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武新军

任何种类的历史研究，都离不开史料的积累，编订各类“年谱”则是积累史料的好方法。唯其如此，许多著名的学者才会把“年谱”视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梁启超曾把年谱视为“国史取材之资”；王瑶先生在新时期之初，也曾提出“由年谱入手，钩稽资料，详加考核，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条件”的设想与规划。

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史料建设和作家年谱编撰工作的整体滞后，严重影响着文学史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几年前，我在《关于中国当代重要作家年谱的编制的几点想法》一文中曾指出：充分借鉴古代、现代作家年谱编撰的经验，有计划地推进当代重要作家年谱的编制工作，编撰出版一批高质量的作家年谱，可以突破制约当代文学史料建设的“瓶颈”，使其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可以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奠定坚实的史料基础，并深入论证了系统地编撰作家年谱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意义。

近几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编撰当代作家年谱的重要性，林建法先生在《东吴学术》杂志持续不断地推出当代作家、批评家年谱，并与复旦大学出版社合作，先后出版了苏童、余华、阎连科、范小青、阿来等当代作家的文学年谱。尽管这些已出版的年谱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建设工作的一个突出的亮点。

我们是在2011年开始着手“中国当代重要作家年谱丛书”的编撰工作的。在课题组反复沟通的过程中，我们逐渐达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识：作家年谱应该是高水平的研究论著，是在长期梳理、消化史料的基础上浓缩的精华。作家年谱首先应该是对作家本人的研究成果，要通过对史料的精心编排，较为完整地复原作家的生平与创作经历，清晰地呈现出作家思想、文学观念发展转变的轨迹，准确地把握不同时段作家的生活方式、精神状态与写作方式，从而推进和深化对于作家作品的理解。同时，年谱又不仅是对谱主本人的研究，好的作家年谱应该是了解一个时代文学整体风貌的窗口，应该能够通过一个作家的成长环境与成长经历、社会活动和文学活动，整理出尽可能多的文学史发展演变的信息，复原当时文坛复杂的网络结构。只有如此，才能确保本丛书的学术质量和文献参考价值。

围绕上述目标，课题组经过几年的努力，多次聚集开封，召开年谱改稿会，终于完成“中国当代重要作家年谱丛书”（第一辑）的编撰工作。由于研究者学术个性、兴趣的差异，几本年谱在个性和风格上虽略有不同，但在研究内容、方法和整体目标上，却有着以下几个共同的基本特征：

（1）尽可能地拓展了年谱史料采集的来源。章学诚曾说：年谱是“有补于知人论世之学，不仅区区考一人文集已也”，征引史料的范围狭小，容易导致年谱的内容贫乏。在编制年谱时，我们除了遍寻作家本人的著述外，还广泛查阅与其关系密切的人物（家人、亲友、同事、编辑、研究者）的论著和回忆文章。条件许可的，还围绕相关问题对知情者进行采访，把书面与口述材料结合起来。同时把作家生活、工作所在地的地方史志、文学年鉴、地方文学发展文献、地方文学研究成果等，也纳入了史料采集的范围。面对庞大而散乱的著述，我们也有所侧重：重视作家自述与访谈、书信、日记，这里面有着更多的有价值的历史细节和闪光的碎片；更为重视文章发表的原始刊物和初版本，而不是简单地抄录选集、文集、回忆录、研究论著等。一方面，可以避免以讹传讹，最大限度地减少史料的错误；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有新的发现，发表在刊物上的作品和初版本，带有更多的原初形态，它们是与诞生时的复杂的社会语境联系在一起的，在刊发作品时往往会附有编者按、作家创作谈、批评家与读者评价等，从中更容易发掘出有价值的文学史的信息。

我们也看重各类电子文本，充分利用“中国知网”“维普”“报刊目录索引”“超星发现系统”“读秀学术搜索”“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等现代电子检索工具，可以使史料的检索工作事半功倍。但也不能过分依赖电子检索，因为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大量图书文献、许多地方文学报刊，甚至某些名刊大刊，尚未录入上述检索系统。有些“作家传略”“作品目录”“作品系年”包括部分已经出版的当代作家年谱，更多依赖上述电子检索系统，收入检索系统的篇目，大多被收目，而未录入检索系统的，则只能付之阙如。许多年谱或“准年谱”，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材料较为充分，而此前的材料较为薄弱。因此，在编撰当代作家年谱时，要处理好翻阅原始报刊与借用电子检索的关系，使其相互补充，相互资益。

