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1949年至1966年中国档案学的建设成就

1949年至1966年这段时期，在我国档案学发展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学术地位，为改革开放后档案学术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据统计，“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公开出版和内部出版的档案书籍共有206种，印行了数百万册，基本上适应了档案教学和档案干部自学的需要” 。这206种档案书籍绘制出了1949年至1966年中国档案学的整体发展状况，但其中的部分著作是否可称为“学术”著作尚待考证，且其中肤浅、无用或重复的著作也不可避免，而“学术史的本质就是淘汰，通过淘汰，留下最有价值的知识” ，通过这些最有价值的知识勾勒出学术发展的脉络，绘制出代表学术发展的图景。另外，学术史的任务在于“努力地试图阅读和理解前人的作品，从后叙的视角看待前人的工作” ，通过“回溯性”的“后叙视角”探析一个时代学术发展的成果与成就。虽然著学术史者“永远不可能回到前人所处的学术生态” ，但对学术论著与学术事件的解读仍可勾勒出一个时代的学术面貌，而这种学术面貌即可呈现出一个时代的学术贡献。笔者认为，1949年至1966年中国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予以创建，即是这段学术史最大的成果与成就。

一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中国档案学研究

回顾1949年至1966年中国档案学的历程，1953年陆晋蘧《档案管理法》的出版拉开了新中国档案学学术研究的序幕。随后，《档案工作》《技术档案资料研究》《档案学研究》等档案刊物上发表了诸多档案学术论文；《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河北日报》《山西日报》《辽宁日报》《黑龙江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河南日报》《湖北日报》《江西日报》 等报纸也陆续刊登了档案实践类和学术研究类的文章；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编纂了有关档案学各分支科目的教材，这些教材的编写及不断完善逐渐奠定了我国现代档案学的学科体系；除了学科建设之外，中国档案学界在苏联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档案工作实际和学术传统，对档案学基础理论问题予以研究，发起了具有开拓性意义的档案学术争鸣。学术著作、期刊论文、专业教材、报纸短评等论述为改革开放后档案学的恢复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作出了资料储备。这些学术研究既包括比较宏观的档案学体系建设问题、档案学发展道路问题、档案管理理论问题，也涉及档案管理过程中的微观问题，且这一时期结合档案工作实际的微观研究占主导地位，如机关档案室文书档案工作中案卷类目的编制、立卷工作的开展、案卷标题的拟制、编目和装订研究，解放前公文程式与公文处理研究等。这些成果均初步彰显出中国档案学以一门独立学科的姿态在社会科学领域开始其学科建设之路。

既然中国档案学开始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创建，这就涉及何谓“独立学科”“构成一门独立学科应具备哪些条件”的基本问题，这也是笔者认为1949年至1966年中国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创建的立论依据。综观中外，“独立学科”的标准（表2-3）各有异同、难有统一，但其中仍有些许关键要素作为主要标志。

从上述中外学者对“独立学科”的界定可知，“独立学科”实则为学术建制化和学科制度化的产物，是“自在”知识体系和“外在”权力体系之下对某一学术范畴的认知认同和职业认同。如果将以上关于“学科”的理解予以归纳，无非两方面内容，一则学科的内在观念建制，如学科的知识体系、逻辑架构、精神风范与学科规范；二则学科的外在社会建制，如学科的学术组织和交流机制等。 内在观念建制与外在社会建制对于学科而言，一为根本，一为保障，二者相辅相成（表2-4）。

因此，作为建制的“学科”既包含一种知识系统，也包含一种规训制度（即符合英语中对学科discipline的双重界定）；既包含一种学理体系，也包含一种组织体系；一门“独立学科”应有其中心概念及概念关系网、有其理论体系和研究范畴、有其特有的表达方式和外部关系、有其活动体系和社会建制……传统“独立学科”中最重要的“三独立”标准（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究方法）虽仍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学科独立性的评判，但在现实中，研究领域的交叉性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日益使得一门学科独立与否的标准趋向“三要素”（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提出了规律、形成了理论体系）。 而在学科日益制度化的建制过程中，一门学科是否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知识体系以及构建了其外在的社会运行机制就成为了学科合法性的重要表征，这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 13745—2009）》中对“学科”的基本性规定，标准中所强调的“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专著和出版物”等构成了“自身独特的知识体系”的具体表征，而“科学家群体的出现”“研究机构和教学单位以及学术团体的建立并开展有效的活动” 则构成了学科“外在的社会运行机制”。其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知识体系”彰显了学科的内部规定性，诸如它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它不可被其他学科所替代的特殊性（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领域）等；“构建了其外在的社会运行机制”则彰显了学科的外部规定性，诸如它的学术组织机构、学术研究群体、学术活动体系等。值得说明的是，“独特的知识体系”包含一门学科所具有的理论体系、学术科目以及系统化的研究成果等，知识体系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实践中的某些问题，并探究回答这些问题的多种答案，一系列或大或小、或深或浅问题及答案的集结，就构成了学科结构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看，学科各分支科目实则是对实践中各种问题的回应。至于专门的研究方法，“不同学科使用同一种方法，以及一门学科使用多种方法的现象格外普遍，往往很难从方法上判断学科的不同” 。因此，以形成了“独立的研究方法”作为评判独立学科的标准之一日益失去了其现实操作性，故本研究亦不将档案学的研究方法列入学术史考察的对象，而是仅将学科视为建制化的结果，考察其内在的知识体系及外在的运行机制。

