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的基础：中外思想会通下的档案学史研究

（一）概念界定

概念是研究的基础，概念的清晰界定对于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明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只有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明晰之后，才能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系统诠释。因本书属于微观层面的学术史探索，而为了探究档案学史的概念，首先应从其上位概念出发，了解什么是“档案学”、什么是“学术史”，进而区分档案学史、档案事业史、档案史、档案思想史、档案学科史的边界。

1．对“档案学”的界定

在中国传统语境中，“学术”始指学说、学问、方法和道术，在现代逐渐演变成为系统而专门化知识体系的统称，如“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诸多知识系统和方法系统，以及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科学学说和方法论” 。自20世纪开始，中西方文化开始交汇，“学术”一词在内涵上又几经演化与发展。而在西方现代语境中，“学术”与学科分类、学科制度密切相连，被认为是“以学科分类为标志，以学科制度为基础，拥有完整而融贯的理论传统与认真而严格的方法论的知识范式” 。从中西方对“学术”的认知上，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意义上的“学术”既包括对已有学说所蕴含的知识论的探讨，也包括方法论的统一。只是由于历史条件和地理空间的不同，“学术”的概念在时空的转换中不断嬗变，但其概念内涵却不断趋于统一。

“档案学”实则可理解为关于档案或与档案相关现象的学术性问题，之所以称之为“学”，按照上述对“学术”的界定，乃是一种系统化而专门化的知识体系，既包含与档案相关的知识论也包括与之相关的方法论。我国对“档案学”概念的理论性研究并不深入，少有较为系统而深刻的思考，似乎学界已形成一种共识，那就是“档案学”已成为大家公认的一个概念，对其含义的理解在档案学界已然达成一致的看法且无需赘言。在这一思想认识或“学术共识”的影响下，我国档案学研究的“泛化”现象日趋严重。研究边界的扩展对于学科的发展如同“双刃剑”，虽然增加了学科发展的活力与潜力，但却易使学科本身的特质逐渐消解在学科内涵的模糊困境中。在我国，对“档案学”最大的共识就是在潜意识中将档案学的“学术”等同于“档案理论”，这又造成了研究视域的狭隘，与前面提到的“泛化”相互矛盾。相比较而言，西方国家对“档案学”的认知也有类似的情况。在英语世界中，“档案学”一般用archival science这一词语来表达，但在不同的语境中也有archival studies、archival scholarship、archival research、archival discipline等表述，甚至一些欧洲国家如瑞典、意大利等国的档案学者用archivology、archivistics等更为多样化的表达形式来指称“档案学”概念。如同表述的多样性一样，“这个词语及其含义也是无形而又富有迷惑性的” ^[11] 。对于有着悠久历史的欧洲档案学而言，“档案学”已深深根植于其学者的专业思想之中，甚至在著述中已不再为档案学作出明确的定义或解释，因为他们已经在思想意识中假定读者对档案学意味着什么有着清晰的界定。而在北美语境中，所有的专业知识似乎都成了档案学所包含的智慧框架，这其中既有档案理论、档案历史、档案战略、档案方法论甚至还包含关乎文件管理的古文献鉴辨学，但在更多情况下，档案学（archival science）似乎仍等同于“档案理论”（archival theory），更确切地说是关于档案编目与著录的概念以及保护档案的来源及背景完整性的知识体系。这种认知与我国对“档案学”的认知异曲同工，但却仍有部分学者专门就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及其重要性予以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加拿大著名档案学家露西安娜·杜兰蒂（Luciana Duranti）在论述档案学的起源、演变、发展历程时，开宗明义将档案学定义为：“关于档案及档案工作本质与特点的知识整体，这些知识被系统地组织成为理论、方法论和实践。档案理论是档案工作者所持有的关于档案材料是什么的全部观点的集合；档案方法论是档案工作者所持有的关于如何对待档案材料的全部观点的集合；档案实践是档案理论和档案方法论的观点在现实具体情况中的应用。” 随后在其2015年最新编纂出版的档案学大百科全书中，杜兰蒂又一次强化了“档案学”（Archival Science）的定义 ，并认为“档案学研究深刻地根植于档案教育中” ^[12] 。自此，杜兰蒂以严谨的学术态度着重强调了档案学中的理论、方法论和实践问题，并将三者有机结合，统一在“档案学”研究框架之中。这种学术观点也代表了西方国家对“档案学”的普遍认知，即档案理论、档案方法论和档案实践一并构成了理论档案学和应用档案学的全部内容，理论档案学和应用档案学是档案学这枚“硬币”的两面。

