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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借用德国哲学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斯（Karl Theodor Jaspers）的著名命题——“轴心时代” [1] 来审思世界档案学的发展历程，那么，20世纪五六十年代堪称世界档案学史上的“轴心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各国在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面临着一个新的发展契机。在这种全球变革的潮流下，世界各国的档案事业和档案学也面临着发展的转折与变革。大洋洲、美洲、欧洲都处于这种“档案变革”的核心位置，许多著名的档案理论与学术问题在这一阶段得以形成并影响至今，其中涌现出来的档案学家及其档案思想直至今日仍被视为档案学界的典范而被铭记与传颂。
处于大洋洲的澳大利亚，自20世纪40年代晚期开始，档案职业才正式独立存在，并开启了本国档案学的快速发展进程，尽管当时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档案工作者仍需在图书馆框架内任命履职。英国著名档案学家希拉里·詹金逊（Hilary Jenkinson）的档案思想先后经由图书馆员哈罗德·怀特（Harold White，联邦国家图书馆馆员，1947—1960；国家图书馆馆员，1960—1970）和档案馆员伊恩·麦克林（Ian Maclean，澳大利亚档案馆奠基性档案馆员）而被澳大利亚档案学界和实践界理解、认可并接受。
而在1954年，美国档案学家西奥多·谢伦伯格（T.R.Schellenberg）漂洋过海来到澳大利亚，在此开始撰写其第一部关于档案管理、著录与编目的著作，并于1957年和1958年在澳大利亚档案学刊物《档案与手稿》（
Archives and Manuscripts
）上发表了两篇关于私人手稿编目问题的论文
[2]
，其最富影响力的《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
Modern Archives:Principles and Techniques
）一书于1956年在墨尔本出版（Melbourne, F.W.Cheshire）。书中所倡导的“文件组合”（records group）思想也在澳大利亚档案实践中成为广为接受的原则。可以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澳大利亚档案学在欧美的影响下不断发展，并开始对档案学中的元问题进行理论性探索。那时的澳大利亚就将档案学研究的关注焦点放在“现在”而非遥远的过去。
[3]
再将空间视野转向古老的欧洲。1947年10月14日，英国著名档案学家詹金逊爵士正式在英国伦敦学院就职，开始负责伦敦学院的档案管理教育项目。此时他那本声名远扬的《档案管理手册》（ A Manual of Archive Administration ）距其1922年于伦敦出版以来已过去了25年，但书中的档案思想仍在欧洲大陆发挥着持久的影响力。在就职演讲中，詹金逊发表了他对“档案”定义的看法，其中对“档案”与“文件”的界定开启了接下来数十年档案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 [4]
作为档案理论创新的先锋国家，美国于1934年成立了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该机构起初只是作为一个处理联邦政府历史档案的文化部门。但很快，20世纪40年代开始，随着美国联邦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展，管理现代文件逐渐成为一项迫切任务。1941年“文件管理项目”（Records Managemet Project）的开展、1943年《文件处置法》（
Records Disposal Act
）的颁布、1946年《9784号行政命令》（
Executive Order
9784）的出台，直至1948年胡佛委员会（The First Hoover Commission,1947—1949）通过了政府行政分支组织所提议的将国家档案馆和文件管理署合并为一个机构，归总局服务办公室（Office of General Services）统一领导。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这种行政上的安排使得美国国家档案馆（后来改称为美国档案与文件管理署，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成为档案管理和现行文件管理以及档案工作者和文件管理者的专业认同机构。
[5]
1949年，公共行政服务部（Public Administration Service Department）出版了美国国家档案馆先驱馆员之一菲利普·C.布鲁克斯（Philip C.Brooks）的《公共文件管理》（
Public Records Administration
