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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国家成为人类史上的一种实体性存在后，其就在以某种身份及角色不断推动着相应的实践。
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民族国家的普遍建立，国家的主权性日益得到伸张。国家成为了独立自主的行为体（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的），能够自行决断本国的内外事项。
这一独立主权性，既是民族国家自我认同的体现，又是社会定义的产物，更是国际局势发展的结果，其在某种意义上是先赋性的，是国家作为独立实体内在诉求的表达，及表征自我的标志性内容。国家的主权性又仿佛是一种后致性的产物。因为人类特殊的历史进程，及近现代的国家主权性，是民族国家在瓦解殖民统治、破除异化身份、恢复自主性的情形下建构出来的。这样，国家主权性就是一种经过行动实践而确立起来的内容。
随着国际局势的持续变化，国家具有的能量或实力也在发生变化。并且，由于国家能量或实力变化而滋生的差异的不断扩大化，又使得国家在发展层次上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于是，国家间就会爆发出属于某种或不属于某类（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并扮演怎样的角色及身份）的定格。
进入新的时空，国家属于某种或不属于某类的划分，被设定为能够确定国家利益多寡、权力大小以及话语强弱的重要参数。在这样的情势下，国家间建立在主权意义下的权力关系，就因为各自“种属”的迥异而滋生出对立性。这一情形的持续发展，便是国家间呈现出政局差异、发展差距、利益差别的不平衡局面。
国家间权力关系的不平等，成为引发其他方面不平等的最大因素。反过来，其他方面的不平等，又加剧着国家间权力关系的不平等。一旦国家间权力关系不平等，就会使得国家间交往关系的建构以及国际政治格局的塑造爆发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难以弥合的适应力。
一直以来，国家，尤其是大国，因为拥有的实力、能量、地位、身份等要素使然，而产生了以追求自身价值、满足自身需要为目的的内政外交实践。同时，因为此番要素的存在，国家确立起相应的战略预期及行动愿景。由此，国家做出某种安排和决定及采取相应行动，无疑是基于自身拥有的要素的推演，而非天马行空的悬物。
由于政治根基、政权资源及行政资本等迥异，国家之间爆发出发展差距在所难免。拥有实力的国家，能够根据世界局势来选择自己的角色定位，并根据国家建设诉求及战略扩张需要而确立起实效性的外交路径。对于实力薄弱的国家，在被动接受自身身份角色的情况下，并未能摆脱强国勾勒的空间及拟定的秩序规制而自如地开展彰显自身价值关怀及目标利益的实践。实力的强弱及大小显然决定着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力及支配力的强弱及大小。
历史和现实一并表明，拥有实力的国家，在外交战略上具备出类拔萃的可能，其能够根据自身能量来构拟世界格局，甚至谱写世界发展走势，从而确立起规制其他国家意识及行动的普世价值或秩序。这一普世价值或秩序，诚然包含一系列要素，而这一系列要素之间又是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
国际化进程中，设若一个国家能够将某种普世价值或秩序置于其他国家、地区，甚至国际社会之上，那么，说明这个国家具有某种权力能力。这样，拥有权力能力的国家便能够在兑现自身利益的同时，给其他国家予社会定义，并将某种模式凌驾于其他国家的发展建设上。
国际社会是由多元国家主体构成的。国际舞台上国家在交往中形成的行为秩序，其在实质上就是它的组成国家之间的关系路径的体现，就是关于这些组成国家之间地位及身份互动系统的凝聚。对此，似乎存在一种理想性：国际秩序就是“中庸之道”，就是能够打破“自上而下”情结支配的存在。
可是，在国际互动系统中，作为权力能力较强的国家，不仅能够根据自身实力创建国际秩序（尽管这样的秩序在更大层面上是狭隘的、偏执的、唯我的、自利的代名词），而且还能够借助对国际秩序的创建加深自身的权力能力、影响力及吸引力。对于受制于这一秩序的国家，则被动地依附于事先拟定的规制，而失去展示自身主体性及自主性的更多机会。结果助长了某种自上而下行为现实的成型。
