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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天性（价值观）决定了国家的行动。有怎样的国家天性就会有怎样的国家行动。国际政治便是不同天性国家不同行动的大集结。这既是国际政治内容丰富的体现，也是主权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主体性诉求的声张和表达。但是，在历史进程中，国际政治难免陷入只有部分国家声音，尤其是只有大国声音的尴尬。出现此番情形，是因为存在这样一个逻辑，即“每个大国都渴望成为支配大国，正如每个支配大国都渴望成为全球性的帝国一样” [3] ，因而，大国难免总会积极尝试。小国，则自始至终受制于大国战略而生存。
由于国家之间分类意识及分类行动的被激发，大国与小国作为不同属性的存在由此成为事实。国家之间具有的某种不平衡性随之出现。加之，国家之间由于在政治、经济、人口和土地等方面差异的存在，更平添了国家间的类属性。这样，国家之间不是变得更为对等，而是更为不对等了。
一直以来，无论大国，抑或小国，其偏好都是相对稳定的。此番偏好之所以具有一定稳定性，原因就在于所有国家的内政外交行动遵循的逻辑基本是以利益为旨归的。20世纪，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成为普遍事实后，作为独立主权实体，国家以国际政治中重要行为体的角色兑现着相应偏好。为权力及利益奋斗，便是大国与小国基于特定偏好而做出的适宜抉择。由于大国与小国之间确实存在实力、资源优势差别，并且，它们之间也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以至于在兑现各自偏好上就未必能够达到对等的效果，在权力和利益的享有上，它们之间同样差异迭出。
客观地，大国与小国迥异的实力和优势，将影响着它们各自权力能力的大小。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一情势就被反复强化着。大国因具有足够的实力和优势，并具备将资源转换成为资本的行动能力，从而在将与自身旗鼓相当的其他国家沦为竞争对手的同时，也轻而易举地将利益和资源与自身格格不入的小国沦为依附对象。大国持续博弈，小国不断选边站队，就是国际政治格局的表征。
为维护价值、激发潜能以及兑现利益，无论大国，抑或小国，难免与其他国家产生交互。这种情况下，国家之间，尤其是身份一致的国家之间，在较好营造出共同体氛围的同时，也较易与身份悬殊（不一致）的国家滋生距离，从而加剧了国家之间的对立性，致使国家间的共通性遭到不同程度的剥离。
大国与小国同处共存，也使得国际政治格局不可避免地成为大国与小国之间权力消长的体现。大国往往成为国际权力的主导者，而小国则处于边缘化位置，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塑造很难起到实质性作用。
事实上大国与小国具有的角色差异，很难以某种直接的方式来消除。以至于国际舞台上，始终存在着不同身份的国家同处共存的事实。只有某类身份属性的国家存在，已不符合现实。不同身份的国家中，往往是实力强大的胜出，实力弱小的则处于劣势。经此，国家之间的悬殊明显拉大了。或者说，当国家使用武力、联盟、干涉主权等行为越多，以及对世界问题的涉猎越多，那么，就越容易将自身与其他国家的角色差异凸显出来。
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胜的大国，它们就更多地涉猎到世界问题的解决上来。面对世界局势的变化，它们以其政治经济实力开始寻求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建，力图推动普遍价值及广泛利益的建构，并最终寄希望能够“拥有同国家体系本身一样广泛的利益……能够施加与其所活动的最广义的社会范围同样广泛影响的政治力量” [4] ，并在自身势力范围内确立起“通过将其力量介入弱小力量中来占据统治地位（维护一种领主与陪臣）的关系，并尽可能限制其他大国渗透到其势力范围内” [5] ，从而为兑现价值目标、保卫既得利益做出铺垫。
小国，由于与大国存在实力差距，其在战略实践上将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大国。这样，大国与小国之间的互动，将呈现出一定的阶序性。比如，“从军事上，大国历来都很留意小的盟国和中立国的效忠状况，过去少数大国之间维持力量的平衡，常常干预小国的事务，以保持对小国的控制，或保障军事基地或资源地的通道” [6] 。与此同时，大国又不失时机对小国表现出柔和性。毕竟，对大国而言，“小国的生存或维护该小国的一定利益有利于本国利益”，因此，大国坚信自身确实“有可能充当……小国的庇护者和保护者，给予后者军事、经济、政治援助而对其无所甚求” [7] 。
尽管大国以凌驾之势支配着小国，但是，小国对国际权力的诉求，同样猛烈高涨。随着时局的转换，尽管小国在自主性上有所增强，但在受限于实力和能力的情况下，小国在与大国形成新的不平衡关系的同时，对大国的“仰仗”同样有所增强，并视大国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只有当它冒犯了普遍自由的利益，令其反抗时，这种力量才走到尽头” [8] 。可见，小国对大国的依赖在时间上会相对长。直到大国损害了小国的利益，这种依赖才会告一个段落。小国显然在借助大国而生息。