西方档案学者进而又溯源“理论”的界定这一复杂问题。数个世纪以来出现的多种对“理论”的解释不外乎两点：一是从哲学层面将“理论”视为基于理解事件本质目的而进行的沉思；二是从学科知识体系构建层面将理论视为解释或阐释所观察事实或现象的系统观点。理论与假设不同，理论并非是激发沉思的假设，而是为解释事件本质而在系统的观察与思考中所进行的脑力构建。关于“档案理论”是否存在以及其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档案界曾出现过争论。加拿大档案学家特里·伊斯伍德（Terry Eastwood）曾批判约翰·罗伯特（John Roberts）的错误观点 ^[13] ，他认为，档案理论不仅存在而且十分重要，它关乎需要保护的档案资源是什么以及为什么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抽象而富有逻辑的分析概括就成为了档案理论。其中档案的本质特性处于档案理论的核心位置，因历史学、图书馆学或其他任何科学都不能解释档案的本质特性，这就奠定了档案学独特学科地位的根基，进而在理论上、方法上和实践上予以探索并最终构建一个内在的知识体系。 ^[14]

方法论问题在我国学术研究界定中及欧美国家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中都被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而在档案学领域，欧美档案学家特别重视对方法论的阐述，他们认为这是学科发展的重要组成。“学科需要用一种独特的获取知识的方法论来表征其研究方式。一个学科既包括其获取知识的方式——规制学者研究的程序原则——也包括所产生的知识本身。” ^[15] 对方法论界定更为普遍的说法是：“在实践中经常表述、随研究不断变化和扩展的知识体系。” ^[16] 方法论保证“一门学科基于清晰界定的模型及程序而进行系统有序的研究” ^[17] 。杜兰蒂认为“方法论构成了档案知识体系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方法论可以看作是观念、原则、进程与程序的综合体系” 。

伊斯伍德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以其丰富而敏锐的学识概括了档案理论、方法论和实践三者的关系，对档案学的界定作了明确的注脚：“档案方法论作为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桥梁，包括基于怎样对待档案的理论以及处理原则的观点。因此，关于档案是什么的观点是理论，关于怎样对待这些档案的观点是方法论，在对待档案方面的方法论的应用就构成了实践。而理论、方法论和实践共同构成了档案学。其中，纯粹的部分成为理论，应用的部分构成了方法论和实践。” ^[18] 其观点与杜兰蒂的观点不谋而合。西方国家对档案基本术语细微而专深的研究，保证了学术话语的概念认同，利于学术的交流。

本书则认同杜兰蒂和伊斯伍德的学术观点，将“档案学”界定为档案理论、档案方法论和档案实践的统一。

2．对“学术史”的界定

“学术史”，精炼地讲，即关于“研究的研究” ；简单地讲，就是学术发展的历史，即以历史的方法呈现出学术发展的脉络和趋势。学术史往往“以特定的学术领域、学术人和学术话语及其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的历时性推演为主要研究对象，力图从更高的层面上关照并审视特定的学术传统及其现实状况和发展前景” 。由此看来，有什么样的学术，就会呈现出相应的学术史。但由于学术的发展受限于特定的时空背景，学术史的书写受限于学风、学说及所掌握的学术成果，在不同的时代语境和表达方式影响下会呈现出多样性和多元化的趋势。

著名国学家、思想史家张岂之在《中国史学学术史·序》中对“学术史”的内容有这样的理解：“顾名思义，学术史必须研究‘学术’，而学术的载体主要是学术著作。……因此，要求学术史研究并评论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以阐明其学术意义（在学术史上有什么地位与作用）和历史意义（对于当代社会以及后来社会有何影响）。……我所设想的学术史大体上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是学术成果，其二则是历史哲学和方法论。”若干年后，张岂之又一次阐明其“关于学术史的理解还是如此，没有什么变化” 。

