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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人们通常所说的“意识形态”一词主要源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年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他们掌握了社会发展的逻辑和社会演变的规律，但是需要用一个词语来描述那些无法摆脱所处社会环境影响的人们（尤其是资产阶级）的错误观念。于是他们找到了“意识形态”这个词。此后，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下，耸立着由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 [75] 而“观念的上层建筑”的系统的抽象形式，主要指的是意识形态。
在谈及意识形态的来源时，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物质交往及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其实际生活过程。 [76] 这也就意味着，意识形态受物质形态影响，物质形态对意识形态起决定作用。
在谈及意识形态的本质内涵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强调：“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 [77] 所以，在一定社会历史时期内，社会主流思想和精神总是体现为统治阶级的思想，这也即是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本质。这一观点在《共产党宣言》中再次被提及：“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78] 所以，探寻意识形态的本质，必须理解该意识形态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79] 因此，只要有阶级的存在，为了国家统治和社会稳定的需要，统治阶级就会把本阶级利益说成是社会普遍利益的需要，就会有维护其统治和发展的相应的理论基础和学说体系，由此，也就形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意识形态。
从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论述可以看出，意识形态既是一个总体性概念，又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一方面，马克思指出：“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80] 而精神和思想的上层建筑被看成社会精神生活的总和，是哲学、宗教、艺术、道德、思想等各种具体的意识形式构成的有机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所包含的抽象元素和内涵贯穿于政治、法律、文艺、社会道德和思想之中。另一方面，国家的产生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不仅会在物质上占据统治地位，也会竭力在所谓的精神层面占据支配地位，因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而为了统治阶级统治需要，意识形态必然围绕维护自己的阶级统治，声张本阶级利益而建构思想体系和学说内容，从而维护国家稳定和发展。
19世纪末西方的政治学发展，使得学术上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变得五花八门，由此，巴拉达特在《意识形态起源和影响》一书中对诸多“意识形态”理论进行归纳和总结，从普遍意义上指出“意识形态”蕴含的五个特点：“意识形态是个政治术语；意识形态包含了对现状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的憧憬；意识形态具有行动导向性，提供了达成目标所必须实行的明确步骤；意识形态具有群众取向性；意识形态通常是以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简单词语来陈述。” [81] 总之，涉及意识形态的内涵，必须追根溯源至马克思的经典理解，同时，注意这一内涵的普遍性特征。
在耗散结构理论看来，“原来的混沌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空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这种新的宏观有序结构，需要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或能量才能维持” [82] 。自人类历史上产生国家这一政治实体之后，政治秩序开始从无序走向有序。而国家作为一个存在的有序实体，必须不断满足其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即满足和维护其国家利益，才能维护内部稳定、对抗外部压力，从而维持国家这一系统的平衡和发展。
国家利益一般指的是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的基本需要，这些需要成为满足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政治学家摩根索认为，从“国家利益”构成要素的性质来看，“国家利益”不仅包括物质性要素，还包括非物质性要素，特别是观念性要素。国家利益主要包括领土完整、国家主权和文化完整。而相较于其他国家利益，国家的核心利益就是国家的安全或生存利益。 [83] 罗切斯特等学者则指出，“国家利益主要包括自身生存（公民安全和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人民发展和福利、政府独立自主”。 [84] 中国学者阎学通提出：“国家利益是指一切能够满足国家全体人民物质与精神需要的东西。在物质上，国家需要安全与发展，在精神上，国家需要国际社会的尊重与承认。” [85] 所以，综合而言，国家利益是满足国家自身及其国民发展需要的一切事物的总和。
从历史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最终的解放和发展，其关键在于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后，通过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这一过程中，依靠意识形态的生产和支配，是确保这一路径实现的重要条件。因为，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观念上层建筑，它直接体现了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影响着决策者对国家利益的根本看法，同时它也是国家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为国家的稳定发展而服务。在现实的国际竞争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四大类权力是国家追求国家利益的基础和条件，而建基于这之上的国家整体实力强弱直接决定了获得国家利益的大小。在二战以来的冷战阴霾中，国家利益的目标是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完整，国家利益的维护主要依靠政治和军事实力的发展。苏联解体后，冷战结束，国际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但是国家间的竞争依然暗流涌动。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在这个大环境中，国家利益的争取更主要依靠经济实力和文化软实力，国家间的非军事较量更是凸显了国际话语权争夺的重要性，这也直接使得意识形态的作用不断上升。因此，意识形态的不安全则意味着国家软实力的竞争劣势。中国在国际间话语权的不足，使得国家利益的维护难以保证，进而威胁到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基于此，意识形态安全成为国家利益保障和实现的重要方面。
