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合作社扶贫背景

第一节 合作社发展背景

世界第一个合作社是“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成立于170多年前。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修订明确了合作社的定义：合作社是人们自愿联合组成的自治性经济组织，以通过共同所有和民主控制的企业来满足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需求（洪闫华，2012）。国外对合作社的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末，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合作社的研究，认为合作社具有垂直一体化形式、企业或厂商形式、联盟形式三种形式；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新制度经济被作为主要分析工具，包括博弈论、产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把合作社看作一系列契约的联结（张学鹏、把镇宗，2016）。

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于2006年颁布后，合作社数量急剧增长，也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政策都指出：要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社，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促进农户由个体向组织的集中，以增强农户整体的抗风险能力，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效率，是贫困地区人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是大力推进产业扶贫提质创新、充分利用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邢凯，2019）。《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要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方式带动和帮助贫困农户发展生产。《“十三五”扶贫攻坚规划》指出，要“培育壮大贫困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种养大户、家庭农（林）场、股份制农（林）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并“推进贫困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创建，鼓励组建联合社”。

第二节 合作社发展模式

一 国外合作社主要模式

由于经济发展基础和产业结构不同，所以，每个国家的合作社发展都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模式。国外合作社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三种：美加模式、西欧模式、日韩模式（宋小婷、魏毅斐，2014）。

（一）美加模式

美加模式，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代表，依托大农场进行跨区域合作和联合，以共同销售为主，实行资本化、产业化、规模化经营。美加模式中，合作社的独立性较强，政府只在财政和法律上提供一定优惠与支持。这种模式有五个特点：（1）实行社员资格制度，采取交易份额制和限制成员制；（2）在合作组织管理制度上采用公平与效率兼顾的管理和激励机制，引入职业经理人，将“一人一票”民主决策与交易额或股份结合行使表决权；（3）组织为开放型，允许外来资本进入，社员交易额可以转让；（4）融资渠道多样，与多种国家和地方金融机构进行合作；（5）注重队伍的团结与协作，每个成员各司其职，合作组织由社员拥有和控制。

（二）西欧模式

西欧模式，以德国、法国、荷兰等西欧国家为代表，建立在家庭农场基础上，保留私有制和独立经营权。西欧模式具有六个特点：（1）合作组织规模较大，之间联合紧密，在德国，合作社组织具有国家、地区、基层三个层次；（2）专业性强，以某一产品或产品的某种功能为对象；（3）管理机制上，按照交易额缴纳股金和分红，合作组织的盈利在抽取公共积累和发展基金后，剩余部分返还给成员，对外进行公司化经营；（4）成员可同时参加多个组织，实行“一人一票”制，但有的组织根据交易额与产品质量给予附加表决权；（5）法律上，合作组织按法人进行登记；（6）合作组织通过联合与兼并不断壮大，全员大会被社员代表大会取代，发展趋势为股份公司。

（三）日韩模式

日韩模式，以日本、韩国、泰国为代表，以综合性的（农民互助合作组织农协）为主，与专业性的农协组织机构并存，运营管理机制中计划性与独立性相结合。农协与政府关系密切，承担贯彻执行政府农业政策的作用，属于“半官半民”的性质，政府给予的政策、税收和金融支持力度极大，同时，作为政治团体，可以为了自己团体的利益向政府的农业政策施压。在日本，农协会员范围广，由政府农业部门组建，具有中央、省级和村级三个层级，呈金字塔形结构，层级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结和协作。

二 国内合作社主要模式

在借鉴国外合作社组织的管理运营模式的基础上，我国根据自己现实国情和具体实践过程，根据合作社的领办者类型，发展出了三种主要模式：能人大户领办型、公司领办型和基层组织领办型。

（一）能人大户领办型

由农村能人和专业大户发起成立合作社在我国具有普遍性。能人大户是指在智力、见识、专业经验、行业信息等方面比普通小农户更具长处的人，在乡村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中，具有非正式权威和较大声望，具备一定的整合村庄资源优势的能力（李强彬，2006）。相比普通农户，能人大户有更强的动机来发展合作社，以合作社为载体来追求经济利益、公共利益和共同利益的实现，同时具有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以及领办合作社的经营头脑和市场意识，决策成本低，执行能力强；然而，能人大户型合作社也存在一些问题：（1）大多数能人大户文化素质不高，未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2）合作社发展资金短缺，由于资金主要依靠自有积累，缺乏对外融资渠道；（3）合作社规模难以做大，受到资金短缺和人才缺乏的限制；（4）经营决策权主要被能人大户控制，普通农户对合作社的运营缺乏积极主动型，容易沦为个人所有的合作社（李维梁、董德利，2012）。