通过对“学术史”一般性及典型性的概念剖析，学术领域、学术人物、学术话语、时空背景、学术著作、历史哲学和方法论、学术传统、学派与师承……构成了学术史研究的关键问题。张立文就将学术史的研究对象概括为“学术宗旨、治学思路、方法、范围、成就、学术源流、派别，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专门学术、学术事件、活动的记录” ，以上种种所构成的小到学术思想大到学术思潮演变趋势的综合，都可视为学术史的研究对象，这也为治学术史指明了一个大致的方向。张岂之将学术史上升到历史哲学的层次，则更加强调从思辨与哲学的视角审视学术延续的历史血脉和未来趋势，而并非仅对学术思想、学术事件、学术人物、学术流变的现象与规律作出简单的陈述。当然，按照张岂之的逻辑，在学术史研究中，学术成果是基础，历史哲学和方法论乃是更高层次的抽象与升华，这也体现出学术史研究的更大价值与意义，二者不可偏废。

如果从历史哲学与方法论的视角审视学术史与思想史及学科史这三个极易混淆的概念，那么就不难发现三者实际上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是统一。历史哲学是对历史和历史学的哲学式思考，归根结底是对人的存在的思考，而人的存在实质上就是思想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术”研究必然涉及“思想”，“学术”与“思想”密不可分，唇齿相依。但实际研究中，“学术史”和“思想史”二者错综复杂的关系并未得到很好的厘清，学界为此进行了长期的讨论，其中形成了两方不同的观点——李泽厚秉承“学术家凸显，思想家淡出” 的理论，即把学术和思想分开对待；王元化则提出“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 ，以表明二者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相互贯通的关系。笔者较为倾向王元化的观点，学术和思想本就难分彼此，学术史本身就渗透着学者的思想活动和心路历程，作为学术外在表征的学术著作，本就是作者学术思想的凝结和精炼。罗志田曾以思想史和社会史与政治史的关系作为切入口阐述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昔人以及今人都不曾也不会在做事时先想到这是我的‘思想’、那是我的‘社会行为’或‘政治举动’等等，则所谓思想史与社会史和政治史等的分类实未必有充分的依据，更未必存在不可逾越的边界，遑论本来就有内在联系且在20世纪的整个进程中一直相互关联的思想史和学术史了。” 而以学科分类为基础的学科史研究也不过是基于研究方便的考量，作专门科目的学术与思想研究。如果在学术史研究中，非要将学术史和思想史及学科史分出厚此薄彼的关系，那反而会适得其反，甚至阻碍学术史的研究以及学术思想的辨析。另外，除了学术著作（学术成果）这一鲜明的学术史外在表征之外，学术事件、学术人物和学术流变的研究也使得学术史的研究变得更加饱满鲜活。

综上所述，“学术史”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学术领域、学术人物、学术话语、时空背景、学术著作、学术传统、学派与师承等构成了“学术成果”的方方面面，而对这些“学术成果”予以透视、审思所获得的更高层面的抽象与升华，则将学术史上升到历史哲学的层次，从而实现学术史与思想史、学科史的密切联系。

3．对“档案学史”的界定

关于“档案学史”（表1-1）的界定，国内学者并未从“档案学”与“学术史”的概念出发进行层层明晰，而是将“学科”作为其上位概念，直接采用列举的方式将档案学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予以阐述。在相近概念辨析中，鉴于目前对档案学史研究较少，更没有关于档案思想史和学科史的研究著作，因此学界对“档案学史”“档案学思想史”“档案学学科史”的关系也没有过多探讨，而是将更多笔墨用于“档案学史”“档案事业史”“档案史”的辨析之中。

上述对“档案学史”概念的界定均从“学科”的角度出发，将档案学史视为档案学的分支科目之一，是对档案学发展历程的研究。从学科视角看待“档案学史”，可以说它是一门跨学科研究，既可看作是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档案学的发展沿革，又可看作是以档案学为研究对象的史学领域的专门史研究。甚至有研究将档案学史视为“档案学与管理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门学科联姻的结晶” ，进而以列举的方法阐明档案学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其核心不外乎档案学家、档案成果及评价、档案思想、档案学流派、档案学事件、时代背景与历史条件等。根据“学术史”的界定要素，可以说，上述代表性“档案学史”概念基本涵盖了著学术史的必备内容和研究目的，但按照张岂之的观点，定义中似乎对“其一的学术成果”关注较多，而对“其二的历史哲学和方法论”观照不足，以致目前档案学史研究的学术性和理论性不强，甚至有人将学术史研究视为“前沿性学问的总结和附庸，做的再好，也只能算是二等的学问” ，类似这种“执拗的低音”不单指向档案学，而针对的是学术史合法性的元理论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在研究档案学史之前，在对“档案学史”进行概念界定之时，应从档案学与学术史的双重视角出发，以档案学思想、档案学术发展为主要线索，以档案学者群体、档案学教育机构与研究团体、档案学著作与刊物、档案学术事件为具体内容，观照档案学发展历程中的时空背景与社会环境乃至人文思潮，进而在历史哲学层面探析档案学发展的规律及方法论意义。

