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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天性（价值观）决定了国家的行动。有怎样的国家天性就会有怎样的国家行动。国际政治便是不同天性国家不同行动的大集结。这既是国际政治内容丰富的体现，也是主权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主体性诉求的声张和表达。但是，在历史进程中，国际政治难免陷入只有部分国家声音，尤其是只有大国声音的尴尬。出现此番情形，是因为存在这样一个逻辑，即“每个大国都渴望成为支配大国，正如每个支配大国都渴望成为全球性的帝国一样” [3] ，因而，大国难免总会积极尝试。小国，则自始至终受制于大国战略而生存。
由于国家之间分类意识及分类行动的被激发，大国与小国作为不同属性的存在由此成为事实。国家之间具有的某种不平衡性随之出现。加之，国家之间由于在政治、经济、人口和土地等方面差异的存在，更平添了国家间的类属性。这样，国家之间不是变得更为对等，而是更为不对等了。
一直以来，无论大国，抑或小国，其偏好都是相对稳定的。此番偏好之所以具有一定稳定性，原因就在于所有国家的内政外交行动遵循的逻辑基本是以利益为旨归的。20世纪，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成为普遍事实后，作为独立主权实体，国家以国际政治中重要行为体的角色兑现着相应偏好。为权力及利益奋斗，便是大国与小国基于特定偏好而做出的适宜抉择。由于大国与小国之间确实存在实力、资源优势差别，并且，它们之间也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以至于在兑现各自偏好上就未必能够达到对等的效果，在权力和利益的享有上，它们之间同样差异迭出。
客观地，大国与小国迥异的实力和优势，将影响着它们各自权力能力的大小。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一情势就被反复强化着。大国因具有足够的实力和优势，并具备将资源转换成为资本的行动能力，从而在将与自身旗鼓相当的其他国家沦为竞争对手的同时，也轻而易举地将利益和资源与自身格格不入的小国沦为依附对象。大国持续博弈，小国不断选边站队，就是国际政治格局的表征。
为维护价值、激发潜能以及兑现利益，无论大国，抑或小国，难免与其他国家产生交互。这种情况下，国家之间，尤其是身份一致的国家之间，在较好营造出共同体氛围的同时，也较易与身份悬殊（不一致）的国家滋生距离，从而加剧了国家之间的对立性，致使国家间的共通性遭到不同程度的剥离。
大国与小国同处共存，也使得国际政治格局不可避免地成为大国与小国之间权力消长的体现。大国往往成为国际权力的主导者，而小国则处于边缘化位置，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塑造很难起到实质性作用。
事实上大国与小国具有的角色差异，很难以某种直接的方式来消除。以至于国际舞台上，始终存在着不同身份的国家同处共存的事实。只有某类身份属性的国家存在，已不符合现实。不同身份的国家中，往往是实力强大的胜出，实力弱小的则处于劣势。经此，国家之间的悬殊明显拉大了。或者说，当国家使用武力、联盟、干涉主权等行为越多，以及对世界问题的涉猎越多，那么，就越容易将自身与其他国家的角色差异凸显出来。
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胜的大国，它们就更多地涉猎到世界问题的解决上来。面对世界局势的变化，它们以其政治经济实力开始寻求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建，力图推动普遍价值及广泛利益的建构，并最终寄希望能够“拥有同国家体系本身一样广泛的利益……能够施加与其所活动的最广义的社会范围同样广泛影响的政治力量” [4] ，并在自身势力范围内确立起“通过将其力量介入弱小力量中来占据统治地位（维护一种领主与陪臣）的关系，并尽可能限制其他大国渗透到其势力范围内” [5] ，从而为兑现价值目标、保卫既得利益做出铺垫。
小国，由于与大国存在实力差距，其在战略实践上将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大国。这样，大国与小国之间的互动，将呈现出一定的阶序性。比如，“从军事上，大国历来都很留意小的盟国和中立国的效忠状况，过去少数大国之间维持力量的平衡，常常干预小国的事务，以保持对小国的控制，或保障军事基地或资源地的通道” [6] 。与此同时，大国又不失时机对小国表现出柔和性。毕竟，对大国而言，“小国的生存或维护该小国的一定利益有利于本国利益”，因此，大国坚信自身确实“有可能充当……小国的庇护者和保护者，给予后者军事、经济、政治援助而对其无所甚求” [7] 。