鉴于国际秩序基本上是由权力能力较强的国家来塑造的现实，这就意味着国际秩序产生的影响，会某种程度地加深国家间本已存在的差距，国家之间的关系由此变得不是更为亲近，而是更加疏远。能够塑造国际秩序的国家，在将自身权力能力及权力资源转化成为有效影响因素的同时，也制造出了国家间权力的非对称性，甚至引发了国家间话语及利益不平等的严重后果。国际局势由此呈现出“分道扬镳”的格局：一部分国家蓬勃发展，另一部分国家则萎靡不振。
对于权力能力弱小的国家，其实力的不足，以及资源的短缺（尤其是权力资源的有限），难免易遭到实力强大的国家的权力重压，而不得已地接受实力强大的国家所拟定的秩序。结果是，权力能力弱小的国家，在独立主权意义下享有的主体性遭到价值剥离，致使其难以真实兑现目标及愿景。而主体性则是这样的国家能够代表自身及彰显自我的关键所在。可以说，实力基础、角色地位、权力能力等，都会是决定国家在国际舞台上配置资源及争取权益的因素。国际关系的塑造便是国家调动和整合系列因素的能力大小的体现。
历史上，西方借助自身强大的实力而深入非西方，表面上缔造了一个由西方理性主导的貌似良性的氛围。然而，由于西方强大势力的左右，西方与非西方兑现各自行为价值及目标诉求的愿望，又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某种非对等性来。非西方在最终效益收获以及目标达成上，远不如西方那样顺理成章或水到渠成。由西方主导塑造的秩序本身，不过就是某种偏执性、狭隘性及局限性的代名词。
由于西方强大势力的主导，国际关系一度呈现出西方与非西方非平等性的特点来。西方与非西方的交往，如果有平等性，也不过停留在形式上。而实质上的平等，或利益上的均等，则是深度缺失的。
在西方强大势力的主导下，一个崭新的国际秩序（相较于中世纪，由宗教文化确立的国际体系来说，是崭新的）便应运而生。并且，西方工业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科学技术理性的发展，也使得此番国际秩序得以强化。西方以满足利益诉求为目的的行动，随即得到这一秩序的“保驾护航”。而对于受制于西方势力的其他国家，却遭遇着被压抑的风险，在丧失发展自由的同时，丧失了塑造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可能。
伴随西方工业革命出现的殖民统治，制造了国家之间的巨大撕裂：强权国家的实力继续得以巩固，而受制于强权势力的国家（被殖民奴役的国家），则处于被支配境地。作为强权势力的殖民主义国家，其在本质上是一群有着利益打算的行为体，而此番利益打算则建立在对被奴役国利益牺牲的基础上。随着这一情势的广泛建构，强权势力因之确立起某种地区性子系统，或次级性秩序。随着强权势力对世界瓜分格局的定型，其甚至确立起普遍意义的全球性体系。这一切背后，所呈现的是：强权势力，即殖民主义国家之间在相互牵制的同时，也使得被奴役对象（被殖民国家）陷入由外力主导的秩序“紧箍咒”之中而不能自拨。
如果将目光再向人类历史的早期适当推移，就可发现：“在16世纪以前，没有全球体系，有的只是许多地区性体系。欧洲国家跟西半球完全没有互动，它们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与东南亚和南亚的互动也无足轻重。交通运输技术原始得不足以进行长距离的互动。” [1] 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过程中，世界政治体系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具备全能主宰的能力而支离破碎，或者说由于没有强权政治的存在而成为不可能的事项。在这之后，尤其在西方工业革命取得巨大成就后，西方便以厚积薄发的科技理性及历久弥新的普世价值，使得世界政治体系产生了可见的经纬。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革命造就的产物，是西方在确立强权势力的过程中捕获资源、利益以及创建世界秩序的结果。
