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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的吕西安·费夫贺（Lucien Febvre）曾指出：“提出一个问题，确切地说来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
学术史作为史学研究的一个特殊类别，从大处着眼，其本身就可视为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从小处着眼，学术史研究亦需要严谨而确切的问题导向。笔者选取对中国档案学的独立化建制予以历史考察，则属于以学科创建为问题导向的学科断代史研究。
就档案学而言，本书既可丰富现有档案学的基础理论，完善档案学社会功能和学术价值的理论阐释；又可从历史视角思考学科发展和事业发展的相关问题，促进档案学界学术史意识的觉醒，从而对学科史观和方法论产生积极影响。具体而言，这种学科断代史研究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从学术价值上看，本书并非填补学术空白式的研究，而是丰富现有研究成果式的研究——丰富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现有知识内容，细化档案学史研究的范围，推动中国档案学理论的反思和发展。由前所述，档案学史的研究是对过去档案学发展与演变的探究与叙述过程，并对档案学的学理内涵予以揭示和验证。档案学学问的彰显往往沉潜在历史考察之中，只有把握档案学的发展历史，检验档案学发展的真实状况，才能为档案学现在及未来发展打好基础。但从目前研究成果的综述中得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档案学史并未得到系统的研究，其学术价值也未得到全面的认知。
从实践价值上看，现今档案实践领域与理论界的联系日益密切，且档案实践发展日趋多元化和技术化，但仍存在很多症结与困惑，这些问题往往可追溯到现代档案学发端之初的历史背景中，加之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因此对半个世纪前新中国档案学的历史进程进行回顾式探索，既是对由“术”到“学”发展历程的反思，也可通过那些成功或失败的治学经验及档案思想在档案实践方面的折射，进行总结、吸收或借鉴。虽然随着时空的更替，很多学术事件和学术人物已离我们远去，根植其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是档案学发展的理论和方法精髓及其对档案实践的指导意义仍值得我们回味。
此外，档案学史研究对确定档案学的重要性、扩大社会对档案学的认知起到良好的媒介作用。学术史研究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可以带领我们探索那一时代的学者群体对学术问题的认识与理解，这种认识论层面的考察，通过对当时的学术思想予以系统的总结整理，不仅能为现在及未来的研究提供启迪，而且还能彰显档案学的学科重要性，促进其他知识领域对档案学的认知与理解，扩大档案学的社会影响力。正是对档案学中基本概念、历史进程、发展目标的回顾与分享，才使这样一群人团结在一起并加强了他们之间及其与外界之间的相互理解与认同。另外，中国档案学史研究也有助于西方对我国档案学发展的了解，增进中西方的学术对话和学术交流，增强中国档案学的国际影响力。
总之，本书希望通过这种微观层面的档案学史研究，发现一些之前学术研究活动中错过但却值得留意的事件或知识，或者是研究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或观点，不论是富有挑战性还是争议性，能够激励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自身的思考方式和研究角度来审视中国档案学的过去和未来，深入探索档案学发展的历史规律，从历史视角积极思考学科发展进程中的关键性问题，树立一种恰当的学科史观，构建学史意识。
与现有的档案学史研究相比，书中的研究对象更为集中，仅选取了1949年至1966年这一相对集中的时间段。笔者认为，书中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学术观点方面。笔者通过学术史的梳理和挖掘，提出1949年至1966年这一时期在中国档案学史上的历史贡献在于——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以创建这一学术观点。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创建，为这一学科赢得了合法性地位，使得档案学获得了更多的社会制度支持。尤其是在学科步入制度化发展的轨道后，通过专业教育的开展，档案学的后续发展拥有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档案学研究者之间通过正规而专业化的交流途径开展学术探讨，档案学研究团体成立并继续壮大，档案学刊物相继出版并趋于规范，从而促使档案学研究成果不断累积与完善，档案学逐渐走向成熟。由此，档案学创建为一门独立学科是所有后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了解档案学是如何创建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对于档案学的长远发展和后续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是研究内容方面。本书拓展了现有档案学史研究的内容体系，从“学术成果”的观照上升到“历史哲学”的思考，更加凸显了档案学史研究的学术地位和理论意义。一者，从“学术成果”来看，档案学史不仅局限于档案理论发展史，还涉及档案实践与档案方法论的发展与渐趋成熟；二者，档案学的“学术成果”不仅内化于档案学的学术争鸣、学科建设及其主要的学术著作，还外化于档案学的学术研究机构和交流平台（教育机构、研究机构、专业期刊、行业会议等）、档案学的学者群体等方方面面；三者，“学术成果”基本史实的描述和历史评价的梳理，只是档案学史研究的基本层面，而从“历史哲学”及其方法论层面对档案学史的反思则更加强化了档案学的“学科意识”与“学术自觉”。从这种理念出发，研究档案学史，既要从进化论的视角探寻档案学的发展规律，又要反思档案学的元问题以及档案知识的性质。
