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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国家，尤其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为扩大生产规模和积累原材料，它们便突破自身穷居的地域，将触角伸及其他国度。结果不仅使得被侵占国的主权遭到剥夺，而且还缔造出被侵占国的传统和现实。
近现代，非洲与西方的遭遇，在使得西方理性在异域得到伸张的同时，也制造了西方将自我进行神化及自命改变非洲处境的神话；在摧毁非洲历史传统与社会结构的同时，推动了西方化非洲国家的创建和发展。总体而言，非洲与西方的遭遇，既对非洲的历史面貌造成价值剥离，也对非洲人生存及存在意义的社会网络造成扭曲。在具体层面上，西方采取的办法是：通过推崇系统（西方的）而牺牲无系统（非洲的）的技术操作，使得近现代的非洲陷入用外来标准批判生存现状的困境之中。
在近现代历史进程中，西方并未给人类社会多样性或自由发展留下太多余地。因为，西方总试图以推行自身价值理念及科学理性的方式，达到取代非西方社会多样性及自由的目的，并使非西方成为西方的注脚。尤其工业革命后，西方始终在扩张主义的驱动下，以武力打开了进入非西方的大门。
在历史进程中，西方对资源和市场的渴求，以及由此激发的发展野心，都显得较为迫切。西方工业革命的爆发，使得这一热劲不但没有减退，反而有所加剧。
西方以骄人的科学技术及勃兴的生产力，确证了现代化的必然性。同时，西方也暴露出将对方，尤其是将与自身格格不入的非西方异化的野心。于是，在世界各民族都有自身特定历史的平衡木上，人类历史难以抑制地发生倾斜，越来越不利于非西方的发展。
西方拥有的科学技术和政治文明，使其滋生出将自身定义为是人类缩影的念头：只有西方是能注解人类历史的角色；西方历史就是人类的历史；西方文明就是人类文明；西方是人类的典范，更是非西方的典范；西方责无旁贷地需要拯救非西方，非西方理所当然地需要仰仗西方的理性，等等。在西方意识中，源自西方本土的经验才是唯一能够催人奋进的信条，像非洲这样的国度当然只有接纳西方的信条，这样才能避免缘木求鱼，才能填平与西方的鸿沟。即便在殖民主义瓦解后，西方仍坚持认为自身就是非洲的样板，西方自然不能回避担负拯救非洲的责任。
在此理念的鼓动下，西方难以抑制地加大着兑现愿景的步伐。以至于在殖民主义时期，像非洲这样的国度，不仅其资源遭到掠夺，而且西方思想意识的对其凌驾也达到空前程度，甚至其在内政外交活动上拥有的自主性也因为西方的控制而荡然无存。
这一过程中，西方始终在将自持的理性逻辑强加于非洲身上。非洲需要践行的，不过是西方倡导的理性和民主。由于西方的强势，非洲便不可避免成为西方理性和民主的践行者。确实，这一角色的产生近乎牵强，非洲也因为没有做到完全领会和充分把握而在实际操作中暴露出几分拙劣及不尽如人意。对于这一问题，迫于西方的强势，非洲只好将其解读为是自身所致，而并非由于西方所推行的对非洲具有不适应性。
这一切也就导致附和、委从等，在一段时期里成了非洲生存现状的注脚。西方并未放弃从另一种情形来牵制非洲。西方对自身文明进行无限拔高、对非洲走出发展困境进行超现实神化。这些做法，似乎表明，西方就是能够救非洲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典范。非洲被许诺的不过是通过效仿西方，就能够拥有西方描绘的祥和美好天堂。西方深信，在其普世价值的作用下，非洲就一定能够走出封闭狭隘、愚昧落后的困境。同时，非洲也需要顺从西方，并真真切切地参与到西方勾勒的天堂——从野蛮无知中重塑、从贫穷落后中反转——的创建之中来。结果是非洲被迫卷入西方的强制性塑造中。
理论上看，一定的价值观念与一定的社会实践是具有相互适应性的。西方的价值观念作为根植于西方经验的产物，在近现代特殊的社会进程中，却一开始就以自持的优越理性，对“他者”进行强词夺理的附会。并且，在一代代、一批批西方人的努力下，西方的价值观念在异域确实获得超本土的生命力，西方引领非洲的行为也由此被推到时代前沿，但是，西方价值观念具有的实效性仍捉襟见肘。
总之，在非洲与西方的遭遇中，非洲面临着西方理性实践和神话生产的现实，从而成为西方理性的践行者，成为谱写西方神话的角色。在实际过程中，西方对非洲的进攻性，并不回避将文明、发展置于非洲境内的惯例，这一切在改写非洲社会发展轨迹的同时，也成就了西方以强制、交换方式满足自身利益的事实。整个过程中，西方力图使自身在非洲的行动表现出科学性及合理性，但是，西方的强势嫁接，使其所具有的此番追求背道而驰，事实上西方心中的愿景并非能够真正兑现。
