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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带有浓厚的时代性色彩，一则学术乃一个时代的学术，时代精神和社会思潮必然会渗透到学术发展脉络中来；二则学术的发展变革也反过来对社会思潮起到一定的比照作用，学术的书写风格、表达方式形塑了其所处时代面对的冲突与问题。可见时代思潮对学术发展的重要影响，而这种时代思潮可具象为社会情境。关注社会情境就是在关注学术变迁内在理路的基础上，关注那些或是宏观或是微观的外在动因，关注引起学术变迁背后深层次的历史逻辑。
具体在探索1949年至1966年中国档案学的社会情境时，我们首先要关注当时整体的社会形势、国家政策、学术环境、治学氛围，因为这种“时代发展大背景”为新中国档案学奠定了一个基本的历史框架。而新中国成立后，最鲜明的“时代发展大背景”即为巩固新生政权，进行新政权的建设工作。这其中，档案即为新政权建设的命脉，尤其在接管城市、恢复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开展国家外交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秩序新旧交替、国际形势纷繁复杂，为巩固新兴政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组织成立的接收工作委员会，就将档案的征集、接收、集中管理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时任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也提出要“保护一切资财、图表、账册和档案”
，足以见得档案在新政权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正是新政权建设对档案的重视、对档案事业的依靠，才导致档案实践对档案理论的迫切需求；正是新政权建设过程中国际形势和国家政策的导向作用，才驱使“亲苏”的外交方针下档案学科建设的“以苏联为师”；正是新政权建设中新旧交替的社会秩序，才促使新中国档案学建设过程中对“旧中国”档案学术思想的批判与继承。因此，“档案事业及档案实践的发展需求”“步武苏联”“档案学术发展的前后承继脉络”这三个层次，就构成了1949年至1966年新中国档案学创建的社会情境。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各项事业百废待兴，社会主义秩序尚未形成，以政治力量为中心的社会形势使得经济、文化和思想高度整合。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我国档案事业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热潮、随着“大跃进”的开展、随着各种革命化运动而迅速发展，国家档案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相继建立，地方集中性质的档案行政部门和档案管理机构也纷纷建立。从国家到地方的档案事业建设迫切需要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的档案干部。档案行政机构及管理机构的建立、档案管理实践的开展对档案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需求，也为档案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议题，促进了档案学术研究的开展。
由故宫博物院文献部发展而来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在古代档案管理尤其是明清档案管理过程中，在对历史档案的分类、编纂等管理实践环节中，迫切需要理论的指导。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主要有内阁大库档案，宫中军机处、内务府、清史馆档案，宫外宗人府、刑部、农工商部、溥仪、长芦盐运使司档案，另外还存有部分外国移交档案和购入档案，十分珍贵。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历经数次变动，机构设置和人员设置尚未稳定下来，但馆内档案工作者仍结合档案管理的业务经验，撰写了十余篇业务研究类文章，并在《光明日报》《档案工作》等报刊上发表。此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从1955年开始先后自编或与其他单位合作编著出版档案史料汇编，取得了显著成果，为社会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汇编资料，如1955年出版的《中法战争》、1957年出版的《辛亥革命》、1958年出版的《戊戌变法档案史料》、1959年出版的《宋景诗档案史料》《义和团档案史料》和《清代地震档案史料》、1961年出版的《洋务运动》等总计有六百零一万字的资料汇编。
以上业务研究活动对历史档案的整理方法、编纂原则、内容开发等相关理论提出了需求，丰富了相关研究成果。