指导思想作为国家政府稳定和发展的战略指引，是一个国家的稳固之基，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它决定着国家的前进方向，决定国家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不断引导全社会人民不断朝其确立的方向和目标迈进。指导思想是国家建立的基础，也是维护国家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支撑。因为指导思想需要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来维护与传播，同时又不断为国家政权存在的合法性提供理论支持。一个科学、合理和进步的指导思想的确立，能够产生巨大的号召力，把社会成员吸引和聚集在同一个奋斗目标下，从而将分散的社会力量变成一股强大的合力，以实现既定的目标。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不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证明，这些指导思想在关于中国发展的规律，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认识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不断指引国家持续稳定快速向前发展。“没有方向的船，什么风都是逆风。”从历史教训来看，国家的指导思想一旦出现安全问题，就会出现思想混乱，让国家偏离正确的前进方向，严重的甚至会导致国家动乱局面。如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便是国家领导层指导思想出现问题，“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宣扬社会主义异化论，要根本改革‘整个社会大厦’，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社会的奋斗目标和社会主义的原则等，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86] 。因此，在维护国家稳定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牢牢维护指导思想安全，从而抓住思想领域的安全准绳。
法国大革命以来，“人民主权说”“民有政府”等启蒙思想和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国家权力的来源从“天赋王权”走向“人民民主”。此后，任何政权的成立和稳定，必须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和认同才能真正获得稳固根基。作为对国家统治阶级所施行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认可，政治认同体现的是人民大众历史选择的结果。“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特殊的有组织的理论信念体系，以合乎逻辑的方式，通过一系列价值符号，论证政治体制或现存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同时，规定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权力与义务，依此，作为广大民众的政治共识的基础。” [87] 马克思认为：“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 [88] 作为一种思想意识，政治认同也会随着现实和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改变，如若统治阶级背离人民群众利益，忽视人民需求，人民自然会对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产生怀疑，进而使得国家认同度降低。因此，这就需要执政党与时俱进地更新和改革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从而不断回应人民需求，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美国经济学家诺思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机制。……所有统治的意识形态，旨在说服人们相信现存的规则是与正义共存的，对现存体制合理性的认同与否直接关系一个社会的稳定程度” [89] 。在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群众通过浴血奋斗，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理念深入人心，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建立并施行，中国人民自觉拥护并践行党和政府的理念和政策。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旧有制度和体制中一些矛盾和问题暴露，需要党和政府针对痼疾予以深化改革，从而满足人民利益需求和发展，使得人民群众继续坚持和维护社会主义的理念、制度和体制，拥护党的领导。
意识形态不仅是一种政治统治的思想工具，更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基石。民族主义是西方国家进入现代社会时产生的政治话语，18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发展，政治秩序变革，社会结构不断变迁，资产阶级亟须新的意识形态构建来奠定其统治基础。于是民族这一政治实体产生并开始发展，从理论上看，不论是国家定义出了民族，还是民族催生了国家，抑或是形成“想象力的共同体” [90] ，民族作为“一种替代品，在一个碎裂的社会里替代原先的凝聚作用。当社会崩倒，民族便起而代之，扮演人民的终极保镖” [91] 。而民族精神作为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所孕育积淀而成的精神状态，包含了民族意识、民族习俗、民族性格、民族信仰、民族价值观念等共同特质，能够在国家发展中迸发出重要的精神力量。“一旦国家能顺利将民族主义融入爱国主义并成为爱国主义的中心情感，那么它将成为政府最坚强的武器。” [92] 一方面，“民族在悠久的历史中形成了国家认同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团结的历史基因，能维护着国家的存在与发展” [93] 。