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1949年至1966年中国档案学的发展进路

在学术史研究中，历史分期是首要问题。对学科发展予以科学的分期，不仅关乎学科整体的历史脉络，更关乎该学科与其存在时代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互动。“学术分期是学术史研究的基础，也是研究学术的一种方法。通过分期，揭示学科发展的不同时期或阶段中的质的区别和各种联系，进而使学人在各个学术发展时期可以深入地研究。” 学术分期之所以重要，首先在于，通过学术分期，可厘清学术发展脉络，探明学术发展规律；其二在于，通过学术分期，可系统掌握不同阶段的研究资料、不同时期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应用；其三在于，通过学术分期，可结合时代背景，对学术进程中不断出现的理论、思想予以合理性解释与揭示。因此，研究1949年至1966年中国档案学的发展进路，同样需要进行学术史的分期。

一 现有学术史分期及其依据与缺陷

在档案学发展进程中，横向来看，不同历史时段的历史事件或社会面貌对档案学的发展具有深刻影响；纵向来看，位于社会发展历程中的档案学，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彰显出自身独有的特点和规律。横向与纵向、历史与逻辑相结合进行档案学的学术分期，更便于清晰地辨明档案学的发展面貌。目前档案学界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档案学历史时期采用了不同标准进行划分（表2-2），且划分出来的时段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时间节点相吻合。

以上对档案学的学术史分期并非仅针对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档案学发展历程，但基本上均把1949年至1966年划归为一段或两段，可见这段时期的学术完整性。但综观以上学术史分期，基本上没有脱离中国历史这一大背景，基于社会史分期的学术史分期方法仍是相关研究的首要选择。现有档案学史分期呈现出两种思路：一种是强调政权更迭的影响，而忽略了档案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基于“国史”的分期；一种是拘泥于自身变化规律，而忽略了社会文化与环境的影响——基于“档案史”的分期。对于本研究所涉及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而言，二者都不是最好的分期方式。笔者认为，学术分期既要考量这个学科的自身发展规律与变迁，又要综合考虑社会发展对这一学科的影响，尤其是时代背景在这一学科发展历程中镌刻的烙印。对于档案学而言，时代背景更是尤为重要，一则，档案学的发展与社会历史发展实际上存在一种互动关系，档案学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教育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不断调整适应，其发展历程也必然曲折变化；二则，档案学的发展也会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起到一定的佐证作用。因此，将档案学与社会历史发展大环境相结合，才能更全面地审视档案学的过去，为现在和未来提供镜鉴，并彰显档案学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功能。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视野下考察新中国档案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1949年至1966年中国档案学的历程，更能丰富学科专门史的研究内容，也能拓展共和国国史的内容。

二 1949年至1966年中国档案学的历史脉络

在对1949年至1966年档案学历史分期的再考量过程中，有四份文件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档案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四份文件分别为《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1956）、《1956—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1956）、《1956—1962年党（团）的档案工作规划》（1956）、《1963—1972年科技发展规划（情报、图书、档案资料）》（1964）。根据以上文件的内容，结合档案学发展的内在理路，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本研究将1949年至1966年的档案学分为四个阶段：1949年至1951年的迷惘期、1952年至1955年的摸索期、1956年至1962年的基本成型期、1963年至1966年的回落期。

1949年至1951年的迷惘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历史掀开了一个崭新的发展篇章。但新政权建立之初全国各项事业百废待兴，民主政权正处于巩固阶段，这一时期尚未建立全国规模的档案事业，很多部门在接收旧政权档案、管理革命历史档案的过程中仍沿袭民国时期和革命根据地、解放区时期的做法。在这种档案管理实践模式下，新中国档案学尚未正式进入学术研究进程，可以说仍处于预热阶段。当时，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的档案管理人员训练班还承担着培养档案干部的重任，并在档案教学过程中进行着一定的学术研究工作，出版的几本档案学著作也是民国时期所遗留下来的版本。1949年底，苏联专家米留申来华指导档案工作，帮助起草档案管理条例，并建议我国开办档案教育和成立全国性质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不久后米留申返回苏联，他为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带来了档案管理的新理念和档案事业发展的明确方向。但他的帮助主要集中在档案事业实践层面的指导，而在档案学术的发展方面没有带来更多的理论性成果。

