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 22岁

1月离开张岳，到河北省保定市文化局创作组工作。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简称作协）河北分会。

铁凝在临行前，看望被关在牛棚里的进钢大伯（他原来是主管知青的支委）。进钢大伯对知青的关怀是细致入微的：冬天知青们潮湿的屋子里很快能升起奢侈的煤火，连每屋配一把新壶他都想到了；而当他生病，知青们给他送去红烧带鱼罐头之类的东西时，他却让小孙子把东西退回供销社，把钱还给知青。他扒着窗棂对前来告别的铁凝说：“走你们的吧，别惦记我，我没事儿。政策是死的，办法是活的。” ^[1]

在农村的四年间，铁凝结交了一些很要好的农村朋友，并学着用她们的思想和观点去思考，和她们一起享受农村中那些情趣。她白天辛勤劳动，夜晚坐在炕头上就着煤油灯，写下了近五十万字的日记、札记。多年以后，铁凝回首这段乡村生活时说：“生活是艰苦，但是和政治火药味浓烈的城市相比，农村的生活节奏还是显出了它的松散与平和。那时的中国乡村也还没有保护个人隐私的习惯。比如在白天，每户人家是不应该把家门关起来，村人串门可以推门就进。不该关门的理由是，你家又没有做什么坏事，为什么要关门呢？”有一次，铁凝在村里迎面碰见村中一位干部，他笑着告诉铁凝说：“你们家给你来信了，我拆开看了看，没什么事，你父母身体都挺好的，你就放心吧。那信我又放回村委会窗台上了，还有几个人要看呢。”村干部的话让铁凝哭笑不得，而他那一脸为铁凝父母的身体健康所表现出的欣慰表情，又使铁凝无法指责他侵犯了个人隐私。

关于知青生活，铁凝说：“我感谢冀中平原那密密实实的青纱帐，它把我领进生活，教会我永远喜悦人生。” ^[2] “我庆幸我到底没有枉做四年农民，我毕竟是为着以一个真实的自己去认识那些农民的真实而来的，因此，在做作的背后就有了一个不曾做作着的我” ^[3] 。

抱着这样的心态，铁凝看待农民的眼光是不同的，“她周围的农民便在她眼里‘活’了起来——不是‘学习班’和‘批判会’上那种被摆弄的机器式的假里假气的农民，而是实际生活中活生生的农民。他们也善良，也淳朴，而善良、淳朴又绝非是一贯性的随时都表现出来的必然品格。愚昧、贫乏、落后，难以掩饰的或正当或卑劣的欲望处处存在着，与当时的政治宣传相去甚远。原来，一切简单的政治概念都包容不了人类复杂的精神世界，人们原本都是些彼此不重样的‘单个儿’人。铁凝硬是把一个个‘单个儿’的人当成了知己，而那些单个儿的人竟忘了铁凝原来还是个城里的学生” ^[4] 。

因此，农村生活给铁凝留下的不是创伤，而是充实，并且为她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她不仅没有在伤痕文学时期写自己在农村的“伤痕”，反而在《村路带我回家》中表达了回归乡村的情感。这种差别使许多研究者不把铁凝放在知青作家之列。贺绍俊就认为许多知青作家“都是将知识青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内容进行思考的。因此，他们几乎都是采取鲜明的知青主体视角，站在知青立场上，去反观农村、反观人生、反观历史。而铁凝则没有这种强烈的知青情结，在她的思考过程中，知青生活是融在整个农村生活之中的，她不会去把二者剥离开来。因此，即使是写反映知青生活的小说，她的创作思路也没有去应答当时的意识形态需要。而整个知青文学的兴起和反响，都与其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密切相关。这也就是铁凝与新时期文学初期的这股最壮大的文学潮流擦肩而过的主要原因” ^[5] 。

创作《欢欢腾腾》。小说不仅充满儿童情趣、幽默感，而且准确把握儿童心理，把几个小孩子写得很可爱。

2月《丧事》刊《河北文艺》第2期。朵儿姑娘图虚荣，只想脱离农村，在为某“大干部”的老娘发丧中费尽心思巴结，最后只是去给“大干部”当保姆。小说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

春在一次会议上，第一次见到雷达。她把包括《夜路》在内的几篇小说剪报交给雷达，请他“指指毛病”。雷达觉得小说除了清新和真挚之外，并不怎样深刻，也并不怎样看重它们。晚上，在会议组织大家去看电影的路上，雷达故意冒了一句：“大家走好啊，这可是在走‘夜路’啊！”惹得人们全哄笑起来，铁凝也在暗中难为情地笑了。雷达并无恶意，只不过是开了一个善意的玩笑。

4月给顾传菁等三位编辑寄去新写的五篇小说。他们及时审读后，还是觉得集子的分量轻了些。当时有三个方案：1.作为鼓励，予以出版；2.等作者再写出几篇像《夜路》那样的作品后再结集出版；3.转交河北出版。当时河北省文联为庆祝建国三十周年，拟出版“礼花丛书”，已经向铁凝组稿。他们三人商量，想尽量说服铁凝采用第二种方案，于是写信邀请铁凝来天津商量出版事宜 ^[6] 。

