐齐哈尔俄国军事委员管理局局长К.П.林达的委托和基于自身的学术兴趣，И.А.多布罗洛夫斯基利用齐齐哈尔俄国军事委员管理局所掌握的资料以及他所实地调查的资料，尤其是在松花江下游地区对赫哲人语言和生活的考察资料，撰写出三部关于黑龙江的著作，即《满洲的黑龙江省》 [69] 《黑龙江省概述》 [70] 《松花江赫哲族语言资料》 [71] 。三部著作先后在哈尔滨出版。《松花江赫哲族语言资料》起初没有公开出版，但因其学术价值巨大，得到了俄国学界的重视。首先其手稿被转送到东方学院，П.П.施密德教授对其进行了初步研究，后又转送皇家科学院，圣彼得堡大学编外副教授Л.В.科特维奇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在圣彼得堡发表了该手稿的部分内容。
1904—1905年俄日战争后，他获得了东方学院汉满语专业毕业文凭，恰逢中东铁路公司着手准备在哈尔滨发行中文报纸《远东报》（日报）。于是，1906年，И.А.多布罗洛夫斯基受邀来到哈尔滨，与同为东方学院的毕业生А.В.司弼臣等创办了中文报纸《远东报》，并从1906—1916年一直兼任主编助理一职。这样，И.А.多布罗洛夫斯基就在哈尔滨长期工作、生活，几乎没有离开过哈尔滨，直至逝世。仅有一次，И.А.多布罗洛夫斯基回到了圣彼得堡，做了一个有关远东政治、经济状况的报告。从那时起，他更多的是以报人、出版者、教师和社会活动家等多重身份工作。这些工作让本来在学术上可以有更大作为的И.А.多布罗洛夫斯基无法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И.А.多布罗洛夫斯基也积极从事文化教育、慈善和社会救济等活动。在И.А.多布罗洛夫斯基居哈的时间里，他一直在中东铁路商业学校等多所学校教授汉语，还被选为哈尔滨市自治公议会的议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И.А.多布罗洛夫斯基还兼任《哈尔滨日报》《满洲新闻》《铁路员工》等多种报纸的编辑。1909年，И.А.多布罗洛夫斯基成为满洲俄国东方学家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并担任该学会机关刊物——哈尔滨第一本学术杂志《亚细亚时报》的第一任编辑，1915年又当选为该学会主席，被誉为该会的“灵魂”。И.А.多布罗洛夫斯基亦是满洲农业学会会员。
在繁忙的业务工作外，И.А.多布罗洛夫斯基仍不忘从事学术研究活动，发表了关于中国的四篇学术论文，多数都发表在《亚细亚时报》上，即《外国人在华治外法权》（同年在哈尔滨出版了单行本） [72] 《中国人的结拜》 [73] 《诺克斯的满洲贸易中立化计划与俄国的对策》 [74] 《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北京第一次会议》（同年在哈尔滨出版了单行本） [75] 。1920年3月22日，И.А.多布罗洛夫斯基以自杀的形式在哈尔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关于其为何自杀，至今也不得而知，他的去世也使上述一些报纸纷纷停刊。
《满洲的黑龙江省》是И.А.多布罗洛夫斯基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亦是其代表作之一。全书除序言外，分五个大部分。第一部分为自然地理概述，记述了当时黑龙江省的地理位置、所辖面积、地表形态、气候、水利资源和生物资源。第二部分为交通，重点记述了黑龙江省的驿路交通网，主要记载了以齐齐哈尔、呼兰城和海拉尔为中心通往四周的驿道情况。第三部分为人口，记述了黑龙江省人口的数量、阶层关系、族属关系、民族构成、主要民族、地域分布、掌握语言、宗教信仰、土地开发情况、居住的主要城镇。第四部分为行政设置，首先整体上记述了清统治时期黑龙江省行政设置的历史沿革；其次记述了黑龙江省省级最高军政长官——黑龙江将军的职权、直接隶属机构；最后记述了黑龙江将军所辖地方八旗制和州县制的基本情况，以及驻防军队的建制和分布。第五部分为经济状况，记述了黑龙江省的农业、种植业、畜牧业、采参业、林业、捕鱼业、采煤业、盐业、矿业和税捐等情况。
《满洲的黑龙江省》成书于1906年，至今已100多年了。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满洲的黑龙江省》仍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满洲的黑龙江省》史料价值巨大，主要体现在著者И.А.多布罗洛夫斯基所运用的史料上。如他在前言中所言，撰写《满洲的黑龙江省》一书时首先利用了齐齐哈尔俄国军事委员管理局档案馆所藏的大量资料（既有印刷出版物，又有手稿文件）；其次又利用了在齐齐哈尔当地收集的实际调查统计资料。 [76] 可以说，И.А.多布罗洛夫斯基在《满洲的黑龙江省》一书中完全利用了当时的第一手资料。因此，正是由于有大量的一手资料做支撑，И.А.