西方以辉煌的工业革命战绩，向世界预设了一个特定的理性主义现实：因为工业革命成就，西方成为能够主导世界历史进程的角色。同时，也预设了像非洲这样的愚昧落后国度，其不过是西方的对立面。非洲与西方由此并非是对等的，它们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差距。
长期以来，由于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制约，西方并未能立足本土而扩大生产及再生产规模。为突破这一制约，西方便滋生向外寻求发展的野心。作为拥有丰富物产及能源的非洲，无疑成为西方窥觑的对象。随着工业原始资本积累诉求的日益增强，西方随即将触角伸向非洲腹地。殖民主义，作为兼顾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存在内容，无疑将西方对非洲的剥蚀推向巅峰。确实，经历工业革命，西方对物质、权力和责任的追求，达到前所未有的状态，西方与非洲的关系，也因此变成主体欲望的满足（指的是西方）与客体属性剥离（指的是非洲）的关系。结果在使西方理性被实践的同时，也使得非洲的价值观面临边缘化。在整个过程中，由西方主导塑造的非洲历史及现实，使得非洲的内在价值和主体意义丧失增长的内在机制。非洲不可避免地沦为西方实践理性的注脚。
在经历科学技术革命后，西方将非洲当作待开拓的重要对象。西方探险家、海员、传教士等身先士卒，开启了西方身入非洲的劲旅。尽管在他们身上，并不完全具有利益动机及野心，但是，随着西方工业革命滋生的技术理性和文明的日益高涨，西方便将非洲视作上帝错赏的地域，严重缺乏文明及理性。西方则具有将自身价值和文明复制到非洲并根除非洲罪恶的义务。这一情形，不是使西方与非洲之间的关系更为拉近，相反，更为撕裂。此情形也由此而制造出西方与非洲对立的事实：非洲没有科学技术和知识引领的生产结构是前现代的，非洲是与当代发展有差距的社会，而拥有先进科学技术和文明的西方所呈现的才是现代、主流及核心的。非洲的历史及现实，显然被西方以自身实践经验来重新界定，丧失了自我属性及特质。鉴于此，可认为：由西方主导的“历史可能沦为一场闹剧，尤其是在其服务于一种政治目的时 [17] 。”
在西方看来，非洲得到上帝的物资赏赐，但非洲人愚昧无知，不能担负起建设重任。西方白人是上帝精心遴选的对象，是能够带领非洲走出落后深渊的主力。此番认识产生了颠覆性的效应，膨胀了西方自大狂之心境，加剧了西方对非洲殖民奴役的深度。
在殖民统治过程中，西方通过扶持代理人，或通过直接控制的方式，将自身转换成了决定非洲现实及命运的主角。这一过程中，西方是以自身的认识理念和实践经验（西方对物质和技术的认识，以及在工业革命中取得成就及业绩）来为非洲设置发展路径的，以此支撑起使非洲摆脱困境的必然性，以及非洲需要借助西方理性及民主摆脱困境的现实性。西方对非洲的政治奴役、文化覆盖、价值剥离，本质上变成西方以其认识理念及实践经验来规划非洲人生活世界的行动，而这种对非洲人生活世界的创造恰恰是西方将自身的内在逻辑植入非洲境内（客观地看，这并非非洲人自愿、自发的结果，而是被迫、强制的产物），从而使得非洲的本土机制及内生动力遭到遮蔽。非洲建构历史的方式就是西方强制的体现。在整个殖民主义统治时期，非洲人遭遇的不仅是身体、物质的极大浩劫，更是精神、文化的深度摧残。更为突出的是，非洲社会因为西方殖民主义的介入而产生某种貌似合理的体系性。而这一切不过是西方理性对非洲社会本质的剥离。
这一进程由此制造出实践理性、技术工具和政治目的之间的关联效应。西方的到来，确实使非洲获得某种现实感：非洲传统的生产结构、朴素的自然经济模式与西方现代的机械生产结构、先进的市场经济模式相比较而言，在产能及贡献上明显微不足道。这样，在西方看来，非洲就需接受西方的模式，加入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来，才能兑现发展实效性。而对于非洲的传统生产结构及经济模式，其价值已不符合时代主流。于是，西方的理性及文明便顺利嫁接到非洲身上。非洲从而陷入以另一种话语为中介、乞灵于西方理性的尴尬中。在传统历史与现实发展失衡的情况下，非洲赢取了扭曲的现代化产物。
在非洲与西方的遭遇中，西方将自身的价值、理性等强加于非洲，不仅使非洲的传统历史不值一提，而且未来的发展走向也被定格在西方拟定的规制之中。非洲与西方遭遇的整个过程，诚然是西方价值观、知识结构、行为逻辑等在非洲推行的过程。这一过程中，西方的自信心及战略定力得以强化。西方坚定自身正处于历史发展的巅峰，同时也深信非洲人一定会像匍匐在神前一样匍匐在西方人面前，像奴隶一样俯就于西方的实践之中。
即便在殖民主义瓦解后，西方对自身实践理性的价值和作用力的认定也未出现弱化。非洲获得独立自主权后，西方仍期待自身成为主宰非洲命运的角色。西方同时寄希望在新的时空背景下，将资产阶级意义下的市场经济理性植入非洲现实。鉴于非洲低速、不景气而缺乏实效性的事实，西方便以科技理性、知识文明等来否定非洲的独特气质，从而助长了西方持续推进霸权主义的扩张。在西方看来，其所拥有的现代化生产和生活方式在解决非洲问题上诚然具有难以比拟的工具性价值。西方的成功经验，就是非洲要践行的标准。西方与非洲之间由此产生了某种连带性。