）手册。该手册出版约二十年后，弗兰克·埃文斯（Frank Evans）对此予以高度评价，称之“在档案工作者和文件管理者二者的职业关系发展史中，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6]
。这一期间，美国档案学家对档案管理和文件管理问题的研究在“新的时代”下日趋深化，被誉为美国“现代档案鉴定之父”的谢伦伯格在此期间完成了他的著名论著，其档案思想也远播全球。
同样作为北美国家的加拿大，在档案学发展历程中，其多元文化背景及英语、法语双语种的语言优势使其对欧洲尤其是英国的档案传统坚信甚笃，并积极尝试一种与美国不同的学科认同路径。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加拿大正值W.凯伊·兰姆（W.Kaye Lamb）担任第四届国家档案馆馆长的20年发展时期（1948—1968），也是被威廉·G.奥姆斯比（William G.Ormsby） [7] 和特里·库克（Terry Cook） [8] 称之为加拿大档案事业及档案学术变革的关键时期。 [9]
通过对世界各大洲档案工作与档案学发展历程典型性而全景式的扫描，在档案学术历程中，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这段时期显然是一个颇具变革的时代，各国在这一阶段涌现了经典的档案思想，经历了重要的档案革新。其中，20世纪40年代之后，档案学研究的一个主要趋势发生在“一般档案学”（general archival science）与“专门档案学”（special archival science）的分化上。
自此之后，档案学文献沿着两条主线发展：一种是旨在概括所有档案理论、方法和实践的复杂而综合的著作，学术论文强调理论和方法论问题；一种是通过案例研究关注特殊类型和特殊群体的档案与文件管理，学术论文强调实证问题。另外，从范式理论看西方档案学的发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档案学正处于历史—技术主义（historical-technical）范式向科学—信息（scientificinformation）范式的转变之际，试图对档案学进行重新构建与重新思考。
[10]
世界各国在其国家发展框架内结合各自的档案传统书写着自身的档案学发展史。那么，将视线转向亚洲、转向中国，中国的档案学在同一时段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它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怎样，其中涌现出哪些学术事件和代表人物……考虑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本书试图在档案学术版图上寻找并放大同一时期中国的“声音”，探究中国档案学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发展沿革，通过对学术研究进程的回顾，以了解这一学科发展道路之曲折、演化过程之迂回，从而厘清学科发展脉络、探究学科发展规律、剖析学科发展成败，为档案学的现状和未来发展做好资料的储备和经验的积累，并彰显与揭示档案学科的社会价值与理论意义。实际上，不仅对于档案学而言，对于任何一门渐趋成熟的学科来说，学术史都是必然面临的一个研究课题。
与欧美档案学颇为相似的是，这一历史时期在中国档案学史上也是一个崭新的开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全国各项事业百废待兴，档案事业和档案学术研究也在摸索中不断成长，对民国时期档案学术思想的批判与继承、对苏联档案学术思想的吸收与借鉴，促使了新中国档案学的初创与发展。档案学教育机构建立、档案学研究团体与机构成立、档案学期刊纷纷出版、档案行业会议相继召开、档案学研究群体逐渐形成、档案学术的探索与争鸣不断涌现、档案学的学科建制初具规模……而在档案学研究中，对传统档案学术的反思与档案学本质属性的规定、对档案学学理与术业关系的辨析、对档案学知识体系的构想，也相应地回答了“档案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档案学不可被其他学科所替代的特殊性何在”“档案学包含哪些具体的研究对象和学科特殊研究领域”等涉及“科学意义上独立学科”的根本问题。基于对这些根本问题的探讨以及社会制度化的支持，档案学相对独立的学术范畴逐步明确，档案学相对独立的组织结构基本构建，档案学相对独特的学科文化初步形成。与此同时，伴随着这些“实质性”研究的开展，1956年发布的《1956—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则对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属性与地位予以了“官方性”的明确规定。从此，档案学在学科之林有了一席之地，尽管孱弱，但对于档案学的发展而言，却是一个伟大的开端。
通过以上对世界档案学发展的概况式扫描，加之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所发布的《1956—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对于中国档案学的历史性意义，笔者之所以对1949年至1966年中国档案学的独立化建制予以历史考察，还有三方面的考量。从宏观上来看，学术史研究响应了构建国家学术创新体系、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号召；从中观上来看，学术史研究随历史的发展已从一个“随想”发展为一门独立的研究科目，成为成熟学科不能忽视的重要研究议题；从微观上看，档案学史研究可视为档案学科基础的学术回归，促进档案学界学术史意识的觉醒，从而对学科史观和方法论产生积极影响。