如同人们在国家发生灾害时常说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这是因为“中华民族既是巨大的历史遗产，也是现代中国基础性的政治资源。中华民族越是统一、巩固，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就越是雄厚” [94] 。另一方面，民族精神融入意识形态也有利于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合法性。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历史进程来看，中国疆域范围内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在追求国家独立自主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认同与民族精神本身就是一种独立自主、自强不息、不屈不挠、敢于斗争的独具特色的意识形态。这种民族精神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国家发展、推动国家富强方面一直起着巨大的作用。对此，清代思想家龚自珍曾言，“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消灭一个民族积极向上的精神、顽强不息的奋斗意识，自然会对国家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及澎湖列岛，强迫台湾当地居民学习和使用日语，不允许学习中国历史。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实行奴化教育，不允许朝鲜人学习自己的历史，强迫朝鲜人学习和使用日语。所以，意识形态的普遍性和中华民族发展的特殊性，决定了当前维护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时，要注意吸纳和涵盖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精神。
道德作为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意识，是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社会对其成员思想和行为的约束和规范，代表着该社会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及其导向，并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文化环境都会产生不同的道德标准和体系。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体系中，“个人和集团的各种利益和要求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政治体系迫切需要一致的舆论和关于争议的共识来维持自身的生存。如果没有一种共同的社会基本价值取向，政治制度就会处于持续不断的冲突之中”。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认为，“任何社会归根结底都是一种道德秩序，它必须证明它的分配原则是合理的。……为了维护政治体系自身的生产，必须创立一种阐述明确而且能调和人们之间摩擦的大众哲学” [95] 。然而，与法制不同，道德上的“非正规约束”，缺乏外部的强制约束和监督，它的实行也只是依靠个人对集体目标的认同及在“个人—集体、成本—收益”下做出的理性选择，并逐渐成为社会成员长期交往过程中普遍遵守的行为规范。“通过一整套形式规则和惯例等，政治制度对潜在的无序政治过程进行规范，并创造出一个解释框架，帮助人们理解政治行为。” [96] 道德规范中的政治的象征性或符号意义通过对政治生活的诠释，建立起人们对政治行动、政治控制和政治变革的共同文化、价值和愿景，通过政治象征含义的构筑、表达、渗透以及人们组织性的学习，使政治过程的参与者形成共识，从而确立和巩固政治制度的某种秩序，亦即所谓“道德”。而从现实实践来看，道德作为社会的稳定剂和润滑剂，能够对法律和行政等权力触及不到的地方予以约束和规范。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成为人们奉行的处事准则。伴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它所要求的道德体系，逐渐内化为民众的心理倾向，成为他们价值判断的基础，影响其思想并指导其行为。然而，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完善及西方腐朽思想影响，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思潮产生并不断蔓延，使得社会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趋于功利化、世俗化，进而导致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下降。同时，社会的多样化发展催生社会现实问题的复杂化，降低了主流道德的规范功能。这使得社会上产生了诸多丑恶现象，不断侵蚀社会主义道德根基，削弱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危害社会发展基础，影响国家稳定和谐发展。所以，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而保障中国社会主义的生存和发展。
意识形态的内核是价值观，在现实中体现为话语权和软实力。它是维护政治统治和社会稳定发展的思想话语体系，与国家的政权稳定、国家利益和国家发展密切相关，所以，意识形态的斗争总是为国家利益服务。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巨任务，需要稳定的发展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秩序，需要凝聚亿万民众的努力共同发展，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因此，保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发挥其统领作用是指导中国各项建设、实现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但中国的发展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时刻面对来自国内国外源源不断的压力和挑战。