西方基于自身意识，而将非洲进行概念化及形象化表达。这一情形，本质上是要淡化和抹弃非洲人对自身社会的依恋，清除非洲人的内在属性及本土化生存方式。西方正是要借助一套具体手法，来对非洲的历史和现实做出所谓科学的量化。然而，人类历史却早已预设了这样一个逻辑：“如果说一个国家可以用一些标准和确切日期来界定的话，那么民族则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了” [18] 。因为，民族本身就是一种自我认同的产物，而不是社会定义的派生。非洲作为多元民族杂居的地域，长期以来就存在着一套自我禀赋的内生机制。而对于任何试图消解非洲内生机制的做法，显然是有违非洲历史及客观现实的。毕竟，任何时候都“不存在没有文化的民族”，即使现实的非洲要摆脱困局，也同样“应该从更为深远的历史背景上去寻找原因” [19] 或出路。
总之，在非洲与西方遭遇的过程中，非洲被强制套上“金箍”。非洲始终无法摆脱西方殖民主义、资产阶级理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羁绊。尽管20世纪非洲进入独立主权国家的发展阶段（独立主权的享有，意味着非洲能够自行决断自身的事务，包括国家建设、政权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及经济建设等），但是，非洲在对生命的热情、对国格的至尊、对自由的诉求等方面，仍难以摆脱某种先入为主的制约，也难以对西方的强势形成一定消解，甚至难以对西方理性形成对冲。西方始终在将自身拥有的标准、尺度及做法等强加于非洲。鉴于非洲面临的困境，西方同样希望将自身的“文明”“发展”植入非洲，希望对非洲进行西化而促使其摆脱困境。进入21世纪，西方仍以加强软实力输出的方式来控制非洲的发展节奏并一如既往地从自身的道德伦理、理性实践中制造着非洲的历史和现实，与日俱增地催化着非洲多元化价值的异化。尽管西方苦心孤诣，但是，非洲始终并未能在西方的指点下走出迷津。
“软实力”作为一种认识概念或理解范畴是由哈佛大学约瑟夫·奈提出的。作为一种能简化事实以便理解现实的思维结晶及学术产物，“软实力”在当今国际政治中的工具性价值得到极大张扬。而作为一种知识构成和人文元素，“软实力”的出现则早于这一概念的提出。
在人类历史上，随着殖民征服及统治奴役的不断推进，“软实力”就在影响和控制“他者”上彰显出一定的威权性。而“软实力”作为一种常态资源，或者说，“软实力”作为民族国家对外战略中的一种权利资源（即其是在民族国家成为普遍事实后，才出现的），其出现则是较为晚近的事。进入新的时空，不仅学界穷力捕捉“软实力”的学理价值，而且国家也力图挖掘“软实力”相较于硬实力而具有的补充性价值。比如，冷战时期，美苏两大超级大国在“软实力”的较量上就较为典型。美苏通过不同手段强化和推行各自认可的“软实力”，极大地引发了双方之间围绕“软实力”而展开的拉锯战，目的则在于推动各自治下国内与国际秩序的同步维护。苏联的垮台，一定意义地证明了美国秉持的“软实力”在当代国际政治中的工具性价值得到一定体现。苏联因受制于美国“软实力”的羁绊，而陷入改革的被动之中，并最终因为不彻底性而使得苦心经营的庞大共和制走向覆灭。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作为冷战产物（学术界普遍认为“软实力”是冷战时期的产物），美苏争霸显然使得“软实力”发生了由事实到概念，再由概念到事实的演变。苏联的最终瓦解，一定程度地彰显了“软实力”的硬杀伤效果，同时激发了世界各国对“软实力”工具性价值追求的热忱。以“软实力”来补充硬实力的缺失由此成为重大命题。尤其对于霸权国家而言，“软实力”就是能够操纵国际命脉的一种胜券。
进入新的时空，非洲同样尝试将“软实力”纳入国家建设中，努力促使“软实力”转换成为国家战略的最一般性根源，并寄希望借此走向发展。
殖民时期，由于政治奴役的束缚，非洲的“软实力”难以产生应有的价值。那时，非洲的软实力主要以服务殖民当局政权内外之需而展开，基本处于被动之中。其在意识上是偏执的，在本质上是自我中心的，在实践上是狭隘的（这时期非洲的软实力完全是西方性的），同时衡量“软实力”的指标或参数也是不具科学性的。因为，这一时期的殖民主义是凌驾于非洲之上的。
随着独立主权的获得，非洲对建立公正平等国际制度的诉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基于独立主权，非洲不仅获得自我建设的能动性，产生内聚力，而且还具备了优化的战略环境。在这种背景下，非洲的“软实力”建设从而具备了划时代的发展可能。显然，独立主权的获得，使非洲具备了建设“软实力”的主体性，并消解了某种专断性、偏激性及被动性。