多布罗洛夫斯基才能撰写出一部全面描述当时黑龙江省情况的著作。也正因如此，《满洲的黑龙江省》一书才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这直接体现在《满洲的黑龙江省》这部书各章节的主要内容上，对我们研究当时黑龙江省的历史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衡量一部学术著作的学术价值，首要的是看这一部著作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在俄国汉学史上，И.А.多布罗洛夫斯基理应得到学界的关注。但从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看， [77] 几乎找不到关于И.А.多布罗洛夫斯基学术研究的著述。笔者认为，И.А.多布罗洛夫斯基是俄国汉学研究不能遗漏的一位重要汉学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地缘战略因素，俄国兴起了实践汉学，中国东北边疆史地成为其重要研究对象，出版了Д.М.波兹德涅耶夫的《满洲记述》、А.В.鲁达科夫的《吉林省中国文化史资料（1644—1902）》等大部头著述。И.А.多布罗洛夫斯基亦是中国东北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成员。其所撰写的《满洲的黑龙江省》虽说不是最早研究中国东北边疆史地的论著，却是俄国第一部全面论述黑龙江省历史的综合性著作，其在俄国汉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杀的。在黑龙江学术史上，И.А.多布罗洛夫斯基同样是一位重要学人。众所周知，作为苦寒之地的黑龙江在历史上本土学人极少，黑龙江的学术研究基本上由外国人（俄罗斯人、日本人等）来操作。据笔者多方查阅资料确认，И.А.多布罗洛夫斯基极可能是20世纪初在黑龙江最早出版学术著作的学人。从学术史的角度看，И.А.多布罗洛夫斯基可算作黑龙江学术走向近代的第一人，因为《满洲的黑龙江省》是黑龙江大地上第一部运用西方实证研究方法出版的著作，同样也是黑龙江大地上第一部全面论述黑龙江省历史的综合性著作。因此，И.А.多布罗洛夫斯基及其《满洲的黑龙江省》在黑龙江学术史上都是可以大书特书的。
Н.П.施泰因菲尔德，1864年出生，出生地点不详，父亲为矿山工程师和《叶卡捷琳堡周报》编辑，1925年12月逝世于哈巴罗夫斯克。Н.П.施泰因菲尔德曾任《哈尔滨日报》编辑、《阿穆尔边区报》记者、哈尔滨贸易公所第一秘书，是满洲俄国东方学家学会会员、俄国皇家东方学学会会员、满洲农业学会会员。1919—1921年，Н.П.施泰因菲尔德担任《东亚报》（在满洲里市发行的党外民主日报）编辑。1921年，Н.П.施泰因菲尔德从哈尔滨返回符拉迪沃斯托克，并担任《祖国之声报》职员。Н.П.施泰因菲尔德后移居哈巴罗夫斯克，在《太平洋之星报》工作到生命最后。 [78] Н.П.施泰因菲尔德主要致力于中俄经济关系研究，在20世纪初，在《亚细亚时报》《远东铁路生活》《财政工商通报》等杂志上发表了《当地商界评价俄国在蒙古的贸易》 [79] 《当地商界评价俄国在满洲的贸易》 [80] 《战后俄国在满洲的工商业》 [81] 《俄国在满洲的贸易》 [82] 《俄国在满洲贸易统计资料汇编》 [83] 《关于俄国在满洲贸易的信贷状况问题》 [84] 《俄国在满洲和中国内地的事业》 [85] 《中国的黑龙江沿岸地区，抑或俄国的满洲》 [86] 《在铁路统计说明中的北满粮食贸易成绩》 [87] 九篇文章，于1910年在哈尔滨出版了代表著作《俄国在满洲的事业——17世纪至20世纪初》 [88] 。从17世纪开始，俄国就在中国东北地区开展了其所谓“开拓事业”，至Н.П.施泰因菲尔德撰写《俄国在满洲的事业——17世纪至20世纪初》一书时，已有三个世纪的历史。在此期间，尤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以修筑和经营中东铁路为基础，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事业”获得了长足发展。然而，从学术的角度梳理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事业”，在俄国学术界尚无任何出版物问世。正如Н.П.施泰因菲尔德书中的结论所言，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事业”已经稳固发展14个年头了，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找不到一本专论全面反映俄国人在中国东北地区政治状况、生活和活动的书籍。《俄国在满洲的事业——17世纪至20世纪初》一书就尽可能地全面展现了当时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事业”的图景。 [89] 此外，Н.П.施泰因菲尔德撰写此书还有另一重要目的，就是对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活动进行重点研究。而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繁荣需要俄国政治上的干预。Н.П.施泰因菲尔德在该书前言中明确表达了这一主张。 [90] 全书共208页，除序言和结论外，分10个章节论述，记述了俄国人在中国东北活动的历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东北亚国际关系、中东铁路的修筑与运营、俄国与中国东北地区的贸易、哈尔滨的工商业、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粮食贸易和工业、中国东北地区的税关与俄国之关系、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政治活动、俄国与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关系、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活动的前景等内容。从该书的主要内容看，书中记载了大量关于中国东北的史料。这些史料对后世学者研究20世纪初之前的中国东北尤其是黑龙江的历史都具有重要价值。从俄国汉学史梳理该书的价值，《俄国在满洲的事业——17世纪至20世纪初》一书的学术价值不容忽视。该书所探讨的问题从研究指向属于中俄关系问题。在该书出版之前，俄国学者早已出版过论述中俄关系的论著，其中也包括俄国与中国东北地区关系问题的论著，如1908年Б.杰米琴斯基在圣彼得堡出版的《俄国在满洲》 [91] 一书。可以说，该书是俄国学者出版的专门探讨关于俄国与中国东北地区关系问题的第一部俄文著作，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价值。该书论述的重点在于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政治活动，作者明确指出了俄国通过暴力或军事手段破坏了其在中国东北地区所取得的“事业”。而Н.П.施泰因菲尔德的《俄国在满洲的事业——17世纪至20世纪初》一书尽管不是俄国学者出版的专门探讨关于俄国与中国东北地区关系问题的第一部俄文著作，但在学术史上仍应给予其足够的重视。该书是俄国学者出版的专门探讨俄国与中国东北地区关系问题的第一部综合性论著，同时也是第一部以研究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经济活动为主要内容的论著。此外，作者所阐述的论点也与Б.杰米琴斯基的观点截然相反。作者明确指出，俄国尤其是阿穆尔沿岸地区的发展完全离不开中国东北地区。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事业”的发展与日本、中国在该地区的政策密切相关。在日本的对外扩张强化下和中国开发东北边疆的形势下，作者认为，如果在政治上俄国反应过慢或态度不坚决，那么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事业”毫无疑问必将迎来失败。 [92]
А.Ю.фон.兰德岑，1874年12月25日出生于喀琅施塔得，1935年5月11日逝世于旧金山。А.Ю.фон.兰德岑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和圣彼得堡考古学院，1903年俄国驻京公使馆大学生。1907—1911年、1912—1914年，А.Ю.фон.兰德岑分别担任俄国驻吉林、哈尔滨领事馆书记官。1915—1921年，А.Ю.фон.兰德岑担任俄国驻日本神户领事馆副领事。1921年4月，А.Ю.фон.兰德岑来到西雅图，成为编外俄国领事，1924年移居旧金山在“美洲”银行工作。 [93] 在中国居留期间，А.Ю.фон.兰德岑还是满洲俄国东方学家学会的首批会员。 [94] 在外交工作之余，А.Ю.фон.兰德岑也致力于学术研究，出版了《1908年的比较日历表——标出三种历法时间：旧历、公历和中国阴阳历（光绪三十三和三十四年）》（1908） [95] 《关于中国的手边必备书籍：1909年上半年的重要勘误与修正》（1909） [96] 两本实用小册子；在《亚细亚时报》杂志上发表了《加入中国籍和退出中国籍的新法规》 [97] 《中国出版印刷规定》 [98] 《吉林的展览会》 [99] 《中国皇帝的传国玉玺》 [100] 《中国驻洋大臣》 [101] 《奉天的唐古特铭文》 [102] 《满洲和蒙古城市洮南府与宾州厅文化经济最新资料》 [103] 《满洲城市榆树县文化经济最新资料》 [104] 八篇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涉及中国的文化、政策法规、经济等内容，并进行了开拓性研究。