（2）在描述作家的个人行迹和著述时，力求做到“详尽细致”“选精择粹”。所谓“详尽细致”，就是在“考订事迹之详”“排定年月之细”上见功力。特别是对于作家重要的成长经历，对于作家思想和文学观念的重大转换的过程，要想尽一切办法，逐年逐月乃至逐日进行排查，尽量使其完整，不留空白。作家早年的经历，一般材料比较少，可以简要交代人文、地理、语言环境对作家的影响。对于作家的重要经历，也有穷尽了一切办法，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这就需要按照统一的规范“存疑”：具体日期考订不清者，则列于该月之末；具体月份不详者，则列于季节之末；季节考订不清者，则列于该年之末。细致地排定年月日，是为了有利于后继者的拾遗补阙。

“详尽细致”并非“巨细靡遗”，有些不成功的年谱，过分罗列生活起居等琐碎的事实，反而淹没了作家思想、文学观念变迁的次序。为了避免这一缺陷，我们突出强调对史料要“选精择粹”：不能反映作家成长经历的材料，要尽量舍弃；在辑录作家、评论者的著作时，除非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一般不做大段的引述；对能够反映出作者思想、文学观念变革的重要文章，则坚持“择要摘录，分年编入”的原则。在摘录时，或仅摘取其一两段，或只摘录几个精彩的句子，旨在深化对作家的理解，并保证年谱不失钩玄提要的功效。

（3）高度重视作家与同时代的作家、批评家的关系。考究师友渊源、生徒授受，是传统年谱编撰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对此也有所借鉴。在录用同时代作家、批评家的材料时，尽可能简短精练，力避“喧宾夺主”。凡有所征引，必须有助于理解谱主本人成长的环境、社会风气和文学风尚，或者能展示作家、批评家与谱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为更清晰地呈现谱主思想、文学观念演进的轨迹，当年刊发的重要研究论著，以存目的方式列于该年之末，并遴选最具褒贬之意的观点，摘要录于该年年谱之中。

（4）高度重视重大政治、历史、文化事件，尤其是文学事件对作家的影响。“文变染乎世情”，在作家的生存方式、精神状态、文学观念与时代潮流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与相互促进的复杂的纠缠关系，要想理清作家思想和文学观念演变的轨迹及其原因，必须对“时事”与“作家”关系进行全方位的深度挖掘。中国古代和现代作家年谱，凡具有较高史料价值与文献价值的，往往都能够把政治史、文化史与文学的整体风貌勾连起来，使其他研究领域的学者，也能从作家年谱中受益。

（5）高度重视作家与各类文学传媒的关系。如今有过30年以上创作经历的作家，在创作起步、发展乃至成名之后，都对文学出版和文学报刊这类传统媒体有着强烈的依赖关系，出版社和文学报刊的约稿、改稿、刊稿行为，以及他们所召开的笔会、改稿会、研讨会、座谈会、评奖等文学活动，都会对作家的文学观念、写作方式、文学文体、表达方式等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对此我们予以高度关注，期盼能从这个角度打捞出更多的有意义的历史碎片，为研究者重建文学史的整体性提供重要的材料。当然，我们也没有忽视新兴媒体对作家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广播电台是一种强势媒体，许多作家是通过广播而扬名立万的，许多作品是通过空中电波而被广泛认可的。90年代以后，网络影视的迅猛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作家的生存方式与写作方式。在年谱丛书的编撰中，我们对各类传媒与作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发掘，期望能够积少成多，在广泛搜求这类史料的基础上，揭示出文学传媒结构的变革与文学历史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

在整理当代重要作家年谱时，我们都会遭遇一个难题：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媒体批评崛起之后，作家们频繁地对各类媒体发言，往往会“新见”与“旧识”杂陈，而各类媒体对作家的“访谈”，不顾“创新”而相互“套用”几成普遍现象。对此我们既不能回避，也不能简单地套用，我们更需要在泥沙俱下的媒体批评中“披沙拣金”，寻找作家思想、文学观念发展演变的轨迹。媒体批评的泛滥给史料整理工作所带来的挑战，我们必须认真地面对。

作家年谱的编撰是件非常艰苦的工作，要想一下子做到翔实完整、无所错讹，是非常困难的。许多成功的年谱，都是在反复补充和修订中完成的。唯其如此，中国古代和现代的年谱编撰，才会不断地出现“年谱补编”“年谱新编”“年谱改编”之类的著作。因此，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套年谱丛书，都可以说是年谱“初稿”或“初编”，遗漏或者失误之处在所难免，我们诚挚地欢迎学界同人批评指正，欢迎在此基础上钩沉补遗，考订错讹，增益完善。就中国当代文学学科而言，作家年谱编撰是一项最基础的工作，只有具有一定的规模，才能够产生良好的效益，我们也期待能够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这项工作中来。

2016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