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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全球经济的发展，而当前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和资源过度消耗问题无不提醒国际社会，传统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已难以维持人类社会的繁荣和可持续发展，必须采取行动和措施。绿色经济学将人类的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引入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拓展了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边界。绿色经济关注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生态之间的矛盾，本质上是当前生产关系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就要求进行变革与创新，不仅要求技术层面的创新，更加强调制度创新、制度的合理化（诸大建，2012）。根据一些国家的经验，发展绿色经济需要进行有成效的制度创新，这些制度创新为绿色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是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指导理论。基于环境经济学视角，发展绿色经济的根本理论在于环境资源的内生化机制，处理好市场在解决公共产品时的外部性问题。
外部性（externality）是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基础。19世纪初，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首先提出外部性概念，指某些产业在市场中以某种非市场的行为对其他经济体的福利产生影响，自身的厂商成本曲线区别于市场水平而没有在市场中体现，私人成本低于市场水平的同时造成其他经济体的福利损失，即为负外部性（谢枫，2010）。常见的负外部性如企业环境污染问题，污染产生者的生产成本低于社会生产水平，但产生的污染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并没有对社会其他主体给予相应的补偿。又如生态环境，作为典型的公共物品，存在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即人们对生态资源的使用和消费并不妨碍其他人享受生态的好处，增加生态产品的社会供应并不增加边际社会成本。这将导致两个问题：生态产品消费偏好显示的不真实、问题搭便车问题，即生态产品的潜在消费者不愿意真实表达自己的主观需求，使得生态产品的供给在市场条件下很难获得收益；消费者在福利增加的同时并没有或者少支付生产者，即生态产品的正外部性。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庇古（马歇尔的学生）进一步对正外部性（外部经济）和负外部性（外部不经济）做出区分，并提出“社会净边际产品”和“私人净边际产品”两个重要概念。社会净边际产品指全社会资源边际增量带来的净产品总和，而私人净边际产品则指资源边际增量带来的净产品中由投资人所获得的部分，两者可能相等，也可能其中一方大于另一方（李寿德、柯大钢，2000）。按照庇古的观点，市场无法解决公共产品的外部性问题，需要政府的介入。庇古提出征税来纠正环境外部性，对于负外部性的排污者，私人生产成本低于社会成本，环境污染对社会造成了危害，就需要对其征税，用于弥补损失或消除危害。而生态资源等公共物品，其产品的生产供应需要使用广泛的公共资源，如果由私人生产，其生产成本往往高于社会生产成本，而生态产品的公共物品属性又决定了很难或者不适合限制其使用，因此市场无法弥补其私人生产与社会生产之间的成本差距，社会净边际产品的增加高于私人净边际产品的增加，即存在正外部性，对私人不足差额则应给予补贴。
当代英国经济学家科斯（Ronald H.Coase）对庇古的观点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导致外部性的原因是市场本身的不完善，而不赞成政府直接干预。科斯在1960年提出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s）概念，并对庇古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批评，科斯认为市场失灵是导致环境外部性的内在原因，只有通过市场的手段才能解决，产权是解决外部性的关键因素，政府不应参与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而应负责明确产权的界定方式，当产权可以界定且界定成本很小，市场双方就可以通过谈判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庇古和科斯的学术思想是目前解决环境和生态外部性问题的思路和方法的理论基础和主要出发点。
庇古认为应该对外部性的干预即正外部性行为给予补贴，而负外部性行为予以征税，而征税额或补贴额正好等于边际私人净产品价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品价值之间的差额，最优庇古税就是使排污量等于最优污染水平时的排污收费。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竞争的前提，庇古认为政府可以有效解决市场失灵导致的外部性问题，其解决思路的主要成本是合理税收或补贴的政策制定成本，这需要准确掌握生产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但实际情况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很难判断边际私人—社会生产成本差额，特别是生态产品，种类众多且市场不成熟，很难获取真实有效的信息，因此补贴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成本非常高。
根据科斯定理的观点，解决外部性的主要成本是产权界定和私人谈判的成本，如针对污染的负外部性，应由政府明确产生污染的权利以及免受污染的权利所属方，设置排污权等形式，通过市场交易机制使社会资源实现最佳配置。科斯定理提出，市场能有效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而关键是产权关系的清晰界定，就可以保障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实现相等。产权的界定虽然对财富分配会产生一定影响，只要交易费用足够小，就可以通过市场来实现资源的配置。
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完全自由竞争的前提，庇古认为在市场失灵的情形下，需要通过政府干预，纠正边际社会净产品和边际私人净产品的偏离，但这需要政府准确掌握二者之间的差距，政府必须能获得充分的企业生产信息和社会影响信息，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难以对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之间的差额价值量进行准确的判断，特别是涉及生态环境以及污染防治的企业种类繁多，很难获取全面的相关信息，因此无论是税收额度的确定，还是补贴标准的制定都缺乏准确的依据，同时政策执行过程也存在成本过高的问题。
科斯研究的是市场经济很发达的西方国家，科斯的外部性治理方案需要交易费用极低的前提条件，而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环境资源的交易成本太高，难以建设相应的市场以进行财产权的交易，而对于生态产品，特别是空间环境、生物多样性等，无法清晰界定其产权，因此很难建立相应的交易市场，即使进行市场交易成本也太高。当前，生态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并没有一个有效市场反映其价格，事实上，许多环境资源仍然没有市场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