М.А.索科夫宁，出生年、地点不详，逝世年、地点不详，满洲俄国东方学家学会会员，俄国驻吉林领事。 [105] М.А.索科夫宁在《亚细亚时报》杂志上发表了《吉林的木材工业》 [106] 一篇文章记述了近年来吉林的木材工业发展状况。
1904年日俄战争前，由于俄国经营旅大地区，在该地区也出现了极个别俄侨学者进行学术研究活动，如П.А.罗索夫和Д.Г.杨切维茨基。П.А.罗索夫，1874年2月17日出生于沃罗涅日省，逝世年、地点不详。П.А.罗索夫1892年毕业于圣彼得堡第二士官武备学校；1894年毕业于巴甫洛夫斯克军事学校。1896年秋，П.А.罗索夫被派往中国北京学习汉语口语与书面语，后又在天津学习。1899年1—6月，П.А.罗索夫在俄国占领的关东州农户中主持了税收工作。1899年7月—1900年6月，П.А.罗索夫被特派为管理中东铁路附属地大连港和铁路行政事务，作为关东州总督府外交官员与中国官员处理交涉事宜。与此同时，П.А.罗索夫又受俄国关东陆军司令官Д.И.苏波提齐的指派为沙皇尼古拉二世撰写关于关东州当地居民日常生活方式的概述报告。在此基础上，П.А.罗索夫又应《新境报》出版者П.А.阿尔特米耶夫的请求，将概述报告进一步补充。这样，1901年，П.А.罗索夫的著作《俄国的中国：占领关东州和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方式》 [107] 在旅顺被《新境报》出版。1904—1905年，П.А.罗索夫参加了日俄战争。1907年，П.А.罗索夫毕业于总司令部尼古拉耶夫斯克学院；1910年又在皇家东方学学会培训班结业。1914年，П.А.罗索夫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108] 《俄国的中国：占领关东州和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方式》是П.А.罗索夫在华出版的第一部著作。该书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两章，记述了俄国政权在关东的确立，包括俄国占领旅大地区、设立关东州和行政机构、俄国人对当地居民的漠视等情况；第二部分包括七章，记述了关东州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方式，包括民族风俗、宗教信仰、国民教育、社会与家庭生活、道德观、健康与医学、习俗与风俗等。该书是俄国学者出版的关于旅大地区中国人日常生活方式的第一部俄文著作。此外，受军方指派，1907年前在华工作的П.А.罗索夫对朝鲜和中国军队进行了调查研究，于1906年在哈尔滨出版了《1905年末至1906年初的朝鲜状况概述》 [109] 和《1906年改革时期的中国武装力量》 [110] 两本著作，重点记述了20世纪初朝鲜的反日游击运动和中国的军队变革。这两本书都是当时在华俄侨学者最早研究朝鲜问题和中国军队的著作。
Д.Г.杨切维茨基，1872年出生，出生地不详，曾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俄国列维尔亚历山大中学，后在圣彼得堡大学学习东方哲学。1899年，来到旅顺担任《新境报》评论员。1900年，由于精通三种欧洲语言和汉语，作为战地记者被征调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成为义和团运动的直接目击者。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消息，在1903年由其出版的《於沉睡的中国长城内外：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期“新境报”记者日记》 [111] 一书中有所体现。该书出版后立刻就成为畅销书，被翻译成几种欧洲语言。根据法国总统的建议，1904年他被遴选为法国文学院院士。日俄战争时期，他担任《满洲军队报》第一主编，报道前线的消息。1907年，这些消息汇集成《来自东方的威胁：俄国的任务与日本在远东的任务》一书在《列维尔新闻》印刷厂印刷。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担任圣彼得堡《新时代报》战地记者的他被指控背叛国家而遭到逮捕。1916年初，他才获得自由。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在А.高尔察克军队中供职。1927年，由于反苏宣传活动被判10年劳动改造，在犯罪学研究室工作，并为《索洛维茨岛》杂志撰稿。1932年获得了自由，在科斯特洛姆定居，在纺织学院教授外语。1937年，再次被逮捕，在亚罗斯拉夫1号监狱监禁了一年并因心脏病死于那里。 [112] 《於沉睡的中国长城内外：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期“新境报”记者日记》一书是Д.Г.杨切维茨基来华后出版的第一部著作。该书分三大部分，分别介绍了义和团运动在北京、天津和盛京的情况。该书的重点是记述了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的情况，对八国联军尤其是俄国的丑恶行径给予了高度盛赞。该书虽不是俄国出版的第一部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著作 [113] ，却是俄国学者记述义和团运动在天津、北京及被八国联军联合绞杀的首部俄文著作。
