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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时期，美国以异化方式，将现代非洲转换成为与传统非洲不一样的存在。美国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美国看来，非洲处于“文明”的对立面，需要做出彻底改变。美国对非洲的介入（这种介入是政治性的，也是经济性的）从而成为一种有理有据的行动。在美国看来，其坐拥的普世价值，正是能够使得非洲摆脱“文明”对立面的关键所在。于是，美国对非洲的政治经济入侵，就一定意义地取得了“天定命运”的合理性。
殖民时期美国对非洲的“奴役”，主要体现在用商品经济模式取代非洲的自然经济传统，结果导致非洲的生产结构发生变化。美国采取一套独特的方式，使得非洲面临着超越传统历史的改变。
客观上，非洲确实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脉络和社会发展轨迹。一直以来，由自然经济支配的生产结构在非洲社会发展上具有重大价值。进入近现代，西方的介入致使非洲的内部结构遭到重创，发生了趋殖民主义意向的转变。比如，作为西方重要的成员国，美国自独立始，就在国家利益建设进程中，通过将认识、目标和行动排列组合，不断制造出美国对非扩张的条件及过程。美国（或美国主导下的西方）认同的商品经济模式被植入非洲，最终动摇了非洲的自然经济传统。
非洲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发展轨迹，是在自然经济维系的生产结构中创造出来的。千百年来，非洲人基于传统生产结构而传承文化、建构认同、模塑认知，形成既定的社会机制和行为逻辑。进入19世纪，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得这一传统生产结构遭到冲击。其间，西方的商品经济介入非洲，颠覆了非洲固有的自然经济模式，引发了非洲生产结构的变迁。这一时期，尽管美国对非洲没有直接的殖民奴役，但是，却通过各种可能的商业途径，会同西方其他国家一道瓦解了非洲的传统生产结构，并引发了历久弥新的政治后果。通过分析美国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借助商品经济方式进入非洲，并改变非洲的生产结构，能够发现19世纪美国扩张过程中国家利益至上的条件与过程。
19世纪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规模扩大及利益野心膨胀的关键时期。“开垦”“拓荒”异域，尤其是像非洲这样的国度已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战略首选。从本质上看，“如果排开可见的经济利益来看，所谓的‘开发’……本质上是欧洲国家间的较量” [1] 。其中，“版图的扩张意味着不断扩大的领土不仅要成为政治控制对象，而且要成为直接的经济剥削对象” [2] 。西方在对外战略上由此“增加了新的内容，它从此不再单纯是一种政治行为，而更多地变成一种经济行为” [3] 。基于此番特殊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在很短的时间内，以疯狂的掠夺之势获得了它的重要性，其利益诉求在传统的“地域民族性”之外又衍生出新的“世界历史性”。
通过经济扩张，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规模在地理上第一次达到空前程度。最为突出的是，资源配置方式产生变化，世界按照商品生产需要重组社会关系和文化内涵，僵化的经济分类随之转移到核心国家与边缘地区之间来，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在控制与抵制之间形成一种剪不断的较量。一系列相互强化的对立范畴随之挤入人们的视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西方与非西方、中心与边缘等范畴，展示出了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中的不均衡性。在科技理性的支撑下，西方更为坚信非洲需要复制西方认同的社会经济模式。西方还深信，无论采取何种方式介入非洲，其目的都是要改善非洲的处境，为非洲缔造出发展的必然性。
美国虽为后起之秀，但在国际地位捍卫上，却是不凡缔造者。18世纪后半叶，美国通过美利坚革命，赢得独立战争，成功度过殖民时代。进入19世纪，美国以商品经济方式加大殖民主义扩张步伐，投入到巨大的世界经济浪潮与精细的区域经济分工中来。这一时期，“美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从全球化中获利是显然的，而且数额较大。这些利益主要源于两个渠道：……进口的增加……降低了成本……出口的增加……极大地扩展了规模经济” [4] 。结果是，“到了1900年，海外扩张已经成为事实，此时连共和党领袖们也承认，殖民扩张已不是一般美国人的愿望” [5] 。美国自此一跃奠定资本主义世界中心的地位。
总之，殖民主义时期，美国对非洲的介入，不仅兑现了美国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事实，而且还引发了非洲生产结构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