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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文献库法、对比研究法、个案研究法、文献计量法、综述法等以上所述中外档案学史研究的常用方法外，现有档案学史的研究方法总体上还可进一步归纳为编年体法、进化论法、纪事本末法和范式分期法等4种方法。
这4种与其称为学术史研究的具体方法，不如称作研究体例更为恰当。而其中的编年体法、进化论法、范式分期法严格来讲属于历时性研究方法，即按照时间顺序阐明档案学的发展历程，而纪事本末法则是以事件发展为线索，完整叙述历史事实的发展脉络，这种以主题为研究基调的方法更接近于共时性研究方法。本书结合研究主题涉及的时间范围和主要问题，并在对上述研究方法剖析的基础上，试图采用文献研究与文本分析法、历史考据与深度访谈法、历时性与共时性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开展研究。
本书将以传统的文献研究与文本分析法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来档案学著述成果的文本解读，分析这段时期档案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与发展特点，考察档案学学术研究与交流的主要途径及其特征，进而探析档案学发展的内在理路与外在表征。另外，书中还对20世纪80年代至今有关档案学发展回顾式研究的文本予以细读，以辅助分析1949年至1966年中国档案学的历史地位和研究价值。
书中所参考的中文历史文献主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资料室和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外文文献主要来自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图书馆。其中的中文文献主要包括学术著作类、学科教材类、学术期刊类、学术回顾类、编译著作类、学位论文类、其他资料类等。其中所选取的文献资料，很多还是油印版和铅印版，且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已不再完整，加之出版条件的简陋，很多文献处于零散状态，有些甚至编写年月也无处可查，而且其中的绝大多数资料在当时属于“内部参考”之用，在那个时代甚至之后都没有公开出版发行，更别说被今天的档案学界甚至广大公众所熟知。书中试图通过对这些文献的解读，发掘那些从未公开发表的历史资料，并对很多被湮没的颇富学术价值的原始资料予以整理分析，对现有档案学史研究成果予以补充完善。
“历史研究法是……通过科学的方法，收集过去的事实，考证其正确性和价值，加以系统的分析综合，以严谨的态度寻求其变化与因果关系，并加以合理的解释，以重建过去，并作为当代的指导和未来的借鉴。”
而历史考据法作为历史研究法的一种，是微观史学研究领域必不可少的基础性方法，目的在于对史料及文献进行辨伪存真，通过筛选与辨明史料及文献信息以达到考察、证明与说明研究问题的目的。为辨别史料的真伪，历史考据需要在解读史料的基础上，将孤立的历史片段放在历史发展的关系链条中，在历史背景和历史关联中最大限度地辨明材料的真实性，并以相对真实的史实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这也是史学研究中独特的研究方法。历史考据要求对“文本”持有一定的怀疑态度，虽然“在历史研究中‘文本’十分重要，但历史类研究一定不能‘唯文本’，而是要探索‘文本’背后的历史”
。这是因为“文本”的书写往往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时代的“禁忌”、学者的“偏好”、语境的“限定”等，这些都可能导致我们可见的“文本”与真实的“历史”有所偏离或差距，这也为“‘文本’留下了更加巨大的空白”
。为了给历史考据提供必要的时代背景信息，书中将开宗明义对新中国档案学的时代背景甚至社会思潮进行分类详述，将档案学发展放在相对具体的历史时间与空间视域中，力求证明档案学发展及相关表述的“合理性”，并对其中的“不合理”成分进行原因探析。
历史考据的另一种途径就是在一定条件下，吸纳口述史料与文字史料相互补充、相互佐证。如上所述，文字性史料有时难免会存在记载偏差、观点片面的问题，而口述史可以很好地对文字史料进行有益的补充，提供研究历史的一种新视角。当然，这其中难免会存在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通过口述所得到的“记忆的过去”有时也并非是“真实的过去”，就如同文字所“记载的过去”也不完全是“真实的过去”一样，这种类似的偏差有待在后续的口述访谈或者是文字资料中继续予以考证。
深度访谈法作为“口述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则通过对那些亲历者学术生涯的口述采访，探求第一手的学术资料，这对于纠正文字史料的讹误，与文本性史料相互映衬或相互补充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我们还原学术发展史实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二则深度访谈还可以在挖掘珍贵史料的同时抢救那些即将消失或亟须保护的历史素材，这对于档案学的发展无疑是一笔宝贵的“学术遗产”。书中的深度访谈对象主要集中在老一辈档案研究者和工作者，如韩玉梅、周雪恒、冯乐耘、黄坤坊、陈智为、韩宝华、李毅、吴以文、王德俊、张碧君等，他们中的大多数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现代档案学的创立者，或是我国现代档案教育培养的首批研究者，或是新中国档案学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及其后代）。通过对这些学者的深度访谈所得到的自述性珍贵史料，既可以呈现出档案学发展的学术次第，又可以对既有的文本资料予以佐证，尤其是回忆中所呈现的对师承、学谊、渊源背景的追溯，对于学术史的构建起到了立体生动的补充。
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所构建的结构主义思想对人类学和语言学等学科具有深远影响，他认为：“几乎所有的文化都可以作为一种语言组建起来。即文化意义有着语言的双重表达，并且根据两个维度建立起来，一是历时研究，一是共时研究，而文化的意义也正是这两个轴线链接并置的产物而已。”
列维-斯特劳斯受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影响所提出的历时研究和共时研究，不仅对于人类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而且对于探究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都有着方法论的指导。历时性研究是从时间发展的线索中考察事物的变化，即以线性的思维思考问题；共时性研究是以问题为中心，考察系统内部各项因素的相互关系及综合作用，即以非线性的思维思考问题。历时性研究和共时性研究相结合，就如同构建了研究问题的“五线谱”，从纵的方面和横的方面解构问题发展的脉络、探析事物与周围环境因素的相互关联，即在历史脉络中构建出一个纵横交错的关系群，而在这种关系群中，各个历史节点也许是分离的甚至错乱的，但是通过时间和空间的重新组织就可以构建一种清晰的脉络和网格，展现事物发展的关系链条，使研究更加生动而富有意义。
书中将综合运用历时性与共时性分析法。一方面以时间为轴，相对宏观地进行全景式研究，从时间发展的角度厘清1949年至1966年中国档案学的整体脉络，对这段时间范围内档案学的成长历程予以历时性分析，力求简单明了地表明档案学术发展的沿革与变迁。另一方面试图在全景式研究的基础上将“点”与“面”结合起来，对档案学史中的关键性学术事件、学术成果及代表性的学术机构和学术人物等“主题”予以详细的论述和分析，并在相关问题上作出评判与反思性审视。这种综合研究基础上的“个案”研究，既能探析档案学发展的整体性特征，又能对典型“学术表征”予以专门性探索；既能分析档案学教育机构、档案学研究机构、档案学术期刊及著作的总体发展情况，又能对那些颇具影响力的机构和刊物的发展与贡献详细论述。从这点上来看，共时性与历时性分析法实则做到了历史与逻辑的结合，既比较宏观和全面地对学术史予以全景式的学术扫描，又比较微观而具体地进行个案分析，利于全面而立体地看待所要研究的学术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