20世纪初的北京、汉口等地仍有几个重要俄侨学者从事学术研究活动。卜朗特是20世纪初北京俄侨从事学术研究的重要学者之一。他1869年11月9日出生于俄国萨拉托夫省，1892年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毕业。1894年进入皇家宫廷部，后又转入财政部供职。1901年，他来到北京，担任中东铁路公司北京办事处主任，并开始在位于东总布胡同的中东铁路俄文学堂（后更名为北洋政府外交部俄文专修馆）教授汉语。1919—1926年，他被聘为北洋政府外交部法律顾问。1926—1933年，他在英美传教机构创立的华北协和华语学校教授汉语。1946年1月25日逝世于北京。 [114] 此外，卜朗特也是满洲俄国东方学家学会首批会员。 [115] 因从事汉语教学工作需要，在20世纪初卜朗特首先在汉语口语、书面语语法以及汉语教学法领域进行了研究，在北京1908年出版了汉语口语入门教材《华言初阶》 [116] ；1910年出版了《清国公牍类编》 [117] ；1911年出版了《交涉问题》 [118] 。尽管上述著作都属于教材性质，但其学术性颇高。其次，卜朗特是俄国第一位研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学者。他在《亚细亚时报》杂志第一期上发表了文章《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 [119] （该文于同年被满洲俄国东方学家学会以单行本形式在哈尔滨出版）。
А.В.图日林也是20世纪初北京俄侨中的一位重要学者，七等文官，出生逝世年、地点不详。А.В.图日林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1907—1909年俄国驻京公使馆大学生。1911—1913年，А.В.图日林担任俄国驻齐齐哈尔领事馆书记官和副通译官。1914—1915年，担任俄国驻吉林领事馆书记官和副通译官。1916—1917年，担任俄国驻牛庄领事馆书记官和副通译官。А.В.图日林曾被授予圣斯坦尼斯拉夫三等勋章。他曾在哈尔滨生活过一段时间。也是满洲俄国东方学家学会会员。 [120] 在北京学习期间，А.В.图日林也进行了研究工作，专注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在《亚细亚时报》杂志上发表了《福建谘议局（关于中国自治问题）》 [121] [1910，同年该文以《中国——当前中国生活概述：福建咨议局（1909年会议）》为书名在哈尔滨出版] [122] 和《中国新国家制度的主要代表人物》 [123] 两篇文章，论述了清末新政时期福建咨议局的设立和1909年会议的议题内容，以及参与新政的主要政治人物，是俄国最早对清末新政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在圣彼得堡出版了著作《当前的中国》（1910） [124] ，该书分十章研究了中国的历史、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中国的语言、文学与科学、中国的财政、中国的农业、中国的儒学、中国的道教、中国的佛教、中国的外来宗教、中国的戏曲、音乐与艺术等内容，堪称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
在俄国驻北京公使馆学习的另外两名大学生——И.С.布隆涅尔特和В.В.加戈里斯特罗穆也开展了学术研究。И.С.布隆涅尔特1882年1月14日出生于敖德萨，1948年逝世于北京。1901年，И.С.布隆涅尔特从第三哈尔科夫中学毕业后考入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汉语—东方语专业。1907—1911年、1911—1917年，И.С.布隆涅尔特是俄国驻北京公使馆大学生、翻译。И.С.布隆涅尔特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在北京的俄语学校担任日语教师。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И.С.布隆涅尔特担任俄侨防共中央委员会北京分会副主席。 [125] В.В.