然而，为满足相应诉求，小国不得不出让某种资源以同大国形成交换（比如，小国出让自身的资源、土地、场所等，大国就抛售权力期许、经济援助、利益共享、科学理性、人权道义、政权辅佐等，从而达成交换），从而化被动为主动、化防御为进攻。同时，“小国可以利用其更强烈的关注与更高的可信性克服自身在不对称相互依赖中的脆弱性。……小国可以形成更强的权力转化能力。资源的不对称有时可以通过关注与意志的反向不对称得到弥补” [9] 。比如，自70年代始，“亚洲‘四小’依靠世界市场的发展，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高涨，依靠针对发达国家的出口业为主导部门，实现了快速增长” [10] ，凸显了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力量，从而满足了利益诉求。这一过程中，“亚洲‘四小’”是以出让忠诚、信任的方式，从而与发达国家形成一定的交换。
20世纪，冷战的爆发，在使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有机会重新组织世界，及将各自实力及由实力滋生的利益诉求转换成为行动秩序的同时，也使得各自的政策方案和战略行动产生强制性（即，以压倒另一方而对世界达到独占的目的和效果）韵味。美苏的努力，一方面博得各自势力范围内小国的赤诚忠心，另一方面也使得各自范围内的小国在其允诺的愿景、拟定的规则及出于攻心的奖励中克服了恐惧。此番情势使得小国庇荫于大国而安身立命的诉求极富戏剧性。
冷战时期，作为超级大国，美苏都无法指望别国提供保护，而都需壮大各自势力范围以保护自我。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确实并未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但是，正是在冷战营造的对峙氛围中，美苏耗尽所能，以疯狂之势壮大各自的能量（包括军事、意识形态的能量），它们甚至怀揣以压倒性态势置对方于死地的念头。
美苏基于各自诉求而发动的冷战，某种意义地达到了改造世界规则及国际制度之目的，最终为各自势力范围内国家基本权利的享有及权力维护提供了一定的章法。美苏针对各自势力范围内成员国采取的做法，是以一种挤压性的方式使与自身存在实力差距的小国，在实力明显低下的情况下，难以抵制强制力的裹挟，而卷入到美苏塑造的秩序结构之中，并与美苏维护着出于权宜之计的盟友关系。
在美苏的主导下，它们各自势力范围内的成员国似乎与美苏分享了共同的东西，在国际权力的分配上，彰显出了某种公平性（看上去，美苏势力范围内的成员国，同美苏一道拥有共同权力）。然而，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势力范围，其内部秩序结构无疑是由它们自己来定格的。美苏始终是各自势力范围内秩序塑造的主导角色和力量。处于美苏势力范围内的成员国或小国，却因美苏所提供秩序结构的袒护，而赢得生存及发展的机会。这些属不同阵营的小国在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的对抗之中，获得一线生机。由于这些小国皆不可避免地属于美苏某个势力范围，因而当这些小国遭到攻击时，尤其是遭到另一个势力范围内成员国攻击时，美苏都会打着护卫自身势力范围的旗号，而对其成员给予必要的保护。这一切，体现出大国博弈、小国借势生存及发展的走势。
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面临着新的走向，要么对权力进行重新分配，要么对秩序展开重组。一时间，苏联的崩溃，使美国感到自身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角色，有信心确定战后规则并安排新的秩序。但新兴国家的崛起，使得世界格局并未如美国期待的那样。多极化的出现，既挑战了美国一家独大的意识，也使得小国具有了新的选择，或对依赖对象可做出新的选择，而不再像以往那样停留在限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做出选择的情况。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使得小国的选择更具机动性和灵活性。小国在根据自身需要来决定选择的过程中，不再把某个国家当作唯一对象，不再仅唯某个国家马首是瞻。小国的选择，不仅在范围上拓宽了，而且在诉求上也丰富了。
在美国与新兴大国并存的国际新格局中，小国在对某个大国做出选择的同时，又不排除在其他大国身上捕捉战略机遇的可能。于是，某种平衡性的外交战略便在小国的选择之中应运而生。此情势与小国的处境紧密关联。毕竟，“在任何地方，小国家需要多边主义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较之大国，小国的选择比较少。小国需要发展，就要和大国处理好关系”，比如，尤其在冷战结束后，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在处理与美国和中国关系时，“它们的选择是，继续和美国发展战略关系，但同时也和中国发展紧密的经济关系。对小国来说，战略和经济这两方面都非常重要” [11] 。但是，这样的战略和经济诉求却是在不同国家身上来实现的。