而在“档案学史”概念探讨中，“档案史”和“档案事业史”（表1-2）是与之相关且十分密切的两个概念。正因其关系密切、含义相近，因此在研究时不免会出现研究范围的重合、研究内容的交叉、研究体例的类似等现象。

从上述几种代表性概念界定中，可以看出，目前对档案学史、档案史、档案事业史等概念的界定仍存在诸多问题，如概念宽泛化，概念同质化（尤其是“档案史”和“档案事业史”的研究对象很难明确区分开来），相关定义的种属概念界定不清，概念内涵重合现象严重等。概念的界定不清，难免使得研究边界变得模糊，这对开展档案学史、档案史、档案事业史研究十分不利。但是，虽然档案学史不是档案史，也不是档案事业史，三者却并非毫无联系，因为完全脱离档案史和档案事业史的档案学史虽也是可能的，但是将档案学的发展置于档案事业发展进程中考量，并置于国家和社会的时代背景下进行考察，更能丰富档案学史的论述内容。因此，档案史、档案事业史、档案学史三者相辅相成，尤其是档案学史和档案事业史二者的关系尤为密切。虽然档案学史不等同于档案事业史，但档案事业史是学术史研究的依托，档案学史是档案事业发展进程中涌现出来的理论与实践成果的精炼呈现。档案事业史所涉及的档案事业发展过程中的方针政策、历史事件、关键人物、特点规律等为档案学术的发展提供了背景支撑，为档案学史研究所涉及的学术思想、学术人物、学术流变的剖析和演化提供了背景信息。因此，在论述档案学发展史时不能无视贯穿其中的重要史实，只有当档案学术史和档案事业史发生必要的重合时，才能看到正确而全面鲜活的档案学史（图1-1）。

（二）国外档案学史研究现状

就本书所要研究的1949年至1966年的中国档案学而言，西方学者几乎没有相关的研究成果著述，他们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欧美档案学的发展沿革，即使有个别著作涉及有关中国档案学的文字论述 ^[19] ，也是基于对比或注解的目的，而没有系统的研究。因此，对这段时期中国档案学发展史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国学者群体，本无可厚非。但中国档案学史研究是世界档案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探讨中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有必要首先对世界档案学历史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这不仅对我们认识中国档案学研究的国际学术背景有一定意义，而且对分析中国档案学研究的特色、成绩、问题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也有重要帮助。随着中国档案学的日益发展、中国档案学者在世界舞台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得到国际认可，在研究中国档案学史的同时尝试聆听世界的“声音”，尤其是在学史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得到些许启迪，对我国档案学史研究将大有裨益。虽然中西档案学发展路径与发展起点及根基不同，各自语境中对“档案学史”的定义及其内涵阐释也略有不同，但笔者认为西方语境中对档案学史的研究路径和相关理论，有助于推动我国档案学史的纵深发展。

西方国家对档案学史的研究十分重视。 ^[20] 西方档案学家从档案职业与档案使命的视角出发，以期通过对档案学历史的洞察“为档案工作者提供回答目前和未来挑战的视角，在档案学者和实践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以促进现代档案工作的职业认同” ^[21] 。自2003年起，西方档案学者发起举办了关于档案与文件管理及学术史的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Records and Archives, I-CHORA），第一届会议强调档案学史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其为人类经历和人类需求提供了更好的理解。随后，I-CHORA 会议在阿姆斯特丹（2005）、波士顿（2007）、佩斯（2008）、伦敦（2010）和德克萨斯州（2012）相继举办。相关研究论文发表在《档案》（ Archivaria ）、《档案学》（ Archival Science ）和《图书馆与文化文件》（ Libraries & the Cultural Record ）等刊物上。这也彰显出西方国家对这一主题研究的重视与兴趣。

