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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国外互联网发展的浪潮，中国在1994年接入了互联网。20多年来，互联网及网络媒体从摸索阶段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单向到交互的过程，展现出空前活力。截至2018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8.29亿，普及率为59.6%，手机网民规模8.17亿。中国的互联网发展迅猛，网民规模数量、网站规模数量以及其他各项指标均跃居世界第一”。 [1] 如今，网络媒体正在日益深刻地影响人们的学习、生活和工作，正在不断地形塑大众的思想、言论和行为。一方面，网络媒体在“引导社会舆论，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监督和制约权力，反贪污腐败；畅通民意表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利益，争夺国际话语权”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网络媒体的飞速发展也带来虚拟化、快速化、个性化、情绪化、全球化和碎片化的海量信息，不断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体系；在网络舆论场域中，社会思潮更加多样、意见观点更加极化、舆论热点瞬时牵动社会神经，使得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凝聚力显著弱化，严重地威胁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
当前，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网络媒体的双重影响，不断引导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努力发挥其在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中的正面功能。党的十八大报告在论述文化建设时，着力强调“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唱响网上主旋律”，要“构建和发展现代传播体系，提高传播能力”。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要求我们“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党的十九大报告在论述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时，强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2018年4月20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与此同时，相关的组织机构建设也提上了日程。2011年5月4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宣告成立，加强网络信息传播的法律体系建设、加强对网络信息内容的管理、落实互联网信息传播政策、调查和处理非法网站等是其主要任务。2014年2月，由习近平同志担任组长的高规格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宣告成立，重点关注网络安全与信息化的问题，加强了对网络安全领域的领导和管理。
随着传统媒介的逐渐转型、网络媒体的飞速发展，加强网络传播研究的现实紧迫性便得以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网络传播与意识形态安全的敏锐判断、科学认识，提出了互联网时代如何进一步发挥现代传播技巧、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有效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大而深远的课题。基于此，对网络媒体传播下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如今，网络媒体迅猛发展所带来的对意识形态建设的深刻影响，改变了传统的意识形态建设格局，开拓了意识形态建设的新领域，增加了意识形态建设的新内容，创立了意识形态建设的新格局。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内涵特征、平台空间、理念思路、机制策略、人才队伍也要进行相应的改变与创新。如果不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向互联网的“数字化迁移”，就会极大地降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和凝聚力，就会严重地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由此来看，网络媒体传播下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有助于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内涵、特征、功能，建立起全面、系统、整体的意识形态问题研究体系，而且能拓展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广阔视野，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适应互联网时代、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另外，该研究也能深化网络安全理论，推动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网络媒体的出现，对传统的媒体信息的发布和传播造成了冲击，变革了传统的宣传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交往方式乃至整个社会的结构。然而，网络媒体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社会发展带来积极正面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消极负面影响。目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民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新左派、普世价值论、极端个人主义、道德相对主义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借助网络媒体的强大渗透力，蔓延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嵌入了人们价值观念的深处，不断地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动摇了广大民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着日益“边缘化”的严重危机。因此，我们必须深入考察网络媒体的内涵特征，合理看待网络媒体的正面影响、规避其负面影响，梳理网络媒体与意识形态安全的关系，分析网络媒体传播意识形态的方式和机制，总结中外各国在网络传播条件下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方面的经验教训，探讨网络媒体传播下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规律，提出有效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优化路径，从而战胜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保障网络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进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最大的社会共识和最雄厚的民众力量。
目前，党和政府在推进社会意识形态的治理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存在着管理体制运行不顺畅、功能任务缺乏明确界定、思想内容及表达方式缺乏吸引力、网民的媒体素质有待提高、管理队伍力量比较薄弱等问题。比如，网络意识形态管理体制不健全和不统一，多头管理、交叉管理和放弃管理现象严重，导致许多的推诿、漏洞和死角。网络意识形态平台存在内容陈旧、枯燥说理、长篇大论，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去理解阐释社会现实的能力比较弱等缺点，没有成为传播思想、及时发布社会信息的场所。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者自身的网络意识不强，网络技术和意识形态知识储备不足，严重制约了实际管制效果。上述问题不仅仅降低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实效性，更深层次上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同时进一步彰显了提高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性与重要性。通过对网络媒体传播下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能进一步扩大网络媒体在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动员作用和激励作用，实现政党、国家、政府、民众之间的有效黏合，提高网民对其他异质意识形态的批判能力和抵制能力，进而更好地促进网络媒体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完善，从而为当前意识形态治理创新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指导。
