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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创作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话剧《理想》。
上半年《会飞的镰刀》收于《盖红印章的考卷》 [1] 。责编庄之明对小说作了几处改动，铁凝毫不客气地给他写信，列举了11条理由来证明他的改动不合理。庄之明不仅没有生气，还回信称赞了铁凝的勇气，并接纳了她的反驳。为此，她对北京出版社和庄之明永远心存感激。
小说发表后，铁凝久久沉浸在激动中，连续一个星期，每晚睡觉前都要捧读一遍变成铅字的《会飞的镰刀》。铁凝把这篇小说作为她的处女作。
毕业前和同学一起演出话剧《理想》。铁凝饰演班长，帮助不愿意去农村的落后同学。另一位女同学饰演班主任。演出结束后全体演员（四男五女共九位同学）合影留念。受演出的感染，铁凝更加坚定了下乡的决心。
6月下旬 从一位熟人长者那里借到一本苏联小说《第四十一》，不想归还，最后只好用《金蔷薇》交换。先是后悔，继而懊恼，最终平静又窃喜。
6月30日 保定市的报纸和广播都报道了铁凝带头下乡的光荣事迹，把铁凝塑造成一个具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主动投入工农兵火热生活的革命青年。报道还谎称铁凝的母亲曾反对她去农村，于是母女二人共同学习《毛泽东选集》，后来母亲终于转变思想同意了铁凝的革命行动。母亲对这无中生有的杜撰始终耿耿于怀。
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接近尾声，一些城市的政策也开始灵活起来，比如保定市规定长子和长女可以不下乡。铁凝是长女，妹妹还在上小学，按照政策，铁凝完全可以不下乡。但是，铁凝为了实现当作家的理想而放弃参加部队文工团和留城，主动报名要求下乡。她为此被邀请到许多单位去“讲用”。
“讲用”，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个特定术语。当时的政治语境下，规定所有的人都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凡是“活学活用”得好的，就会树为典型，当局还为这些典型提供机会介绍自己是如何“活学活用”的，这种介绍活动就被称作“讲用”。讲用显然是一种政治荣耀。那个时代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高度政治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经常要产生新的政治术语，以保持政治的新鲜性。 [2]
铁凝根据当时两个最著名的口号——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联系实际进行发挥。
母亲对铁凝下乡十分担心。她自小生活在城市，对于乡村一向是惧怕的。她深信当时一切关于女学生下乡碰到厄运的传闻。铁凝临走前，母亲手拿刚刚注销了铁凝姓名的户口簿，泪流满面地问：“难道你真能成为中国的女高尔基？”但父亲支持铁凝下乡，他认为中国作家是应该了解乡村的。
父亲亲手为铁凝做了一个大木箱。这只木箱伴随铁凝下乡，回城时里边装着她大大小小的日记本，后来又随铁凝从保定到石家庄，仍然装着那些日记本。
铁凝为了当作家而选择到农村去当知识青年，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人们能够接受到的文艺理论只有一种被认定为惟一正确的、非常政治化的理论，这种文艺理论突出强调了深入生活，强调了生活是创作的惟一源泉。而在这种文艺理论中，所谓生活也是特指的，它只能是工农兵的社会生活。过去曾有人提出到处都有生活，但在‘文化大革命’中间，这种观点被作为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观念大加讨伐。铁凝在那个年代，无论从社会上，还是在学校里，无疑已经灌输了足够多的关于深入生活之类的教诲。十几岁的铁凝自然而然地会把作家与深入生活联系在一起，她以为，要当作家就必须深入生活，而生活在哪里，不知道自己每天就在生活之中，她认为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叫生活。在她的印象中，那些大作家都是从农村出来的，给了她鼓励的徐光耀就是来自农村的作家。她想，既然要当作家，就必须放弃当文艺兵的机会，下到农村去。” [3]
