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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实施，标志我国对外开放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的推进以及我国与西南边境国家的进一步改善关系并加强合作。内陆边境正由过去的边缘变成核心。自治区高度重视陆路口岸建设，并围绕建立南亚贸易陆路大通道这一总体目标，提出了“重点建设吉隆口岸，稳步提升樟木口岸，积极恢复亚东口岸，逐步发展普兰、日屋口岸”的建设思路。青藏铁路、拉日铁路的建成通车以及在建的拉林铁路，无疑将加速市场要素的流动，更加密切地参与国际经贸合作。这种环境下，拉萨将不仅作为西藏的经济核心，并将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承担起中心城市的职能，进一步推动拉萨与整个西藏自治区的经贸发展。
西藏作为我国的生态源、江河源，全国乃至亚洲气候变化的调节区，作为藏族人民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高寒高原农业区和游牧业区，国家把他定位为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重要的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这六个定位无不凸显生态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成为约束拉萨发展的红线。随着城市建设、经济开发，资源环境的承载力日趋饱和，生态环境受到严峻挑战。
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特别是实施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以来，东西之间、西部地区各省市区内部之间传统竞争与合作关系不断调整。一个显著特点是成渝经济区成长迅速，以重庆和成都两个大型城市为中心的成渝经济区，是继长江三角、珠江三角、京津冀经济区、大东北等之后中西部地区最大的经济区。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成渝经济区的发展不断加速，综合经济实力日益增强，对周边地区的带动力不断提升。成渝地区西接青藏高原，是内陆地区进出西藏的门户，也是西藏的大后方基地，无论对西藏还是拉萨的快速发展都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以及新型城镇化战略规划都把该区定位为西部经济区的重镇。毫无疑问，成渝经济区的快速发展为西藏以及拉萨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条件的同时，也带来经济吸引力的竞争。
发展条件的变化，使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的战略地位发生了变化，促使传统区域经济合作的竞争关系发生变化。例如，西藏作为“六省区市七方经济协调会”
的重要成员，由于青藏铁路的通车、拉日铁路的通车以及在建的拉林铁路，使西藏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云南利用自己的地缘优势，在打造南亚的通道；而西藏也在打造通往南亚的通道。竞争关系日益突出，不可避免带来同质化的市场细分。
此外青藏铁路的通车使西藏融入全国大市场，也为西部其他省区参与西藏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西藏可实施“靠东向北”的经济战略，靠东可以融入“成渝经济圈”，向北可以营建“陕甘青藏经济带”。
拉萨作为西藏自治区的首府，是西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社会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对西藏整体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拉萨的先导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示范效应”，通过拉萨中心城市的发展来推动西藏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把拉萨建设成为西藏的现代化中心城市，这对西藏其他地区行署所在地及重要口岸、交通枢纽的所在镇，尽快建成小城市起到示范作用。
二是“集聚效应”，21世纪是“城市世纪”，城市将成为投资创业的孵化器，成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中心，城市化与现代化的互动关系表现得越加明显。因此，加快拉萨的发展，无疑能更好地发挥其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与辐射效应。
三是“窗口效应”，拉萨市城市化、现代化建设，是向世界展示当代西藏发展成就、藏族人民幸福生活的窗口。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先后召开六次西藏工作会议，进入21世纪的15年内就分别于2001年、2010年、2015年召开了三次会议，平均每5年召开一次，每次都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制定多项重大的特殊的优惠政策和举措。中央的政策、全国的支持必将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拉萨作为西藏的首府，可充分利用国家对西藏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利用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利用江苏和北京的对口支援等，推动拉萨经济社会的加速发展，有序推进城镇化的进程。
事实上，尽管面临很大制约，拉萨城镇化建设仍在飞速发展。城区面积已从过去的3平方公里增加到了现在的逾62平方公里。在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城镇交通、能源、通信、环境和给排水等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县城供水普及率达到75%，县以上城镇基本实现4G通信技术全覆盖。拉萨城市建成区绿地率达到32.8%，绿化覆盖率达到37.6%，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9.6平方米，城市环境指数居全国前列。拉萨市民还告别了烧牛粪取暖的传统，用上了天然气供暖。这些变化预示着拉萨市的新型城镇化进入了环境友好、共享和谐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