（1）经济方面。首先，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外来资本的涌入，新自由主义思想所带来的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不断影响国内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路径。意识形态与其代表的阶级对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的占有之间有着本质的联系，所以，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它的构建和发展直接取决于所属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也使得国内外许多人极力主张经济需要“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宏观调控”，宣扬“市场万能论”和“政府无为论”，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自由化使得国家干预和调控能力减弱，让其他国家的大企业大金融资本能够顺利进出，同时，通过私有化不断侵蚀和攫取优质国有资产，逐步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在中国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最终改变国家的经济基础，消解社会主义制度和价值观，潜移默化地确立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进而颠覆国家的社会主义体制基础。其次，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和法治发展的不完善，使得一部分人通过违法违规手段，迅速积累财富成为新贵阶层，造成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化。据统计，“201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5” [97] 。而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参与者——农民工、中小个体户、技术工人等，他们“勤劳、有能力有技术而不致富”，这种状况长期存在就容易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社会心理的普遍失衡。如在经济发展和改革过程中，大量国企下岗职工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牺牲者，其自身经济利益的丧失和社会地位的下降，必然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随着发展的马太效应不断增强，当前中国弱势群体与优势群体所拥有财富的差距越来越大，如果长期缺乏有效的利益分配和协调机制，必然会危及经济健康和谐可持续发展，影响人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信任。再次，由于利益集团的影响，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并未达到最优化。利益集团通过政治干预、经济垄断等行为，既成为攫取巨额利润并影响国家资源最优配置的“吸血者”，又是影响国家改革深化的主要毒瘤。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指出：“特殊利益组织或联盟降低了社会效率或总收入，并且加剧了政治生活中的分歧。” [98] 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依靠官商勾结形成的权贵利益阶层不断对普通大众“敲骨吸髓”，而随着改革难度的增加，党和政府如若对利益集团的遏制不力，就会使部分人民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产生怀疑。因此，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影响，使得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关的各项制度改革缓慢，这直接影响社会主义经济快速发展进步，影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影响国家治理能力提升，最终影响人民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认可和支持。
（2）政治方面。首先，政治现代化发展让急剧增强的民众政治参与意愿与当前不够畅通的政治参与渠道产生了矛盾。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此，中国建立了一系列的民主政治制度和机制，然而由于“文革”动乱的影响，民主政治发展受到严重阻碍。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公民意识不断成长，人民参政议政热情高涨。亨廷顿指出：“发展中国家公民政治参与的要求会随着利益的分化而增长，如果其政治体系无法给个人或团体的政治参与提供渠道，个人和社会群体的政治行为就有可能冲破社会秩序，给社会带来不稳定。” [99] 因此，将近14亿人民的民主参与欲求和当前滞后的民主制度发展的矛盾日益凸显，特别是在西方不断宣传西式“民主”“自由”等制度及其价值观的冲击下，能不能真正落实人民民主成为直接关系社会主义发展成功与否的关键问题。其次，“人治”政治面临迈向现代制度治理和法治转型发展的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制度化水平不够，长期依赖领导权威的“人治”行事，加之几千年的封建官僚文化影响，使得中国政治运行和政府管理大多数依靠“能人”和“贤人”。在缺乏制度和法治约束的情况下，各种官僚主义和特权行为频发，国家和政府侵犯企业、社会组织、公民权利等情况不时发生，以权压法、执法犯法、贪赃枉法等不当行为屡见不鲜。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100] 目前，中国政治制度化、法治化建设尚未健全，权力的运行亟须通过制度和法治约束来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拥护。最后，腐败问题的治理是党和政府生死攸关的挑战。这不仅制约着中国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地发展，而且危及党的执政之基和国家稳定。目前，腐败已然成为中国党和政府机体上的一颗毒瘤，严重威胁到党执政的合法性和政府公信力。对此，习近平同志也提出了“腐败不除，亡党亡国”的警告。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之后，两年多时间内因涉嫌犯罪或严重违纪违法落马的省部级以上高官达68名，平均每年有34名高官被查，年均落马高官数量为十八大之前的10多倍。这不仅说明当前中国省部级高官腐败问题的严重性，更反映出现阶段反腐力度之大，以及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与复杂性” [101] 。如若贪腐治理不力，必然降低人民群众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认同和拥护，直接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维护政权稳固的作用。