此外，独立的学科并非意味着成型的学科，也并非意味着其学科内部理论与方法的成熟。因此，以成熟学科的标准作为评判学科独立性的标准往往有失偏颇。“中外古今的学科发展史证明，一个学科的问世和创立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而一个学科的学科建构，即对该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基本原理、基本规律、基本方法的探索，或者说解决好该学科的本体论问题、认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却不是一时之功。” 对于档案学而言，其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确定是一个不断厘清的过程；而对档案学功能的认识，则一直秉承学术资治的价值取向；研究方法则是档案学学科建设过程中最狭窄的瓶颈。但若将档案学视为制度化建制的结果，1949年至1966年中国档案学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则回答了档案学“是否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知识体系以及构建了其外在运行机制”的问题，为研究的方便，笔者将其概述为档案学的“内在观念建制”和“外在社会建制”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则构成了1949年至1966年中国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创建的重要表征。

二 建设成就的具体表现

如上所述，“独立学科”的标准可概化、可细化、可宏观、可微观，每种标准都有其合理性与恰当性，但沃勒斯坦作为这一领域的权威代表，其对“学科”的三重规定——学术范畴、组织结构、学科文化——抽象中不失严谨、全面中不失细节。如果按照沃勒斯坦对“学科”三重涵盖内容的规定，那么，1949年至1966年中国档案学的成果与成就可归纳为三个方面：档案学相对独立的学术范畴逐步明确，相对独立的组织结构基本构建，相对独特的学科文化初步形成。

具体而言，1949年至1966年中国档案学相对独立的学术范畴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而逐步明确：一是对传统档案学术的反思与档案学本质属性的规定；二是与档案实践发展的互应，对档案学学理与术业关系的辨析；三是档案学“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初步构建。这三方面的研究分别回答了“档案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档案学不可被其他学科所替代的特殊性”“档案学包含哪些具体研究对象和学科特殊研究域”等“科学学层面决定它是不是一门科学意义上的独立学科” 的基本问题。1949年至1966年中国档案学相对独立的组织结构则体现在档案教育机构、研究机关、学术团体等学科存在的外在依托等方面。至于学科文化，按照沃勒斯坦的观点：“属于同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学者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一些共同的阅历和研究方向。他们往往读相同的经典著作。每个学科中通常都有著名的惯常的争论，这种争论不同于相邻学科的争论。每个学科只倾向于某些学术风格……各学科的学者都在特定的时间内，有其不同于其他学科的令人欣赏的陈述模式。” 尽管其中对学科文化的解释并不明朗，但仍可确定的是，学科文化与学科知识紧密相连，体现在学术共同体与学术争鸣之中。因此，1949年至1966年中国档案学相对独特的学科文化即表现在学者群体的形成与分化、学术问题的探索与争鸣之中。

为了研究的需要，如果将十七年中档案学所取得成果和成就的三方面具体表征——相对独立的学术范畴逐步明确、相对独立的组织结构基本构建、相对独特的学科文化初步形成——与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内在观念建制与外在社会建制相对应，则“学术范畴”与“学科文化”中“学术问题的探索与争鸣”则属于档案学的内在观念建制，促进了档案学的内部完备性；而“组织结构”与“学科文化”中“学者群体的形成与分化”则属于档案学的外在社会建制，促进了档案学的外部完备性（图2-1）。

