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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曲与宋词的主要区别之一，就在于语言风格上有所不同，即元曲在口语化上更加前进了一步。
众所周知，宋词语言上与唐诗的主要差别之一，就在于宋词语言的口语化倾向。不过宋词的语言，其本身却又存在一种矛盾的现象，那就是一方面大胆使用口语，但另一方面又力求典雅。即使是像李清照、苏东坡那样的大文豪也是如此，例如，李清照：“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苏轼：“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多谢无功，此事如何着得侬！”辛弃疾：“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柳永：“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虽则有时追求口语化，然而从总的倾向来说，典雅仍是宋词的主要特色。
可是，元曲在口语化方面，与宋词的口语化却又有很大的差别。宋词是虽然穿插一定的口语，却并不影响其文雅的整体形象。元曲则用词上全凭表情达意的需要，直抒胸臆，能够大胆而且尽量地使用口语、方言乃至大白话和粗俗的调侃而毫无拘束与顾忌，有时就像在日常生活中说话一样，但却一般都安排得很得体，圆润流畅而且合辙。这是因为元曲的另一个源头是北方大众化的民歌，它尽量包含了平民阶层的语言；而且其作者又是广大的市民阶层，而不像唐诗宋词那样，以有教养的文人为主体。正因为如此，所以上章第三节指出，如果把较多的短小宋词和元人小令摆在一起，稍有文学根基的人，一眼就能够从其口语化的程度和色彩，看出哪些是宋词，哪些是元曲来。
通俗化、口语化可以是使诗歌接近群众的一种优点，具有其特定的表现力。但是不能过头。因为诗歌的特点应该是优美、含蓄。过于粗俗会损伤它的美感。另外使用俗语方言也应有一个底线，那就是要让读者可以理解。所以太偏僻、太隐晦的口语俗话，不宜轻易地和太多地使用。元曲在这方面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有时语言因为过于粗俗和偏僻而难以理解。这可能与元朝存在的时间太短，汉文化有时显得式微，因而有教养的文人参与写作不够有关，但这种缺点却大大影响了作品的感染力。这也是元曲难懂和流传不如唐诗宋词广泛的原因之一。
元曲语言上的又一特点是穿插有许多的方言土话和北方少数民族语言，如女真语、契丹语、蒙古语、维吾尔语乃至某种中亚语言。此点在剧曲中尤其显著。这是与一般的口语化有所不同的另一特点，也是我国其他文学作品中所不常见的现象。
上条已经论及，通俗化、口语化应该避免使用太偏僻的土话、方言，后者使用得过头就会影响诗歌的感染力。外族语言的掺入尤其如此。
至于北方民族的语言，在不妨碍理解的情况下，偶尔穿插一点，可以传达某种特色。例如一分儿在《沉醉东风》中，有这样的句子：“达剌苏（酒）注入礼斯麻（酒杯），不醉啊休扶上马。”读来别有风味。这正如改革开放的今天，人们往往使用一点外文，例如当今口语中时常穿插Hello、OK、Byebye等一样。但是使用过多则会失去宣传效果。
在元代，作品中穿插一些外族语是可以理解的，大约也不太影响其在当时的宣传效果。但是时过境迁，就成为一种语言障碍。这种情况在散曲中比较少见，在剧曲中则大量存在。例如，蒙语：“米罕（肉）成斤吞，抹林（马）不会骑”；女真语：溜儿（童仆）；契丹语：曳剌（兵卒）；等等。这种现象导致作品中留下了某些词语，至今无法做出很准确的解释。
无怪有不少学者说，元曲是最通俗、平易的一种文学作品，然而又是最难彻底读懂的一种文学作品。外族语的混用，就是难以彻底读懂元曲的主要障碍之一。这就有待于后人的努力，使晦涩处变得明白易懂，能为更多的人所欣赏。
关于元曲在语言和写作方面的特点，下章在探讨元曲的写作基本规律时，将作进一步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