这一切无疑说明，当今国际舞台上小国始终在借助大国之间的对抗，为自身赢取发展空间和生存机会。但是，也须看到，国际形势的戏剧性：在大国对抗的过程中，小国未必完全从中受益；小国未必总能在大国挤压中兑现愿景。尽管小国会不失时机地将大国之间的博弈看成是一个确定自我发展及未来走势的机会，但是，这也会使得小国在既重视横向牵制，又强调纵向联动的过程中，以抛售效忠或出卖责任或宁居委从的方式，与大国交互往来。这却一定层面地扭曲了小国在国际舞台上应有的角色担当和身份价值。比如，作为领土狭小的日本，一直在借助中国与美国的博弈，随意歪曲着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事实。
从当前的国际局势来看，由霸权国家或强权政治塑造的国际体系，存在着某种极端性：霸权国家或强权政治往往将具体行动付诸重大的地缘政治活动之中，让自身成为体系中的主要行为者及支配角色，并塑造着体系内小国的价值观及行为，使得限于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间交往呈现出自上而下的特质。而对处于另一极新兴崛起的国家而言，营造一种良性的国际秩序，显得尤为必要。新兴国家的崛起，使得国际新秩序的建构成为一种趋势。
由新兴崛起的国家来创建国际新秩序，本质上能够营造出一种适宜于更多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以及与新兴国家有着相似历史及现实命运的国家）的政治生态（而不是狭隘的），同时，还能够对霸权国家主导的现行国际格局产生一定的平衡，以遏制某种极端性的滋生。这是国际政治重新达到均势、最终以整体系统来运作的体现。并且，社会发展趋势表明，国际政治由某个霸权国家操纵的情形并不会无限期持续下去。新兴崛起的国家，正在阻滞着国际政治中某种绝对性的持续泛滥。国际政治格局正在因为国家角色的多样化而变得内涵丰富，同时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也正在使多样化角色的共存日益成为必要。国际政治格局需要改变及应该改变的诉求，明显要强于以往任何时候。尤其冷战结束后，新兴国家的崛起，使得国际秩序的重建及国际权力的重新分配变成当仁不让的现实。
由于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差距，注定小国会采取某种策略以从大国身上捕获利好。尤其当大国之间发生对抗时，小国便会从中做出选择，以在大国的对抗之中来寻找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小国总能在大国挤压的夹缝中兑现愿景，一无所获的情况同样在所难免。但无论结果怎样，却能暴露出小国借助大国之间的对抗，力图在不对称性关系中寻觅平衡以补救损失或增进自身利益的事实。
一旦小国不顾自身理念及内在价值，而一味将大国当作绝对“靠山”时，也不意味着小国就能够真正兑现愿景及实现理想目标。即便小国在某一时间里获得某种利益及好处，但是，最终失去的可能将是更为宝贵的东西，比如，对内生动力的漠视，以及自我主体性及自主性的挫败，等等。而这些，正是小国确保自身可持续性发展的要素。
总体上，为追逐一定的理想目标，小国对大国做出选择，并不是绝对理性的表达，而不过是受制于一定条件的局限内容。毕竟，小国在国际舞台上，其行为实践不仅受国际秩序的约束，而且受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机制的限制。
美国自立国后不久，就以强制态势，为世界构拟着战略秩序。这一套由美国力主的战略秩序，很大意义上就是美国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下的产物。在美国的秩序标准下，世界国家应该怎样而不应该怎样，很大程度地是美国根据价值理念及战略目标来确定的。
美国力主的战略秩序，是美国普世价值广泛推行的一个典范，难免具有强制性。通过为世界确立战略秩序，美国从天赋使命的角度诠释了其国家天性，即，为世界众生推行善美的美式价值理念及行动。在美国看来，此番作为，既是美国的，又是世界的；既是个体的，又是普遍的。
对于历经非凡进程及特殊现实的非洲来说，美国在向其推行价值理念时，显得慎重有加。鉴于非洲问题的盘根错节，美国感到有必要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但是，美国又急于作出定论，非洲是拖人类发展后腿的，是文明及发展欠缺的荒野。对此，美国需要出手相助，动用普世价值来拯救。在美国看来，假若非洲的“问题不能得到控制，就会破坏世界秩序，使全球发展失去可预见性，而秩序和可预见性是繁荣与和平的必要条件” [12] 。经由此番逻辑，非洲问题于是演变成了一个与世界秩序建构相关的问题，而不再是仅限于非洲内部层面的问题。非洲问题处理得当与否，完全关乎世界秩序建构的成效。而世界秩序的最终建构，又是非洲问题解决的关键。总之，非洲问题本身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内部问题，而成为世界秩序建设进程中的核心关键。美国显然是以充分的国家自信，坚定了美国拟定的秩序对非洲进行改造的决心，并试图为非洲摆脱困境指明一条道路。
在外交战略上，美国一直准备充分、目标明确，目的则在于组织世界，并在国际舞台上制造出限制国家间暴力（尤其是针对那些在价值观和利益上与美国存在冲突的国家，美国甚至不惜采取军事手段以限制这些国家间暴力）的规则，以兑现其作为民主化身的夙愿。
美国立国后不久，就以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推进着战略计划。尤其冷战时期，美国启动了硬实力决断国家利益的实用主义，形成了强大的武装力量及有效的协作模式。冷战结束后，美国利用一家独大的地位建立起控制性安排（包括基本规则、原则、制度和政策的制定），以克服其他势力的干扰。这一时期的美国更加自信“和平时代”以“软实力”替代战争的实效性。美国也尝试着将高水平的进攻战略当作例行事项来开展，从而造就出一个融实力、目标、要求及野心为一体的行动体系。