同样，由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处发展而来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旧政权档案管理，尤其是国民党从南京逃亡时遗留在重庆、成都等地的近百万卷档案资料的管理过程中，迫切需要理论的指导。这些旧政权档案反映了1912年至1949年旧政权中央机关的活动和发展情况，是历史研究的极好素材。由于国民党政府时期档案整理方法不统一，很多档案的整理工作仍比较粗略，基本沿用清末及北洋政府时期的一套方法，甚至杂乱无章。南京史料整理处采用清检法、标题法、分类校对法、编号登记法、分类索引法、档案库上架法等方法整理收集来的旧政权档案，使这些档案逐渐条理化，为编纂研究打好基础，并先后完成了四辑《中国现代政治史料汇编》、七十五个专题档案史料汇编、1927年至1949年的大事月表和参考工具书等数千万字的史料汇编工作。南京史料整理处1956年3月发布了《关于南京史料整理处十二年远景规划的意见》书，在整理处的发展前途和组织编制、完成民国时期全国性历史档案的集中工作、组织基本建设工作、完成1955年以前接收的历史档案的初步整理、纠正过去混淆的全宗并按立档单位整理、开展第二步复整工作、加强“类目索引”工作（尤其是“专题索引目录”工作）、开展文献公布工作、编纂出版业务书籍、建立保管制度和阅读制度、举办展览与培养干部等十二项工作中提出了具体的远景规划，促进历史档案的整理与研究。而对旧政权档案的整理与开发，也促使了档案学和史料学研究成果的问世，进一步明晰了档案学与历史学的关系问题。
由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馆筹备处合并并统一筹建的中央档案馆，在集中保管党和国家中央一级机关的档案文件时也对档案理论提出了迫切需求。1963年国家档案局将“熟悉档案内容，汇编档案史料，参加历史研究，提高服务质量，使档案馆能够在历史研究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作为奋斗目标之一。在此“方针”的影响下，据不完全统计，到1965年，中央档案馆为编辑中央文件汇编、中央文件选集以及为中央领导工作和社会各方面提供了档案材料十五万件。
在这一过程中对档案编纂、档案利用、档案鉴定等理论提出了迫切需求。除此之外，中央档案馆在档案管理原则、档案分类方法等方面也亟须理论的指导。
1954年，在苏联专家建议下、在国家领导人关注下成立的国家档案局，作为统筹全国档案事业的最高行政机构，在档案管理体制的确立、档案管理原则的形成中也迫切需要理论的武装。尤其是国家档案局刚成立不久，在推动文书处理部门立卷、建立正确的归档制度、推动各机关迅速整理积存档案以为开展机关档案室工作创造条件、筹建国家档案馆网、建立健全档案管理机构等方面的任务
对档案理论研究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
除此之外，地区级甚至县级的档案管理机构和行政机构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纷纷成立。自1954年起，为了集中保管撤销机关的档案和革命历史档案，先后成立了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华北六个大区的临时档案保管处（组）。1956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以及同年6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的《1956—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都提出建立地方性国家档案馆的要求。伴随着基层县档案工作如火如荼的开展，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全国各县纷纷筹备与建立档案馆，开展档案的收集与管理工作。1958年5月27日，全国第一个县级档案馆——河南省襄城县档案馆建立，经过1958年、1959年两年的发展，到1960年初，县级档案馆从1958年的1200个增加到1509个，而且有十二个省已县县设馆，有十个省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县设立了档案馆；到1965年，我国除台湾省外，二十九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都建立了档案馆，专、县级档案馆也发展到2000个左右，全国从中央到省级、到县级的档案馆网体系已经形成。
这一方面是在“大跃进”的全国形势下发展起来的县档案馆建设热潮，但是另一方面县档案馆的建立确实为基层档案工作的开展、国家档案馆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当时建立的县档案馆，“大部分是‘五合一’的机构，既是县的党政合一的档案馆，又是县委、县人委的档案室，也是全县档案工作的业务指导机构，还是档案教育机构，同时也是资料馆”
。这种“身兼多职”的设置特色，使得县档案馆的功能趋于多样化，关于县档案馆的研究内容也十分丰富。此外，1958年，全国地质资料馆建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建立的专业系统档案管理机构。随后，中国电影资料馆（1958）、测绘资料馆（1958）、辽宁抚顺城市基本建设档案馆（1960）、各个机械工业部和铁道部等专业系统档案馆（20世纪60年代后）纷纷成立，集中保管本系统内的档案文件，对国家建设具有促进作用。