7月初 到河北省保定市博野县张岳村插队，担任知青点的副组长。
临行前，在保定市委大门前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铁凝作为知青代表在仪式上发言，然后在敲锣打鼓的热烈气氛中，被欢送的人群簇拥着上了披红挂彩的大卡车，绕保定市一周。
这种热闹一直持续到她插队的知青点张岳村。
我所在的点是距保定一百多华里的博野县张岳村，这是一个四周有着平原和沙丘的中等村庄，村里多榆、柳树。坐北朝南的平顶房上永远沐浴着平原上的阳光，家家房前都有一个木梯子，房顶上常年摊晒着应时的农产品。到冬天不再有东西摊晒时，玉米和薯干便就近堆入玉米秸编起来的圆囤里。开始我们这十几名学生就分散在这种窗前有梯子、房上有圆囤的农家里。 [4]
7月中旬 生产队让铁凝回保定换季。她在家里住了几天，家里像迎接国宾一样迎接她。
7月23日 离家时，母亲含泪把铁凝送上长途汽车。铁凝回到张岳村后，在日记里写道：
今天，妈妈含着眼泪把我送下楼梯。我却笑着把她劝回家去，怀着一种逃出保定的心情进了长途汽车站。
这两天我吃着大米饭、肉包子，却总觉得它们比不上我们亲手摘的西葫芦、大北瓜做成的熬菜，亲手拉着风箱做出来的卷子、饭汤香甜。睡着平整、松软的大床，却总是翻来覆去，脊梁底下像有石子硌着，这使我更留恋婶子、大娘那铺着金席的火炕。躺在这炕上，听着半导体里祖国四方的声音；围坐在炕上，讨论过中央文件的精神，想着我们张岳的未来，直到三星西落，窗纸发亮……我在城里走着看不见土星儿的柏油马路、松木地板，却更贪婪那一处土窝儿、一片土坷垃、一条条铺着“竹帘子”“星星草”“刺儿菜”的张岳的土道。我和多少城里人握手，却更渴望握一握张小爱大娘的粗手、增善大叔的硬手和素英的巧手。喝着消过毒的白开水吃冰棍，却更馋那打一桶水要摇一百下辘轳的井水和垄沟里飘着狗尾巴草的流水。
张岳，你的女儿终于回来了！ [5]
多年以后，铁凝重新审读这样的日记，“仿佛看见一个昧着良心从家里溜走、吃得肥头大耳、放下筷子就骂娘的小贼。但我怎么也择不清这里到底有几分真意几分虚假，甚至每每因了它内含的那无边无际的虔诚而自我感动。然而这虔诚实在又包含着连自己听来也战栗的做作，它虽然做作得一切都合情合理、天衣无缝。然而日记以外的我却常常有着不能自圆其说的破绽” [6] 。
铁凝后来用“鬼祟感”来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虽然铁凝怀着当作家的个人目的，但是她仍然“让自己在文学上的追求与革命口号、革命行动并行不悖，她将少女特有的天真转换为一种生存的智慧，巧妙地化解了个人性的文学追求与社会性的革命行动之间的冲突。……铁凝就是在这一关键时刻，学会了如何解决社会角色与文学追求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从抽象意义上说其实可以归结为自由与责任的矛盾：她的文学追求是她的内心自由，而她不得不承担的社会角色是一种社会性的责任承担，体现了人的社会性存在。这个矛盾后来始终伴随着她，而她基本上应对自如，妥善处理。她在处理内心自由与社会公共关系的冲突时的原则基本上……是寻求一种兼容和变通的方式” [7] 。
8月 为了尽快看上去像个农民，经常在中午坐在棉花垄里晒太阳，致使脸颊疼痛难忍，层层爆皮。
秋 和两位女伴赶着驴车去公社供销社拉化肥。两个女伴坐进车厢，铁凝负责驾车。她坐在左侧车辕上，手持一根细荆条，不时地在吆喝驴时晃上几晃，以助声威。从公社出来，却发现由于忘了拴驴，小灰驴自己拉着车走了。
9月18日 18岁生日。雨天。队长钻进玉米地给铁凝劈了两根甜棒，几个半大姑娘每人送她一只麦秸秆编成的戒指。戒指套上铁凝打满血泡的手时，素英捧着铁凝的手，心疼得哭了。
素英是个小巧玲珑的姑娘，很会整理、爱惜自己，也格外爱惜铁凝。她们在以后的许多年里都保持着这份友谊。铁凝回城后，素英出嫁前去北京办嫁妆，还住在铁凝家。铁凝为她铺了一个临时折叠床，她睡觉时仍然习惯地站上床去，像平日踩在炕头上那样，这使得她像踩钢丝那般东摇西晃。当妹妹暗中为她的举止发笑时，铁凝便斥责妹妹，想着素英是怎样地捧着她的手哭。在铁凝的日记中，不止一次地提到素英那灵巧、短小、粗糙的手。
晚上，在柴油灯下给父母写信，讲述白天的经历。“那时候，我又热情又虚荣。” [8]
初冬 素英请铁凝到她家去吃饺子。铁凝刚进门，素英就一头栽倒炕上，不省人事，接着便是口吐白沫，伴着浑身的抽搐，牙齿紧咬着舌头。铁凝被吓得呆立炕前。素英的母亲不慌不忙地说，这是遇到“庄客” [9] 了，因为素英昨天曾从坟地里走过。
