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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跟踪评价中国未来10年、20年乃至30年健康现代化的目标追求？我们选择构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结合的“健康中国指数”评价体系。为了使“健康中国指数”的构建更具科学合理性，就要以对健康及其影响因素的认知为前提，借鉴国际社会评价健康现代化的模型，进而构建“健康中国指数”评价体系。
人们最初对健康的理解是“健康就是无病”，这是纯生物医学范畴的定义。1948年的《世界卫生组织宪章》，对健康进行了较为经典的完整定义：“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和衰弱，而是指保持体格方面、精神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完美状态。”该定义说明，除了生理方面，健康还应该包括心理健康和对社会、自然环境适应上的和谐。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健康概念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道德修养也被纳入健康的范畴。
对“健康”认知的同时，国际社会对影响健康因素从如何促进健康和健康公平的路径两方面做探讨。但是，国际社会一直在两种观点之间游移：一是发展和依赖以技术为基础的医学和公共卫生干预；二是把健康理解为一种社会现象，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需要多部门的政策干预；随着认识的加深，后一种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宪章》（Constitution）提出了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对健康的影响，需要农业、教育、住房、社会福利等部门的通力合作才能提高人群的健康水平。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社会又转向强调健康的技术驱动，较少关注社会因素。直到1978年《阿拉木图宣言》提出“人人享有卫生保健”（health for all），再次强调了社会因素的重要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加拿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及欧盟委员会等国家和组织，都通过设立“国家健康指标工程”或“健康指标项目”，进而形成评价国家健康战略的指标。
2000年，世界贸易组织（WTO）针对卫生服务系统的四个主要功能（管理、筹资、提供服务及资源配置），提出了一个评估框架，并对其191个成员国1997年健康系统成就和绩效进行评价。它是一个综合评价模型，其中包含健康水平评价。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健康系统绩效评估概念框架，包括三个主要目标：健康促进和结果、反应性和可及性、财务贡献和卫生费用 [10] 。该框架的四个组成部分分别为健康促进、反应性、公平和效率。 [11] 1999年，加拿大国家统计局和健康信息研究所联合制定了“健康指标框架”（Health Indicator Framework）。该框架分为健康状况、健康的非医学决定因素、健康系统执行力、社区和健康系统特征、公平性五个维度。此指标框架因其良好的适用性，被国际标准化组织借鉴用以制定《健康指标概念框架国际标准》。
国外学者从健康投入—产出方面来评估OECD成员健康系统的效率，其用到的健康投入指标为医生数量、病床数量和人均健康支出；健康产出指标为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还有些学者认为公共健康绩效评价应更关注结果，而不仅是投入和产出，Donabedian提出了结构—过程—结果三维评价框架 [12] ，Handler等提出使命、组织能力、过程、结果、宏观环境五维评价框架 [13] ，这两种评价方法在评价美国的公共健康系统绩效的实践中都被证明是有效的。
在借鉴高收入国家健康现代化评价模型的基础上，提出“健康中国指数”评价模型，评价监测健康中国建设的现代化水平。健康中国指数有以下四大特征。
“理论逻辑”主要突出“全面系统性”和“内恰合理性”的特征。
健康中国指数的“实践逻辑”，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转化为健康中国行动的“实践逻辑”。所以，对指数评价指标的筛选要具备“一强三可”的特性，即每一评价指标，要具有解释力度强、数据可采集、可比较、可跟踪的特性。即使有的指标设想“再好”“再理想”，由于不可采集，也就不具有可比性，不具有可持续推进健康中国行动的特性。
构建中国特色的健康中国指数评价体系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逻辑，具有科学合理性，评价结果具有“信度”高、“可比性”强、“指导性”好的特性。
健康中国指数，是从《中国统计年鉴》《国际统计年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等年鉴和数据库中反复评估后筛选的30个评价指标，进而“系统集成”为“健康中国指数”。其“物理准确性”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数据的“客观性”。每一个指标的数据，都是《中国统计年鉴》、《国际统计年鉴》、世界卫生组织数据库收集的客观结果性数据，不是目标性、工作性或主观满意度类的指标数据。二是数据的“合理性”。每个指标的数据都要“可采集”“可跟踪”“可比较”。具有“合理性”的指标才是具有“活力”“生命力”的可持续评价的指标，才能不断引导健康中国建设不断跃上新的台阶，实现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要求。三是数据计算的“精确性”。对健康中国指数中的十万多个数据，课题组通过运用主成分数学建模，对各种变量数据进行“中心化标准化”处理、不同主成分的贡献度分析，计算健康中国指数中有关31个省区市的“综合指数得分”和“百分制得分”，计算比较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健康中国建设的得分和排名；计算中国健康现代化水平与高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健康现代化水平。
“可比性”特征有三个方面：一是每一指标的可比性。筛选的每一个评估指标，由于评价指标的出处一致、评价口径一致、评价方法一致，评价结果具有很强的“可比性”；二是对国内不同地区（全国31个省区市），以及中国与高收入、中等偏上收入26国进行比较和排名，其健康现代化建设水平的高低“可比性”明显；三是不同健康建设成效，反映了不同健康治理能力的优劣，“可比性”一目了然。
2021年“健康中国指数报告”，又是健康中国建设及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健康中国建设及其大行动推进成效排行榜，即一个健康中国建设水平的综合的排行榜以及5个分领域指数的排行榜。
从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排行榜中可发现不同省区市存在的问题和差距，可“引领”不同的地区对照改进。
中国与高收入、中等偏上收入等26个国家健康现代化水平的量化评价、量化比较，可清晰判断中国在国际上健康建设的水平，可找到中国在健康现代化建设方面的优势与不足，进而以健康现代化水平高的国家为参照，加大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力度，不断提高全民健康，实现2035年健康中国建设目标。
总之，“健康中国指数”体现习近平总书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理念，具有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的评价健康中国战略实施和健康中国大行动的“指数模型”，它将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而不断完善，不断发挥其参照性、示范性和引领性的作用，不断推进中国健康现代化水平从一个境界走向另一个更高的境界。
[1] 转引自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编《中国共产党防治重大疫病的历史和经验》，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09页。
[2] 本报评论员：《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人民日报》2021年7月22日第1版。
[3] 宣言：《大战大考炼真金》，《人民日报》2020年9月16日第1版。
[4] 参见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编《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0年）》，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
[5] 参见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编《〈“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辅导读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年版，第63—64页。
[6] 参见习近平《在教育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9页。
[7] 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8] 转引自汪晓东、张炜、赵梦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坚实健康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重要论述综述》，《人民日报》2021年8月8日第1版。
[9] 参见《中国健康现代化的路线图》，载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编《健康中国和健康现代化》，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6页。
[10] Hurst J.，“Performance Measurement and Performance Management in OECD Health Systems”，Labour Market and Social，2001.
[11] Hurst J.，“Performance Measurement and Improvement in OECD Health Systems Overview of Issues and Challenges”，Ottawa：OECD，2002.
[12] Donabedian A.，“Promoting Quality Through Evaluating Process of Patient Care”，M edical Care ，Vol.6，No.3，1968，pp.181-202.
[13] Handler A.，Issel M.，Turnock B.，“A Conceptual Framework to Measure Performance of the Public Health System”，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Vol.91，No.8，2001，pp.1235-1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