进入新的时期，美国对各种威胁和机会做出多快反应并采取怎样的行动，将决定着美国能否继续利用政治权术支撑民族神话的可行性及可能性。在对非战略上，美国以貌似忠于国际理性的方式，基于美国固有的战略思维和目标行动创建行为实践，并塑造了美国在对非关系中作为强制主导角色的过程和结果，最终在非洲确立起一套兑现美国战略利益的机制。
长期以来，国际体系曾因“公立性”（这种公立性表现为应该是所有国家，尤其是所有主权国家合议和协商的结果）而发挥着普遍价值和广泛影响。20世纪，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却使国际体系具有的“公立性”遭到一定的破坏。
作为在旧国际体系衰败过程中成长起来的角色，美国并未摒弃威尔逊主义，而是始终将其经验当作标准，试图为国际社会提供一个来自美国的做法。其中，借助普遍价值的推行，美国就能够向世界显示美利坚民族的优越性，也能够促使世界其他国家效仿美国，最终缔造出一个以美国价值为核心的利益同盟。
历史进程中，尽管国际局势处于纷繁变动中，但是，美国并未对维持其权力的各种规范和程序失去弹性活力。在聚集有效“缔和”的政治资源，以及调控国际走势和缓解敌对关系的技巧方面，美国依旧十分在行。
这显然得益于美国的历史传统。长期以来，对征服荒野的机械化技术痴迷的历史背景，滋生了美国工程式的、专注于解决问题的实用主义情怀，缔造了美国将客观经历简化为单纯技术性问题的实践进程。一直以来，“扩张是贯穿整个美国外交史的一条主线。美国的扩张意识根源于殖民时期商业资本的发展和以个人主义、冒险精神和开拓创新为特征的商业精神。同时，清教主义所宣扬的传播基督教文明、征服落后民族和落后文明的使命观也成为美国进行对外扩展的理论依据” [13] 。
世界局势也仿佛在为美国的行动创造着便利。美国也好像总能随心所欲地在国际局势中见缝插针。世界垂青于美国，正如美国垂青于扩张。美国的国家历史仿佛是一场场机缘幸事不断降临的写照。
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获得与交战国相反的命运，国家实力前所未有的提升。美国以强大实力优势，成功组织和领导了多边主义和安全伙伴关系的建构，制造了美国国家中心主义导向下的种种秩序，并使得受制于该秩序的政治伙伴或盟友关系有章可循。美国顺势地造就出以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促使整个世界形成支持美国价值及行动的格局。鉴于国际局势，美国别出心裁不断翻新外交战略花样，集中操控着目标明确的战略手段，寄希望塑造出有利于本国的秩序，而对于是否能够达到减少国家间摩擦的效果，美国却并非重点关注。
冷战时期，美国在体制形式、政策范围和行动实践有效程度上精心谋划，力图制衡以苏联为首的“红色”阵营。由于强大的实力，美国因此步步为营。美国不仅加大了控制政治外交、争取同盟、壮大势力范围的筹码，而且还针对各种威胁和风险不断制造出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及组织世界惯性的武器。在与苏联的对抗中，美国不仅蓄意形成制衡苏联的直接力量（各种军事基地的建立、军事武器的生产，甚至针对第三方发动战争等，就是例子），而且还力图推动全球领导战略、局部性地区体系或全球性安全秩序建构，以确保美国对外战略关系的稳定及延续。
冷战结束后，面对苏联的解体，美国声称，这是“威尔逊主义”的胜利，而结果不仅是苏联的解体，更是美国在新时空中清除发展障碍的体现。为此，美国以不战而胜的兴奋，自命起主导单极世界格局的责任和义务，寄希望能够超越冷战伙伴（或联盟）而确立起新的同盟关系。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就曾以经典的威尔逊式言辞，表达了美国国家对这个新伙伴关系的期待，并对这个新伙伴关系做了具体部署：“这个伙伴关系要以磋商、合作和集体行动为基础，尤其要通过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集体行动。这个伙伴关系是依原则和法治而团结，并借由平均分摊成本与承诺所支持。这个伙伴关系的目标是增进民主，增进繁荣，增进和平和裁减军备。” [14]
然而，美国的这个美好期待却有悖于现实。国际现实的持续向前，严重动摇了此番期待。毕竟，国际现实并非总像美国期待的那样。因为美国国家所期待的，或所拟定的战略构想，是需要置于一定的情境中来检验，而并非是美国的单方主观愿望就能决定的。确实，情境可以为战略操作提供一定的支撑，但是，情境也会对战略操作构成约束。
冷战结束，多极世界崛起，增大了国际社会的异质性并导致了国家间利益分歧的出现。加之，由于美国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在价值观、意识形态、发展程度上与美国存在差距的国家）在意识形态、发展战略上明显地存在着冲突和对抗，这无疑平添了美国履行天定使命，即组织世界的难度。但是，美国也由此发现了机遇。美国动用国家意志、工业实力、国民财富和技术知识等资源组织联盟伙伴，寄希望能够在外交开展及国际影响力的塑造上产生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价值。美国为此精心布局、紧锣密鼓，并深信这一系列资源能够使得美国对国际社会的管理更为经济。总之，基于一系列得天独厚的条件，美国坚信通过“效能度量”（measures of effectiveness, MOE's）便能兑现“目标选择战略”（targeting strategy），最终对问题实现技术性解决。
