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资企业印度尼西亚籍员工访谈及数据统计是本课题调查的核心任务之一,中企本地员工的基本人口统计特征、劳动力素质概况、对企业的认可程度、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和态度等对中资企业对投资、经营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产生影响。本节主要以性别和年龄作为两大基础指标,分别结合印度尼西亚员工的族群、宗教信仰、婚姻状况、出生地、受教育程度等基本人口统计特征作分析。
选择按性别划分的印度尼西亚员工年龄、受教育程度、族群分布、宗教信仰、婚姻状况和出生地分布等基本人口统计特征,具体分析本次调查所获印度尼西亚员工数据的概况和一般特性。
如图2-1所示,在515个有效样本中:26—35岁受访员工占比近一半(49.51%),其中该年龄段的男性员工(53.50%)比女性员工(42.47%)多出11.03个百分点;19—25岁员工占比超过三成(34.37%),但该年龄段的女性员工比例接近半数(48.39%),远多于占比为26.44%的男性员工;36岁以上员工占受访总数的16.12%且女性员工不足一成(9.14%)。基于上述分析可知,19—35岁员工占比高达83.88%,说明印度尼西亚中资企业本地男性及女性雇员都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也反映出印度尼西亚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处于人口红利持续释放阶段。
图2-1 按性别划分的员工年龄分布( N =515)
按性别划分员工受教育程度来看(见图2-2),在514个有效样本中,中学及以上学历的员工占比高达九成以上(96.49%),其中具有本科学历的员工接近一半(48.05%),硕士及以上学历占2.53%,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员工超过半数(50.58%)。当前,印度尼西亚拥有超4000所高等教育机构,涵盖综合性大学、专门性学院、学院、理工学院、专科学院及社区学院等类型,国内高等教育已步入大众化阶段,政府推行的《国家教育体系法》《国家教育标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手册》等一系列质量保障措施有效地促进了本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6] 以性别差异划分,具有中学学历的男性员工占比高达51.83%,超出女性员工16.35个百分点。但本科及以上学历中女性员工多于男性员工,其中具有本科学历的女性员工超过六成(60.22%),而男性员工仅为41.16%。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女性员工比男性员工多1.1个百分点。基于数据分析可知,未上过学、小学学历、硕士及以上三种受教育程度的员工比例很小,印度尼西亚中资企业员工的学历集中分布在中学及本科教育水平阶段。中企本地员工素质总体好于本地企业,企业偏向招募受过中高等教育的员工。
图2-2 按性别划分的员工受教育程度分布( N =514)
从族群分布来看(见表2-13),在507个有效样本中,爪哇族所占比例最高,达42.21%。其他族群占比超过三成。巽他族也占有一定比例,为15.78%,马来族、马都拉族及巴达克族占比较少,均低于5%。印度尼西亚中资企业本地员工的族群分布与印度尼西亚多民族国家且爪哇族是第一大民族的实际情况相吻合。依据性别划分可知,爪哇族的男性与女性员工基本持平,其中男性员工占42.55%,女性员工占41.62%。其他族群的男、女性别员工也基本保持平衡状态,女性员工仅比男性员工略高0.59个百分点。巽他族的男性员工占比和女性员工占比基本一致,男性员工稍比女性员工多出0.16个百分点。巴达克族的女性员工比例高出男性员工3.15个百分点,是本次调查的印度尼西亚员工族群分布中性别差异最大的一组。
表2-13 按性别划分的员工族群分布( N =507)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宗教多元的国度,政府倡导宗教信仰自由。基于表2-14分析,在515个总有效样本中,信仰伊斯兰教的员工占八成以上(82.14%),这与印度尼西亚是世界最大的伊斯兰教国家的特征相符。信仰基督教的员工占比不足一成(8.35%),信仰天主教和其他教的员工占比基本上持平,前者占4.47%,后者占4.27%,受访的员工中信仰印度教的比例最小,仅为0.19%。依照性别差异具体来看,信仰伊斯兰教的男性员工比例多于女性员工,两者相差14.11个百分点。但是,在基督教、天主教和其他宗教的信奉情况上,女性员工的比例均高于男性员工,其中信仰基督教的女性员工高出男性员工6.29个百分点,信仰其他宗教的女性员工也高出男性员工5.93个百分点。
表2-14 按性别划分的员工宗教信仰分布( N =515)
从员工的婚姻状况看,如图2-3所示,在515个有效样本中,超过半数(53.59%)的受访员工处于单身/未婚状态,而已婚状态的员工占比44.85%,其余为离婚(1.17%)及同居状态(0.39%)。按照性别差异划分,单身/未婚的女性员工占比超过七成(74.19%),远远多于男性员工的比例(41.95%),两者占比相差32.24个百分点。在已婚的状态中,男性员工的比例高达56.53%,而女性员工比例仅为24.19%,前者比后者高出32.34个百分点。从统计数据上可以看出,单身/未婚的员工比例稍高于已婚员工,而且单身/未婚的女性员工多于男性员工。已婚状态的男性员工的比例远高于女性员工比例。