1951年底，国内正处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阶段。党和国家组织了“三反”“五反”运动，目的在于消除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反动残余势力。这些运动的开展，随即影响到了档案界对民国档案学的态度。在这种国家政治形势的影响下，1951年底至1952年初，在档案工作实践和档案学术研究中开始对民国档案学采取强烈批判的态度，对民国遗留下来的档案学家也采取了批判与教育改造的手段，希望通过思想改造，致使这些民国档案学家摒除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并逐步转变成为坚信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档案工作者。总之，这一阶段，随着政权的更替，民国档案学失去了发展的土壤，民国档案学家纷纷转型，新中国档案学尚未开始建设，但米留申的档案事业构想和档案教育构想已在悄然萌芽。

1952年至1955年的摸索期。1952年，在苏联专家的建议下，在中国档案工作者的努力下，尤其是在老一辈档案学家的带领下，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档案班成立。自此之后，我国有了正规的国家规模的档案教育，开启了档案学术系统性规划阶段。1952年，苏联历史档案专家谢列兹聂夫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讲授档案学课程，开启了他为期三年的中国档案学研究生涯。1952年至1955年这三年，在谢列兹聂夫的帮助下，加之我国档案教员的集体努力，新中国档案学研究逐渐步入正轨。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档案教研室根据谢列兹聂夫1952—1953学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讲课的讲义内容，编写了《苏联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作为教学教材参考之用。这部著作也成为了新中国档案学发轫阶段的代表性著作，奠定了中国化档案学研究的特色与基调。1955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迎来了高潮，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火热进程中，档案工作为了配合上述运动，也加快了发展步伐。各地开始收集、整理敌伪政权档案并提供大批有关反革命分子身份信息的档案材料，档案利用在肃反运动中的作用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对档案重要性的认识，而在档案实践领域中的新形势与新问题又加速了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开展。这一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成立，自此以后，我国也按照苏联模式开展档案学研究，并编写符合我国国情、档情的著作。总之，这一阶段，随着政权的稳固，我国第一所档案高等教育机构创办，成为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阵地。谢列兹聂夫成为新中国档案学的“开山之师”，《苏联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也为中国化的档案学术体系提供了最早的指引。

1956年至1962年的基本成型期。1956年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一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了我国第一个发展科学技术的长远规划——《1956—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在这份规划纲要中，档案学成为所列16个独立学科之一，档案学学科独立地位的属性开始得到正式认可。 这一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全国档案部门开始注意档案的科学化研究工作。同样是这一年，国务院颁发《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对档案学及其他辅助科目，应加强研究工作，以提高科学水平”的任务。同年，《1956—1962年党（团）的档案工作规划》发布，该规划明确而具体地要求国家档案局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加强档案学及辅助科目的科学研究工作。加之苏联专家回国后，我国开始自主研究档案学的基础问题。这一时期档案学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研究内容不断丰富与扩展。除了对文书学和档案管理基础业务流程的研究外，这一阶段还开始对档案学基础理论问题进行探讨，研究的问题开始趋向学术性发展，档案学的学科体系逐渐完善，多门分支科目逐渐建立起来。

同时，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潮活跃而多元、社会形势纷繁而多变。1956年，我国城市中发起了一场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目的在于加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使他们更加认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并积极投身其中、贡献力量。著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就在这场运动中提出，意在强调人们有批评干部和官僚主义的自由。1957年2月，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进而他在《矛盾论》中阐发的原理成为指引我国档案学研究的重要思想和基本方法。以矛盾论为理论依据和分析方法的一系列研究纷纷出现，档案工作者开始用矛盾论的观点来研究档案工作的基本矛盾和发展规律，进而开始探索档案管理工作各个环节的关系问题，这一理论至今仍是档案界进行档案学研究的指导思想。随即开展的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中，一些持有异议的人士纷纷被划为右派分子。档案学研究在整风和“反右”运动中也深受影响。1958年全国“大跃进”的爆发，开启了我国档案工作全面大跃进的一年。在“整风”与“大跃进”的浪潮下，4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党的第三次全国档案工作会议，国家档案局召开第二次全国档案工作会议。其中“多快好省”和“大跃进”成为会议的指导思想，也成为档案工作的主旋律。接下来的两年中，《档案工作》刊物相继发表社论，力争档案工作全面为跃进服务。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加快档案学研究进程，1958年12月，国家档案局成立了档案学研究室，该研究室成为我国第一个档案理论研究机构。同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翻印了一批“旧中国”的档案学著作，以便在档案学研究中能够批判地继承与吸收。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科体系开始着手建立，各科目的教材也处于材料的收集和编写进程中。为了配合档案学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大跃进”，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资料室开始选取国家档案局以及各省、市、自治区档案管理局（处）《档案工作简报》上带有针对性与学术性的文章，汇编成不定期刊物《档案学研究（内部资料）》，从1959年11月25日发行第1期开始，先后出版了4期。与此同时，中苏关系并非如同“铁板一块”般的稳固，斯大林去世后，中苏关系逐渐出现裂痕，1960年8月苏联专家撤离中国。我国也逐渐摆脱了苏联的思维模式，档案学也更加趋向自主发展，在国际形势和国内各种“运动”冲击下，面临着新的形势。