作为一个经受冷战百般“锤炼”，并在之后陷入“失去梦想、梦想实现”两难困境中的国度，美国正在将由自身所掌握的资源决定和塑造战略的做法推向新的高度，正在一个变化的国际环境中维持美国治下的“推陈出新”法则。在对外交往中，美国采取将手段与目的、认同与利益、权力与实力、民主与理性并置的方式，既为可能的战争，也为和平年代整合全部政治、经济和军事之目的，以及兑现战略连贯性累土筑基。
一直以来，与美国有着同盟关系的国家，因为美国提供的公共物品而确保了一定的利益，在国际权力分配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也平衡了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边缘化处境。但是，在整个进程中，美国却以非凡的战略手法缔造出一边是和平、有序及富足的天堂，另一边却是混乱、暴力和饥饿的地狱。其间，等级、阶层、压制、分化、威权、役使、区隔、撕裂等要素，始终充斥在美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中。
进入新的时空，面对全球不安全因素的不断暴涨，美国仍在为如何组织世界呕心沥血。对此，美国似乎责无旁贷，又似乎于己有利。确实，新的国际局势发展使得美国所面临的绝大多数问题无疑是全球性的。美国没法回避这些问题，也没法否定这些问题，而是不得不面对这些问题。美国的绝对实力优势，使其具备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可能。然而，在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过程中，美国总会对解决问题的行动赋予道德及理性上的正当性。这样一来，对世界问题的处理似乎就自然地落在美国的头上，美国成了不可替代的执行者。其所扮演的世界政府角色不是褪色，相反，而是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
总之，随着世界问题的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美国组织世界的野心变得日益强烈。世界问题的扩大，给美国创造了施展战略的机会。尽管这些机会不能完全保证美国完全从中获益，但是，美国却因此能够主动出击及积极进攻。此形势从而使得美国能够在外交战略上更为自如地拟定国际动向、联袂利益群体、操纵国家集团、调集目标行动、整合战略资源等，以兑现美国的国家利益愿景。
20世纪，民族国家的普遍建立，带来了主权的独立性。但是，正因为主权的独立性，又使国家增强了自我性。这样的自我性，是民族国家彰显主体性的关键。主权一时间成为国家成长的“生命血液”。
随着独立主权建立成为普遍事实后，维护自身利益，成为国家理所当然的常态化行动。国家间致力于“得与失”的努力，成为基于独立主权框架下权力资源与能力的一场较量。国际政治不可避免地爆发出对峙、冲突、博弈等特质。
基于独立主权，国家抛弃传统的自然状态，而参与到普遍化社会的创制进程中来。这一进程中，由独立主权国组成的世界，某种意义地遏制了专制滋生的可能，同时也挫败了凌驾于独立主权国之上的强权势力。随着维护独立主权的行动持续推进及国家建设不断取得的相应进展，国家间日益将着力点转向有利于共享氛围、条件、平台，甚至利益的营造上来。过去由独立主权而强化的身份边界有所淡化，国际社会朝着共享性的方向迈进。
为更好立足世界，国家会以占有最大信息为据，使自身的影响达到效应最突出、成本最低廉、方式最简捷。然而，对于小国而言，由于先天不足及实力薄弱的现实，并未能如愿所期地造就出此番效果。相反，大国却能够以其实力使自身不断接近目标，并以自我诉求为导向，从而造就出主导国际政治格局的秩序模式。
苏联垮台后，美国就以自身的外交实力努力接近所追求的目标。重整世界秩序这一梦寐以求的理想，就是美国力图借助自身实力来达到的。随着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日益步入巅峰，美国越来越自信拥有重建国际秩序之能力。在具体方式上，美国将从自身经验浓缩出的技术能量植入其他国度。在与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美国试图为其创建秩序的国家）的关系中，美国将“秩序”与“利益”有效关联起来，臆想摧毁旧规则、旧秩序，达到制造出美国理想中的世界格局之目的。国际政治因为美国的左右，因此呈现出美国意向下的发展轨迹，而不再充斥着历史弹性和传统适应力。国际事务的处理，也并非是国家之间政策协调和相互协商的体现；国际秩序不再是国家间行为机制及理性实践之浓缩。
美国力图创建的“秩序”，其之所以具有一定新颖性，无疑是相对于传统的旧国际秩序而言。美国对现代秩序的创建具有不减的热情，原因在于美国始终怀揣着某种目标动向，即任何行动皆以利益为旨归。毕竟，以利益为目的的行动所创造出的秩序，才会使得秩序本身更富实效性。一旦秩序产生，利益的获得就会顺理成章。美国通过自身经验反复确证此番逻辑：借助秩序，就能持久地保证自身利益的获得，并在秩序共享之中推动大战略的持续建构。美国的举动无疑表明：国际社会的任何阶段都需要将“秩序”与“利益”关联起来；秩序会在利益的基础上提升优化，同样，利益也会在秩序的保障下加深扩展。
