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78年以后将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出现明显的高速发展。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是推动这一进程的两股基本力量。随着中国越来越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引进外资和扩大外贸，都使得人民币汇率问题逐渐变得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1978年以后，随着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快速发展，人民币汇率作为调节中国内外经济关系的基本价格变量，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发挥越发突出的作用，自然也成为国内外政策人士与经济学者众多讨论的主题。这些讨论牵涉面之广、争议之大、对政策影响之深，堪称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辩论之一。
这个阶段从改革开放伊始至1994年汇率并轨及外汇管理体制变革之前。为适应进出口贸易发展需求，1981—1984年人民币汇率实行了双重汇率制度，即在官方汇率之外还存在一个贸易外汇内部结算汇率。余壮东认为，参照出口贸易的实际成本实行贸易外汇部结算价格，有利于外贸业务单位加强经济核算，但对一般非贸易活动仍采取中国银行挂牌的人民币对外汇率折算，不利于旅游业发展、侨汇收入增长及外商投资。 [78]
双重汇率制度于1985年正式取消，但是仍旧面临汇率是否高估的问题。 [79] 对此，一些学者从不同认识角度提出人民币理论汇率的计算框架。刘墨海指出，理论模型以市场经济中自由国际贸易为前提推导，而传统计划经济中进出口按计划组织，进出口商品的结构、数量及价格都存在扭曲。 [80]
周小川等对开放条件下人民币实际汇率走势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推测，认为人民币实际汇率会采取先贬后升的演变路径。这在事后看来具有相当敏锐的预见性。 [81]
1985—1990年人民币实行的是单一固定汇率，但由于国内出现大幅通货膨胀，官方汇率不得不多次大幅贬值。当时的主流思路是，人民币汇价继续实行钉住制度，但要对钉住的方法和内容进行必要的改革。张志超则认为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应该是逐渐趋于较有弹性，以适应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需要。 [82]
1994—1997年，人民币缓慢升值约5%。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
（1）新体制下的汇率目标水平与政策选择
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变革初步建立了人民币汇率统一的市场化形成机制，但仍受到强有力的行政管制。
谢多认为，采取钉住名义汇率的政策不能保证内外部经济平衡目标的实现，中期汇率目标水平应以国内经济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为目的，而不宜仅以保证出口为目标。 [83] 部分学者开始提出，应放弃以稳定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为中心的汇率政策，而选择贸易加权的实际汇率指数作为基本政策目标。余永定认为，同单一钉住的汇率制度相比，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有至少三个优点：第一，钉住一篮子货币制度下人民币汇率更为稳定；第二，抵抗投机性资本流入的能力较强；第三，央行对外汇市场干预的必要性较少。 [84]
（2）购买力平价、巴萨效应及其实证经验
任若恩与陈凯首先根据联合国国际比较项目提供的购买力平价测算方法，估计人民币购买力。 [85] 易纲和范敏以100种商品和劳务的中美价格为样本，估计了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绝对购买力平价。 [86] 由于商品选取及处理技术细节的差异，有关估计结果难以完全一致，但都显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民币币值远高于汇率。
这一时期不少学者开始应用最新计量经济学工具检验购买力平价或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存在性。 [87]
（3）人民币均衡汇率及其决定因素
金中夏从理论上指出在一个正在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并向货币可兑换过渡的国家，决定均衡汇率水平的基础变量通常会发生显著变化。 [88] 卜永祥和秦宛顺运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讨论了中国加入WTO后，关税税率调整、货币供应量增速变化、财政政策调整等措施对实际均衡汇率长期效应。 [89]
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缓解，学界开始争论人民币汇率是否存在高估的问题，多数研究都认为人民币均衡实质汇率从20世纪90年代中开始处于不断升值的状态，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快速上升是其中的重要驱动力量。
（4）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
通过总结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部分学者提出中国必须在保持汇率稳定的同时使汇率变动适当增强灵活性。余永定还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现状出发得出中国应放弃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的结论。 [90] 对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分析也都支持“中间制度消失论”。 [91]
这一时期（2006—2012年）中国学者一方面对人民币汇率是否低估及低估幅度进行估测，另一方面对人民币汇率传递效果及其与宏观经济关系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
（1）人民币实际汇率走势成因
卢锋和刘鎏发现结构性生产率指标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的关系存在与巴萨效应假说推论一致的经验证据。 [92] 王泽填和姚洋研究认为，发展中经济体的结构转型可能导致巴萨效应被削弱的机制。 [93]
（2）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
学界对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的估算存在较大分歧。如王泽填和姚洋的测算显示人民币自1985年以来就一直处于低估状态。 [94] 但也有学者认为人民币汇率不存在严重低估。秦朵和何新华的测算结果显示，以往关于人民币失衡的研究结论大多高估了人民币失衡幅度。 [95]
（3）汇率传递效应
随着2005年汇率改革，人民币汇率波幅逐渐加大，汇率变动对国际收支和国内价格水平的影响逐渐成为国际经济学领域的热点问题，大多数研究与国外经验研究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认为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并不完全。
（4）汇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张斌、何帆发现，人民币汇率政策调整会在一般均衡的意义上促进资源配置的合理化。 [96] 施建淮也认为，继续维持人民币汇率低估无疑将进一步加剧中国经济内部和外部失衡，人民币实质汇率升值仍会导致中国产出一定程度的下降。 [97]
从一开始，中国的开放就有贸易和投资的双重含义。