学术的发展是累积性的，进行任何一项崭新研究都离不开对以往研究状况的梳理。网络媒体传播下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研究也不例外，需要对过去的相关研究进行认真总结，从而使学术研究之路走得更为平坦、更加顺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多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是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创立者，完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的指导思想与国家意志、社会意志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改革开放迄今，意识形态一直是学界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一方面大量评价西方的意识形态理论；另一方面广泛研究意识形态的各种问题。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互联网在全世界的飞速发展，学术界接连掀起了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热潮，其中网络媒体与意识形态安全之间关系的研究更是被提上日程，许多颇有影响的论著相继问世。
著作方面，国内有代表性的：俞吾金的《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宋惠昌的《当代意识形态研究》（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郑永廷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张衍前的《网络时代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版），郭明飞的《网络发展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王永贵的《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彭继红的《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研究（1949—2009）》（湖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郑洁等的《网络媒体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樊浩的《中国大众意识形态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朱继东的《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杨永志等的《互联网条件下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于华的《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导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徐成芳的《意识形态安全与建设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陈锡喜的《意识形态：当代中国的理论和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李艳艳的《互联网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等等。
国外有代表性的著作：美国学者埃瑟·戴森的《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德国学者尤尔根·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美国学者爱德华·赫尔曼的《全球媒体——全球资本主义的新传教士》（甄春亮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的《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黄维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美国学者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黄明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的《认同的力量》（第2版）（曹荣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的《网络星河——对互联网、商业和社会的反思》（郑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英国学者安德鲁·查德威克的《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任孟山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英国学者约翰·B.汤普森的《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陈高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等，上述著作（或译著）对意识形态建设、网络发展与意识形态安全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论文方面，截至目前（指的是2020年9月3日），以“意识形态”为篇名通过“中国知网”共搜索到47180条结果，其中期刊文章39400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2089篇；以“互联网”+“意识形态”为篇名通过“中国知网”共搜索到247条结果，以“网络”+“意识形态”为篇名通过“中国知网”共搜索到1374条结果，以“新媒体”+“意识形态”为篇名通过“中国知网”共搜索到512条结果，涉及哲学、历史学、政治学、民族学、新闻学、社会学、宗教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管理学、文学、经济学、法学等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
综观上述这些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学术界对网络媒体传播下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学界从意识形态的功能、内容和实现标准等角度对意识形态安全概念进行了界定。有学者着眼于意识形态的功能，提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一个开放体系，其内容与功能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经济基础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当前特别需要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预测功能、整合功能与调控功能。 [2] 学者陈金龙认为，意识形态安全要放到国家整体安全的维度中进行界定，它本质上属于国家安全的范畴，涵盖了一个国家社会成员的精神、道德、信仰等方面的安全。 [3] 夏保成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部分，其基本内涵有道德、政治信仰、宗教信仰安全。 [4] 学者石云霞提出，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主流意识形态没有危险、免遭危害和不受威胁，能够维持正常生存和发展的一种相对稳定、有序和谐的状态。 [5] 学者袁三标也持有基本一致的观点，他认为，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不受侵蚀、威胁和同化并能保持稳定存在和健康发展。 [6]
2014年4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概念后，学界开始从总体国家安全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安全。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安全作为总体国家安全的思想内核，反映国家安全的根本属性和安全诉求。要维护总体国家安全，需要确立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预警安全观”，建立安全预警的“第一智库”，积极建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预警机制。 [7] 有的学者立足于西方当代强势话语对中国意识形态的威胁，提出加强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安全，必须消解西方意识形态强势话语，以政治安全为根本构建新常态下的意识形态安全链条。 [8] 意识形态是文化的重要部分，意识形态一经确立就会对文化发展起到规制作用，学者们对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安全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探讨。田改伟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和核心，是衡量文化安全程度的主要尺度。 [9] 有学者立足于全球化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认为文化强势国家从意识形态、政治文化等层面对文化弱势国家的文化安全造成很大威胁，提出实施文化大国战略。 [10] 有学者提出，意识形态安全是中国文化安全的必然要求与核心内容。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维护中国文化安全的根本保障与最重要的思想武器。 [11]