纵览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所作所为，可发现其在以随权势增长而自赋使命和责任的方式处理着外交事务。在具体行动上，美国力图在不同条件和处境的国家之中，缔造出跨区域、跨民族、跨文化的一致性。这样，确实一定地扭转了国家间因独立主权造成的狭隘，促使国际政治步入到貌似和谐的过渡之中。但是，这也由此使得附和于美国的其他国家陷入既不能维护既得利益，又不能创造出更有利于自身利益维护的机制。
实际上，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美国既没有为此提供实质性的条件和平台，也没有在互动之中创造出有利于另一方利益建构及权利保障的有效模式。美国所创建的秩序显然是缺乏科学解释力及不具完全性的。比如，近年来，美国重返东南亚所缔造的秩序模式，不仅使得东南亚的政治格局超出原有的状态，而且还使得“美国要做历史的先驱”之期待被戏剧性地转换。美国确实将为东南亚拟定秩序放在重要位置上，但是，美国也因此暴露出随性而为的放纵：美国心存侥幸在东南亚缔造出超越普通人（这些普通人更多是东南亚各国人民）常识的社会格局。而此番社会格局却与东南亚传统社会存在明显差异。这很难说就不是美国内在意识外部转移的逻辑延伸。客观上，尽管美国改变了对东南亚的态度，并酌情使一些外交战略方式不再粗糙而更富人性，但是，美国并未能真正放弃国家和民族偏见，而使自身雄心勃勃的期待陷入僵局。尤其像缅甸这样的国度，在美国的诱使下，尽管政权上已发生异于先前的巨大转变，但是，在国家建设及社会发展进程中，却未能真正克服政治敌对、社会动荡、安全缺失、制度无序等窘况。美国所倡导的强制性规则、规范及由之延伸的秩序，显然并未能使东南亚国家进入到平稳发展的过程中。这样，美国威权的意义，就不是在世界每个角落都如愿以偿；美国塑造的秩序的意义，同样不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美国依其强大的权力能力，在东南亚力图塑造的发展格局，依旧不过是一种饱含强制性色彩的帝国行径。
美国试图为其他国家确立发展秩序的做法，以及最终造成或可能造成的得不偿失，可归因为是美国在释放威权信号过程中前后矛盾的作崇。对美国有所依附的国家，尤其是那些与美国结盟的国家，本可以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但是，这些国家却因为美国的强制，而做出并非是完全自愿的抉择，也并非心甘情愿地顺应美国倡导的规则及目标。这些国家在进入美国编织的秩序框架内，也会些许保留主体性诉求，而不是以受压之势俯就于美国绝对实力下的强制规则及目标。总体上，这些国家并非完全地融入美国的战略规制之中。
但是，美国与这些结盟成员国之间却存在着一种对等性。与美国存在结盟关系的国家，在分享由美国提供的物质利益或公共物品时，是以出让“忠诚”为质押物的。基于这样的交换，一种“舍”与“得”的关系结构从而生成，但这样的关系结构背后却潜藏着一种“人人为自己”的深意。
与美国结盟的这些国家，能够利用自身的资源和与美国讨价还价。这就意味着这些国家并不是没有条件地介入到美国主导的秩序之中，而是同样具有将自身利益损失降到最小、最少的诉求，维护自身利益无疑是理所当然的。美国之所以要采取结盟方式，使这些国家卷入到美国塑造的秩序范围内，原因在于除能让美国自己从这些国家内部直接摄取利益外，还在于这些国家能够为美国打开通向其他国家（或其他可能）的渠道。美国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和摄取，无论是在范围和力度上，还是在渠道和方式上，显然在推陈出新。
对于与美国结盟的国家存在的问题，比如，发展问题、政治困境、安全隐患、恐怖主义等，如果要美国协助治理，那么，对于美国所开具的交换条件，这些国家就需遵循，以符合美国的战略期待，而重心非真正解决问题。对这些国家是问题的内容，却演化成了美国推进外交战略的替代条件。美国显然在将别人的不便转换成为自身外交战略的资源。由此可以认为，美国外交战略中的交换，不过就是将取得超值内容作为行动目标，将其他国家存在或可能的困局转换成为利己条件，将他人的弊与自身的利结合，以最大限度地兑现利益诉求。毕竟，在国际关系中，利益会是永恒的主题，也很少存在亏本的互动往来。
在国际化进程中，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很明显，尽管实力非常雄厚，但是，其以强制形式推进的外交战略在成本上却过于高昂。而以“交换”来推进外交战略，则能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体现出明显的实效性。毕竟，借助“交换”，既能够使得美国的野心不至于太暴露而引发对象国的逆反，也能够在巧妙之中化险为夷以确保利益最大化。可以说，“交换”始终是美国在外交战略中衡量成本高低，及计算利益得失的重要参数。
由于各种因素使然，与美国交互的这些国家，确实未能在利益获取上与美国达到对等性。在美国获得利益的同时，这些国家未必能够实现预期或允诺的利益。美国能够兑现相应利益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也能够获取相应利益。显然，尽管美国通过结盟而将更多国家结为“友好伙伴”，但是，它们之间却难以达成均衡的利益收成。美国以“交换”方式（或近似“交换”的方式）传递合理性、公平性，但在实际上国际社会在利益分配上未能完全保持平衡。因为国际社会依然缺乏一套为所有国家在所有时间内确保利益均等的有效机制。这样，也就不存在在一定时间或一定空间内，创造出确保所有国家利益的制度环境，以及在这种制度环境下成长的秩序模式。