对于学术史研究，西方学者也坦诚这并非一件易事，借用加拿大先驱所言：“撰写学术史、知识史或思想史，就如同尝试将果冻钉在墙上一样。” 正因其研究的难度，西方档案学者另辟蹊径从不同视角将档案学史研究予以细化，力求从“微小”中窥探档案学发展的“宏大”背景。另外，西方档案学者并未因其研究的难度而忽视档案学史研究的重要性，而是在研究中对其重要性予以着重阐释，芭芭拉·克雷格（Barbara Craig）将档案学史研究视为塑造职业认同的重要方式 ^[22] ，特里·库克（Terry Cook）则借用莎士比亚“过去即为序曲”的著名论断说明对过去持续性探索的重要性。 ^[23] 既然中西档案学史在研究内容上并无太多交集，笔者仅从西方档案学史研究的视角、方法等方面予以综述分析。

首先，以国家为论述对象的通史类档案学史研究。这类著作通常以时间为线索，详细而宏观地阐述本国档案学（档案理论与档案实践）的发展沿革与历史变迁，便于读者整体把握某个国家的档案学术历程。代表著作有理查德·C.博纳（Richard C.Berner）的《美国的档案理论与实践：一种历史性分析》（ Archival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 Historical Analysis ） ^[24] 、维纳·哈里（Verne Harris）的《探索档案：南非的档案观念与档案实践》（ Exploring Archives: An Introduction to Archival Ideas and Practice in South Africa ） ^[25] 、尼尔斯·布吕埃巴克（Nils Rruebach）的《德国档案学——传统、发展及展望》（Archival Science in Germany-Traditions, Developments and Perspective） ^[26] 等。

其次，以小见大的研究视角。西方档案学者往往以典型学术人物为研究线索进行学术史的历时性研究，以鲜活学术人物为切入口的研究视角，新颖独特而又颇富感染力地阐明了学术发展的一隅图景。代表著作有约翰·利登讷（John Ridener）的《从滩涂荒地到后现代主义：档案理论简史》（ From Polders to Postmodernism: A Concise History of Archival Theory ） ^[27] 、威廉·奥姆斯比（William G.Ormsby）的《加拿大公共档案馆：1948—1968》（The Public Archives of Canada, 1948-1968） ^[28] 以及特里·库克（Terry Cook）的《档案变革：凯伊·兰姆与档案职业的转变》（An Archival Revolution: W.Kaye Lamb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rchival Profession） ^[29] 。这些论著均以人物为线索，叙述档案学术尤其是档案理论发端与演变的历史进程。以约翰·利登讷的文本为例，作者在行文中仅选取各个时期代表性学术著作和学术人物及其学术思想予以介绍，并在这些论述文本中勾勒出档案（鉴定）理论发展的历史图景，总结档案学的发展规律及影响因素。特里·库克为该书作序时写道：“利登讷的方法，欣然接受了历史的主观性特点，聚焦于几位典型的档案思想家，勾勒出档案学范式转变的线条，而不是将所有的档案学理论家予以涵盖。该书聚焦于范式，而非全面地呈现档案理论发展历史。” ^[30] 帕累托（Reto Tschan）的《谢伦伯格与詹金逊鉴定理论比较研究》（A Comparison of Jenkinson and Schellenberg on Appraisal） ^[31] 同样属于档案学人（比较）研究的典范。这种以档案学者或学者群体为论述焦点的学术史研究视角秉承了西方档案学注重学术思想研究的历史传统，也为后续学术史研究提供了范例。

