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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元曲仅仅看成是宋词的派生物，显然是不准确的。元曲绝不只是宋词自发而且自然而然地发展演变，而是由于有其他因素的掺入，加上社会环境的推动，才得以迅速成长为新的一代文学硕果的。
从北宋初年的辽宋对立到金元的崛起，中国北方无论从军事到经济，都实力充足，文化娱乐也随之发展，而不是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以为是穷苦寒冷、落后野蛮的地方。特别是从辽金节节南进，到蒙古人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以后，北方人在经济实力与生活方式等方面，逐渐起主导作用。尽管在文化方面，北方还是相对落后，并在诗文方面尽量学习和模仿南方的。
很早以来，在北方就流行着游牧人民所喜爱的民歌小调。进驻南方之后，这些民歌很自然地成为城乡人民，特别是城市人民文化娱乐中的重要内容。这些原本比较粗放的民歌，在与中原文化接触后，很自然地吸收宋词和诸宫调的优点，并学习宋词在配乐上的许多规则，从而形成了自己“约定俗成”的章法，也就是把原来的北方民歌加以改造和提高，或者说加以“格律化”。特别是在这些曲调所配的音乐方面，不再是各种民间小调，而是很自然地采用了南方流行已久的诸宫调。这就逐渐形成我们所熟知的元人散曲，并且被引进戏剧的写作之中，形成盛极一时的元人剧曲（杂剧）。
元人新体诗歌，无论是小令、带过曲还是套数，都像南方的诸宫调一样，有自己所属的明确的宫调，并且是不可或缺的；绝不能够像看待普通民间小调一样，可以自由写作和歌唱，而不考虑合律与否的问题。
元代新产生的这种歌曲，与原有宋词的主要区别之一，就是它与音乐的关系，远比宋词密切：每一首元人小曲，都是词曲合一，能够歌唱的。并且这曲调往往被定型化，成为新的歌曲“依声填词”时的音乐和文字框架，即通常所说的“曲牌”。同是使用《天净沙》这个曲牌（词语有定格、音乐有固定的乐谱），可以填写各种各样内容的歌词，而不一定是写“秋思”或与此曲牌最初歌词相类似的作品，而且一般也很难找到每一个曲牌最初的原始作品及其歌词内容。当然，可以肯定，不同曲牌的音乐，最初必定有其自己的感情色彩和适用范围。只是曲牌、曲辞与其音乐分开已久，到如今，我们已经很难追寻和考察它们的这种音乐色彩了。
一般地讲，诗歌虽然总与音乐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历史上不同体裁的诗歌，在与音乐的关系上，彼此是不尽相同的。唐诗虽然往往配乐，但多数诗人是把它作为一种文体来写作的，并不一定每首都配乐，作者也不一定懂得音乐。两首格律相同、文字不同的律诗，其所配的音乐也不一定相同。宋词与音乐的关系比唐诗密切，大部分宋词都是能够配乐的；许多作者也往往精通音律，并通过演唱来检验用词是否恰当。但也远不是所有宋词都曾配乐并且可以歌唱，作者也不一定都是“精通音律”的。
至于元曲则不然，它是由民歌发展而成的，因此每一首歌（每一支曲）都有与之相配的音乐（曲调、乐谱）。同一曲牌的新歌，也都是“依声填词”而且原曲牌所配的音乐不变。当然如果有人撰写新歌（新曲），即所谓“自度曲”，那也就必然会谱出与之相应的新曲调、新乐谱来。所以，元曲与音乐、与乐谱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