（3）社会方面。首先，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形成“撕裂社会”，导致阶层对立，影响社会整合。学者孙立平指出，“断裂社会”是一种存在着断裂带的社会，这条断裂带的根本是贫富差距。社会的断裂既表现为富裕与贫穷差距的扩大，也表现为城市与乡村的割裂，更意味着上层与下层的固化，因此“断裂”既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既是经济层面的，也是社会结构层面的。断裂的社会可以是一个物质空前繁荣的社会，但是社会中的富人占有了大量的财富，而穷人却“一无所有”，这种差距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逐渐拉大，并且通过代际传递对其下一代产生影响。在上述情况下，阶层之间的差距会更加明显，随之而来的将是阶层的固化，而这种情况将在社会结构定型后难以改变。 [102] 社会阶层之间利益的分化，使得国家政治整合和社会利益协调能力遇到新的挑战，如若社会大众长期处于社会底层，难以看到生存希望，自然会对社会产生愤怒、怨恨和厌恶等情绪，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其次，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冲击着社会主流道德价值。从宏观特征上看，改革前的中国是一个社会分化程度较低、分化速度较慢、具有较强同质性的“总体性社会”。 [103]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使得社会阶层不断分化，不同利益群体自然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在这种情况下，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不断使得社会关系复杂化、利益差别化、矛盾多样化。因此，在这种社会“多样化”的新形势下，社会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逐渐趋于功利化、世俗化和多元化。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冲击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解释和形塑社会的作用，导致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下降，让社会成员对党的执政认同感弱化。最后，政府面临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挑战。目前，政府努力向服务型政府转型，但是行政体制的制度机制改革滞后，政府工作人员服务意识等迟迟不到位，导致公共服务发展尚未能够满足社会公众需要，降低了人民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期望。同时，权力、资本和知识结合的精英阶层切走社会资源分配的“第一口蛋糕”，而广大人民处于社会底层，难以获得改革发展的“红利”。如中国社会现实中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其户籍的不同带来了医疗、教育、交通等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此外，政府人员也长期存在“门难进、事难办、脸难看”等行为，没有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公务员在为人民服务的时候摆起“官老爷”架子，致使广大人民对社会主义体制的认同感降低。
（4）文化方面。首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反映各个阶层利益的各类社会思潮不断涌现和扩散。加之全球化发展进程的影响，西方资本主义的许多文化和思想扩散蔓延进入国内。学者马立诚通过收集当前语境下能够在大众传媒上公开进行论述和博弈的各类观点，总结出当代中国主要存在八种社会思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民粹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 [104] 。这充分说明了当前社会思潮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随着社会日益多元化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和平发展时期，社会上甚至出现了“告别革命”等思潮， [105] 这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元引领多元思想的难度增大。其次，利益的分化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带来的多元文化和价值观必然冲击社会主义的主流文化。在社会结构变迁的趋势下，不同的阶层群体自然会产生不同的阶层文化和旨趣，由此产生的各类亚文化和次文化必然导致思想文化领域的多样变化。于是，许多糟粕和腐朽文化思想也随之而来，这导致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历史虚无主义、逆向民族主义等也不断冲击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如“集体主义已经过时”“中国人应该被殖民三百年”“一切问题都是体制问题”等言论不断在舆论场域中出现，这些极端、错误和腐朽的思想都在不断消解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影响主流价值观对人民思想的引导和形塑。最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民族和宗教问题凸显，逐渐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民族习俗以及宗教信仰等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影响并引导人的行为。然而，新疆、西藏等地区民族分裂势力披着宗教信仰的外衣，利用一些信教群众的虔诚和愚昧灌输宗教极端思想。少数民族地区信教群众多，受教育程度不高，分析问题、辨别是非的能力不足，又加之西方反华势力等因素影响，境外媒体对少数民族的民族历史和宗教信仰存在歪曲解读、误导宣传等行为，使得部分少数民族人士和宗教人士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价值观进行诋毁和敌视。毛泽东同志曾言，意识形态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到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关键在于舆论阵地和人心思想的争夺，所以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必须旗帜鲜明地与“三股势力”作斗争，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深入推进“去极端化”，从而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稳定和国家安全。
（1）经济全球化带来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市场经济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开始建立，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要素。西方发达国家日益通过跨国公司、企业等来主导国际经济秩序，获取原材料产地和控制商品市场。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它们往往通过附带大量政治条件的投资、贷款和援助计划等不断干涉他国主权和内政，从而有利于跨国公司获得超额利润。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能力不足以及现实短期政绩发展需要，往往不得不接受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提出的苛刻条件和要求，从而损坏自身国家的主权和长远利益。为了使资本的手更方便地伸入发展中国家的每个角落，发达国家会主动将市场经济制度及其相关的法律、金融和商业制度等输入该国，从而更进一步方便资本攫取利润，而这会严重威胁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独立自主和安全。