尽管大国以凌驾之势支配着小国，但是，小国对国际权力的诉求，同样猛烈高涨。随着时局的转换，尽管小国在自主性上有所增强，但在受限于实力和能力的情况下，小国在与大国形成新的不平衡关系的同时，对大国的“仰仗”同样有所增强，并视大国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只有当它冒犯了普遍自由的利益，令其反抗时，这种力量才走到尽头” [8] 。可见，小国对大国的依赖在时间上会相对长。直到大国损害了小国的利益，这种依赖才会告一个段落。小国显然在借助大国而生息。
然而，为满足相应诉求，小国不得不出让某种资源以同大国形成交换（比如，小国出让自身的资源、土地、场所等，大国就抛售权力期许、经济援助、利益共享、科学理性、人权道义、政权辅佐等，从而达成交换），从而化被动为主动、化防御为进攻。同时，“小国可以利用其更强烈的关注与更高的可信性克服自身在不对称相互依赖中的脆弱性。……小国可以形成更强的权力转化能力。资源的不对称有时可以通过关注与意志的反向不对称得到弥补” [9] 。比如，自70年代始，“亚洲‘四小’依靠世界市场的发展，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高涨，依靠针对发达国家的出口业为主导部门，实现了快速增长” [10] ，凸显了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力量，从而满足了利益诉求。这一过程中，“亚洲‘四小’”是以出让忠诚、信任的方式，从而与发达国家形成一定的交换。
20世纪，冷战的爆发，在使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有机会重新组织世界，及将各自实力及由实力滋生的利益诉求转换成为行动秩序的同时，也使得各自的政策方案和战略行动产生强制性（即，以压倒另一方而对世界达到独占的目的和效果）韵味。美苏的努力，一方面博得各自势力范围内小国的赤诚忠心，另一方面也使得各自范围内的小国在其允诺的愿景、拟定的规则及出于攻心的奖励中克服了恐惧。此番情势使得小国庇荫于大国而安身立命的诉求极富戏剧性。
冷战时期，作为超级大国，美苏都无法指望别国提供保护，而都需壮大各自势力范围以保护自我。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确实并未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但是，正是在冷战营造的对峙氛围中，美苏耗尽所能，以疯狂之势壮大各自的能量（包括军事、意识形态的能量），它们甚至怀揣以压倒性态势置对方于死地的念头。
美苏基于各自诉求而发动的冷战，某种意义地达到了改造世界规则及国际制度之目的，最终为各自势力范围内国家基本权利的享有及权力维护提供了一定的章法。美苏针对各自势力范围内成员国采取的做法，是以一种挤压性的方式使与自身存在实力差距的小国，在实力明显低下的情况下，难以抵制强制力的裹挟，而卷入到美苏塑造的秩序结构之中，并与美苏维护着出于权宜之计的盟友关系。
在美苏的主导下，它们各自势力范围内的成员国似乎与美苏分享了共同的东西，在国际权力的分配上，彰显出了某种公平性（看上去，美苏势力范围内的成员国，同美苏一道拥有共同权力）。然而，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势力范围，其内部秩序结构无疑是由它们自己来定格的。美苏始终是各自势力范围内秩序塑造的主导角色和力量。处于美苏势力范围内的成员国或小国，却因美苏所提供秩序结构的袒护，而赢得生存及发展的机会。这些属不同阵营的小国在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的对抗之中，获得一线生机。由于这些小国皆不可避免地属于美苏某个势力范围，因而当这些小国遭到攻击时，尤其是遭到另一个势力范围内成员国攻击时，美苏都会打着护卫自身势力范围的旗号，而对其成员给予必要的保护。这一切，体现出大国博弈、小国借势生存及发展的走势。
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面临着新的走向，要么对权力进行重新分配，要么对秩序展开重组。一时间，苏联的崩溃，使美国感到自身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角色，有信心确定战后规则并安排新的秩序。但新兴国家的崛起，使得世界格局并未如美国期待的那样。多极化的出现，既挑战了美国一家独大的意识，也使得小国具有了新的选择，或对依赖对象可做出新的选择，而不再像以往那样停留在限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做出选择的情况。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使得小国的选择更具机动性和灵活性。小国在根据自身需要来决定选择的过程中，不再把某个国家当作唯一对象，不再仅唯某个国家马首是瞻。小国的选择，不仅在范围上拓宽了，而且在诉求上也丰富了。
