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国学术界对学术史的研究滥觞于黄宗羲的《明儒学案》。直到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直书作学术史的四个条件，学术史研究才逐渐成为清末民初的显学，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进入现代以来，学术史研究相继出现了几次高潮，其学术地位得到更多的认可，并逐渐从一个“学科随想”发展到一门独立的治学科目。档案学史研究则伴随着这几次高潮而不断得以提倡，虽未成热点，但却是档案学走向学科成熟历程中，纠正时弊、自我训练与引领学风所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课题。

如果做一个归纳，目前已有的档案学史研究书写方式可分为四种：编年体法、进化论法、纪事本末法和范式分期法。编年体法，即按照历史分期从古代档案思想的萌芽期开始，研究档案学的演进历程；进化论法，即以“创立—发展—繁荣成熟”为进化脉络，研究档案学的“产生与初步发展、重构与渐进发展、完善与繁荣发展”的阶段划分；纪事本末法，即以历史事件或学术争论的完整叙述为主轴，讨论档案学史中某一专题的前因后果；范式分期法，即以托马斯·库恩的范式转换理论为工具，以“前科学—常规科学—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划分学科的发展历程。在这四种档案学史研究书写方式的选择上，前两者注重历时性分析，后两者则注重共时性探究。历时性研究观照从时间发展的线索中考察事物的变化，以线性的思维思考问题；而共时性研究则以问题为中心，考察系统内部各项因素的相互关系及综合作用，即以非线性的思维思考问题。二者结合，就如同构建了研究问题的“五线谱”，从纵向和横向解构档案学发展的脉络、探析档案学与历史环境之间的相互关联，并在历史脉络中构建一个纵横交错的关系群，展现档案学发展的时空链条，使得档案学史研究更加生动而富有意义。

档案学史研究在上述书写方式的指引下，不断探寻档案学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过程，并对档案学的学理内涵予以揭示和验证，这对档案学乃至中国学术的“自我省思”意义重大。从宏观层面而言，档案学史研究是实现学术话语体系创新的重要一环。中国学术界要通过“自我讲述”的模式阐释“中国经验”，就需要通过学术史的梳理增强学术自信，从而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自觉意识，方可实现与全球学术思想的同步共振。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冷门”学科，档案学的学问彰显往往沉潜在历史考察之中，对档案学史的深切把握则与构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不谋而合，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倡议的积极响应，是打造中国档案学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话语权的档案学理论体系的内在要求。从中观层面而言，档案学史研究是学术史研究理论的验证与补充。学术史强调“分其宗旨、别其源流”，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宗旨”乃是对学术观点与学术方法的深度凝练与概括，以反映学术史发展的内涵与关联性动因；“源流”乃是学派、学脉、学统的承袭关系，以及学者个人学术思想的演变历程。档案学史研究既观照档案学术领域、学术人物、学术话语、学术著述、学术传统、学派与师承等方方面面，又观照这些“学术成果”背面的历史哲学，二者结合可丰富学术史研究的相关理论内涵。从微观层面而言，档案学史研究可视为档案学科基础的学术回归。档案学史研究如同一部“时光放映机”，透过对“过去影像”的回顾以呈现档案学的发展脉络，并对研究现状以理性的思考和批判，从而对档案学未来的发展方向有所启迪。这种学科的“后瞻”与“前瞻”，不仅蕴含着学科的反思意识与学术史意识的觉醒，同时也昭示着档案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其发展前景与研究进路。

但档案学史研究亦困难重重，尤其是探究1949年以来中国档案学的历史进程更是如此。一则，“当代”或“现代”学术如何成“史”这一命题一直备受争论。因“当代”或“现代”学术似乎近在眼前，且仍在进行，缺乏沉淀，如若撰史，尤其是撰写针砭得与失的学术史，似乎不太适合。加之学史上的诸多学人或且在世，评价起来似乎也难以做到客观公正，分寸把握起来较为困难。由此，学术史往往追求长远眼观，需要长时段考量。二则，档案学史研究需要以恰当的书写方式和理性精神揭示中国档案学的学术结构，说明这个结构的起源和发展，并从中反思经验和不足，把握中国档案学的未来走向。这其中需要树立起正确的学科史观和学史意识，将档案学史观念、档案学史料、档案学史写作实践三者有机融合。三则，撰写学术史，还涉及学术分期的问题。学术分期是学术史研究的基础，也是研究学术的一种方法。通过分期，揭示学科发展的不同时期或阶段中的质的区别和各种联系，进而使学人在各个学术发展时期可以深入地研究。但由于中国档案学目前并无明显的学派分化，且发展时期的划分也是众说纷纭、难有统一。尤其是在1949年从民国学术到共和国学术的转型时期，如何既宏观又微观地把握中国现代档案学“质”的区别及其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种种关联十分重要。但也正是由于学术史研究的上述诸多难点才更加凸显其研究的价值与意义，这一课题才更值得被关注。

总之，正如无数先贤对历史研究重要性的论述那般，它是照射现实的根源与“镜子”。尤其当前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期，审视百年之变更加需要历史性的回顾和分析，学术史研究则是科学研究领域历史与现实同步交织的重要纽带。档案作为最重要的历史记录，见证了中华民族5000余年的文明史、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70余年的发展史，对档案学史进行研究，亦可为理解大变局中的中国与世界提供独特视角。

眼前闫静博士所呈现的书稿《1949年至1966年的中国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创建》即是档案学史领域的一本研讨性著作，书中提出的核心问题则是“中国档案学是如何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创建的”。围绕这一问题，闫静博士从内在观念建制和外在社会建制两方面详细地对十七年来中国现代档案学的发轫与发展进行条分缕析，并从学科视域、学理视域、历史视域和现实视域对这一段学术遗产进行多维审视和历史哲学层面的省思，勾勒出这段时期中国档案学在整个档案学史中的学术地位和历史贡献。尽管对1949年至1966年中国档案学的研究在不少学术著作中均有涉及，但对这一段学术史揭示与剖析得如此清晰与透彻，却是作者的一大贡献，书中对中国档案学独立化建制的历史考察亦不失为这部书稿对档案学研究的一大推动。当然，瑕不掩瑜，书中难免有些缺点，如尽管书中基于“学术成果”的“历史哲学”思考较有见地，但这其中“时间性”论述中的历史延展线以及“空间性”论述中的不同地域档案学的对比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希望这些不足可以开启新议题的探讨与思考。

闫静是我指导的第一名博士。她治学严谨、功底扎实、著述颇丰。在读博士期间荣获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的最高荣誉——吴玉章奖学金，毕业后即获聘山东大学副研究员。最难得的是，她对档案学具有深厚情怀和献身精神，实乃档案学界之幸。

对于闫静的此书，作为导师，本人不便过多评价，读者自可评判。但学术史研究作为基础学科的学术回归，对于一门渐趋走向成熟的学科而言尤为重要。我们期待，日后会有更多的青年才俊勇于深耕学术史研究这一颇具挑战的领域；同样让我们期待，一个不断更新与充满活力的档案学以更加坚挺的姿态屹立于学科体系之林。

是为序。

202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