所以，在这一情形下，当前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斗争主要表现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其经济和文化优势向其他国家进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与渗透，危及到他国的稳定与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灵魂。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实践性特征决定了它是当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斗争的主要阵地。” [106] 目前，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发达国家各种经济投资和资本的影响，这一过程是“与狼共舞”的过程，既需要通过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促进国家经济快速平稳发展，又要防止外国资本干涉国家经济安全，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全局。
（2）国家间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凸显。苏东解体、冷战结束后，传统的国家间安全得到一定程度的稳固，但是由于国家间斗争不会停止，加之经济危机余波的影响，国家间摩擦依旧不断。同时，“文明的冲突”加剧，非传统安全，如宗教问题、民族问题和恐怖主义问题不断凸显，国家间传统安全威胁上升。
传统安全方面。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发展，国家间的竞争从以军事和意识形态为主的竞争转为以经济和文化为主的竞争，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加剧，特别是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遭受重创。近十年以来，经济危机余波未散，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乏力。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国家间的经济斗争、贸易摩擦和政治角力加剧，国家之间的局部战争冲突仍未避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四处挑起争端和斗争，制造和引发了诸多冲突，如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俄罗斯格鲁吉亚冲突、俄罗斯乌克兰冲突、中国南海问题、中美贸易战等。战争阴云仍然笼罩在世界各国头上，世界的和平发展依旧受到传统安全威胁的影响。
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非传统安全威胁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主要涉及“经济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恐怖主义、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武器扩散、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海盗、疾病蔓延、洗钱和跨国犯罪等” [107] 。伴随全球化的发展，民族文化之间的交融所带来的冲突和问题加剧，尤其是世界各地宗教问题、民族问题的冲突大幅增加，以恐怖主义、种族主义和泛宗教主义为主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增加，日益影响国家安全和人民安定生活。一方面，冷战结束后人类两大阵营的对峙虽然已经终止，但是种族矛盾、宗教问题、文明冲突所造成的人类社会的分裂依然存在。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在这个新世界里，最普遍的、最重要的和最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民之间的冲突。” [108] 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经济和文化竞争的现代性挑战，民族矛盾和文明冲突问题凸显，恐怖主义造成的事件不断发生，如“9·11事件”、“别斯兰人质危机”、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爆炸案、西班牙马德里爆炸案等，民族矛盾日益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而世界政治中的难民问题、伊斯兰极端主义问题、全球恐怖主义问题等，都使得全球各个国家面临幽灵一般的非传统威胁。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国家之间的冲突和竞争，逐渐转为“非接触式战争”，即国家主要通过金融、互联网、宣传等手段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完成对他国的控制和影响，最大限度减少己方伤亡和影响。“非接触式战争”的出现，使得国家的非传统安全不断凸显。2016年3月3日，美国兰德公司在《强制的力量——不战而屈人之兵》报告中指出，颜色革命、网络攻击、金融制裁等将成为美国今后一个时期重要的对外施压手段，通过非接触式“战争”，操控他国局势和政权，从而巩固强化美国的世界霸权。“强制力量以及强制力量的使用策略，可能包括经济制裁、惩罚性政治手段、网络行动、隐蔽性情报行动、军事援助、政治宣传、贸易压制、贸易操纵、人员货物封锁、支持政治反对派，以及其他方式手段。这些工具的共同特点是迫使对方改变政策、摧毁意志或放松对政权的控制等。” [109] 因此，在新挑战不断增多的态势下，必须牢牢把握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总体安全观思想，不断重视经济安全、互联网安全和舆论宣传安全等，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全面维护国家安全。
（3）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的蔓延。随着全球化影响，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和思想也传播至全球，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不断在各地传播渗透。文化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力量的源泉和智慧的结晶，关乎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的传承、信仰的延续和力量的来源。文化作为国家和民族的标签，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够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关键要素，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和竞争力起到重要作用。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认为，“没有本能的、固有的民族抱负（它甚至无需作强有力的表述），任何民族都无法立足于伟大国家之列。只有那些国家，具有以某种不确定的方式促成在文化自发地爆发出不断探索和取胜的富于自信、干预竞争和充满活力的欲望，才能自行转变成一个明显地高出别国一头的实体。这一欲望反映了共同致力于民族富强伟大的荣耀和命运的无数人全心全意献身精神所表达的神秘的使命感” [110] 。而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竞争“风险低、成本低、隐蔽性强、收益高”，往往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国家的制度变化和发展。