从内涵上看，“软实力”是非洲各民族及国家的精神生命和价值源泉。从功能上看，“软实力”是非洲摆脱现实困境的战略资源和发展资本。非洲“软实力”的工具性价值，能够在非洲国家的内外战略开展上产生积极功用。对处于发展中的非洲而言，硬实力确实能够在其国家及社会问题的解决上发挥直接而明显的作用，但是，“软实力”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当前，非洲“软实力”的资本性功效和战略性价值已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其外延正在与日俱增地扩展着。在整个非洲大陆，关于“软实力”作用力的延展，也相应地变成一场关于生存及发展机会的延展。当前把非洲“软实力”放在非洲国家内外战略上来审视，能够更好地把握“软实力”作为“新事物”的脉动，能够激发非洲走向发展的蓬勃生机。
与西方相比，非洲对“软实力”工具性价值的启用，在时间上确实滞后于西方。在深受殖民主义困扰的时期里，非洲本土“软实力”的价值处于失声和缺位状态。这一时期，存在于非洲境内的“软实力”无疑是由西方的文化制度、思想意识和行为理念等来表征的。殖民主义统治瓦解后，非洲具有本土的“软实力”因素被激发出来，在进程上发生由被动存在到主动发展的转换。非洲本土“软实力”的价值发挥，显然并不是偶然的、单一的、局部的，而是必然的、综合的和整体的，呈现出了“软实力”固有的内在生机及活力。
非洲广大人民群众在历史和现实中着手创造的系列文化，则是非洲“软实力”的重要构成。由多元文化组合而成的非洲“软实力”，无疑是塑造非洲话语权的重要基石。基于“软实力”，非洲不仅拓展了外交战略，而且还使其外交战略演化成为一系列相互作用的变量构成的复合结构。非洲的“软实力”资源与非洲的外交战略产生了高度的契合性。就此，作为由丰富历史文化资源构成的非洲“软实力”，显然转换成了其发展潜力。
“软实力”确实具有某种工具性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就不需要对硬实力有所依附。当前的非洲之所以能够将其“软实力”的工具性价值激发出来，正是借助了非洲相较于过去而言有所增强的硬实力来作支撑的。“软实力”能够充分体现工具性价值，显然不能没有硬实力的铺陈。当前非洲国家基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培植出的硬实力，毫无疑问地是决定其“软实力”能量大小的源泉。非洲硬实力与软实力之间具有息息相关的紧密性。
通过对“软实力”具有的价值进行激发，非洲一定程度地降低了在国际体系中的脆弱性和边缘性，增强了与其他国家的对话性和对等性，缓解了与西方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互动中的冲突性和对立性。随着国际社会对“软实力”的越来越重视，非洲同样会不遗余力参与到主流大势之中来。突出“软实力”在综合国力建设上具有的补充性价值，将成为当前及今后很长时间里非洲国家在国际进程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方面。
摆脱殖民主义统治后，非洲就加快“软实力”建设步伐。“软实力”对非洲而言，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描述性概念，而是体现非洲价值的一张名片，更是非洲与国际社会权力配置的一个有效筹码。借助“软实力”，非洲能够获取国家战略的最一般性根源，能够在国内外环境改善及国际形象重塑上占有一定优势，从而避免被边缘化的危险。当然，在复杂的国家文化进程中，非洲的“软实力”资源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朝着符合其内外战略需要之方向发展，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产生对其政治经济发展的有效补充作用，将取决于非洲内部局势的稳定性及国际社会的包容性。
总之，在新的时空中，随着国际社会将“软实力”转换成为战略资源及行动资本的呼声日趋高涨，作为构成非洲“软实力”内容的丰富历史文化资源将越来越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因而，广泛调动非洲“软实力”具有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其在当代历史中应有的价值将是非洲摆脱发展困境的源泉。
在国际政治中，存在着一种逻辑，即国家会根据情境确定战略和利益。