田素华和张旭欣发现，FDI进入会通过前后向行业之间的联系效应，在短期内使得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投资同时出现下降，在长期内会引起中国国有企业投资下降，但对民营企业投资增加有促进作用。 [98] 学者认为，东部FDI对地区资本存量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则对当地资本形成起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
FDI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众多研究发现，中国的金融市场未能有效地支持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FDI能否促进经济增长还取决于FDI与国内资本比例、FDI“挤出”和“挤入”效应的大小、本土企业能否与外资建立紧密的垂直关联、FDI流向资本品生产部门还是消费品生产部门等因素。
刘修岩、易博杰、邵军发现，行业外资渗透率对同行业内资企业的出口决定和出口强度都存在显著为正的影响；行业外资出口强度对内资企业的出口决定和出口强度的影响却显著为负。研究发现FDI对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有很强的推动性，加工贸易的良性发展又进一步反作用于FDI。 [99]
赵婷和赵伟发现，FDI借助后向关联机制产生的出口溢出效应最为显著。从不同地区来看，学者发现，东部FDI对国际贸易的弹性最大，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最小，贸易创造效应和替代效应从东部、中部到西部逐渐减弱。 [100]
华广敏发现，高技术服务业FDI对中国制造业效率均有正的直接效应，但中介效应不同。其他学者也发现服务业跨国公司通过竞争效应、示范效应、增加东道国服务种类、降低服务价格和技术外溢等方式促进东道国制造业效率提升。 [101]
但也有学者认为，在当时外资鼓励政策条件下，FDI对内资企业产出、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总体上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刘厚俊和王丹利发现，税收竞争降低了流入我国FDI的技术水平，从而降低企业的技术吸收门槛。 [102]
潘永源等研究认为，加工贸易相关的FDI不但产业链短、辐射面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带动效应弱，而且产品附加值低，贸易条件恶化使我国陷入“贫困化增长”。 [103] 李国学认为，在全球生产网络下，通过针对领导厂商和高层级供应商的专用性投资，中国企业可以利用全球生产网络的正外部性及其动态学习效应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104]
殷德生、唐海燕、黄腾飞发现，FDI 增长显著地提高了中国制造业高技能劳动的相对需求。有学者计算出，外商直接投资每增长1%将带动中国就业增长0.13%。进口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与高技能劳动力需求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105] 还有学者认为，FDI有利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第二产业就业。
从引进外资到经济发展，再到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合乎逻辑且符合历史规律的一个过程，中国也不例外。因此，中国的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学研究重点也在问题导向的牵引下不断调整自己的方向和重点。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2000年之前，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是引进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外直接投资（ODI）则因面临诸多限制和障碍，规模较低仅有少量研究关注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理论的介绍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必要性、可行性讨论等。例如，冼国明、杨锐强调动态技术累积和竞争策略对发展中国家ODI的意义。 [106] 还有学者介绍了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理论的发展并论证了中国开展对外投资的可能性。
2000年之后，随着中国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学界对中国ODI的研究逐渐增多，但仍然以定性探讨规模、类型、动因、影响为主。例如，学者对中国“十五”时期和“十一五”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预测可能达到的规模和结构特点。赵春明和何艳探讨了适合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产业和区位选择问题。 [107]
王志乐通过调研发现，中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在于换取能源、资源和市场份额。有学者提出了中国当时对ODI政策的覆盖面、支持力度、限制等方面的缺陷。 [108] 鲁桐提出完善管理体制、建立法律体系、提高透明度、重视人才培养以及在信贷、税收、外汇等方面实施优惠政策的建议。 [109]
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的逐渐公布，实证计量研究逐渐增多。程惠芳、阮翔用贸易中的引力模型研究发现，经济规模和相似性以及地理距离是国际直接投资流量的重要决定因素。 [110] 还有学者发现，对外贸易、资源需求、工资水平因素都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影响。
2008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问题成为研究热点，并且转化为量化计量分析为主，同时更多地关注ODI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和绩效问题。
田巍、余淼杰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符合异质企业理论的结论。 [111] 但是姚枝仲、李众敏认为，现有的主流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均难以解释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而是一种“价值链延伸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 [112]
蒋冠宏、蒋殿春的研究发现，东道国政治风险与中国ODI是负相关的。 [113] 而也有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法制制度对中国ODI 有正向影响，但发达国家的法制制度则不显著。
赵伟、古广东、何元庆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对研发要素丰裕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具有较为明显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而有的研究结果却与之相反，认为以ODI为传导机制的国际R&D溢出并未对中国技术进步起到促进作用。 [114] 能否实现技术的溢出效应可能与企业对技术的吸收能力密切相关。
顾露露和Robert Reed发现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事件公告日的市场绩效明显为正，反映了市场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正面评价。 [115] 邵新建等发现，无论是战略资源类并购，还是以先进技术、知名品牌等创造性资产为目标的并购，总体上都获得了市场的积极评价。 [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