（一）档案学相对独立的学术范畴逐步明确

1．对旧档案学的反思与档案学本质属性的规定

1935年，滕固在《档案整理处的任务及其初步工作》中提到“科学方法处理档案，有叫做档案学的学问” 。几乎同时，沈兼士、李朴生、龙兆佛也对档案学的一般概念予以阐释，何鲁成、秦翰才、殷钟麒先后对档案的定义予以探讨。在教育界 ，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于1940年呈文当时的教育部指出：“档案管理这项研究‘日渐由试验而发展为独立学科\，‘档案管理之内容并不简单，而许多有关科目，如行政组织、公务管理及文书之制作及处理等，必须循序研究，始能组成一完备知识。故档案管理不能再以图书馆学之附庸视之而实有独立成科之必要’。” 同年10月17日获教育部高34635号指令批准，“二十九年九月廿六日呈一件，为拟设档案管理科……呈件均悉，所请应予照准。件存。此令” 。以上行政界和教育界的诸多努力可视为中国近代档案学的重要成就，也被诸多学者视为档案管理独立化的开端。但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36种著作里唯一以档案和档案工作为研究内容的4种著作中” ，所论及的仍多关乎“档案管理”和“档案处理”等问题 ；教育部呈文中也以“档案管理”为阐述对象，“学术”尚处于萌芽之中。

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中断了旧档案学的发展进路，但却未完全抛弃旧档案学的研究内容。吴宝康、程桂芬、韦庆远等档案学者在研究中仍多观照旧档案学的代表性著作和观点，以求通过对旧档案学的反思，探究档案学的本质属性；殷钟麒、傅振伦、张德泽等民国档案学者也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后，以亲历者的身份评述民国时期的档案管理经验、方法和理论成果。于是就有了程桂芬《关于档案学问题的思考》 的思考、吴宝康《努力发展档案学》 和《档案学是一门科学（初稿）》 的呼吁、殷钟麒研究旧档案学的方法等论著。进而，20世纪50年代初对陆晋蘧《档案管理法》的讨论、对档案与资料区分的讨论、对“以利用为纲”方针的讨论也进一步为明确档案学的学科意识奠定了基础。

2．与档案实践发展的互应——学理与术业关系辨析

在档案学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一直饱受争议。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一系列文章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进行探讨，并出现了较为犀利和深刻的论述。 进入21世纪以来，对于档案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辨析仍是档案学人挥之不去的研究情结。然而，回溯到新中国档案学创建伊始，20世纪五六十年代档案学人在档案学术研究和档案学科建设过程中，并未将档案理论与实践“是否脱节”作为研究议题，也很少有档案理论界和实践界相互诟病的现象出现。究其原因，初创时期档案理论水平不高固然是一个原因，但老一辈档案学人丰富的实践经历，使得他们在理论研究时能够自觉地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进行互应，使得档案理论既能反映档案实践的具体情况，又能指导档案实践的发展方向。

事实上，诸如曾三、裴桐、吴宝康等老一辈“革命者型”档案学人，以及诸如殷钟麒、傅振伦、张德泽等“民国遗老”型档案学人，均是在档案实际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萌发了档案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并逐步明确了档案学的学科性质。而在档案教育开展中，也十分注重与实践相结合课程的开设，“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业教学的专题讨论、实验、实习、社会调查和科学研究等环节，在五十年代占专业课总学时的30%以上；六十年代虽然有所减少，但仍不低于20%” 。无论是从学人的自身阅历，还是从教育环节的设计来看，1949年至1966年的中国档案学不仅关乎学术问题，还更多地关乎职业实践，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科学研究积累实际素材，在与档案实践领域尤其是档案服务活动保持密切联系的过程中，成功地证明档案学的专业使命与应用属性。