秋受邀去天津面谈小说集《夜路》的出版事宜。

行前，受韩映山的嘱托给孙犁带信。这本是铁凝的机会。可是铁凝却面露难色，因为铁凝曾听人说过，孙犁的房间高大幽暗，人很严厉，少言寡语。连他养的鸟在笼子里都不敢乱叫。韩映山看出了铁凝的为难，指着他家镜框里孙犁的照片说：“孙犁同志……你一见面就知道了。”

在一个下午，李克明陪铁凝一同拜访孙犁。

这是一座早已失去规矩和章法的大院，孙犁先生曾在文章里多次提及，并详细描述过它的衰败经过。如今各种凹凸不平的土堆、土坑在院子里自由地起伏着，稍显平整的一块地，一户人家还种了一小片黄豆。那天黄豆刚刚收过，一位老人正蹲在拔了豆秸的地里聚精会神地捡豆子。我看到他的侧面，已猜出那是谁。看见来人，他站起来，把手里的黄豆亮给我们，微笑着说：“别人收了豆子，剩下几粒不要了。我捡起来，可以给花施肥。丢了怪可惜的。”

他身材很高，面容温厚，语调洪亮，夹杂着淡淡的乡音。说话时眼睛很少朝你直视，你却时时能感觉到他的关注或说观察。他穿一身普通的灰色衣裤，当他腾出手来和我握手时，我发现他戴着一副青色棉布套袖。接着他引我们进屋，高声询问我的写作、工作情况。我很快就如释重负。我相信戴套袖的作家是不会不苟言笑的，戴着套袖的作家给了我一种亲近感。 ^[7]

在一个小时里，他们谈了许多。孙犁嘱咐铁凝说，不要骄傲，不要赶浪头，要坚持自己的风格。

铁凝回到保定后，给顾传菁等三位编辑写信表示感谢。铁凝此后经常把自己的作品寄给孙犁，而孙犁每次都热情地回信。

10月中旬 收到孙犁10月9日的回信。孙犁对铁凝寄去的几篇稿子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如果比较，自然是《丧事》一篇最见功夫。你对生活，是很认真的。在浓重之中，能作淡远之想，这在小说创作上，是非常重要的。不能胶滞于生活。你的思路很好，有方向而能作曲折。

创作的命脉，在于真实。这指的是生活的真实，和作者思想意态的真实。这是现实主义的起码之点。

现在和过去，在创作上都有假的现实主义。这，你听来或者有点奇怪。那些作品，自己标榜是现实的，有些评论家，也许之以现实主义。他们以为这种作品，反映了当前时代之急务，以功利主义代替现实主义。这就是我说的假现实主义。这种作品所反映的现实情况，是经不起推敲的。作者的思想意义，是虚伪的。

作品是反映时代的，但不能投时代之机。凡是投机的作品，都不能存在长久。 ^[8]

铁凝努力理解孙犁所说的“在浓重之中，能作淡远之想”。孙犁的创作思想对铁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0月 完成《灶火的故事》初稿，反映战争年代一位部队炊事员在新中国成立后贫困、孤寂的晚年生活和僵化的精神世界，约有15000字，铁凝自己很看重。

11月 《不用装扮的朋友》刊《河北文艺》第11期。

12月底 收到孙犁12月23日的来信。

我很喜欢你写的童话，这并不一定因为你“刚从儿童脱胎出来”。我认为儿童文学也同其他文学一样，是越有人生经历越能写得好。当然也不一定，有的人头发白了，还是写不好童话。有的人年纪轻轻，却写得很好。像你就是的。

这篇文章，我简直挑不出什么毛病，虽然我读的时候，是想吹毛求疵，指出一些缺点的。它很完整，感情一直激荡，能与读者交融，结尾也很好。

如果一定要说一点儿缺欠，就是那一句。“要不她刚调来一说盖新粮囤，人们是那么积极。”“要不”二字，可以删掉。口语可以如此，但形成文字，这样就不合文法了。

但是你的整篇语言，都是很好的，无懈可击的。

还回到前面：怎样才能把童话写好？去年夏天，我从《儿童文学》读了安徒生的《丑小鸭》。几天都受它感动，以为这才是艺术。他写的只是一只小鸭，但几乎包括了宇宙间的真理，充满人生的七情六欲，多弦外之音，能旁敲侧击。尽了艺术家的能事，成为不朽的杰作。何以至此呢？不外真诚善意，明识远见，良知良能，天籁之音！

这一切都是一个艺术家应该具备的。童话如此，一切艺术无不如此。这是艺术唯一无二的灵魂，也是跻于艺术宫殿的不二法门。

你年纪很小。我每逢想到这些，我的眼睛都要潮湿，我并不愿同你们多谈此中的甘苦。 ^[9]

冬参加全国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会议期间拜望茅盾、张天翼等前辈。

[1] 铁凝：《真挚的做作岁月》，《女人的白夜》，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59页。

[2] 贺绍俊、杨瑞平：《知青小说选》，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851页。

[3] 铁凝：《真挚的做作岁月》，《女人的白夜》，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58页。

[4] 陈映实：《铁凝及其小说艺术》，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页。

[5] 贺绍俊：《铁凝评传》，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6] 顾传菁：《铁凝小说集〈夜路〉出版琐忆》，《中国编辑》2008年第3期。

[7] 铁凝：《套袖》，《女人的白夜》，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28页。

[8] 孙犁：《致铁凝信》，《孙犁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8—379页。

[9] 孙犁：《致铁凝信》，《孙犁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