但这又不等于说国家之间的互动完全是零和博弈。美国所获得的并非是这些国家失去的。在美国的主导下，美国不可能完全获利，除非所有国家都获利；其他国家不可能完全损失，除非美国完全损失。
可以认为，美国在近现代所力主的国际秩序，永远不过是难以确保秩序内所有成员利益的存在。美国在世界秩序建设上的努力，不仅受制于自身的能力、政策和行为，而且受制于外在因素的作用和影响：新兴大国的崛起、世界格局的多极性、国际权力的分化、人类问题的跨国性等，都在直接或间接地牵制着美国的对外战略。美国试图通过建立秩序而达成目标的期待，依然是一个成败难定的话题。
换一种角度，美国一直以来所推行的秩序建设，更符合一种见风使舵的政治艺术定位。因为美国所建设的秩序，既是一个限于一定范围的国家组合，也是一个难以廓清边界的抽象内容。在美国所建的秩序中，能够具体表征出来的，不过是权力与利益的并进。通过秩序，美国促使自身的外交行动朝着可能方向迈进。“可能性”无疑具有某种不完全的确定性，美国显然是在没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试图赢得某种必然性，也是在通过试探达到理想期待中的目标的体现。并且，从“可能性”中着手及行动，还能够弥补美国在实际外交战略中尚未触及的潜在性，从而确保利益最大化。
当代国际政治格局日益表明，在国际权力分配上居主导地位的一方，或者说获得权力越多的国家，其所推行的准则和规范，往往会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遵循。长期以来，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正是因为在国际权力分配上占有优势，以至于其所倡导的准则和规范便得到更多国家的遵循。美国针对国际局势来制定准则和规范，进而达到维护其利益及影响其他国家的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国家行为显然是有一定意向性及目的性的。作为实践性明确的角色主体，美国能够根据自身制定的行为准则及价值规范来满足利益。但是，美国的这些行为，也较易引起其他国家的反对，甚至拒斥。为消除此番负面性，作为在世界每个角落都力图有存在感的美国，似乎正在因为其他国家反对而变得柔和起来，其所动用的手段显得有所变通而不再强硬。
总体上，美国对国际秩序塑造所做的种种尝试及努力，很难说不是美国推行强权政治的体现，或不是国际权力分配不均所致的结果。
在美国的国家进程中，历史和现实始终在反复折射着其外交战略上的先发制人性。
20世纪，殖民体系瓦解后，国家间的关系普遍地回到主权意义下的交往中。基于独立主权，国家间传统的睦邻关系、彼此信赖的政治关系、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由此全面扩展。同时，国际政治也一定意义地进入到每个国家都自主发展的进程之中。摆脱殖民主义奴役的国家，在彼此间及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具有传统友好关系的睦邻国家）之间维系了主权关系，同时启动了新的政治经济往来。基于独立主权，各国之间缔造出相对稳定的结构秩序。
然而，霸权国家的出现，却使得这些在殖民主义统治体系瓦解后、取得独立主权的国家所建立的结构体系遭到不同程度动摇，甚至面临着退回到近似于殖民时期由殖民主义者主导的情形下。与殖民时期有所不同的是，这种崭新的结构秩序，在本质上并非带有直接奴役的特点，相反，则是以威逼利诱或条件交换的方式而获得生机。
作为当今世界的霸主，美国的眼界显然纵深而广阔，加之所有的强大实力，使其拥有足够的信心去创造一套区别于殖民时代的结构秩序。
在美国看来，设若一个地区没有秩序，这个地区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就会陷入动荡，国家发展就会受到影响。以至于在一段时间里，美国对创建地区安全体系的努力几乎达到白热化。但是，由于这些地区的国家之间缺乏妥协，以至于很难在地区内部形成稳定的结构秩序。这些国家最终难免陷入不安全的风险之中，相互猜疑和互不信任使它们难以和平相处。鉴于此番情势，美国便乘虚而入，凭借手中掌握的权势而试图获得操纵该地区局势的机会。
当然，无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采取何种战略，其目的都在于服务美国的政治。毕竟，有一定的政治目标就需要相应的战略手段来兑现。政治目标与战略手段，在美国的对外战略中相辅相成的。很长时间里，美国始终在将政治目标与战略手段相结合，从而使自身具备了确保利益最大化的能力。随着时局的转变，美国还能够根据不同情境设定不同的战略手段，以符合政治目标。由此，美国是在权力扩大化与利益最大化之间寻求可通约的内容，并加以广泛推行。加之，全球化的内卷，正在将地区及国家间具有的差异性弱化，这也在无形中助长了普遍性的生成。以至于在当今国际舞台上，不管国家采取何种战略手段或政治实践，都能够塑造出大致相同的区域性、民族性或国际性格局。
作为国际舞台上重要的行为体，美国所采取的战略手段及政治实践，是以一种先发制人的态势来彰显其所具有的国际领导力的。对美国而言，这一领导力，“是一种能准确把握时代精神、谋划并执行相应战略，以动员、激发以及指明一个发展方向，从而塑造全球现实的能力” [15] 。由此，美国并非是一个囿于现状的国家，而是一个在不断超越现实的国家。