众所周知，美国在近两百年里最引以为豪的就是美式民主。美国的这一“成就”，为其世界霸主地位的确立提供了重要支撑。然而，面对历史进程中世界局势的变化，尤其是新兴国家的崛起，美国所拥有的这一成就并未能在捍卫美国国家的威权性上产生应有价值。为更好巩固美国的国家地位，美国以政治、军事、经济等多重手段并进的做法，竭力在国际舞台上推动国家建设目标的实现，最终试图达到影响和支配其他国家之目的。这一过程中，美国并非始终严守固定的战略模式，而是在根据情境变化，不断更新着美国的外交战略以提升其国际地位。
在对非战略上，美国就将这一情形演泽得淋漓尽致。纵览历史，美国在非洲的外交战略显得变动不居。美国始终在不同阶段根据不同情境拟定着其在非洲的战略并追逐着相应的利益诉求。情境参与决定美国的外交战略及利益构成模式由此得到深刻的体现。但是，正因为情境的变动不居，以至于美国在对非战略上并未能始终具有一以贯之的行动，其也并未会根据变动的情境而作出利于非洲的战略选择。并且，美国国内对其外交战略的认识及表达，也表现出不一致性来。以至于在很长时间里，“在美国政府的众多问题中，再没有比美国的对外政策究竟是什么样的或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更为意见纷纭和混乱的了。……美国的做法是不要有明确的对外政策，而是要日复一日地按照形势和美国利益的需要去说去做” [20] 。战略的游移不定，已成为美国对外关系进程中挥之不去的梦魇。
在每一个历史阶段，美国都试图为非洲，也为自身在非洲的战略确定一个基调。但是，当下一个阶段来临时，美国却在前一阶段战略手段的建设上前功尽弃，从而使得下一个阶段与前一个阶段面临断裂的风险。在与非洲的关系上，美国在前后阶段表现出的变动（即在不同时段采取不同的行为模式。不同行为模式的出现则意味着新的行为秩序将取代旧的行为秩序），使其已经倡导的和即将出现的战略并未能形成一定的有机关联。这样，最终不仅耗费了战略资源，而且使得战略收益也遥遥无期。
在美国对非战略上，下一个阶段的来临必然意味着对上一个阶段的否定。下一个秩序的建设，必然意味着对上一个秩序的瓦解。上一个阶段与下一个阶段的非连贯性，始终贯穿在美国的对非战略中。可以说，美国在非洲的外交战略是一个不确定的、分散化的和冲突性的矛盾体。美国在非洲战略上反复不断的变化、难以聚焦整合的非线性关联等，无疑难以确保美国外交收益上的可持续性，同时，也会破坏美国与其他国家（与美国存在权力交互关系的国家）之间的公平性，最终动摇了其他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和忠诚。
美国对非洲的战略之所以表现出极大的不连贯性，一方面是美国的国家天性使然，另一方面则跟非洲的客观情况存在关联性：历史上非洲经受的遭遇、现实中非洲差强人意的发展，都有可能使得美国对非洲丧失信心，在战略上表现出游移性来。非洲自身的情况，也强化了美国对非洲的认识：在美国眼里，非洲在美国外交战略上居于非中心地位；对待非洲，无须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即便要考虑非洲，亦不过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等等。这些认识及做法，显然会为美国对非外交战略的不连贯性埋下伏笔：美国在非洲的外交战略无须保持，也难以保持连贯性。
美国对非洲战略上的不连贯性，还深受与美国抗衡或竞争的对手的变化的影响。殖民时期，美国是在与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争夺势力范围的情况下涉足非洲的。冷战时期，美国是在与苏联竞赛的情况下与非洲建构关系的。后殖民时代，美国则是在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争夺市场的情况下与非洲联系在一起的。显然，美国在不同时期与非洲的关系，是出于美国与其他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博弈而出现的。这就注定了美国一直以来在对非战略上，很难保持某种定力，很难产生某种线性关联。
殖民统治时期，美国难以更替非洲的社会结构。这一情势，很大程度上是西方老牌殖民国家已在非洲确立起无懈可击的领土占有权及政治经济封锁权。美国由此不能（因为老牌殖民主义势力的强大及无所不在的殖民势力的穿插），或者也是不愿（因为美国怀有超越领土和政权剥夺之外的其他利益期待）对非洲进行领土占领及政权征服。此举使得美国并未因此成为与西方殖民主义者“同流合污”的角色。美国所采取的方式是从欧洲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对非领土控制之外的其他内容上来寻找突破。其既不是以赤裸裸的主权剥夺方式深入非洲腹地，也不是与欧洲老牌殖民国家展开利益争夺，而是以两边“讨好”的方式在夹缝中觅取一线生机。