自社会主义诞生以来，纵观其与资本主义斗争的历史可知，在非直接对抗中，文化和价值观是不同制度竞争的关键载体和手段，意识形态和话语权的斗争成为影响民众意识、潜移默化改变国家制度的关键。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中国接过社会主义发展的大旗，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建设，展现出社会主义制度顽强的生命力和活力，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遭受巨大冲击。然而，新旧国际秩序转换过程中，必然不可能一帆风顺。世界范围之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斗争并不会停止，而是在新的领域和范围内进行竞争，主要表现为在文化、价值观等“软实力”方面进行斗争。对此，学者爱德华·萨伊德认为：“文化成了一种舞台，上面有多种多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势力彼此交锋。” [111] “软实力”强大与否对国家“硬实力”的发挥有着重大影响，甚至会直接影响国家安全。
全球化的不断扩张，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技术和人员不断全球流动，输出其文化和价值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助各种途径和渠道不择手段地推行资本主义价值和西方制度，图谋以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来不断消解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根基，从而将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纳入其支配体系。因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单纯通过武力或者暴力手段解决问题，反而会影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全球运作，而运用文化、意识形态等软实力，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观念，反而能收到潜移默化的效果。而且就历史斗争教训来看，文化和意识形态竞争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清代学者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中曾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苏联就是首先因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而逐渐被土崩瓦解，在国外宣传下以“重新评价”历史为由头，不断对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进行歪曲、否定，“这股历史虚无主义的逆流，在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中起到了其他因素不可替代的催化剂的作用” [112] 。民族精神和文化的自我否定，让人民对自身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产生了怀疑，失去了民族信仰和精神，进而否定自身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造成了社会上的思想混乱。
（4）国际舆论话语权争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主导者，重视非政府组织力量和现代媒体传播等途径的综合运用，意图通过舆论抢占“政治正确”制高点，维护其话语权。
在媒体飞速发展的时代，报纸、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媒介都是国家形象构建的重要载体。随着国家竞争的加剧，掌握大众媒介的支配权，宣传自身优点，攻击对手缺点，是意识形态领域常见的手段。当媒介水平进化到一定程度时，它就不再单纯是技术性的“传播工具”，而是可以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建构意识形态导向来获得大众的“普遍赞同”。正如福柯所言：“‘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 [113] 话语作为一种影响它者的力量，是一种无形权力。大众媒体可以依靠信息内容的解构和建构，选择性地传播内容，形塑其所要宣传的价值。在民众无从参与的宣传过程中，个人独立自主思考的能力和意识将逐渐被消磨和打压，并在“乌合之众”的群体心理下，失去自身人格的独立与自主性，不断成为马尔库塞所谓的“单向度”的人。因此，控制了媒体的信息发布和舆论解释，就意味着获得了对民众的影响权力，从而可以左右价值观导向、大众思想倾向，进而影响意识形态的建构及其传播。
有学者指出，“西方各国媒体越来越趋向于使用同一新闻主题、框架、用语和语境，通过议程同化的手段控制着全球舆论，国际传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议程同化的现象。国内一些媒体也不由自主地被西方国家的议程设置所引导，处于被动境地，而随着国家的发展壮大，必须提高中国网络媒体的议程设置力，引导舆论，形成国际传播上的优势” [114] 。因此，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中，由于其掌握了绝大多数媒体，因此就掌握了话语权和事件的解释权，从而为西方国家发展的利益和需求服务。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话语权主导和全球舆论宣传上的优势，必然会通过种种舆论宣传的手段，刻意抹黑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造成对中国各民族文化传统的割裂、国家政治观的混乱和对党的执政认同危机，从而冲击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进而影响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政治安全。如通过媒体来抹黑和恶意宣传不啻为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手段，在新疆“7·5事件”、西藏“3·14打砸抢烧事件”等恐怖事件中，西方媒体全然不顾事实，将其描述为民族压迫而导致的暴力事件。因此，必须重视国际舆论斗争，不断拓展各种传播渠道，从而赢得国际话语权，维护好话语权，从而不断为国家利益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