为了总结全国档案工作“大跃进”以来取得的成绩，1959年6月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档案资料工作先进经验交流会，又称为“六月会议”，配合先进经验交流会还举办了全国档案资料工作展览会。但在“六月会议”后，档案战线出现了右倾思想和右倾情绪，对档案工作“大跃进”取得的成绩存在错误的看法，夸大了1958年工作中出现的某些缺点。青海省档案局最先发出“关于反对右倾，鼓足干劲，大战一个月，做出新的成绩，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通知”，随后国家档案局转发了该通知，这样全国档案战线转向批判右倾情绪和右倾思想的潮流中。1961年，为了改进和加强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发布，其中提出在刚结束的三年“大跃进”基础上，对研究机构各方面进行调整，制定了“定方向、定任务、定人员、定设备、定制度”的“五定”原则，提倡科学研究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注重科学研究的严肃性、严格性和严密性。这十四条意见对于“大跃进”之后的档案学研究起到了指导作用。到了1962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开始蔓延，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研究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也将“为阶级斗争服务”放在优先位置，部分档案学研究者被扣上了“修正主义”的帽子，受到摧残，其后两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广泛开展。总之，这一阶段虽饱受政治运动的纷扰，但却是新中国档案学创建之初取得主要成绩的阶段，是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以确立的阶段，是档案学学科体系初步形成的阶段，档案学得到了较为快速而自由的发展。

1963年至1966年的回落期。这一阶段，国内“左倾化”趋势日益严重，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埋下了伏笔，档案学发展逐步偏离正确轨道。这一时期，虽然也制定了档案学发展规划与纲要性文件，但苦于国内错综复杂的形势而在实际上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例如，1964年，国家科委、文化部与国家档案局制定并下达了《1963—1972年科技发展规划（情报、图书、档案资料）》，该规划在“档案资料”部分，提出了十年内需要完成的具体任务，包括加强技术档案资料工作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加强对技术档案资料的保管技术、修复技术和复制技术的研究，并提出了成立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1963年国家档案局即成立了研究所筹备处），倡导加强业务理论特别是科学技术方法的研究。但这些规划还未待正式实施，1965年，国内的阶级矛盾就已经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国家档案局于该年10月底开始编印《档案工作革命化讨论》内部刊物，到1966年4月共出版了4期即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停刊。同时，因一些档案工作人员反映国家档案局在指导工作中存在着“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单纯业务观点”“繁琐哲学”等问题，国家档案局召开了档案工作大讨论，重点谈论“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思想与工作革命化、档案工作的‘战备’、档案清理和鉴定以及文件立卷等问题” ，常规的档案学术研究被搁置，档案界局势十分紧张。1966年初，国务院批转国家档案局《关于中央各部门档案战备意见的报告》，档案战线席卷进“文化大革命”的大潮中。随后，档案工作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而陷于瘫痪，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停止招生，档案教育和档案学术研究也被迫中断。在后续动乱的十年，档案学发展遭受了严重的打击。总之，这一阶段，档案学研究并未向着《1963—1972年科技发展规划（情报、图书、档案资料）》中的“美好愿景”发展，迫于社会形势的影响，档案学研究出现了回落。 QNjPFqTgWzOBJUci/AZzdHR2QKs9P0Da1xIRh/89GJL9//l5RTPY9xgapT6VtVd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