以上档案管理机构和档案行政机构的建立，对档案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也为档案学术研究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尤其是档案的整理、编纂、分类和鉴定工作及其有关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不仅对国内政治形势和国家政策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影响，而且对国际政治形势具有变革性的改观。由于新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内国家形成了密切的交往。为了建立并巩固我国新兴政权与苏联“老大哥”的关系，“毛泽东在1949年宣布‘一边倒’以反对‘带有资本主义特征的帝国主义’的政策以后，在莫斯科花了9个星期（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进行了艰苦的讨价还价，最后签订了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自此之后，这项“一边倒”的国家政策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项决策的主要基调，也决定了国家建设进程中各行各业所选择的发展模式。如关涉国家发展命脉的经济建设就是依照苏联经验而采取的“计划经济”模式，与经济建设相关的经济学研究问题，也深受苏联的影响，“基本上承袭苏联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在基本内容、研究范式及学术取向上，大致与苏联的政治经济学保持高度一致”
。
在这种国际形势和国家政策的影响下，新中国档案学也走上了一条步武苏联的道路，尤其是“苏联式教科书”的体系、结构和内容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整个档案教育界和学术界。直到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苏联的发展模式逐渐暴露其弊端。1956年4月，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批判了教条主义，重申了结合中国实际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档案学也开始不断强调“中国本位”的学术发展道路，不再继续使用“苏联教科书”的翻译版本，而是由中国学者结合本国实际自行编写教材。尽管如此，由我国档案学者编写和出版的档案学各类著作尤其是教材仍基本上借鉴和发展了苏联教科书的体例与模式，在研究方法、基本观点、论述对象、写作框架等方面仍然沿袭了苏联的传统。
新中国档案学发展过程中效仿苏联的原因，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得益于苏联档案学在当时的“先进”和“发达”。纵观苏联档案学发展史，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苏联档案理论发展已趋于成熟，档案学各科目均有较为系统的学术性专著或教材问世。实际上，苏联对档案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自20世纪30年代起即已陆续出现相关成果。1935年克雅捷夫所著《档案工作理论与技术》一书在列宁格勒出版，此书在统一档案术语和探究档案工作理论方面具有突出贡献。1944年，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将许多已发表的有关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方法论问题的文章和有关各种载体文件管理办法的文章结集汇编成论文集。1946年米加耶夫著的《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一书出版，该著作论述了苏联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档案学理论研究成果。1958年苏联档案管理总局编著的《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则系统论述了苏联20世纪50年代的档案学理论发展进程。这期间及随后的一段时期苏联档案学界就档案学的理论与实践管理问题又进行了多次探讨，出版了诸多理论性与实践性兼备的著作、教材。
在这两方面原因的推动下，新中国档案学学习苏联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大量地翻译苏联的档案学著作、教材、文集、报告、规章制度条例等，供我国学术研究参考借鉴，或供教育培训资料之用；另一种是聘请苏联档案专家来华任教讲学或作学术报告，以便更好地将苏联档案理论在我国传扬与发展。首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将苏联档案著作翻译成中文，档案学术界和行政界特此从中央编译局调配过来一批懂俄语的翻译人员，并在档案著作翻译过程中，逐渐加强这些翻译人员的档案业务水平，改善翻译的准确性。韩玉梅、吕洪宇、苏秀云、孙敏等就是这批最早的“翻译官”，在他们的努力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翻译了大量的苏联档案著作及苏联专家讲稿、报告，这些翻译资料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档案学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启示与借鉴。当时翻译的苏联著作（表2-1）主要包括各种系统性的档案学术专著和在苏联出版的有关历史档案杂志和文集中选取的论文，其中有介绍苏联档案馆及其管理任务的，有关于档案全宗的区分、档案的整理与鉴定、档案的编目与参考工具的编制以及提供档案利用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总结的，有关于底图、影片、照片和录音档案管理原则和方法的，还有关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档案工作组织情况介绍的。除了翻译各类苏联档案学著作外，当时我国还利用各种机会派代表赴苏联考察档案工作实际和档案学发展状况。