再次，通过对档案学元理论的探讨，引出档案学史研究的重要议题。代表著作有《我们称之“档案学”的是什么？——一项国际调查报告》（ What Is This Thing We Call Archival Science?A Report on an International Survey ） ^[32] 、伊丽莎白·简·谢泼德（Elizabeth Jane Shepherd）的《通向专业主义？——20世纪英国的档案学和档案学家》（ Towards Professionalism? Archives and Archivists in Englan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33] 等。其中前者为1995年至1997年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历史系受资助开展的一项名为“档案学：一种国际性视角”（“Archival Science: An International Overview”）的研究项目。该项目主要通过问卷的形式调查了当时ICA成员国共计156个国家和地区的档案学发展情况，以了解各国的档案学本质、档案学教育以及欧洲档案传统对世界各国的影响等内容，最终形成了这份报告。该报告以探究“档案学”是什么为核心，回顾了各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档案学的发展简史。其中，作者从各国档案学的发展史出发，以古代中国和古代德国为例，阐释了档案学与社会环境变革的密切关联，概述了档案学从“司法—行政”到“社会—文化”转变的重要节点。值得注意的是，书中第六章“欧洲档案传统的影响：纯粹的欧洲中心主义还是一种职业视角？”基于与欧洲档案学进行对比的写作目的，作者对中国古代的档案学予以介绍，并将1949年视为中国从早期档案学到以西方为导向档案学的转捩点，且自此之后中国档案学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34] 后者则以“档案职业化”为核心概念和研究线索，探讨20世纪英国档案学术的发展和档案学家尤其是女性档案研究先驱的档案思想。类似学术史研究路径在探求“档案学是什么”的“元问题”过程中，试图在历史中寻找答案，并结合实证调查的方法，使学术史研究更富理论意义。

最后，明确学术史发展的线索与主要问题。档案学术纷繁复杂、包罗万象，在一本学史类学术专著或一篇学史类学术论文中，恐怕很难涵盖档案学的所有问题，“挂万漏一”本就难以企及，那么，在明确研究线索与主要问题的情况下，“挂一漏万”式的研究同样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代表著作有特里·库克的《过去即序曲：1898年以来档案观念的历史及未来档案范式的转化》（What is Past is Prologue: A History of Archival Ideas Since 1898,and the Future Paradigm Shift） ^[35] 、理查德·考克斯（Cox Richard J.）的《一个时代的结束：现代档案及文件管理的历史视角》（ Closing an Era: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Modern Archives and Records Management ） ^[36] 、赫曼（Hermann Rumschöttel）的《作为学术科目的档案学发展史》（The Development of Archival Science as a Scholarly Discipline） ^[37] 和约翰·利登讷的《从滩涂荒地到后现代主义：档案理论简史》。在此仍以约翰·利登讷为例，作者在《从滩涂荒地到后现代主义：档案理论简史》一书中以文献库为方法 ，将档案理论等同于档案鉴定理论，其档案理论简史实则为19世纪下半叶至21世纪初期120余年来档案鉴定理论发展的历史。作者认为，档案理论的发展史其实就是档案鉴定理论的演变史，这部“档案理论简史”其实更恰当地来说就是“档案鉴定理论发展史”。当然，档案鉴定本是档案学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也被誉为档案工作与档案实践中最富挑战性与最难开展的环节，但将档案理论等同于鉴定理论未免有些牵强，作者也承认这种论断的不合理性，但却在行文中为自己找到了合理的支撑论述。同样，特里·库克的《过去即序曲：1898年以来档案观念的历史及未来档案范式的转化》一文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文中将档案学史的研究焦点放在档案职业的两大支柱——鉴定和编目、著录上，并通过1898年的“荷兰手册：被定义的档案原则”“希拉里·詹金逊：宣称证据的神圣不可侵犯性”“面对现代文件：谢伦伯格和美国的声音”“社会分析与功能鉴定：通向更广阔的档案世界”“来源的更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重新发现档案：电子文件和档案理论”等几个部分阐述了世界范围内档案观念的发展历程。这种将“档案学”通过自定义方式缩小研究范围的方法，有助于集中研究内容，以此作为研究线索和主要问题，试图勾画出档案理论发展进程的方方面面，并将政治、文化、社会思潮等大的时代背景融入其中。

（三）国内档案学史研究现状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很多学人开始有意识地提倡对各门学科学术史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天津教育出版社“学术研究指南丛书”的编辑出版掀起了学术史研究与写作的高潮。随后的二十余年中，学术史研究更加趋于系统规范，各学科学术史的研究体例也更加多元多样，编年体法、问题中心法、成果叙述法、深层理论探讨法等不一而足，极大地丰富了学术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我国学者对档案学史的探索和思考自改革开放之后逐渐兴起，目前学界公认的系统而专深的首部档案学史著作当属吴宝康所著《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自此之后，档案学史研究虽未成为热点问题，但仍陆续有相关著述问世。