具体环节上，美国并不是采取同欧洲老牌殖民国家一样的方式（即，对非洲的土地和政权进行抢占及分割），而是另辟蹊径，采取输入商品经济的方式，从生产结构上颠覆了非洲的自然经济传统。美国凭借经济控制，或者说市场控制，来推动美国在非洲的利益兑现。这一举动，还使得美国由此赢得欧洲老牌殖民国家的信任，避开欧洲老牌殖民国家排挤、操纵或控制的危险，在强大殖民势力簇拥的条件下达到高效维护权术的效果。直观意义上，美国从非洲身上获取的并非如同欧洲老牌殖民国家所获取的那样是控制领土及主权，而是一种更具长远性的内容。美国是以一种较为道义且利己又利他的方式“征服”了非洲。这样的选择也为美国在之后避免直接卷入两次世界大战、避开战争拖累而做出铺垫。
这期间，美国以隐蔽方式使得本国的“扩张主义”战略得以推行。美国源自内战、对荒野征服的雄心，同样也被推及非洲大陆并被有效地实践着。初步涉足非洲，美国获得自身价值观在海外践行的甜头并助长了美国价值观外交的推行。
殖民时期，美国是在将一种源自其本土的“扩张主义”战略推及非洲，从而避免军事帝国主义滋生的风险（殖民体系的最终崩溃，就是这一风险的鉴证）。客观地，美国源自本土的“扩张主义”战略，是“作为摄取权力的一种理性方式，它是现代的产物。就是说，它是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扩张时期的伴随物。它在现在最突出的例子是所谓的‘金元外交’” [21] 。通过“扩张主义”，作为实力上与美国格格不入的非洲，沦为了美国私利兑现的试验场。这期间，美国在非洲靠推行商品经济来支撑的外交战略，可看作是美国步入国际舞台而启动的战略新规的问世。这一尝试由此造就了美国与非洲特殊的关系格局。
殖民主义瓦解后，非洲取得独立主权，本质上理应以独立主权行为体的身份进行活动，但是，由于强大外部势力的左右，以及非洲自身实力的薄弱，非洲在取得独立主权后，并未能像其他主权国一样在国际舞台上展开自主性外交活动。独立主权意义下的非洲外交关系，当与世界霸主——美国邂逅后，无论在内涵上还是外延上，都需以特殊的视角来审视。
殖民主义瓦解后的一段时间里，鉴于竞争对手苏联在非洲势力的扩大，美国不得不另辟蹊径，采取了有别于欧洲老牌殖民国家的做法。鉴于已有一定根基的情况，美国便顺理成章地推进对非战略，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以强制方式在非洲发起为所欲为的行动，结果不仅挫败了非洲在获得独立主权后的发展积极性，而且还助长了美国的扩张主义野心。
但是，美国对具有独立主权国家的顾及，或者说对获得独立主权的国家的考虑，却不是减退而是有所加剧了。作为独立主权的非洲国家，已具有自主选择发展路径的权利，已在自身命运的决断上具有一定的自由，但将其纳入麾下，价值将不可理喻。
鉴于苏联“红色”势力的迅猛发展，美国难以接受更多的非洲国家沦为“红色”基地的结果。出于维护利益的需要，美国并非对苏联的所作所为听之任之，而是采取强制措施与苏联展开一较高低的角逐，并想方设法将非洲国家拉入自己的麾下。这一时期的美国相较于殖民时期的美国来说，除动用已有的方式来争取非洲外，还别出心裁地增加以利益诱惑、以武力威慑为重心的进攻方式以赢得非洲。
出于与苏联竞争的需要，美国基于实用主义来考虑，而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美国治下的盟友圈。并且，美国已投入巨大的政治经济赌注，旨在消解苏联主导下的红色阵营的凝聚力及整合性，以阻止苏联将非洲完全并入其势力范围的可能。
整个冷战时期，处于疯狂竞争中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是以雄厚的军事装备和广泛的盟友圈建构，来壮大各自势力范围的。双方对对方造成的压力感和威慑力达到难以用理性来缓解的地步。
这一时期，经过美苏的造势，世界因之变成以美苏为中心、以附和美苏的众多国家为外围的相互联盟抗衡的格局。这个由美苏打造出的相互联盟抗衡的格局，本质上，更是一种情绪冲突的结果，更是一种不顾及人类历史线性逻辑的自利举动，更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情结。其实，这期间所出现的联盟抗衡，既不符合国际政治良性发展的应有轨迹，也不符合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的交往逻辑。
在此番背景下，世界不是因此变得更为安全，而是不可避免地陷入更大的风险之中。对于已取得独立主权的非洲，面对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的竞赛，能够选择的不过是委从、屈尊、俯就，从而使得作为独立主权国本应具有的身份独立性、行为主体性，以及外交自主性遭受挫折。