如1957年，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的裴桐和田风起、吴善昌专程去苏联访问，参观了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档案馆、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国家中央档案馆和列宁格勒州委档案馆等机构。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档案工作者第一次出国考察，足以见得中国和苏联档案学界之间的密切交往与联系。1958年，时任国家档案局局长的曾三和吴宝康、林德明组成的中国档案工作者代表团在出席捷克斯洛伐克全国档案工作者代表会议的同时，应苏联内务部档案管理局的邀请再次赴苏联进行参观访问。
表2-1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翻译苏联档案学著作列举
表2-1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翻译苏联档案学著作列举续表
其次，1949年至1966年，苏联档案专家的代表米留申、姆·斯·谢列兹聂夫、格·伊·沃尔钦科夫和舍皮波娃
先后来华传播苏联档案学术和档案实践，为新中国档案学带来了直接的苏联经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49年11月，时任苏联中央档案管理局副局长的米留申来华指导档案工作，并将苏联档案管理经验以报告的形式传递给我国的档案干部，在其回国之际还帮助起草了数份档案管理指南，并提出了多项关于发展我国档案事业、创建我国档案高等教育、发展我国现代档案学的宝贵建议。随后，为了开办新中国第一所正规档案高等教育机构的需要，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协调下，苏联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的历史档案专家、档案学副博士谢列兹聂夫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并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了三年之久，为我国档案高等教育培养教员和学生，其档案学著作、教材提纲、课程讲稿、专家指导、学术报告均被悉数译成中文，在我国档案教育和档案人才培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待谢列兹聂夫回国后不久，苏联档案专家沃尔钦科夫和舍皮波娃先后来华，并在访华期间作了多场学术报告，介绍苏联档案工作的开展情况及学术研究进展。
苏联档案学为新中国档案学带来理论和实践的指引外，还不可避免地将其所宣扬的意识形态渗透到新中国档案学的脉络中，其中最明显的是我国基本认同了苏联对西方资本主义档案学的批判态度，并深受影响。苏联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档案学教研室在编写《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一书时，在序言中直言西方资本主义档案学的缺陷与不足，甚至认为西方的档案学思想“与苏联档案建设的出发点是根本对立的”
。正是在苏联的影响下，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发展档案学时，人为地以阶级性和党性为标准自动将档案学分为资本主义档案学和社会主义档案学两大阵营，并认为“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档案学，其无比优越性表现在各种或一切档案学的基本问题上，例如按芬特来保管文件的问题，只有苏联才能正确地解决，在其他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不能也没有能正确解决的，又如整理文件的原则，这一问题亦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不能也没有解决的问题，再如整理文件的方法学，即编制科学参考工具书、编目等，亦是如此”
。
受两大阵营思维的影响，除苏联外，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档案界也与社会主义阵营内其他国家如东欧、朝鲜、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有些许往来。如1961年8月，越南劳动党中央办公厅档案处来电，索要档案学专业教科书。同年11月，应我国政府外交部的邀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档案工作考察团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同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还接收到印度历史档案委员会发出的参会通知。1963年4月，阿尔巴尼亚国家档案局局长季米特尔·科蒂尼为首的阿尔巴尼亚档案工作者代表团前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参观访问。此外，我国档案学刊物上还有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档案通报》）、南斯拉夫（《档案工作者》）、捷克斯洛伐克（《档案》）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档案学及档案事业发展情况的介绍。