综观已有的档案学史著述，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四种类型（表1-3）：第一，与社会形态变迁相结合，并寓于档案事业史之中的档案学史研究。即将档案学发展历程与社会形态相结合，依据各个历史时期档案学发展的基本概况、研究特点和主要成就对档案学进行学术分期。此种研究将档案学发展史嵌入中国通史之中，以便阐述各种社会形态下档案学的发展变化情况，但档案学史的时期划分是否与中国通史的断代相一致还有待界定，且各种社会形态的本质差别是否折射到档案学史的发展脉络也很难阐明。这种以历史朝代的演进“束缚”或“规制”档案学发展脉络的书写样式，虽能详细地论述档案学史的方方面面、有助于宏观把握档案学的整体发展，但也可能遮盖档案学史的本来面目。目前，各类档案事业史著作中对档案学史的阐述基本沿用了此种思路。

第二，与档案学具体理论问题相结合的档案学史研究。即采取与梁启超提出的“史学史做法”中要求“注意对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和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 相类似的档案学史研究样式，论述档案学理论、方法、思想、原则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进，考辨档案学不同流派的产生与形成，探析档案学家的个人历史和著作，展望档案学的发展趋势与前途……这种体例赋予了档案学史研究更为广阔的写作空间，但难免陷入因缺少主线所造成的研究内容条块分割的弊端。

第三，基于文献计量学的档案学史研究。即以文献计量学等现代研究方法为主，对某一特定时期范围内关于某主题的学术文献予以统计分析，通过归纳研究现状和研究特点，找出研究不足，进而预设未来的研究趋势。虽然以文献计量学为工具的专题性研究不是严格意义的学术史研究，也不能取代学术史研究的传统模式，但该研究方法因其相对精准的数据化表达更符合学科科学化和客观性的治学理念，确实可以帮助治学者通过数据化的比较分析，辨明学科发展趋势，并对学科未来走向作出相对科学的评估预测。近年来很多综述性文章就属于这种研究模式，但却存在研究目的不明确、“为综述而综述”的弊病。

第四，从档案学人角度出发的档案学史研究。即选取档案学发展史中的某一特定档案学人，对其从个人历史、学术思想、主要著述等方面进行个案剖析。这类研究在我国已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类别，日益成为学者探析学科发展、评价学术人物、彰显学术脉络的重要研究方式。但目前的档案学人研究范围往往过于狭窄，只涉及那些“众所周知”的个别学人，很多对于档案学发展至关重要但“鲜为人知”的学术人物却少有问津。这就造成一种趋势——那些“典型的”学人研究随着论述的增多，往往会出现研究选题的重复、研究视角的狭隘等问题（仅将档案学人视为单一的研究对象 ），加之限于史料挖掘殆尽的困境，致使研究思路渐趋僵化，相关成果也很少有创新性的突破。

从以上对中国档案学史归纳的研究类别和代表性研究著述（表1-4）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国内对中国档案学史的研究总体来看，讲求大而全式的研究模式。首先，国内档案学界对档案学史本身的关注就不够多，很少有学者将关注焦点或长期的学术抱负与学术研究目标锁定在档案学史方面；其次，档案学史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通史研究，范围广泛，缺乏细化的研究，即档案学断代史研究较少（少部分研究集中在古代或民国时期）。故对于本研究涉及的1949年至1966年的中国档案学史尚缺少专门论述 ，目前这部分内容在现有的档案学史研究中仅作为通史的一个阶段加以概述化讨论，且着墨较少。