作为当今国际舞台上身经百战的国度，美国相信自身就是民主正义的代表者及守护者。美国深信自身普世价值的权威性，并力图将其推及其他国家，使其焕发光芒。借助普世价值的推行，美国寄希望超越现行国际现实、赢得操纵未来国际政局的主动权。美国对国际秩序的塑造及管理显然既具备了历史性，又拥有了前瞻性。但是，这一过程中美国至少隐藏了对狭隘利己政策的奉行，而总是似乎在庇佑其他国家。在实际中，作为一项根植于美国意识形态，普世价值是否称得上具有真正的“普适性”，或切实性，诚然需要更多的实践来检验，而并非由美国的自圆其说来确定。
美国雄厚的国家实力，促使其能够将所追求的利益建立在其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显然，美国的国家实力保卫了国家利益，其国家利益反过来又强化了国家实力。由于雄厚的国家实力，美国还能够通过先发制人的手段，促使其战略行动指向的对象国能够先于别国而较早地感受到美国的“关怀”。对于感受到美国“关怀”的国家，就会顺理成章地进入到美国构拟的结构模式及行动秩序之内。美国对其他国家给予的“关怀”，还能够使得这些国家与美国之间存在的意识对立、价值冲突、政治分歧等，都一定程度地被消解。
可以认为，“先发制人”既是美国价值观指导下战略秩序塑造的一种方式，也是美国将自我利益及价值置于优先考虑的一种策略。通过“先发制人”，美国为此塑造了战略秩序，同时增进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甚至使得美国拥有了决定成功胜算的更多因素。总之，“先发制人”集中浓缩了美国全部追求的路径，为永恒的自我价值与持续的利益最大化而主动出击在美国国家史上始终具有历久弥新的价值。
新兴国家的崛起，更强化了美国实施“先发制人”的动机。在美国看来，这些新兴崛起的国家会对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格局造成挑战。为构建符合美国民主及意识的权力关系，美国需要先于其他国家重组力量，变换阵营，改变战略。在具体操作上，美国甚至不计前嫌地将原本是敌对关系的国家拉入麾下。近几年里，美国与缅甸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式关系的建立，就比较典型。这一情势不能排除美国仍是以抢先一步的方式，使得缅甸具有在政治上至少不会落入其他大国之手的可能。比如，美国通过支持缅甸大选，最终确立了起所谓的民主制度，显然就是美国“先发制人”外交战略在东南亚的又一次尝试。
无论是美国，抑或是美国行为指向的目标对象国，其关注点都在于各自的核心利益，但它们都并不必然地获得所期待的利益。至少对目标对象国而言，由于美国的“先发制人”，并未能兑现相应利益，并且，它们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传统社会结构，也不可避免地遭受着美国力主的秩序结构的冲击。比如，当前美国在东南亚所倡导的强制规则并未能使该区域国家进入平稳的过渡之中，而且，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也由原先的睦邻关系、经贸合作，某种程度地转变为了政治结盟、军备竞赛关系。东南亚国家之间不是因此更加和谐，而是变得更难以和睦相处了。这样，美国试图为其他地区及国家塑造的秩序结构的意义及价值，显然是相对的。
但这并不能掩盖美国寄希望在秩序创建中实现权力和利益最大化的事实。“先发制人”拉拢其他国家，始终是美国寻求权力和利益最大化的可靠行径。美国此番向外寻求力量以促使权力和利益最大化的做法，易使得对象国陷入是自主还是依附的行为选择中。借助“先发制人”力图达到权力和利益最大化的行径，尽管相较于以往的做法而言，是新颖的，但本质上却是美国实用主义外交的持续延展，也是美国战略紧跟时代步伐而不断推陈出新的结果。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世界格局日益错综复杂，因而，无论美国如何努力，其外交战略的推行都很难再做到顺理成章。整个世界局势，也不是更为安定了，相反，由于美国在不同地区塑造的安全体系与政治军事联盟而充满变数。这样的环境，对美国推行外交战略显然是不利的。对此，可以认为：在当前及今后的时间里，无论美国做什么，及如何做，“世界政治体系仍然相当支离破碎，没有一个国家能左右全世界” [16] 。除非出现一个能够从各方面超越美国的国家，否则国际体系仍是不尽如人意的。当前，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尽管能对美国造成的负面性有所消解，但要体现出恒久的国际影响力仍然任重道远。
的确，美国的外交战略具有覆盖面广的特点。一直以来，世界上任何国家，也无论哪个地区，只要对美国有利，美国都会想方设法将其纳入势力范围。壮大支持力量，扩展势力圈子，始终是美国的战略首选。在国际舞台上，美国一直以其他国家或地区为对象，设法建立起全球联盟，以维护自身利益，同时达到抗衡潜在或直接敌人的效果。在具体行动上，美国通过塑造某种公正性，从而赢得这些国家或地区的顺从及效忠。美国也努力让这些国家或地区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美国给予的好处。这样一来，这些国家就容易产生自身利益的获得是在美国的保卫下来实现的认识。
总之，美国的外交战略是一个囊括了多重元素的抽象内容，更是一个通过建立秩序而确保权力和利益最大化的具体存在。美国对国际秩序的创建，与动态的战争行动比较而言，无疑是一种静态作为，但是，正是因为此番静态作为所具有的隐蔽性，却可能置未来的世界于变数之中。毕竟，美国所建立的秩序，是以牺牲一大批人的利益来换取一小撮人的利益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