因我国古代档案思想并未上升到“学”的高度，且比较零散，加之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古代档案思想尚未进行系统的总结，所以谈不上批判与继承的问题，古代档案思想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而在现代档案学术体系中得以呈现。因此，这里所说的“旧中国”的档案学术思想确切来讲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涌现出来的档案思想。
由于民国档案学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尤其是“行政效率运动”中形成的档案思想，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建设社会主义档案学过程中，如何对“旧中国”的档案学予以合理评价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而对“旧中国”档案学的态度也随着档案事业的发展、档案学术研究的进步而逐渐发生转变。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旧政权资本主义的批判导致当时对遗留下来的各种文化遗产也采取批判的态度，那时对旧档案学的评价也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如对民国时期档案学研究取得成绩的忽视，对十进分类法、纲目分类法、类户分类法的批判等都体现了当时对旧档案学的否定。比较典型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认为“十进分类法”是来源于“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图书分类法”，是“过去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有人把美国的图书分类法机械地搬用到档案工作中来，以致流传到今天，这正是旧中国半殖民地依赖性的结果”。
1952年在创办新中国档案高等教育时所强调的“一无教员、二无办档案学的经验、三无教材”也表明新中国对民国档案学的摒弃——“不是没有，而是没有符合条件的教员、办学经验和教材”
。时任国家档案局副局长的张中在1956年于全国档案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目前档案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的任务》中对民国时期的档案改革有过如下评论：“国民党反动政府曾经闹了几年所谓‘档案改革’，但是除了生硬地搬用图书管理法等方法以外，在档案科学方法方面，遗留下的可用的东西是不多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曾经有一些人专心研究档案学方面的问题，但是他们的研究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同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支持，因此，在旧中国不可能建立一门科学的档案学课目。”
对民国档案学持有相同态度的还有苏联历史档案专家谢列兹聂夫，1956年谢列兹聂夫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档案建设》一文，其中对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和重庆崇实档案函授学校的建立与档案人才的培养主要持批评与否定的态度：“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于1940年在湖北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内附设了一个档案管理专科。但有意思的是，国民党政府不颁发组织档案管理专科所必需的经费，而只能从在华美国教会当局领取补助金。”“革命前的中国除了这个档案管理专科之外，于1946年3月，在重庆还创办了一个私立档案训练班，其修业期限为3个月，然而却大吹大擂地称之为‘档案学校’。”“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的档案工作是分散地进行的，既没有任何统一的文件材料整理方法，也没有关于全宗的科学概念。资本主义国家档案工作方面的反历史的资产阶级观点，得到了广泛传播。国民党制度下档案工作的悲惨状况还表现在，文件材料经常被盗窃和在市场上出卖，因而落入私人手中，形成巨大的私人档案文件汇存。国民党政府从未同盗窃和买卖文件的行为进行过严肃的斗争。”
在谢列兹聂夫的论述中，无论是民国时期的档案工作开展情况、档案学教育的组织情况、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情况等都是不科学与不完备的。这种论述在今天看来不免趋于片面、有失偏颇。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旧中国”尤其是民国时期的档案学及档案改革主要持否定的态度。
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随着对档案史研究的逐步深化，档案学界开始认识到继承我国档案学历史遗产的重要性，认识到在学习苏联的基础上，还要不断地吸收原有的历史经验，借鉴和研究旧档案学的思想精髓。这种转变在1958年得到了集中体现。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以内部资料的形式挑选并系统翻印了民国档案学的部分著作，即后来所说的“旧中国档案学十三本旧著”，供教学和研究之用。虽然旧著的翻印出版主要用于档案教学，供批判性学习，而非出于学术传播与思想弘扬，但在“批判”的基调上开始强调“吸收借鉴”。正如翻印说明中所写的那样：“由于教学与科学研究的迫切需要，人民大学第一批翻印了全国解放前出版的有关档案学的旧著十三本