（四）对现有研究的评述

国外档案学史研究无论是从研究视角、研究层次，还是在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上都有值得我国借鉴之处（表1-5）。从研究视角上，国外档案学史研究视角更加多样化，创新性较强，且大部分研究倾向于采用以小见大的研究视角，对档案学史的某一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从研究层次上，国外档案学史研究既有宏观层面的档案理论发展史，对数百年来档案理论的研究模式、研究趋势、代表观点予以历时性的宏观探讨，也有微观层面的学术史问题研究，更加集中深入地探讨学术发展历程中的代表性观点；从研究内容上，国外档案学研究十分注重对“档案学”元理论的探讨，并在元理论的探究中追溯西方世界档案学的发展历程，真正实现了档案学史研究的价值与意义，而且国外档案学史研究十分重视档案学人和档案学术机构的研究，并结合“断代”的方式在固有的时间视域对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予以综合性分析；从研究方法上，国外档案学史研究在文献库方法上的应用已趋于成熟，学术史著作的文献来源涵盖了现代英语和盎格鲁—撒克逊语的代表性文献，较为全面地反映出西方世界档案学的发展历程，而对比研究法和个案研究法在档案学史研究中也得到了极佳的运用。当然，国外档案学史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和待提升的学术空间，如对档案学史整体性更为细化的研究著作尚为缺乏，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上仍需拓展，在研究层次和研究内容上仍需深化。

综观我国的档案学史研究，从研究视角上来看，大部分学术史研究著作采用“编年体”研究框架，以传统的学术史研究模式开展“全景式”的研究较多。这种“进化论”式的学术发展史，力求通过学术史的追溯，找到“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因果链条，这也是目前比较常见的一种学术史研究模式。该模式将“今天”的学术发展现状视为学术发展的“结果”，而将过去的学术发展现状视为学术发展的“成因”，二者按照历代不同研究者的视角构建出一种前后相继、因果相承的关系链条。

从研究层次上来看，我国档案学史研究也开始注重从宏观转向微观，开始注重从学术史视野出发对档案学人予以研究，这是细化档案学史研究的一个良好趋势。但无论是由来已久的宏观研究还是新兴发展的微观研究，仍多停留在“撰述”阶段，以时间发展为主线，以学术分期为撰写纲领，以“发展特点、主要成就与不足、研究规律”为着力点，呈现出渐趋模式化的研究路径。而如何从“撰述”向“重写”过渡甚至转换是档案学史研究突破此前研究局限性的关键所在。在“重写”的过程中，将档案学史观念、档案学史料、档案学史写作实践三者融合，真正以一种历史观探究档案学的发展历程尤为重要。

从研究内容上来看，目前档案学史的研究主题多集中在档案理论研究和档案学人研究，而对档案学研究机构、档案学代表性论著的学术史意义以及档案学学术争鸣的研究并不深入，对“档案学”元理论的关注也较为欠缺。从时期划分上，现有成果主要集中在档案学通史研究而较少关注档案学“断代史”研究，即使有专门对某一时期档案学发展史的学理性探讨，也多集中在古代或近代档案学史研究，甚至有学者将古代档案学作为专门的研究方向和学术关注点，但目前对于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档案学尚缺乏较为系统的梳理，缺少从历史视角对这段学术发展历程的反思与研究。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我国档案学史研究也多采用文献库方法，通过对既有研究著述的梳理，并结合档案事业史的历史背景对档案学发展历程予以阐述。此外，近年来，我国各学科在开展学术史研究时将文献计量法引入其中，档案学大量综述性论文也将文献计量法作为主要研究方法，但在应用上仍处于一种较为浅显的层次。而对档案学人的研究则是个案研究法的典型应用，档案学人的研究路径也逐渐从将学人视为单一的研究对象到将学人视为一种研究视角转变，从学术史意义上扩宽档案学人及学人群体的研究路径正是未来档案学史研究的重要方向。但我国档案学史研究对以上研究方法的应用并非系统也不算成熟，在文献的历史考据方面仍存在不足，甚至有些史实存在错讹，史料的选择和应用仍有待加强。另外，从中外档案学史比较和档案学人群体比较的视域开展学术史研究的论著也少之又少。

通过以上对研究视角、研究层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的剖析，档案学史的研究，既需要从大处着眼，在系统而全面地阐述档案学发展脉络的同时，综合考量档案学发展历程与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相互作用及相互影响，交叉绘制一幅社会文化关系图谱；也需要从微观着手，细致而深入地勾勒出档案学发展的重要学术事件、关键学术人物、代表性学术机构、典型性学术争鸣。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注重历史的考据，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于广阔的时代背景中纵深地挖掘档案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客观地评述档案学历史上或某一时段的成败得失。这应是档案学史研究未来努力的方向。 /reA0IZySfFVBysfBT4ZYm6ndGEsS0mqZZc/uFBehBcjUst7HWJo5D15KjywsZ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