在美国与新兴大国并存的国际新格局中，小国在对某个大国做出选择的同时，又不排除在其他大国身上捕捉战略机遇的可能。于是，某种平衡性的外交战略便在小国的选择之中应运而生。此情势与小国的处境紧密关联。毕竟，“在任何地方，小国家需要多边主义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较之大国，小国的选择比较少。小国需要发展，就要和大国处理好关系”，比如，尤其在冷战结束后，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在处理与美国和中国关系时，“它们的选择是，继续和美国发展战略关系，但同时也和中国发展紧密的经济关系。对小国来说，战略和经济这两方面都非常重要” [11] 。但是，这样的战略和经济诉求却是在不同国家身上来实现的。
这一切无疑说明，当今国际舞台上小国始终在借助大国之间的对抗，为自身赢取发展空间和生存机会。但是，也须看到，国际形势的戏剧性：在大国对抗的过程中，小国未必完全从中受益；小国未必总能在大国挤压中兑现愿景。尽管小国会不失时机地将大国之间的博弈看成是一个确定自我发展及未来走势的机会，但是，这也会使得小国在既重视横向牵制，又强调纵向联动的过程中，以抛售效忠或出卖责任或宁居委从的方式，与大国交互往来。这却一定层面地扭曲了小国在国际舞台上应有的角色担当和身份价值。比如，作为领土狭小的日本，一直在借助中国与美国的博弈，随意歪曲着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事实。
从当前的国际局势来看，由霸权国家或强权政治塑造的国际体系，存在着某种极端性：霸权国家或强权政治往往将具体行动付诸重大的地缘政治活动之中，让自身成为体系中的主要行为者及支配角色，并塑造着体系内小国的价值观及行为，使得限于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间交往呈现出自上而下的特质。而对处于另一极新兴崛起的国家而言，营造一种良性的国际秩序，显得尤为必要。新兴国家的崛起，使得国际新秩序的建构成为一种趋势。
由新兴崛起的国家来创建国际新秩序，本质上能够营造出一种适宜于更多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以及与新兴国家有着相似历史及现实命运的国家）的政治生态（而不是狭隘的），同时，还能够对霸权国家主导的现行国际格局产生一定的平衡，以遏制某种极端性的滋生。这是国际政治重新达到均势、最终以整体系统来运作的体现。并且，社会发展趋势表明，国际政治由某个霸权国家操纵的情形并不会无限期持续下去。新兴崛起的国家，正在阻滞着国际政治中某种绝对性的持续泛滥。国际政治格局正在因为国家角色的多样化而变得内涵丰富，同时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也正在使多样化角色的共存日益成为必要。国际政治格局需要改变及应该改变的诉求，明显要强于以往任何时候。尤其冷战结束后，新兴国家的崛起，使得国际秩序的重建及国际权力的重新分配变成当仁不让的现实。
由于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差距，注定小国会采取某种策略以从大国身上捕获利好。尤其当大国之间发生对抗时，小国便会从中做出选择，以在大国的对抗之中来寻找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小国总能在大国挤压的夹缝中兑现愿景，一无所获的情况同样在所难免。但无论结果怎样，却能暴露出小国借助大国之间的对抗，力图在不对称性关系中寻觅平衡以补救损失或增进自身利益的事实。
一旦小国不顾自身理念及内在价值，而一味将大国当作绝对“靠山”时，也不意味着小国就能够真正兑现愿景及实现理想目标。即便小国在某一时间里获得某种利益及好处，但是，最终失去的可能将是更为宝贵的东西，比如，对内生动力的漠视，以及自我主体性及自主性的挫败，等等。而这些，正是小国确保自身可持续性发展的要素。
总体上，为追逐一定的理想目标，小国对大国做出选择，并不是绝对理性的表达，而不过是受制于一定条件的局限内容。毕竟，小国在国际舞台上，其行为实践不仅受国际秩序的约束，而且受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机制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