。一般说，上述旧著是有一定代表性的，研读了上述诸书，就可以对旧中国的文书处理和档案管理的研究有一概括的了解，并便于批判地吸收旧档案学的历史遗产。由于是旧著，因此在原则、观点、方法等方面有不少的缺点与错误，甚至有些反动的观点与言词，为了批判和参考，在翻印时仍保留了原样。”
这时对“旧档案学”的态度已由“批判”逐步转向了“批判地吸收”，但十三本旧著的发布范围仅限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内部，后来由于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和国家档案局以及有些机关在研究工作中需要参阅，又将这十三本旧著加印一次，但仍未对外公开出版，仅在内部传阅。但好景不长，20世纪60年代，随着“左”倾错误的扩大化，档案界也深受影响，对民国档案学著作的翻印与发行、对旧档案思想的研究又被冠以“为国民党歌功颂德、涂脂抹粉”的“论调”
，这种批判在“文化大革命”时达到顶峰。
对民国档案学态度的转变，可从吴宝康的论著中窥见一二。1954年，吴宝康曾发文表示“用美帝国主义教会经费举办的具有很长历史的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开设的档案专科与档案训练班，它所传布的档案管理法正是美国的图书管理法的变相”
。到了1957年，吴宝康又提出“向苏联学习，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向我们国家自己的好传统学习，也是很重要的。此外，还可以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好经验学习”
。这时，吴宝康富有远见而较为全面地认识到新中国档案学向苏联学习、向我国传统经验学习、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三者不可偏废，尤其是在批判民国档案学的舆论浪潮中提倡“向我们国家自己的好传统学习”“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好经验学习”的理念是十分富有开拓性的，也是十分大胆的。
因此，为了学习“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档案学著作，就有了上述十三本旧著的翻印出版。但到了1961年，吴宝康在《档案学是一门科学（初稿）》中对民国档案学却提出了猛烈的批判：“（从）清末王朝、北洋军阀政府到蒋介石独裁政府，它们所订的档案工作制度和规定，正是反民主反革命线路的代表，国民党反动政府所发起的‘行政效率改革运动’就是最反动的表现。不少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学者参加了这个运动，写出了许多有关档案学的论文和著作。同时，当时的资产阶级史学界和学术界，由于整理明清档案的实践需要，也促使一些人去研究档案学，发表了不少论文。但大都把档案学作为附属的科目来研究的。如说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行政学的一部分’‘图书馆学的一支’等等。”
虽然学术与政治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联系，学术难免不受政治的影响，但此种以政治的“优劣”与否作为评判学术“进步”与否的标准未免过于绝对，陷入了严重的以意识形态主导学术研究的思想壁垒。随后，吴宝康又综合考量并评价了“旧中国”的档案学发展问题：“我认为正确地评价与估计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国民党时期的档案改革、文书档案连锁法的评价，政治上的分析仍是需要的，把三四十年代产生的档案学，说成是我国档案事业发展史上的一大飞跃，这样的评价太高了，只能说是积累了经验知识，只有社会主义档案学的产生和形成才是真正的飞跃。”
此时，吴宝康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对民国档案学予以评价，其所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为我们评估旧档案学树立了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但受所处时代及政治形势的影响，吴宝康言语之间将社会主义档案学与旧档案学的成就对立考量，并在无形之中加入了政治立场分析问题，其观点中所体现的局限性仍值得商榷与探讨。
对旧档案学应采取何种态度关乎新中国成立后档案学的发展问题。民国档案学发端于国民党政府为提高办公效率而发起的“行政效率运动”，其主要目的并非是发展档案学术研究，而是以公文改革为切入口，通过提高国民党政府机关内部运转效率以巩固政权。而“行政效率运动”的发起人甘乃光和主要参与者均没有档案学教育的相关背景，而是在行政学或图书馆学上颇有造诣，这都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否定与批判民国档案学的原因。但是，这种过于放大民国档案学中不成熟、不健全部分的态度，是十分不可取的；反之，如果对其评价过高、肯定过多，一味地宣扬其中的理论精华与先进做法，夸大“行政效率运动”和“文书档案连锁法”的实际功效，这种态度也是应该避免的。所以，这也造成了对旧档案学复杂而矛盾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