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置的“跋”

有些书籍，作者在写完之后，往往有某种感受或某些事项需要交代，因而写成“跋”或“编后语”向读者和方家说明或倾诉。可是我在写完此书之后，总觉得有些话在心里憋得慌，非提前向读者及有关人士倾诉不可。所以特把这“跋”提前放在序言之后。

正如我在序言中所说，我之所以要编写此书，最初是因为前此在编写《诗词曲格律新释》的过程中，在撰写元曲部分时，深感自己功力不够，想补上这一课。最初只是想系统地探索一下元曲的写作规律和有关知识，并顺便记录一些心得体会就行了。因而起初觉得为此除须多看一些有关元曲的研究著作、听取各家意见外，最主要的是多读元人的原著，问题本不复杂。没想到一经投入，便发现自己是自找苦吃，陷入了一个不能自拔的无底洞中。

几年来，我反复阅读厚厚的十二本《全元曲》及坊间有关著述与多种选本。新书都已经磨破，才多少摸索出一些写作规律，选出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然后反复批阅，做出尽可能详尽的注解，同时还努力找出各种曲牌的定格，将作品按照定格，把正字和衬字用大小不同的字形区别开来。这期间所需要投入的劳动量，是远远超过我最初的估计的。面对如此众多的困难和艰巨的劳动，我感到有些后悔：不该在年届九旬的高龄，从事这种繁重的工作！

打退堂鼓么？然而我又深感“欲罢不能”。这不仅是因为自己一生从来没有做过知难而退的弱者，更主要的是，自己不应该推却所应该承担的某种“整理国故”的时代责任。

在今天，在这生活节奏日趋紧凑、世风日趋急功近利的今天及此后，恐怕很少会有人啃这种吃力不讨好的硬骨头，做这种远非时髦的傻事情。而考虑到元曲是我国诗歌的瑰宝之一，是亟待整理和传播古典宝贵遗产，而学术界在这个领域又甚为冷落的现状：我，作为一个念私塾出身，而又教过多年古代汉语和中国文学史的老人，肩上应该负有一份知难而上、参与“整理这一国故”的责任。不管能做多少，至少可以使自己在尽力之后，获得学术良心上的安慰。所以便顾不得老眼昏花，还是硬着头皮，花几年工夫，写完了这本《元曲新裁》，希望其中有一些别人所不曾做过的有益的工作。至于是否果真如此，那就只好留待事实去检验。

值得一提的是，在编定作品选的过程中，我在选材取舍上所碰到的困难和所采取的解决办法。

我在浏览全元作家的散曲作品时，发现有些作家的作品，从几十首到几百首的有近二十人之多，其中从张可久到关汉卿，估计每个人的作品都可以编辑成册，张可久个人竟有小令853首，散套九套，一共有896支小曲之多。怎样取舍才能做到既代表了作者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技巧上的最高水平，并照顾曲牌形式的广包性，而又从总体上看，不至于与其他作家的作品相重复冲突呢？即令是只有两三首作品的作家，也难以决定选哪些作品才能够保持总体上的均衡性。经过反复思考，我采取了将全部元人散曲按曲牌分类统计，并按韵目排列，然后按曲牌挑选的办法。例如统计结果，知道全元曲中《天净沙》这一曲牌，共有马致远等19位作者107首曲子。然后再从这107首当中挑选出本作品选所能够容纳的若干首，并适当照顾作家与内容上的均衡情况。这样就既不会同一曲牌的作家与作品过多，又不致遗漏作家在这一曲牌上的佳作。经过这样按照全部曲牌所作的筛选之后，整个选本就很自然地包括了从各个方面都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至于是否果真包括了各个作家的优秀作品，又照顾了作家、曲牌与内容上的广泛性、均衡性，并从整体上反映了元曲的真实面貌，这就有待于读者和方家的评判了。

关于我在作注方面的辛酸，已见于序言之中，不赘。

末了，倘使这本书能够对元曲的爱好者和研究者多少有所裨益，则它虽然耗费了我垂暮之年的许多心血，也是十分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