素英的母亲边说边从炕席下面摸出一沓纸钱，划火柴点着，两条胳膊抡打着便唱起来，意思是请庄客把钱带走，宽恕素英。但庄客一时不走，他还在折磨着素英。素英已将舌头咬出了血，血沫在四周喷溅着。铁凝按照大娘的指示，赶快上炕将窗扇打开，并学着她的样子，张开手臂在屋内轰赶着。过了很久，素英才恢复正常。铁凝为素英得救而激动地抱着她失声痛哭。
多年以后，铁凝意识到素英患的也许是癫痫。但她从来没有讥讽过大娘和自己当时的愚昧。
11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
冬 村里盖好了知青点，铁凝搬入新居。
我们也有了两排红砖瓦房和房间都配有桌子和水缸的真正的“点”。但“点”的房子很潮，冬天铺在床板上的麦秸被我们的体温暖得长出麦苗，纤细的麦苗在潮湿的麦秸里蜿蜒着生长。
铁凝下乡时，湖南株洲市厂社挂钩、集体插队、带队干部参加领导的组织形式正在全国推广。铁凝和保定一家工厂的子弟共同就近在张岳插队。知青点建成后，与张岳村挂钩的那家工厂，为她们的院子提供了两扇高大、具有巴洛克风格的铁门。铁凝在短篇小说《死刑》中提到过这个铁门。
铁凝出身知识分子家庭，与这家工厂没有任何关系。和她同样性质的还有刘元梅和王陶。刘元梅的父母在政府部门工作，都是“民盟”的盟员；王陶是大学教师的女儿。她们三人在知青点上同住一室。王陶举止利索、充满朝气，刘元梅则像个善净而不多嘴多舌的好大嫂。
有一年元旦，她们三人关起门，就着柿子喝酒，刘元梅起了一身疙瘩，并伴有呼吸急促、瞳孔扩散，铁凝和王陶烧了一锅热水，用毛巾、枕巾为刘元梅热敷。直到天亮，刘元梅才恢复正常。此事被铁凝写入散文《真挚的做作岁月》和短篇小说《醉年》中。
铁凝和两位女友经常到村里八林老头的店里买酱油、醋，也买花生米作为零食。八林不仅在酱油、醋中大量掺水，而且严重缺斤短两，在卖花生米时更是显得异常诡秘。尽管一把花生米要花去铁凝半个月的工分，但她依然觉得值得，因为这里“不光有女人的奢侈，还有冒险的愉快”。
后来，刘元梅在河北省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工作，王陶则在1977年考入华北电力学院，后留校教书。
本年 经常和农村姑娘一起坐在炕头上，一边听着广播里梁效们鼓吹“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一边捉虱子、纳花鞋底儿，这使她有机会深深体察到乡村女人们那丰富而细腻的感情世界。她后来还保存着那些花鞋底儿，并多次写在她的作品中。
张岳盛产棉花，铁凝所做的农活也大多与棉花有关，从播种到间苗，到采摘棉花，还有掐花尖，打花杈，铁凝都干过。铁凝分到了几斤新棉花，这是她第一次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她把它絮成了一床新被。四年后回城时，她背回了这床被子。20多年后，这床被子还伴随在她身边。铁凝后来的小说中也多次写到棉花，如《村路带我回家》《棉花垛》《午后悬崖》《笨花》等。
[1] 刘心武等：《会飞的镰刀》，《盖红印章的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 贺绍俊：《铁凝评传》，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3] 贺绍俊：《铁凝评传》，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4] 铁凝：《真挚的做作岁月》，《女人的白夜》，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47页。
[5] 铁凝：《真挚的做作岁月》，《女人的白夜》，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48—449页。
[6] 铁凝：《真挚的做作岁月》，《女人的白夜》，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49页。
[7] 贺绍俊：《铁凝评传》，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8] 贺绍俊、杨瑞平：《知青小说选》，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851页。
[9] 民间传言，庄客是鬼的一种，平时潜伏在坟地里，在人走过时趁人不备附上人身，跟人回家中取闹。其形象被人形容得可丑可美，出入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