此时的非西方，也就是那些受制于西方殖民奴役的国家，其自然原生态下的发展结构和社会时序却遭到冲击，甚至颠覆。非西方在发展实力及权力能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遭遇着其主体性被否定的现实。顺应西方造就的秩序，被动接受不平等的权力格局，构成了非西方这一时期的处境。于此，国际政治格局不过是西方国家支配非西方国家、西方国家主导与非西方国家被主导的体现。
进入20世纪，特别是亚非拉国家在摆脱殖民主义统治后，就一定意义地瓦解了西方国家创建的秩序现状，国际权力格局发生了史无前例的转变：日益朝着有利于非西方国家的方向倾斜；非西方国家逐渐成为能够表述自身权力的重要角色。独立主权的获得以及相应主体性的彰显，极大地促使非西方国家萌生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愿望。
这期间，作为非西方的亚非拉国家之间确实通过一定的合作和相互支持，动摇了一度有所定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格局。亚非拉国家的内生动力、自我诉求、主体关怀等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直面国际社会，亚非拉并非“闭关自守”，也并非置身于自我满足的封闭之中，而是积极投入到对外交往活动中，并寄希望于在重申主体性的同时，让自身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非西方的这一积极努力，使得西方所倡导的价值理念、行为规则等遭遇冲击。由西方塑造的结构秩序遭到动摇，甚至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
这一过程中，亚非拉国家是将内生动力、内部动员组织及对外友好合作等转换成为具体的战略定力和行动方案的，最终一定程度地动摇了旧的国际秩序格局。这样，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却由于亚非拉国家对殖民主义统治体系（应该说是西方建立的狭隘的国际体系）的冲击而遭遇瓦解。这一时期，亚非拉国家的权力能力，是在其自主意识觉醒、主体性身份建构及民族解放呼声中得到锻造的。可以说，国际权力资源的配置，正在因为亚非拉国家对国际政治、经济或文化活动的参与而呈现出新面貌；国际政治权力的分配正在朝着非西方国家倾斜、过渡及扩散；国际关系的塑造正在因为非西方因素的增加而呈现出蓬勃生机。
需要承认的是，这一时期，国际舞台上所呈现出来的非西方因素，与蒸蒸日上的西方政治、经济和军事因素相比较，确实存在着属性上的差异及实力上的差距，但在这一情形背后却隐藏着能够抗衡西方普遍价值渗透的潜在力量。并且，由于非西方国家对自身因素的不断激发，从而使其能够更好地捍卫主体性价值，充分彰显决断自身命运的权力能力，及确保应有权利和既得利益的获得。可以说，非西方国家对自身因素的激发及对权力能力的彰显，既是内政外交的手段，又是其目的。
亚非拉国家在国际权力争取上确实做出积极努力，也取得相应成效，但是，亚非拉国家在摆脱顽固的旧殖民统治体系束缚之后，却陷入西方主导下的又一波“新殖民”奴役困境之中，再次丧失作为独立主权行为体本具有的内生动力。进入新的时空，由于历史因素及各种事件的盘根错节，亚非拉国家确实暴露出不能很好顺应时代而推进发展建设的问题。对此，西方国家除指责亚非拉国家存在先天不足问题外，还将亚非拉国家的这一情况归结为是缺乏西方普世价值之结果。这样，亚非拉国家要摆脱发展困局，似乎需要唯西方马首是瞻，否则，抱憾终生、永无天日。在西方强制力的支配下，亚非拉国家便不自觉地将国家发展建设的期望寄于西方身上。这样一来，作为摆脱殖民主义统治奴役的亚非拉国家，显然并未能够在新的时空中，以排除外力的方式来营造适宜自身发展的有效时序。
曾一段时期里，随着亚非拉与西方国家发展差距的日益拉大，西方便自然地将自身定位为是能够为亚非拉摆脱困境而开具良方的责无旁贷角色。通过为亚非拉国家开具良方，西方自认为能够拟定亚非拉的战略走势，能够改变亚非拉的发展处境，能够再造亚非拉国家的现实。鉴于西方的强势，亚非拉国家要基于自身、借助自我壮大权力能力，及进而创建新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过是一个神话。
事实上，曾作为殖民主义统治列强的西方国家却因殖民体系的瓦解而在现实中对非西方国家显得力不从心。面对现实，这些西方国家越来越不得不将政治权力的维护缩减到对国内现状的维护上来。尽管西方的权力范围确实收缩了，但是，这又不意味着所有的强权政治都将销声匿迹。比如，继西方殖民主义统治势力崛起的美国，就将强权政治演绎得入木三分。