秦宣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如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性和思想文化的多样性相结合、坚持先进性和层次性的统一等。 [12] 有学者梳理了改革开放时期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的基本经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及时把握社会思潮的动向和传播趋势，善于对社会思潮辩证分析、区别对待，注重采取科学的方式和手段，以人为本、关注民生。 [13] 有学者从坚守话语方向、创新话语内容、培育话语风格、塑造话语语境、辐射话语影响等角度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迄今在意识形态话语创新方面积累的经验进行了总结梳理。 [14] 曾向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在提高意识形态执政能力方面形成的经验进行了梳理：确立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创新党的指导思想，完善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方式，把握意识形态发展规律。 [15]
有学者认为，当前的中国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来自西方民主输出、西方文化霸权和西方宗教渗透的严峻挑战，必须从战略高度进行思考、研究和筹划。 [16] 有学者认为，网络无政府主义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危害很大，要综合治理网络无政府主义，筑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线。 [17] 有学者指出，愈演愈烈的境外宗教渗透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必须把抵御境外宗教渗透提高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战略来认识。 [18] 孙浩然指出，目前，境外敌对势力把边疆民族地区作为宗教渗透的重点对象，已成为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主要威胁之一，必须有效抵御宗教渗透以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19] 有的学者研究了经济全球化带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郭文亮等认为，加入WTO后的新形势下，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将面临主导性与多样性、民族性与国际性矛盾更加突出的新问题。 [20] 王永贵认为，全球化态势下西方国家极力推行西方“自由民主”、肆无忌惮地搞“新干涉主义”、实施双重标准的“人权外交”，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 [21]
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对于巩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非常重要。胡伯项等学者提出，构建中国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要明确面向实践、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历史方位。 [22] 王岩提出，理论工作者应致力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生成与发展内在机理方面的研究，着重从话语生产的巩固、话语内涵的丰富、话语表达的创新、话语传播的优化和话语体系的完善等视角出发，探求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路径。 [23] 卢新德提出，要积极扶持文化产业、强化“文化走出去”战略、建立健全批判“文化侵袭”的长效机制、提高现代传媒体系的质量，来保障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 [24]
侯惠勤梳理了党的几代领导人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历史：毛泽东同志确立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原则，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同志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了改革式建构。 [25] 张志丹提出，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要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战略性与策略性相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话语感性与内容理性相统一的基本原则。 [26] 杨海英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时代性、科学性、民族性、大众性，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 [27] 汪琼枝提出，在推进主流意识形态理论创新时，要全面准确理解集体主义，构建“一元主导，多样并存”的意识形态格局；在超越性与功利性的平衡中摒弃功利主义，回归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导向；坚持“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的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建构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28]
随着媒介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媒介传播方式的不断更新，网络媒体异军突起，极大地抢夺着受众市场。在网民成井喷式发展、网络影响力飞速扩大以及互联网深度影响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时代，关注、研究和利用网络，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当务之急。网络媒体在传播报道上具有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迥然相异的特点和优势，它不仅仅是一种信息传播的技术手段，更是一个充满着思想交流碰撞与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正是具有这样的传播特点及影响力，使得网络媒体传播与意识形态安全的关系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和焦点。
吴玉荣从互联网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互联网传播、互联网思维方式等方面，分析了互联网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的机遇；同时从互联网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出新课题、互联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挑战等方面，分析了互联网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带来的挑战。 [29] 蔡泉水从建构、传播和认同的角度，分析了新媒体带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三大机遇和三大挑战。 [30] 李长斗从互联网拓展了意识形态的新领域、互联网提供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新路径、互联网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新潜能等方面，阐述了互联网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的机遇；同时从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社会思潮多样化冲击、互联网信息泛滥、自媒体迅速发展、民间网络水军的兴起等方面，分析了互联网给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带来的挑战。 [31] 任俊英提出，西方意识形态信息占优势、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在网络空间的强势渗透、在互联网上向青少年灌输“非暴力政权更迭”思想等，是今天中国互联网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 [32] 刘刚等认为，当前中国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在技术、制度、管理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网络信息技术缺陷、互联网企业背景复杂、互联网管理系统性较差、网络意识形态渗透对象年轻化。 [33]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是后发国家提升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有效途径。郭明飞提出，世界各国加快网络立法、加大网络行政控制、积极开发网络技术等做法值得中国借鉴。 [34] 其后，郭明飞等更深入地研究了微博上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提出中国应当吸取国外经验，通过完善立法、加强行政干预、注重网络技术开发、倡导自律、加强网络安全教育等措施来确保微博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 [35] 燕道成提出，中国的网络舆论管理应借鉴西方国家多管齐下的网络舆论管理方式和整合疏导的网络舆论引导方式。 [36] 高宏存从中国网络媒体监管现状出发，提出网络新媒体管理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如建立政府主导的网络治理格局、完善网络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加强网络技术的研发和投入、促进网络行业自律等。 [37] 郑志平提出，中国的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要借鉴美国的经验，完善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战略规划，构建多元共治体系，以法治精神重塑互联网治理，约束行政权力，倚重柔性治理机制，还需保持互联网开放、自由与安全秩序的动态平衡。 [38] 周笑提出，中国要借鉴国外政府和媒体引导网络舆论的机制，比如网站自律、行业协会监管、技术手段监控、立法监管等。 [39]
刘英杰等提出，要通过建构中国网络话语以遏制“西化”企图、处理好“官方—网络”关系以遏制“分化”企图、坚持四个自信以破除“历史虚无主义”的迷障等方面来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 [40] 提升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和话语权能有效地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程洪宝从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路径着手，提出创新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充分考虑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的新变化、改善网络政治生态实现意识形态理论内容与政治实践的契合。 [41] 刘贵占提出，提升中国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话语权，需要打造融通中外的新话语、创新信息传播方式、推动媒介技术融合、发挥商业门户网站的影响力、完善和健全网络媒介管理制度、确立网络空间战略目标。 [42] 刘波亚提出，要从坚持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实现领导方式的转型、借鉴国外经验、运用资本逻辑和先进技术等方面来建构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 [43] 赵惜群等提出，为了有效地抵制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网络渗透，要从领导监管、预警反馈、信息疏滤、内容“保鲜”等方面构建维护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机制的框架体系。 [44]
总之，国内外学者对网络媒体传播下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研究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理论和网络安全理论的认识，拓展了意识形态研究的视角与领域，为后面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理论依据和启示。但目前的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在研究的深度、广度和系统性上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拓展。
首先，当前学术界探讨网络媒体给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挑战的成果较多，而且有很大的雷同性，而关于网络媒体传播下意识形态治理的理念、范围、方式、路径的研究较少。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与实践既是难点，也是重点，更是研究中需要大力突破和创新的领域，亟须针对网络媒体传播主流意识形态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深入的阐述和探讨，提出具有实效性的、可操作性的应对之策。
其次，需要加强对意识形态安全理论的整体性、系统性研究。目前，学界对意识形态安全和网络传播两大问题各自领域的纵向研究是非常深入的，但是对两大问题横向交叉研究的较少，公开出版且有较大影响的专著还不多见，发表的论文比较零散，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也甚少设立过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课题。以网络媒体传播为视角，开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本体的研究，形成专业化、体系化、大众化的成果，是今后努力的重要方向。
最后，需要加强网络传播条件下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特殊性研究。网络传播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产生了深刻影响。这决定了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既具备矛盾的普遍性，又具有矛盾的特殊性。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地提出了许多新理论和新方法，亟须将这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新理论成果运用于网络媒体传播下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与实践。
这是本书研究的视角和基础。网络媒体理论主要涉及网络媒体的内涵、特征、类型、功能、影响、传播优势，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比较，网络媒体发展的现状及趋势预判。意识形态安全理论主要涉及意识形态安全的概念、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容、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产生等方面。从维护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关键、完成国家与社会整合的重要领域、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抓手、提高国际软实力竞争的重要手段四个层面，本书就网络媒体对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意义进行了理论分析。
这是本书研究的难点之一。通过分析网络媒体传播意识形态的具体方式，如作为信息载体的介入、作为政治意见表达工具的介入、作为社会舆论平台的介入、作为社会组织的介入等，探讨了网络媒体传播意识形态的有效机制，主要有内容选择与舆论控制机制、舆论引导和意见整合机制、思想扩散和精神教育机制、大众参与和意见反馈机制。
网络传播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给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重大机遇，例如，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提供了技术条件、增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扩大了地区间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提高了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另一方面，它也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提出了严峻挑战，例如，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巨大冲击、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防御能力提出严峻挑战、对中国青少年思想道德产生负面影响、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提出新课题。