由于冷战双方势力的抢夺，独立后的非洲，至少在冷战的后半段时间里，在政治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上表现出极大的非自主性。以至于这些隶属于美苏两大阵营的非洲国家，并未能真正摆脱美苏的制约及束缚。它们采取顺应、遵循的方式，确保了一段时间内的生存及发展。但是，这一期间里，由于文化帝国主义与军事帝国主义的盘根错节，使得隶属于美苏两大阵营的非洲国家难以激发内生动力而取得实效性的发展突破。
冷战的结束，对美国而言，意味着一直以来无懈可击的敌人的崩溃。美国自此从心理上获得已是世界霸主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是基于一定的理想而萌生的。毕竟，曾是“两足”鼎立的世界格局，当一足消失后，在理论上不证自明的是：天下将是另一足的。
面对苏联的解体，美国产生旷世奇遇的信心。美国的优越感被前所未有地激发。在战术上，美国针对世界另一极——苏联崩溃的事实，重新采取新的外交战略行动。鉴于非洲的客观情况，美国通过提供社会发展模式、经济建设举措，及更具吸引力的民主哲学等方式来提振非洲的发展，以此彰显自身在非洲建设上具有的绝对能力，甚至借此来表达其对世界的领导力。美国完全自信有能力改变非洲的现实处境，甚至掌握了支配国际格局的权力能力。相较先前的行动，这一时期的美国更注重对非洲进行心灵征服和信任控制，并由此赢得比军事征服和经济控制更为全面的胜利。但是，当美国在短暂时间里保持世界一极霸主角色时，却漠视了它所推行的意识和行动是否具有可行性及价值性的现实。其实，一切结果如何，无疑需要社会实践去检验。
进入新的时空（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在外交战略上切实感到并未真正能做到随心所欲或得心应手。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某种程度地遭到挑战，单边主义不可避免地遭到重创。美国意识到必须采取相应手段弥补外交战略的损失。
对于与非洲的关系，尽管美国采取了符合独立主权国之间交往的政策，但是，美国并没法避免采取单边主义而确保自身利益的行动。尤其是当美国的国家利益受到冲击或处于危机时，美国的单边主义思想显得更加醒目。为维护本国利益，即便美国在形式上是在与其他国家开展双边关系，但是，在本质上却难以克服单边主义思想作祟的客观事实。可以说，美国的单边主义思想，一如既往地是美国外交战略的核心主题。美国在非洲的战略，之所以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很大层面上就是美国单边主义的产物。
当前，鉴于世界其他国家与非洲日益拉近距离的现实，美国试图以一己之愿重构与非洲的关系，但事实上却越来越具有明显的难度。21世纪的美国，依旧具有绝对的强大实力，但其在非洲的权力无疑正在经受着与非洲有着相似命运的新兴崛起大国的挑战。鉴于此，美国不得不在多重条件、状况及境地中进行博弈，不得不根据局势重新选择及部署战略，不得不根据时代趋势和国际局势重新定义外交手段及路径。这一时期的美国需要根据世界局势重新定义外交战略，也需要根据外交战略来重构世界。
总之，从冷战时期到冷战结束后，看似两个平稳的过渡时间，却暗含着美国在非洲外交战略上紧凑的流变性与胶着的复杂性。美国始终在以自觉及能动的方式塑造着在非洲的战略行动。美国在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催使下，在对非洲的外交战略上表现出明显的摇摆性。其中，美国角色的多重性、诉求的多元性、战略的博弈性、决策的断裂性等因素，是影响其在非洲外交战略上游移不定的重要变量。在对非洲的态度上，要与不要、争取与弃置、援助与自利、认同与冲突、进攻与防御、秩序与混乱等维度，始终活跃在美国的对非战略中。一直以来，尽管美国在对非洲的战略上表现出不断调整的势头，但是，此番调整却并非能够达到必然的效果。当前的美国甚至不能在自身利益受到威胁的地方成功地避免威胁。美国在非洲“断章取义”的行为，使得美国的国家本能及外交品质经受着巨大考验。当下，即便美国重新拟定新的外交战略，也并非是美国针对所面临的危机做出急速且准确反应的体现。其实，美国根据变动的环境和条件确立的外交战略，在本质上既不能避免偶然性、不确定性和含糊性充斥其间，又不能达到必然的效果及彰显应有的价值。
[1] [美]布鲁斯·拉希特、哈维·斯塔尔：《世界政治》（第5版），王玉珍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