作为继殖民主义势力后崛起的国度，美国某种意义地接替殖民主义国家而演变成主导国际政治权力格局的重要角色，成为牵制国际走势的主要力量。于此，很显然，国际“权力结构随时间变化而不断变化，一些国家影响力上升，另一些国家影响力下降。……权力的上升与下降，都有可能导致权力转换，即权力的变化达到了足以改变国家地位的程度” [2] 。美国所做的努力及其尝试争取的行动，俨然为国际权力的再度定型做出重要支撑。
国际格局，一时间成为美国与秩序之内的国家之间价值理念、行为互动和利益目标等因素集结的体现。而美国的国家实力则是决定这一切的关键。毕竟，实力大小决定着国家享有国际权力的份额。实力，作为衡量国家权力的静态指标，在能够对国际政治权力分配产生影响的同时，还能够生产出一定的社会关系，不过这样的社会关系存在着某种不平衡性。因为国家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实力差距（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这种差距尤为明显），以至于在权力分配上也存在不平衡性。同时，国家之间（比如，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因实力差距而表现出的身份差异，同样加剧着非对称性关系的构建。
国家间基本的关系结构决定着国家的行动。居主导地位的一方与被主导的一方俨然是一种从属关系，或者说是一种近似于官僚性的层级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秩序是一种由主导角色决定，并将核心价值或主流规范纳入交往行动中的强制性内容。
历史进程中，对于任何国家而言，都毫无疑问地存在着维护本国利益的现实性。对于任何国家而言，实力往往都是一定的。一定的实力，则与一定的情境紧密关联。实力变了，情境也就变了。实力牵制着情境的塑造。情境又反过来影响着国家的角色作用及影响力的发挥，进而影响到国家利益的获得和维护。
20世纪，随着独立主权成为普遍事实，民族国家一方面赢得广泛的自主性，另一方面由独立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却接近于无政府状态。在理论上国际格局无疑摒弃了由强势力量主导的可能，而转换成由独立主权实体来抒写的“自由王国”。但国际格局并未摆脱由强制力主导塑造的现实性，某种秩序结构的“先入为主”使得独立主权性应有的价值被悬置。
国际格局过去不是、将来也不可能是无序的。尤其是当独立主权成为普遍事实后，独立主权国家正是在基于某种秩序结构的基础上来实现运转的。基于此番秩序结构，独立主权国家既相互尊重和支持，又彼此牵制和制约；既相互协力合作，又彼此冲突对抗；既相互协商妥协，又彼此竞争博弈。
从国家广泛拥有独立主权这一角度来看，国际关系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本质上都应是国家发挥主体性和自主性的体现。国际局势，也应该是一个水平结构，而不存在任何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有政府”状态。这样的由国家之间基于自主性及主体性而形成的秩序，是弱形式的，其在本质上是国家间平行关系的折射。在这一平行关系中，国家间能够共享价值理念以及行为准则，能够营造共商、共建、共享的生存环境。反之，由一个国家或某类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或某类国家形成的主导型或支配型的垂直秩序，则是强形式的。在强形式下，国家间是纵向的上下级关系。此番关系，能够突出国家间的层级性，以及国家间类别的迥异性。
历史的演变，也会使得国家间基于独立主权意义下的关系产生变化。独立主权的拥有，使得国家表达自我的意识及行动有所增强，并导致国家之间在价值取向及利益诉求等方面产生一定的自主性，国家也会在应该怎样行动与实际行动之间产生某种偏离。而且具体某个国家的所作所为并非能够成为众望所归，难免滋生出某种自利性及狭隘性。这样的背景下，单个国家所塑造的秩序，其价值难免有限。但是，一旦国家动用强制力，即便在应该怎样行动与实际行动之间存在偏离，也同样能够塑造出受制于强制力的一方对持有强制力的一方效忠的事实。比如，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就是以某种强制力塑造了效忠于各自阵营的不同角色。这种意义下，独立主权国家的外延不是变得宽泛而是更加狭窄，现代主权国家的主体性内涵因之发生了深刻错位。