（二）公司领办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后，公司作为发起人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了合法性，越来越多的农业公司替代政府领办合作社，成为重要的经济现象。公司领办型合作社的形式为“公司+合作社+农户”，是以前“公司+农户”经营模式的改进。“公司+农户”模式建立在公司与农户签订合同的基础上，一度缓解了农户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但近年来在合同履约上屡屡出现问题，合同的不完全性和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是主要原因，2000年农业订单的履约率不足20%，其中大多数是公司违约，严重制约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唐芳，2008）。公司领办型合作社将公司作为向合作社投资的股东融入合作社，与农户通过利益联结机制绑定在一起。合作社与公司在经营管理上具有本质区别，合作社宗旨是支持农村产业经济发展和保障农户利益，而公司目标是获取利润最大化以及运营效率最高化，为达到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公司与农户共同投资创办合作社，互相之间建立紧密的利益关系，公司投资基础设施和技术指导，引领合作社建立比较规范、健全的企业化管理制度，拓展市场销售渠道，农户投入土地和劳动力，既保障了公司的原材料供给，又增强了农户的技术水平和市场议价能力，双方交易成本都显著下降，从以前简单的雇佣关系转变为互利共赢的利益分配机制，并能获得政府在政策和资金上更大力度的支持，合作社的盈利按照公司和农户的股份占比进行分红，避免了合同签订的不完全性，激发了公司与农户共同发展合作社的积极性（潘礼娟，2020）。

公司领办型合作社具有三大特征：（1）商品契约融入了要素契约，使公司不仅能获得最终的农产品，还能通过合作社监督农产品的生产过程，产品的质量安全得以保障；（2）合作社成为专用型资产投资的平台，对违约行为具有约束力，既降低了双方利用对方的专用性资产投资来“敲竹杠”的可能性，又避免了双方因担心被“敲竹杠”而不愿扩大再生产投资的问题；（3）能调和合作社成员之间较强的异质性，虽然公司和农户对利益的诉求点不同，但由于公司是主要投资者和关键性生产要素的拥有者，并拥有更多的市场信息和更强的管理能力，所以，农户倾向于将日常性管理活动的决策权交给公司（郭晓鸣、廖祖君，2010）。公司领办型合作社在将公司与农户利益联结、解决公司收购和农户销售问题的同时，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合作社运营情况受公司效益影响比较大，一旦公司经营效益下滑，合作社建设将面临窘境。

（三）基层组织领办型

在没有能人大户或农业公司领办合作社，也没有农户自愿组织合作社的地区，基层组织领办的合作社成为引领当地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村社会中新兴的组织，势必与已经存在的农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和其他基层组织之间发生交换关系，存在必需资源的依赖互补关系，目标契合即都是为了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谋求农户利益，具备进行相互合作、成为“合作伙伴”的基础：基层组织提供政策、信息、资金、技术等资源，扶持合作社的发展但不直接干预合作社的管理运营；合作社为基层组织提供乡村治理所需政绩，参与公共设施建设，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姜裕富，2011）。

基层组织领办型合作社一般是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过改造、依托本地区农业特色和种植优势而组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实现“党支部+合作社”的有效结合，将党支部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与合作社经济优势结合起来，具有单个大户或村民不具有的资源、资金和政策优势等，充分发挥了党的基层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黄胜忠，2014）。基层组织领办型合作社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1）合作社产权不明晰，普通社员对于合作社发展归属感不强；（2）在合作社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容易受到村干部等少数人的思想左右，而忽视普通社员参与管理决策的权利，“民享、民管”的理念得不到体现；（3）合作社的发展受村集体经济的实力强弱和资源丰富度的影响比较大，难以在一般的村集体普及（宗义湘，2010）。

三 其他划分标准下的合作社模式

合作社的管理发展过程复杂多样，依据不同的标准划分会有不同的合作社模式，除合作社领办者类型之外，常用的划分标准还包括产业布局、组织功能、创办者与政府关系、合作程度与运行机制、经营形态等类型（见表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