3．“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初步构建

“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是构成一门“学科”的重要因素，而知识体系是由学科特有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任务决定的。早在1957年，程桂芬就在《关于档案学问题的思考》 一文中阐述了档案学的研究对象，认为：“档案学是研究档案文件和档案工作的发展历史以及全部档案工作实践活动的理论体系。档案学是由若干科学课目共同组成的，因此档案学实际上就是这些科学课目的总称。”进而程桂芬在文中批驳了将档案学与图书馆学、博物馆学三者合而为一称之为资料学的观点。随即，蒋有愷在《“关于档案学问题”的几个问题》 中进一步从档案学本身的发展情况阐明了档案学的“独立性”，与程桂芬所提及的“独特的研究对象和任务”相互佐证。1961年，吴宝康在《档案学是一门科学（初稿）》 中则系统阐明了档案学的学科性质、社会功用、基本内容，并首次相对科学地设计了档案学的学科体系，将学科体系分为七个部分：档案学概论、档案管理学、技术档案学和影片照片录音档案管理、档案保管技术学、中国档案事业史、世界档案事业史以及档案学史等，而将文献编纂学和文书学视为档案学的兄弟学科。这种学科体系的划定不仅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档案学研究成果的高度浓缩和理论概括，构成了档案学学科建设的基本情况，而且为日后档案学的研究范围设定了基本框架。正是基于以上学科体系的设计，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档案学基本科目的建设过程中，档案学者们围绕着一些基本问题，如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档案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何、档案学的分支内容包含哪些方面开展论述。这些科目的创建和发展以及相关讲义教材的编撰，在高等学校体制之下，逐渐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教学与研究体系，极大地促进了档案学科的建设工作，加速了档案学科的独立化进程。

（二）档案学相对独立的组织结构基本构建

学术组织结构，即学术运行所依托的研究机构、学术组织、学术活动等方面，是学科得以建立、发展的外在依托。回到学术史研究本身，“学术成果”关乎研究者“说了什么”，“组织结构”关乎研究者“怎样说”的平台，“为什么这样说”则需从时代背景与学科本身特质中探寻答案，三者缺一不可。而对三者的探讨可深入反映一个时代的学术和一个时代的流行话语表达——在“思想”的指引下，开展“知识”的追踪和“学术”的梳理。由此，组织结构对于学科的构建同样不可或缺。

1949年至1966年的中国档案学，除了期刊、论著、报纸、论文集、教材等学术发展的“显”成果之外，还建立了专门的档案教育机构以培养档案学人才，建立了专职的档案学研究机构以开展档案学术研究活动，召开了专业的档案学术研究会议以探讨档案学的“新兴”问题，为档案学基本概念的明晰及学科的不断进步提供了平台。这些档案学术交流与发展的平台则构成了1949年至1966年中国档案学的主要组织结构，档案学的“显”成果也是通过这些组织结构而实现的。尤其是档案高等教育的创办，为档案学术研究培养了后备人才，通过档案高等专业教育的熏陶，档案学人才源源不息地涌现，在继承先辈已取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档案学的研究疆域，促进学科的继续发展。

（三）档案学相对独特的学科文化初步形成

对于“学科文化”的确切内涵，笔者在本书中不作过多探究，仅引述其提出的背景，以求理解其最初的意图。最早将文化引入科学（学科）的学者是英国人查尔斯·P.斯诺（C.P.Snow）。1956年，斯诺在《新政治家》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两种文化》的文章，随后，他又将文中的思想进行扩充，于1959年在剑桥大学以《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为题发表演讲，使得学科文化成为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斯诺认为，不同的研究群体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文化，“非科学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那就是科学家是肤浅的乐观主义者。而在另一方面，科学家认为文学知识分子完全缺乏远见，尤其是不关心他们的同胞，在深层次上是反知识的” 。此种认识的隔阂，逐渐从科学与非科学的差异，扩展到不同学科之间，而隔阂的实质乃是文化的差异，这种文化的差异形塑了不同学科的研究群体及其内在的思想认识。正如前文所论述的那样，学科文化关乎一个学科内部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及有别于其他学科的、惯常的学术争论。

如果以此为理解学科文化的背景，那么1949年至1966年中国档案学相对独特的学科文化初步形成，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档案学为专业和职业的一批研究者的出现，他们很大程度上具有共同的阅历和研究方向；二是围绕档案学问题出现了“惯常的争论”，“这种争论不同于相邻学科的争论” 。关于前者，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以教授和研究档案学为职业的中国档案学者群体逐渐形成，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巩固政权、百废待兴的特殊时代背景下，他们刻苦钻研，开展档案学术研究，并以档案高等教育为依托培养人才，出版专业期刊，发表相关论著，提出了对中国档案事业及档案实践的基本看法，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档案理论和研究方法，使得中国档案学逐步粗具规模，学术地位得以基本确立；关于后者，档案学人在学术的探索中，开始有意识地通过争辩明晰档案学的基本概念与理论问题，这在1949年至1966年间主要表现在对陆晋蘧档案管理法的讨论与批评、对档案与资料问题的大讨论、“以利用为纲”方针的提出与争辩、档案学学科意识的明确等方面。 mqbwTsXF+Ou2HpqL/mWxLV09O74by8uALifUpDK5wLvRhR9K/M1IeRSM47dKzb0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