首先，从宏观层面来看。如何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推动学术创新与学术话语权的构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日益成为学术反思与学术发展的重要议题，这不仅是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强调的“四个自信”的具体体现。目前，在学术国际化趋势的影响下，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渐趋受“西方中心主义”逻辑和方法的裹挟。当然，中西之间的国际性学术交流与思维碰撞是学术发展与学术进步的必由之路，但“如果把西方学术界相关理论和术语无批判地照搬，并将‘中国经验’仅仅作为其中的一种注释，那就有问题了”
。这里所提及的构建“中国经验”就要求我们回顾历史，从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提取中国学术的发展脉络，以求通过“自我讲述”的模式阐释“中国经验”，通过学术史的梳理增强学术自信，从而“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自觉”
意识，以正确而平等的心态把握中西方之间的学术思想碰撞。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就需要对中国的学术历史进程予以深入关注和深切解读，“只有从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内部发现既具有现代中国学术思想演进的内在必然性、又与全球学术思想的转型变迁趋势‘同步共振’甚至‘预流’的‘问题谱系’和‘方法路径’，然后通过对这些‘问题谱系’的反思和‘方法路径’的推进，提炼出新的命题与理论假说”
，才能实现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创新。再者，通过对学术发展史的回顾，增强学术的主体性与反思性，才能构建一条中国风格的学术之路，打破西方学术话语权的垄断地位，有助于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学派”的产生和发展。
其次，从中观层面来看。我国学术界对学术史的研究滥觞于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古代的“学案”，实则为今天所说的“学术史”。中国近代思想家、史学家梁启超对《明儒学案》予以高度评价：“大抵清代经学之祖推炎武，其史学之祖当推宗羲，所著《明儒学案》，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
《明儒学案》以《师说》开篇，对有明一代二百一十位一流学者进行了个案研究。黄宗羲本人在《明儒学案》中着重强调学案研究要“分其宗旨、别其源流”，这种“明宗旨，别源流”的“学案体”开我国学术史研究之先河，其研究体例对后世的学术史研究颇具影响，后来的《宋元学案》《清儒学案》《民国学案》等都延续了学案体的体例与风格。黄氏所明的“宗旨”乃是对学术观点与学术方法的深度凝练与概括，以反映学术史发展的真实内涵与关联性动因；所别的“源流”乃是学脉、学派、学统的承继关系，以及学者个人学术思想的演变历程。随后，清代史学家、思想家章学诚在史学研究中提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该宗旨虽为我国古典目录学思想的核心命题，但却关乎“学术”的考辨与“学术史”的梳理，对后世学术史研究颇具启迪。直到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直书作学术史的四个条件
，学术史研究才逐渐成为清末民初的显学，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进入现代以来，特别是从20世纪后半期至今，学术史研究相继出现了几次高潮，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术规范化”大讨论掀起了学术史研究热潮，学术史研究的学术地位逐渐得到更多的认可，并从一个“随想”发展到一门独立的治学科目，各学科开始对自身学术史研究的进展程度予以系统论述。近年来，图书馆学、新闻学、社会学、史学等科目的学术史研究类论著层出不穷，学术史研究的学术地位也日渐增强。
再次，从微观层面来看。既然学术史研究已发展成一门独立的治学科目，那么档案学史的研究则属于科学史学科的一小分支，或者说是科学史学科的一小部分。“科学史学科是科学与历史的交叉学科。它虽然属于历史学科，但却是以科学和科学观念的沿革、以作为科学主体的科学家的活动历程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史学科是科学与人文结合得相当完美的学科，是把科学中的人性和科学的人文精神阐释得相当精彩的学科。”
