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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与诗歌关系密切，前此已经多处提及，而今在讨论元曲的曲谱时，直接关系到元曲与音乐的密切关系，故不得不再系统地重温一遍。
“诗”与“歌”最初本是由同一种文学现象，即由生活中最早的歌谣分化而来的两大部类。按照现代汉语喜用双音词的习惯，“歌”与“诗”可以分别称之为“歌曲、歌谣”和“诗歌、诗章、诗篇或诗词”。歌曲是可以歌唱的，并且一般可以将其曲调谱写下来。诗歌应该是可以朗诵的，但不一定都配有音乐或可以歌唱。
可以配乐歌唱的诗歌，一般都由两个部分组成，即该诗歌的“词”和“曲”：
表明其内容的语言文字部分叫作“词”或“歌词”。歌词是诗歌的最根本的部分。迄今我们所记录下来的古代诗歌甚至古乐府，也都主要是歌词，而对其唱法或所配音乐，则很多都没有记载而且也无从查考了。
表明诗歌音乐的部分叫作“曲”，即“乐曲”或“乐谱”。曲的存在也由来已久，从最早的民歌歌谱到后来的“大曲”，都是不同时代和风格的乐章。我国很早就发明了记录乐曲的方法：早在7世纪的隋唐时期就有了“工尺谱”，比意大利的五线谱要早五百多年。但可惜的是它比较繁难而后人又研究改进不够，因而流传不广，只有很专业的人士才能够识别和使用，这就是很多著名的古代乐曲未能系统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根本原因。
我们在研究元曲时，一定要搞清楚其词与曲的关系。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古乐府、新乐府、唐诗、宋词、元曲，都是古人所写的歌词。歌词与它所配的乐曲（曲调），本不是一回事。也可以说：歌词和曲调（写词和作曲）并不一定出自一人之手。同样的歌词，也可以配上不同的音乐。李白为了赞美皇上欣赏牡丹所撰写的三首“清平调”，其实不过是三首美好的“绝句”，再配上“清平调”音乐而已。其他诗人所写的律、绝乃至古体诗，乐人、歌妓争相谱唱时，肯定所使用的是各自不同的曲调。由此可见，歌词和曲调并没有固定的关系，同一首歌词，可以配上不同的乐曲；同一首乐曲，也可以配置（填写）不同的歌词。
我国的古典诗歌与音乐的关系是：古乐府或者是连词带曲同时采集到的，或者是先采集到歌词，再由乐府工作人员配以音乐的。当然也有可能先收集到某种美好的曲调，然后再配以歌词的。新乐府则是古乐府的仿作。
至于唐诗、宋词、元曲与音乐的关系，则呈现一种级差的现象。
具体说来，唐诗是在传统诗歌的影响下，作为一种韵文体裁，逐步发展起来的。它与音乐的关系比较疏远，有的配有音乐，如前述的李白三首《清平调》；有的则只是以一种韵文体裁的形式存在，并不一定有与之相配的音乐。也并不曾听说写诗的人，一定要有音乐修养。当然，如果作者有一定的音乐修养，在审音度律时，肯定是会有帮助的。
宋词与音乐的关系，远较唐诗为密切，这可以从许多词牌的名称上看出，如《苍梧谣》《渔歌子》《调笑令》《清平乐》《水调歌头》等，明显带有音乐色彩。
不仅如此，许多人在评论词作的好坏时，也常以是否好唱和“入律”为评判标准，所以李清照就曾经讥讽苏轼的词“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张炎等认为豪放派是“作豪气之词，非雅词也。文章余暇，弄笔墨为长短句之诗耳”。即使是善于审音度律并且身为“大晟府提举”、号称“词家之冠”的周邦彦，他所作的词也仍然受到张炎等人的非议，认为“于音谱间有未谐”。足见词与音乐的关系，是远比唐诗密切的。
但是，当词发展壮大，成为一代文学顶峰时，也跟唐诗一样，连童仆妇女也有作品传世。他们未必都懂音乐，而是按照已经流行的词牌，“依声填词”写成的，所填的词也未必每首都有配乐。何况各种词牌的音乐散失已久，无从考证。今人填词，不过依照各种词牌的字数、句式、平仄、韵脚等格式填写，即按照特定的格律作“诗”而已，与久已不存在的该词牌的音乐毫无关系。
至于元曲则不然，它与音乐的关系则是彼此融为一体的。因为本书开宗明义，在探讨元曲的起源时，就已说明它主要是来自北方的民歌，然后因受南曲的影响而逐渐律化的。所以每一首曲子都有它所属的“宫调”。当这一宫调的曲子广为流行时，人们便利用其音乐形式而配以新词，也就是像填宋词那样，“依声填词（谱曲）”的。所以，所有元曲都是有与之相配的某种宫调的音乐（曲调、乐谱）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元曲都注明其所属宫调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