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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所说的元曲“曲谱”，其含义不甚准确，因为客观上有两种“曲谱”存在，一种是指曲子的音乐部分，亦即歌唱时的声音高低与轻重缓急，即其全部旋律的记录，也就是元曲的乐谱，也称“宫谱”或“工尺谱”。另一种则指该曲子的语言格式，即其字数、句子结构、声调韵脚和对仗等方面的规则，也就是元曲的“词谱”，也称“格律谱”或“平仄谱”。所以应该把前者叫作“乐谱”，后者叫作“词谱”。另有所谓“点板谱”，点明演唱时的“板和眼”，这种曲谱比较少见，与写作元曲（谱曲）的关系也不密切。
元曲发展起来之后，“日就新巧”，“操觚之士但填文辞，惟梨园歌师习传腔板耳”。可见元曲的乐谱，即使是元曲的作者，也不一定熟悉。何况时移事易，元曲乐谱早已遗失。即使是早在距我们三百多年、距元朝也仅有三百多年的清康熙年间，已经是“即欲考元人遗谱，且不可得”（以上两段引文见《康熙曲谱·凡例一》），更何况时至今日，我们就更无法了解其真相了。在今天人们仅能从存在于各个剧种的近似曲牌，如《喜迁莺》《水仙子》《调笑令》《忒忒令》《江水儿》等之中，窥探元曲乐谱的某种风韵而已。
元曲的词谱也就是当前一般人所说的元曲“曲谱”。这种曲谱种类甚多，但正如《康熙曲谱》所说：“曲谱从无善本”。它并不像词谱那样，有比较具有权威、为大家所普遍接纳的著作，像《万树词律》《白香词谱》等类，而是由一些彼此见仁见智的作者所编成的缺乏权威的作品。这些词谱彼此出入很大，读者谱曲时往往难以决定取舍。
这类“曲谱”（词谱）中，比较著名的有：
《中原音韵》，元周德清著。该书涉及的面比较广，书中对于作曲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除提出《作词十法》外，还录有“定格四十首”和“乐府335章”，可以当曲谱看待。
《曲律》，明王骥德著。该书最先系统地提出有关戏曲写作的各种理论和知识，但不是可以依声谱曲的范本。
《太和正音谱》，明朱权著，有理论、相关知识和曲谱335个，是最早的北曲谱本。标明有平仄。
《北词广正谱》，明徐庆卿原稿，经李玉等多人订正。有北曲曲牌447个。区别正字与衬字。
《钦定曲谱》（即《康熙曲谱》），清汪奕清等奉敕撰，有12调曲牌324个。区分正字与衬字，未注明平仄。
《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简称《九宫大成谱》，庄辛等奉敕撰，有北曲581支。区别正字与衬字。
《南北词简谱》，近人吴梅编撰，内有北曲十卷332曲。详情待考。
《北曲新谱》，郑骞著，1973年台湾版，详情待考。
此外尚有晚近各种辞书如《中国曲学大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元曲大辞典》（凤凰出版社2003年版）、《元曲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等书中所附的曲谱。
晚近出版的这类曲谱，其优点是清楚简洁，缺点是往往没有说明其所根据的版本。
以上所列有关作曲模式即曲谱的著作，除《作词十法》和《曲律》主要是原则性指导外，其他各种曲谱编撰时所根据的基本精神，大都与曲律家黄周星在其《制曲枝语》中的说法相似，即认为“诗律宽而词律严，而曲律则倍严矣”。他们本此精神再选择一定的作品加以归纳，从而编辑成书。
当前各种曲谱，大都标明每个曲牌的字数、句式、平仄（阴阳上去）和韵脚，以及对仗和增字增句等详细规则。格律之严，使人望而生畏，也许这就是元曲不能广为文人所习作的根本原因。实则黄周星此种说法本身就不准确，因为我们试拿诗词格律相比较，词律有比诗律严的一面，如句式有定型而且多变，并不如齐言诗那样好掌握；但也有较近体诗宽松的一面，如格式灵活多变，押韵方式多样化，语言平易接近口语等。并不能断言词律比诗律更严。何况目前那些也许是按照黄周星的说法所编成的曲谱，则是既不符合元曲的发展规律，也不符合大量元曲作品的实际情况，并且各种曲谱又彼此出入很大，因而分明是不可能遵守的烦琐哲学。下文将对其缺点逐一说明，然后另辟条款，为谱写元曲提供简易可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