三是研究视角方面。书中采取宏观综合与微观构建相结合的研究视角，且主要以微观研究为主。这也是由研究主题所决定的，因为1949年至1966年本是一段不算长的历史，只有微观研究才能构建出较为全面而鲜活的学术发展史。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书中首先进行相对宏大的社会背景研究，以及以时间为发展脉络的学术史发展进程等“面”的研究，这部分采用了“宏观综合”的研究视角。继而对档案学外在社会建制和内在观念建制中具体内容等“点”的研究，探究学术史中细小但影响重大、意义深远的学术史事件和学术史人物。尤其是在学者群体的形成与分化中将新中国成立初期档案学研究主体分为三个类别，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分法，而现有研究多将这一时期的学人聚焦于曾三、裴桐、吴宝康、王可风等老一辈档案学者身上，但对诸如殷钟麒、傅振伦、张德泽等“民国遗老”的思想转变及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档案学理论著作及学术成果关注较少，对新中国成立后培养出来的档案学人才的关注也不多。本研究试图通过对档案学人及学人群体的研究，传扬中国现代档案学发展中的开拓性人物，弘扬其中体现出的学术思想和学术品格。
四是研究方法方面。书中采取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且注重历史考据法的应用。本书仅选取了较短的时间跨度，以档案学创建为一门独立学科为研究对象。鉴于研究问题的“微小”、研究跨度的“狭窄”，历时性研究难以细致入微地勾勒出这段历史时期档案学发展的历史面影，共时性研究则难以清晰地揭示出学科发展的历史脉络。而采取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究二者之间的中间道路，在掌握学科发展脉络的同时，又能深刻洞悉学科学术史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事件，并通过典型的学术史人物揭示学术发展的动因与趋势，这种“虚”“实”结合，时间与空间相互佐证、补充的方式使得学术史研究更加深刻而生动。本书秉承这一思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档案学的历史进路采取“历时性”研究方法，而在细化探究那一时期档案学外在与内在建制问题中采取了“共时性”研究，这样将档案学学术史层层解构，最终力图构建出一个立体而生动的档案学术发展图景。
五是研究史料方面。书中较为系统地梳理和挖掘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档案学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有关史料。实际上，学术史研究本是一件千头万绪的事情，作为史学研究的一类，在学术史探索过程中，观点的创新实则很难突破，至于新资料，笔者不敢说发现了新资料，但起码从目前的有关论述中，笔者发现关于1949年至1966年的中国档案学，尚有知识需要挖掘。尤其是对中国档案学的研究重镇——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原档案学院）资料室及档案馆所藏诸多未公开发表、未及时出版发行的那些内部著作、刊物、教材的挖掘还远远不够。当然，随着科学知识日新月异的翻新，那些泛黄的纸页想必是没有最新的理论技术那样更具有吸引力的了。但如果让它们静静地躺在那里，对于学者来说，不啻为一种失职。此外，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还使用了大量的直接材料，如当事人的日记（如张德泽手稿）、档案（如吴宝康人物档案全宗）、回忆录（如程桂芬、傅振伦的诸多回忆传记及部分学者的访谈资料），以及当时的通讯、报道等即时性信息，以求解释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档案学科建设的历史面貌。当然，对于回忆性材料和推论性材料，笔者尽量将多种材料来源予以对比分析，而对于材料的出处和相关记载，笔者均在脚注中进行说明，供后来者参考或继续挖掘。
此外，本书注重历史考据法的应用，并非以标榜“求真”为终极目标，从而抹杀“想象”的重要性，专注于埋首勾陈。而是通过历史考据，从微小的文献史实中发现些许学术史发展线索，尤其是对学人“学术踪迹”的研究，全面地反映档案学史的前后相继和曲折历程，试图通过学术追溯发掘学术史研究的温度，而不仅是“冷冰冰的趋势与规律的符号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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