[2] [美]康威·汉德森：《国际关系：世纪之交的冲突与合作》，金帆译，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页。
[3] [英]马丁·怀特、赫德利·布尔、卡斯滕·霍尔布莱德编：《权力政治》，宋爱群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4] [英]马丁·怀特、赫德利·布尔、卡斯滕·霍尔布莱德编：《权力政治》，宋爱群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5] [美]布鲁斯·拉希特、哈维·斯塔尔：《世界政治》（第5版），王玉珍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页。
[6] [美]布鲁斯·拉希特、哈维·斯塔尔：《世界政治》（第5版），王玉珍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7] [美]傅立民：《论实力：治国方略与外交艺术》，刘晓红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8] [英]马丁·怀特、赫德利·布尔、卡斯滕·霍尔布莱德编：《权力政治》，宋爱群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页。
[9] [美]约瑟夫·奈：《权力大未来》，王吉美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87—88页。
[10]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主编：《国际关系史第十一卷（1980—1989）》，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31页。
[11] 郑永年：《亚洲的安全困境与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建设》， 2011年9月在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讲座提纲之观点和内容。
[12] [美]布鲁斯·琼斯、卡洛斯·帕斯夸尔、斯蒂芬·约翰·斯特德曼：《权力与责任：构建跨国威胁时代的国际秩序》，秦亚青、朱立群、王燕、魏玲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13] 刘丽云、张惟英、李庆四：《美国政治经济与外交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7页。
[14]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78页。
[15]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第二次危机：三位总统与超级大国美国的危机》，陈东晓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导读第3页。
[16] [美]布鲁斯·拉希特、哈维·斯塔尔：《世界政治》（第5版），王玉珍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
[17]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第二次危机：三位总统与超级大国美国的危机》，陈东晓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18] [法]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理论基础与历史经验》，郑文彬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6页。
[19] [美]科林·M.特恩布尔：《森林人》，冉凡、C.Fred Blake译，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森林人》中文译本序言，第3页。
[20] [美]查尔斯·A.比尔德：《美国政府与政治》（上册），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41页。
[21] [美]汉斯·J.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徐昕、郝望、李保平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