苏联解体后，美国获得世界霸主地位。基于世界霸主地位，美国根据自身的价值观来定义世界，并在其外交战略中使得这一情势强化。美国的物质财富、精神文化、自由经济、民主理性等，为其外交战略创造了新的便利及可能。期间，美国为世界塑造秩序的野心，几乎达到白热化程度。世界因为美国的主导而由无序迈向相对有序。美国的绝对实力及优势，确实使其他国家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美国的存在感及影响力。国际关系自然地循着美国主导的秩序而构建着。美国由此确立了本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体系，及其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
或许因为人类历史长河中，新千年就意味着大变局的缘故，在正值美国的自信心直线上升膨胀得最为厉害的时候，国际局势在悄然之中发生了变化。冷战结束之后，新兴国家（冷战时期，美苏之外的其他国家有了一定成长）社会经济的渐进式增长，及其在国际舞台上主体性价值的日益突出，等等，尽管这在本质上对美国的绝对实力构不成明显挑战，但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颐指气使却遭到抑制。美国治下的世界秩序的合法性，在尚未被彻底催生出来的情况下就遭到挫败。
新兴国家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以及其对国际话语权和地位的争取，在无形中挑战了美国怀揣的单极梦想。这种背景下的国际关系，相较于冷战时期而言，显然产生了根本性变化，不再呈现出由某个强权国家一厢情愿决定和肆意妄为支配的局面。新兴国家通过提升自身实力和彰显各自优势的做法，一定程度地反转了国际关系格局。国际关系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而发生明显变动。
尽管新兴国家以不可逆势头，颠覆着传统的国际权力格局，但是，美国试图建立秩序的野心，并未因此有所收敛。在国际局势日新月异的背景下，美国仍然寄希望通过重新安排、设置和创建秩序，确立起捍卫美国国家权力的地位。美国的绝对实力，及基于绝对实力而制定的规则，仍在其创建外交秩序上发挥着难以比拟的价值。
由此，可以认为，国际权力关系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是由一定的国家基于实力优势来构建的。国际权力关系，也是在一定国际秩序瓦解与创建中体现出来的。而国际秩序的瓦解与创建，就是国际政治格局瓦解与创建的体现。另一方面，国家发展状况的改变，尤其是实力和优势的改变，无疑是国际权力改变及国际秩序重构的重要变量。
总之，国际政治格局，会随着作为行动主体的国家的实力和优势的变化而变化，会随着国家间权力博弈的变动而变动。贯穿国际政治中的秩序，无论是以何种方式，或是由谁来主导建立或运作，都能从根本上对国际权力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配和分化产生导向。国际权力的分配和分化也会因此对国际秩序产生一定的作用力。具体而言，权力的分配，会影响秩序的塑造（权力分配多的一方，必然地成为主导秩序的角色。权力分配少的一方，必然地成为受制于秩序的对象）；权力的分化，则易造成潜在或直接的冲突及无序，破坏正常秩序的建立和运转。权力与秩序之间的关系如同双螺旋，在赋予国际政治丰富内涵的同时，也使得国家间借此缔造现实或反转命运。当今国际舞台上，谁能够设定国际秩序，谁就占有更多的财富、声誉、地位和资源。谁靠近秩序越多，谁就成为秩序创建者的同盟或伙伴，就会得益更多。谁远离秩序，也就远离了利益，甚至沦为被打击的对象。在占有与失却、熟络与疏离之间，国际关系呈现出分层的特质，国家之间在可能与必需的行为上既产生一定的连带性，但同时也会出现难以弥合的差异性。可以认为，国家与某种秩序（包括地区性秩序，以及国际秩序）的关系，是衡量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利益得失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