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在国际舞台上，美国希望建立秩序的野心，在立国后不久就一直被激化着，并随着时间的推进而呈现出膨胀态势。美国对已有一定轮廓，或正在创建中的秩序的瓦解程度，同样随其野心的膨胀，及与之相伴的利益诉求而呈现出强化态势。

进入新的时空，随着社会历史进程的持续推进，美国对世界秩序建设及瓦解的力度不是有所减退，相反，而是以叠加之势反复涌动着。美国在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怂恿下，将自身演化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建成易-守成难”的行为体。美国长于攻略，而不屑经营的外交战略模式，正在使得美国的国家傲慢无可比拟地摧毁着国际社会的线性轨迹。

纵览国家史，美国确实比其他国家更擅长创新、突破，美国也比其他任何国家更不愿意固守旧成。然而，美国在施展外交战略时，却难以回避地援引其在开国后就创建的“扩张主义”理念、价值及机制，以赋外交新动向及行为选择以看似合理的逻辑。并且，由于美国在国内战争期间培植出的“西进运动”早已为美国的世界“扩张主义”提供了灵感，以至于此番“扩张主义”使得美国在自我内力膨胀与外部资源引力之间很难做到战略实践的“立”与“破”、外交行动的“舍”与“得”的科学立论。

随着世界其他国家的兴起、世界多极化格局的不断形成，及美国发展局势的相对衰落，美国更加难以以创新外交手段的方式来补救不得已的损失。而创新，在本质上则意味着更多机会的享有及更大利益的获得。设若进行战略创新，美国将要付出更多，将要做出更大铺垫，而这又势必促使美国承受更高代价。加之，鉴于相对衰落的事实，美国已很难在外交战略上做出实质性创新。

新的时空背景下，即便美国打出“创新”外交战略的旗号，但最终所采取的“创新”模式，本质上不过是美国试图以绝对实力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在国家建设上受制于美国的国家）创造秩序的体现，目的则在于增进美国倡导的普世价值的威权及能力。此番情势下，即便存在“创新”，也不过是美国传统战略手段的继续及延伸。

长期以来，美国的外交行动似乎深富辩证色彩。从最初的立国经历跨越到当前的国家建设进程中，美国的前后战略行动无不展示出“肯定”与“否定”交织的关联性特质。尽管在美国的长期执意下，国际社会呈现出一定的良性格局，产生能够抵制不合规行为的作用力，或形成抗衡以国家为核心的利益集团的均势，缓解了国家间可能爆发的冲突，营造出了地区及国际“有政府”状态下的社会结构，或“无政府”状态下的秩序机制。然而，此番由美国缔造的局势却不可避免地滋生出一定的限制性、局部性，甚至狭隘性。美国与一部分国家（即，那些接受美国价值的国家）在通过强制战略而营造出秩序机制的同时，却制造出了针对另一部分国家来说是“反秩序”的生存格局。属于不同秩序的国家，必然会存在所属类别的迥异，即便同一秩序下的国家，往往也“同床异梦”。同一秩序下的主体，或不同秩序下的主体，却殊途同归地变成代表各自利益及自身话语的存在，以至于它们在行动上很难达成一致，甚至无法形成相互依赖的合作局面。这样一来，就会不可避免地使得国家间成为共同体的可能性降低，世界格局呈现出散状的分化性特质，国家间的类别意识及行动被前所未有地强化。甚至引发更为深层的矛盾、冲突、纷乱、动荡，乃至毁灭性的战争。

无论历史上，抑或现实中，美国根据自身利益确立起的秩序结构，以及由此引发的反秩序行为，在本质上会使得作为独立主权成为普遍事实后被提上重要日程的国际集体安全，遭到压抑、贬损及冲击。美国确立起的结构秩序或行为机制，并非因此使得国际社会更为安全，相反，却将国际社会置于更大的风险之中。美国的外交战略在前后阶段爆发出一定的断裂性及非连贯性，经历了难以抑制的碎片化过程。

美国无疑是在“肯定”与“否定”之间推进着外交战略，展示着它基于绝对实力而拥有的身份能量和权力能力。尽管美国始终乐此不疲，但一切努力背后却显得对世界局势的掌控不是更有把握，而是对确定性或不确定性的事项都同样没有把握。

作为国际舞台上重要的行为体，美国难免胸怀一定的战略愿景和期待。尽管此番愿景和期待在兑现过程中，略显捉襟见肘、不尽人意，甚至事与愿违，但美国还是持之以恒地追逐着。

美国对世界格局及国际局势的预期，正在因为它不断变化的非连贯性外交战略，而丧失实践行动根基和道德价值准则。美国在对世界秩序建设有所贡献的同时，又难以抑制地使得所创建的秩序遭受着不堪毁灭的困境。

尤其在最近几十年里（特别在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一再将自己曾经扶植和重用的友邦列为打击对象，又让曾被列为打击对象的国家“起死回生”成为友邦的做法，已毫无疑问地将美国外交战略反复建设又不断瓦解的特质暴露出来。事到如今，美国在对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中，仍然表现出并非会一如既往地奉行先前持有的现状政策的情形。美国已经或正在以实际行动，采取利己的外交战略，并前后不一地变换着制度政策，从而试图创造出比可能收益更大的实际效益，争取到比实际权力更大的隐形权力，以确保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身份地位及权力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