加戈里斯特罗穆1883年出生，出生地不详，逝世年、地点不详。В.В.加戈里斯特罗穆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1907—1909年，В.В.加戈里斯特罗穆是俄国驻北京公使馆大学生。1910—1911年、1913—1915年，担任俄国驻喀什和广州领事馆通译官。В.В.加戈里斯特罗穆是八等文官，被授予圣安娜三等勋章。1920年后，其担任海拉尔交涉员署俄国事务议员、苏俄驻满洲里副特派员。В.В.加戈里斯特罗穆也是东省文物研究会会员。 [126] И.С.布隆涅尔特和В.В.加戈里斯特罗穆两个人学术研究的成果就是1910年合作出版了《当前中国政治体制》 [127] 一书。从书名来看，该书应是一部理论研究著作，但从内容上看却恰恰相反，是一部关于清末新政以来中国政治专有名词的俄汉译文辞书。该书分四个部分，列举了984个上至皇帝和皇宫、京师各部，下至省级政府机构的设置及它们的职能、下属机构的现名称汉字译文，对我们今天从俄文资料研究晚清政治史是不可多得的工具书。
Г.А.索福克罗夫是汉口俄侨中少有的关注学术问题的学者。Г.А.索福克罗夫1881年2月26日出生于奔萨州（另一说是1884年），1946年后逝世于苏联，具体年代不详。1901年，Г.А.索福克罗夫考入俄国东方学院。1907年，Г.А.索福克罗夫以优异成绩从东方学院毕业后获得了留校汉语教研室从事科研工作并被派往北京进修。然而，现实需要迫使他接受俄国驻京公使的建议到汉口主持俄中学堂工作。从1907—1911年，Г.А.索福克罗夫一直在这个岗位工作。在汉口工作期间，Г.А.索福克罗夫创办并担任《扬子江报》主编，同时又成为满洲俄国东方学家学会首批会员和创办并主持满洲俄国东方学家学会汉口分会工作。由于汉口俄中学堂的关闭，1911年12月Г.А.索福克罗夫去了法国，1914年返回了彼得格勒，同年又移居哈尔滨，担任中东铁路交涉局西语翻译，并且是铁路联合法院法官（1920年前），期间的1919年还担任《远东报》主编助理。1921年《远东报》停办后，Г.А.索福克罗夫去了北京。后又回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法政大学、哈尔滨东方学与商学院教学和在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哈尔滨特务机关担任广播员。在20世纪20年代，Г.А.索福克罗夫还是东省文物研究会语言学部主席。1945年8月26日，Г.А.索福克罗夫被逮捕，11月14日被判处7年劳动改造。1996年5月28日被平反。 [128] Г.А.索福克罗夫在《亚细亚时报》杂志上发表了《汉口俄中学堂》 [129] （1909）和《南京展览会上的当前中国》 [130] （1910，该文于同年由满洲俄国东方学家学会汉口分会在汉口出版单行本）两篇文章。
А.Т.别里琴科，笔名阿兹布卡，1875年10月16日出生于博布罗夫县，1958年逝世于美国旧金山。1897年，А.Т.别里琴科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汉蒙满语专业；从1898年起任俄国驻京公使馆大学生。1900年，由于击退义和团对北京公使馆大楼的进攻，А.Т.别里琴科被授予圣弗拉基米尔4等勋章。1902—1905年，А.Т.别里琴科担任俄国驻汉口领事馆秘书、通译官；1906—1909年，任俄国驻营口领事；1910—1912年，俄国驻福州领事；1913—1914年，任俄国驻广州领事；1914—1920年9月23日，任俄国驻汉口总领事。1924—1946年，А.Т.别里琴科是汉口俄国侨民会主席和葡萄牙驻汉口领事。1947年，А.Т.别里琴科在去欧洲的途中访问了旧金山；从1948年起又回到了旧金山并在那里定居。А.Т.别里琴科是满洲俄国东方学家学会会员。 [131] А.Т.别里琴科在《亚细亚时报》杂志上发表了《回忆张之洞》 [132] 一篇文章。
在清代时期，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成员、驻华使领馆人员、中东铁路所属工作人员和在华其他重要机构人员等是在华俄侨从事学术研究的主体。在清朝末年，在华俄侨的学术活动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哈尔滨俄侨学者成立了学术团体，即上文提到的满洲俄国东方学家学会 [133] 和1910年成立的满洲教育学会 [134] 。（因为两个学术机构的主要活动是在民国时期，所以本课题将在第3章中重点阐述，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客观地说，民国成立以前，在华俄侨已开展了一个多世纪的学术活动，尽管在某种程度上都有服务政治需要的目的，但成就仍值得肯定。然而，在华俄侨的学术活动并未因清朝的灭亡而停止，相反在民国时期得到了很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