这是本书的重点。中国网络媒体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实践是极其丰富的，表现如下：中国运用网络媒体，始终坚持与发展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运用网络媒体，不断创新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内容，促进主流意识形态内容传播的生活化，推进意识形态宣传内容受众的多元化，加强意识形态宣传内容的多样化，推动意识形态宣传内容的人本化，注重意识形态内容的趣味化；运用网络媒体，努力变革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多元化，促进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互动化，推进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共情化，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方式的便捷化，加强意识形态宣传方式的融合化；运用网络媒体，积极拓展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渠道，建立覆盖全面层次分明的网站体系，拓展网络社交媒体新平台，扩大手机等移动终端覆盖，探索新的公共舆论平台。
通过总结梳理世界各主要国家在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上的经验做法，为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提供有益的启示借鉴。其经验做法有：重视互联网安全立法，制定网络安全发展战略，注重互联网安全技术研发，强化网络安全行政监管，发挥网络用户自治功能，加强对上网青少年的保护，开展网络安全意识教育。
这是本书研究的重点与难点。通过研究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规律，从八个方面优化了路径：一是在指导思想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宣传，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二是在原则要求上，要确保党全面领导网络空间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依靠政府善治推动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管理，维护网络主权制定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规则；三是在传播内容上，要坚持正面宣传夯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依靠社会主义人文关怀获得人民大众支持，通过丰富多元的意识形态内容吸引多元群体；四是在形式选择上，必须明确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导向性，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可及性，加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互动性；五是在传播机制上，要依靠线上与线下联合形成主流意识形态宣传联动，推动主流意识形态宣传中的官方与民间舆论场域的共鸣，建立健全政府官方网络媒体矩阵形成舆论共振；六是在技术要求上，要加快网络信息技术的自主创新，突破互联网核心技术提升数据防护，加强网络技术监管；七是在法律保障上，要完善网络立法，依法管理网络，提升法律素养；八是在教育对象上，要构建齐抓共管的育人格局，创新网络意识形态教育机制，把握网络舆论正确导向。
本书试图从历史、理论与现实的三重维度，以网络媒体传播为切入点，探讨网络传播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如何确保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因此，本书首先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对网络媒体理论与意识形态理论进行剖析与评价，从而构建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
在此基础上，从理论层面探讨网络传播意识形态的方式和机制，探讨网络媒体与意识形态传播的内在关联，分析网络传播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总结网络传播条件下世界各国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经验做法。从实践层面梳理中国网络媒体在传播主流意识形态方面的现状，探讨网络传播条件下确保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路径，提出加强网络媒体建设与管理的措施。本书旨在通过比较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帮助人们了解当前中国网络意识形态的状况，进而为中国共产党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在阶级社会里，要掌握意识形态变化、发展的规律，必须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本书在研究过程中，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法。
中西方典籍中都有较多的关于网络媒体传播与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相关论述，通过对文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典文献的搜集梳理分析，从这些论述中吸取了丰富的理论营养，从而充实了本书的研究。
本书是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因此研究过程中综合应用了传播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信息科学、科学社会主义、哲学、政治学、党史、党建等学科的相关理念与方法来阐述网络时代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本书综合运用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了佐证课题的核心观点，我们对网络媒体在传播主流意识形态方面的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对包括高校师生、机关干部、社区居民、企业职工、进城务工者、媒体从业者在内的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若干篇调研报告。
把网络媒体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视野，系统地、全面地、深入地研究网络传播与意识形态安全的关系问题，这种跨学科性质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的研究范畴，提高了研究的难度与创新度。
本书注重应用对策思路，比较全面地总结了网络传播条件下世界各国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经验做法，探索性地提出了网络传播条件下确保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思路与对策，总结出来的几条基本观点具有一定的原创性与综合性。
采用多种论证方法共同服务于本书的研究，使本研究具有理论深度、历史厚度、材料翔实、视角宽泛等特色。如阶级分析的方法保证了本书的基本理论正确；历史文献法和跨学科的综合方法保证了本书的理论深度和宽阔视野；实证分析方法保证了本书的事实根据，使论证言之有据。
不求鸿篇巨制，力求精当管用，研究成果努力做到科学化、数据化、案例化，最终研究成果的篇幅控制在20万字左右；通过内部报告的形式报送各级党委、政府相关部门，其中有若干份阶段性成果被省级部门采用，以单篇形式选编报送省级领导，发挥了咨政的积极作用，为党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
[1]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902/P020190318523029756345.pdf，2019年2月28日。
[2] 郑永廷：《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发展》，《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3] 陈金龙：《文化交流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湘湖论坛》2010年第4期。
[4] 夏保成、刘凤仙：《国家安全论》，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5] 石云霞：《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2年第2期。
[6] 袁三标：《从软实力看当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7] 赵欢春：《“总体国家安全”框架下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预警探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11期。
[8] 张建设、潘陈钰：《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链》，《合肥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
[9] 田改伟：《试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学研究》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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