图2-3 按性别划分的员工婚姻状况分布( N =515)
企业管理人员因性别而形成的心理状态、个性特征等差异会对企业的日常管理形成一定影响。在512个有效样本中,一共有42.09%的印度尼西亚受访员工参与中资企业的管理活动,其中男性管理人员占22.63%,略多于女性管理人员(19.46%)。相较于管理人员,非管理人员的比例更高,其中男性非管理人员比例高达77.37%,女性非管理人员比例更是超过八成(80.54%)。但无论是男性管理人员还是女性管理人员,本地员工占比仍略少,中资企业的“本土化”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图2-4 管理人员与非管理人员的性别差异( N =512)
对比上文按照性别差异分析印度尼西亚员工的人口统计特征,本小节将按不同的年龄阶段划分印度尼西亚员工的族群差异、受教育程度与出生地分布,通过年龄组的划分进一步分析印度尼西亚中资企业本地雇员的基本特征,以加深对其认识和了解。
首先,按照年龄段的分布来看受访员工的族群差异,如表2-15所示,在507个有效样本中,爪哇族员工中19—25岁、26—35岁、36岁及以上三个年龄段的占比基本上保持一致,36岁及以上的员工比例最高(42.68%),19—25岁的员工占比紧随其后(42.44%),26—35岁的员工占比(41.90%)略低于前两个年龄段。对比爪哇族,巽他族各年龄段的员工比例随着年龄递增而依次减少,19—25岁的员工占比接近两成(19.77%),26—35岁的员工比例减少至14.62%,36岁及以上的员工比例再次减少为10.98%。与巽他族相反,其他族群的员工比例随着年龄递增逐步增加,三个年龄段的员工比例依次为30.23%、33.99%以及36.59%。马来族中,36岁及以上年龄段的员工所占的比重最大,接近一成(8.54%)。巴达克族中,26—35岁年龄段的员工占比(5.53%)高于另外两个年龄段的员工比重。
表2-15 按年龄段分布的受访者族群差异( N =507)
其次,从各个年龄段受教育程度的分布来看,在514个有效样本中,具有中学学历各年龄段的员工比例与持有本科学历的各年龄阶段的员工比例恰好呈现相反的分布态势(见表2-16)。具有中学学历的员工中,19—25岁年龄段的比例为44.07%,之后随着年龄阶段的递增而员工的占比增加,即26—35岁员工比例增至45.28%,36岁及以上的员工比例超过半数(51.81%)。同上述分布态势相反的是,具有本科学历的员工比例随着年龄阶段的增加而递减,19—25岁年龄段的员工比例接近五成(49.72%),随后逐次递减为48.43%(26—35岁)和43.37%(36岁及以上)。可见,随着印度尼西亚国民高等教育水平不断提升,适龄国民接受本科教育的比例增加。
表2-16 按年龄组划分的员工受教育程度分布( N =514)
最后,按照年龄组划分的员工出生地分布来看,在514个有效样本中,出生地为城市的受访员工比例超过六成(63.62%),36.38%员工出生于农村(见表2-17)。出生地为城市的员工中19—25岁年轻人占比重最高,接近七成(69.32%);26—35岁的员工比例次之,但也超过了六成(61.18%);36岁及以上的员工比例少于六成(59.04%)。出生于农村的受访员工中,36岁及以上年龄段占比最大,超过四成(40.96%);其次是占比为38.82%的26—35岁年龄组的员工;占比最少的是最年轻的受访年龄组(19—25岁)的员工,占比仅为30.68%。数据表明,印度尼西亚中资企业的本地雇员以来自城市的青壮年劳动力为主,这与表2-10所示的中企集中分布于服务业的行业特征相符。在一定程度上,来自城市的青壮年劳动力较农村的劳动力能够更好地适应服务业的工作环境,熟悉业务流程,满足岗位要求。
表2-17 按年龄组划分的员工出生地分布( N =514)
[1] “展望五国”,英文VISTA Countries,是由越南(Viet Nam)、印度尼西亚(Indonesia)、南非(South Africa)、土耳其(Turkey)、阿根廷(Argentina)的英文首字母组成谐音英文单词Vista,“展望、眺望”之意。此概念是由日本“金砖四国”(BRICs)经济研究院负责人门仓贵史于2007年提出。“展望五国”是继“金砖四国”之后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国家代表,被认为未来几十年内经济将会有飞速的发展。据推算,从2005年至2050年西方七大工业国的经济规模以美元计算的话最多扩大到2.5倍,“金砖四国”扩大到20倍,“展望五国”预计可扩大到28倍。
[2] 参见《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3] 许利平:《“一带一路”背景下印度尼西亚国民性研究》,《云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14年第3号令:《境外投资管理办法》,(2014-09)[2020-04-25],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c/201409/20140900723361.shtml。
[5] 参见《印度尼西亚中国商会总会2019会员大会换届选举》,(印度尼西亚)《国际日报》2019年12月16日,A8版)[2020-05-01].http://www.guojiribao.com/shtml/gjrb/20191216/1511394.shtml。
[6] 郑佳:《印度尼西亚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历史进程与体系建设》,《世界教育信息》2018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