这道出了科学史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精华所在，而其中关于科学思想观念沿革的梳理、关于科学主体活动的探究，对于任何学科发展而言，就如同一部“时光放映机”，透过对“过去影像”的“放映式”回顾，以最佳视角呈现学科的发展脉络，对研究现状加以理性的思考和批判，并对未来的发展方向有所启迪。档案学界对档案学史的研究，从学术史的认定要素来讲，可以说始于吴宝康20世纪80年代所著《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随后又有不同论著从不同角度出发对档案学史予以回顾式探索。然而，三十余年来，专门进行新中国档案学的学史研究，因其时间跨度、资料收集、概念界定等因素的困扰而少有学者问津。但“少有问津”的现状并不代表档案学史研究不重要，尤其对于档案学而言，学术史研究对于学科自信的确立至关重要，因为学科自信需要建立在学术反思的基础上，而“学科的反思意识，……从学术发展脉络中来”
。在查阅相关文献过程中，笔者亦从时间跨度、资料收集、概念界定等方面因素进行考量，最终确定了1949年至1966年这十七年作为研究的主要时间范畴。一则从当今视角审视半个多世纪前的新中国档案学恰逢其时，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档案学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学术的进步及其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探寻新中国档案学发轫之初的历史脉络对于当代档案学的发展十分重要；二则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于中国历史而言，正值新中国成立伊始、新政权建立与巩固阶段百废待兴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涌现出很多宝贵的学术遗产，而这些学术遗产至今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当时很多颇具影响力的档案学家也未得到足够的认可；三则国内外档案学界在面对日益出现的新兴档案现象和理论问题时，尤其是在一些基本概念的理解上发生了分歧，甚至出现了很多值得商榷的观念。然而实践证明，概念的厘清与探究需要从学科本源、学术历史中寻找答案
，而档案学史研究可视为档案学科基础的学术回归。鉴于以上，笔者选择在学术史方向下，以1949年至1966年的中国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创建为研究问题与主要线索，意图探究新中国成立初期档案学的曲折历程。
既然只将1949年至1966年中国档案学十七年的学术发展史作为本研究的时间视域，这也许会引起一些“不解”或“疑惑”：这个阶段实则并未取得实质性的学术成就，最多仅是基础而已。诚然，这一段时期并不像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科学的春天”里出现了很多标志性的、算得上创举的学术成果；也不能因为本书中研究这一段学术史，而忽略其“基础”的地位，过分抬高它的价值和历史贡献。但正如金字塔一样，难道因为仅看到它的高大宏伟而就理所当然地忽略它的“地基”么？再者，如果问及，新中国档案学是如何开始创建、成长、中断，又是如何再生与复兴的？这期间的“故事”是否已然十分明了？它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历程？那些伴随着它创建与成长的老一辈档案学人经历了哪些鲜为人知的过往？我国档案学是如何一步一步变成今天这般模样？恐怕我们大多数人也都是一知半解，当然笔者也不例外（尽管本书以这段历史时期作为选题，但仍不能尽全面地把其中的个中原委事无巨细地交代清楚，而只能尽量将这段历程的曲折与艰辛、成果与成就展现出来）。胡鸿杰曾将档案学者群体分为“启蒙者”“开拓者”和“继承者”，并认为“之所以称为‘继承者’，是因为他们没有带来中国档案学根本性的改观。这种改观应当主要体现在学科的基本结构及其功能方面。他们的学科是继承而来的，与此一起继承来的还有那些学科的体系、结构。他们的出现只是使学科在局部问题上更加丰满、圆润，而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这从侧面颇有见地地表现出开拓者们的学术探索精神，而在开拓者学术精神指引下那些开创性的学术探索与学术成就就是笔者在本书中意图研究的主要内容。
当代学术史家陈平原曾提倡以问题为中心的学术史研究，而非编写各种通史，“（通史）表面上看，学界一片繁荣，拿出来的书，全都沉甸甸的，很有分量；（但实际上）‘著述’变成了‘编纂’。不能说学者不努力，或者毫无见地，只是那点独特的发现，在汇入‘通史’这部大书时，被彻底‘稀释’，以致被‘淹没’了。……这样的话，更应该以问题为中心”
。这里所提及的“以问题为中心”也成为笔者行文的目标与追求，于是便促成了这本档案学微观层面的学术史探索，促成了“中国档案学是如何创建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这一问题的产生，促成了对1949年至1966年中国档案学独立化建制的历史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