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的范围：方向、内容与框架安排

（一）研究方向与内容

本书将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以1949年至1966年中国档案学的内外部关系、学说、规律作为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力图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在探讨中国档案学所经历的不平凡的历程中，既探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对档案学研究发展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又试图深入到档案学研究内部，探究档案学自身的发展逻辑和特殊规律，勾勒出新中国档案学创建时期的历史图景；同时，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搜集、整理和分析历史资料，尽可能客观、公正地评价档案学史上的重要事件以及代表性的人物和成果，阐明新中国成立初期档案学内在观念建制和外在社会建制的具体情况，记述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档案学人的学术观点、社会实践和理论探索与争鸣，探析中国档案学与时代兴替、社会思潮的种种联系，力求对1949年至1966年的中国档案学在整个档案学史中的学术地位和历史贡献予以相对客观的评价。在这一方向的引领下，具体的研究内容包括：

1．1949年至1966年中国档案学的社会背景与建设成果。包括1949年至1966年中国档案学创建的社会背景、发展进路、主要成果。

2．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创建的内在理路与外在表征。包括档案学的外在社会建制与内在观念建制发展情况。

3．档案学外在社会建制的基本情况。包括档案学的学术研究机构、学术交流平台、学术研究主体的形成与分化等方面的研究。

4．档案学内在观念建制的基本情况。包括档案学术的探索与争鸣、档案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开展等方面的研究。

5．1949年至1966年中国档案学的多维审视。包括从学科视域审视档案学“由外而内”的学科创建路径，从学理视域审视档案学的“自我改造”与价值定位，从历史视域审视档案学的外在环境归因，从现实视域审视档案学的发展与偏弊以及未来方向。

6．中国档案学的哲学反思。通过对1949年至1966年中国档案学研究的启示——从哲学层面对档案学元问题予以深入剖析。包括对档案学的时间性、空间性、客观条件与主观创造互动性等方面的哲学思考。

此外，作为档案学史研究的一个细化方面，本研究既从档案学立场出发，将档案学史视为档案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档案和档案事业的发展历程考量档案学的发展史；又从历史学立场出发，把档案学史作为一种专门史或特殊史，运用历史的思维，在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思考档案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这种断代性的档案学史研究，更需要观照时代发展变迁下档案学发展内部的关键性学术事件、重要的学术人物与学术机构，这对于档案学史研究的丰富与拓展十分必要，而这些都是现有学术史研究所欠缺的。

（二）研究框架安排

按照历时性研究和共时性研究两种研究方法的界定，现有学术史研究可分为不同的模式，如历时性研究的“时间论说”模式，共时性研究的“人物论说”模式、“主题论说”模式等。综合来看，本书摒弃单一研究模式的框架安排。其一，如单按人物论说，本研究涉及的档案学人几乎都处于同一时代，不存在一个较长历史时期内的前后传承关系（档案学并无明显或公认的学派分化，至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段时期档案学并未形成学派）；其二，如单按时间论说，本研究时段跨度较短，如划分过细则难以揭示出发展趋势和规律曲线，如划分过粗则难以实现研究目的，所以以时间为主要研究线索难以支撑起全篇的研究脉络；其三，如单按主题论说，本研究所涉时期学术研究指导思想较为单一，新中国档案学发端之际所涉及主题远未达到多元化的程度。因此，本书将不直接采用某种单一的论说模式，而是将三者有机结合，根据档案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和外在表征，以“一门独立学科的创建”为导向，在时空线索中勾勒出这十七年的档案学学科创建史。

既然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微观档案学史研究，而“一门独立学科的创建”就是导向研究构架的这一主要问题，笔者从“独立学科”的内部规定性和外部表征性这两个方面出发，即书中提及的“档案学的内在观念建制”和“档案学的外在社会建制”（第二章第三节“1949年至1966年中国档案学创建的成果与成就”部分会对这种双重建制内容予以详细论述）两方面构架全书的章节安排。而依据笔者的研究发现，1949年至1966年中国档案学的学科创建有别于传统学科“由内而外”的创建路径，而是采取了截然相反的创建路径——“由外而内”（第五章第一节“学科视域的审视：‘由外而内’的学科创建路径”部分会对这一特点详细论述）。因此，在章节安排上，先以史实论述档案学的“外在社会建制”，后论述档案学的“内在观念建制”，这种章节的安排仅是由这段时期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创建特点决定的，并非档案学“外在社会建制”和“内在观念建制”二者孰重孰轻的彰显。由此，依据以上所述研究问题和研究模式，本研究的框架与逻辑思路如图1-2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