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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指导下，对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也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世界经济研究为改革开放服务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介绍苏联东欧改革经验，为投资和贸易开放服务的同时，也要总结和研究发展中国家不同经济发展道路的经验和教训，这就构成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世界经济工作者研究的三大课题。
转型经济学（transition economics）是以中国和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中东欧等国家的经济转型实践为研究对象的一个研究领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中国对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也从借鉴转到总结经验和教训上来。
事实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先于苏联。1978年，中国率先启动改革开放。在此背景下，中国学者们较早地对苏联模式及其经济体制进行了学术批判，其视角是从中国经济改革看苏联经济改革及其经济模式的弊端，主要经过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市场经济初创时期。中国学者在研究俄罗斯“激进式”的转型路径与“休克疗法”的经济政策时，也对中国、俄罗斯和中东欧的经济转轨进行比较研究。中国相关领域学者的基本看法是肯定中国“渐进式”转型道路的。
第二阶段是20世纪末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中国学者普遍认为，这一时期转型国家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运行机制开始发挥作用，经济走出“转型性衰退”并实现经济增长，更多国家加入世界经济组织并融入全球经济。
第三阶段是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至今。学者们对经济转型的方式、道路、理论、发展前景等有进一步认知。这一时期学术界较多关注对经济转型自身的理论解释，将研究重点从转型的制度变迁转向渐进运行层面的经济增长与经济社会的稳定。景维民、孙景宇认为，现实世界的市场经济所表现的多样性，使经济转型的收益变得不可确定，这导致经济转型结果的不确定性。 [48]
转型经济学研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转轨与转型问题，包括过渡与转型的方式、路径、绩效、模式与发展前景等。
冯舜华、杨哲英、徐坡岭等认为中国学者们对经济转轨的理解具有几点基本共识：（1）尽管各国进行经济转轨的初始经济条件有差异性，但引发经济转轨的基本原因是相同的，即长期的经济低效率和经济增长停滞；（2）尽管各国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不尽相同，但总体目标是相同的，即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3）经济转轨是由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的经济及其制度的变迁过程。 [49]
陆南泉认为，从叶利钦时期开始，俄罗斯采用了经济体制“转型”。转轨和转型的概念最终被转型国家接受，市场经济成为转型各国替代计划经济的新制度安排。 [50]
洪银兴指出，由于没有前人的经验可资借鉴，也缺乏一定的理论指导，对于这样前无古人的历史性的制度变迁，包括俄罗斯等转型国家最初采纳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给出的“药方”，即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必须采取激进的方式，全面与迅速地建立市场经济体系 [51] 。而中国和越南的经济体制转型方式被认为是“渐进式”的：先行推进经济改革，后进行政治改革；先进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后推进所有制改革；对所有制改革也是先发展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后推进公有制内部的改革。
对中俄转型的比较研究更注重两种模式的经济实绩，即经济增长水平的比较。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与俄罗斯“休克疗法”式激进转型的失败，都是相对于经济增长这一指标而言。
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在经济改革中走出了一条成功的转型之路，为世界各国研究转轨和转型问题提供了鲜活的案例。 [52] 林毅夫、蔡昉、李周也认为“中国奇迹”是“增长取向的中国模式”。 [53] 即便在普京执政后俄罗斯经济出现了恢复与发展的情况下，许多学者仍然强调，由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经济转型失败而留下的种种负面影响，将会成为俄罗斯今后发展的长期性制约因素。 [54]
经济转型的实质是一个旧制度瓦解、新制度生成的体制转变过程。这一论点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能够解释转型的支撑点；转型国家成功与否在于其能否构建一套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有效制度安排。田春生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等国家社会制度转型的实践表明，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休克疗法”不仅没有获得最初所预期的绩效，而且越来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质疑与批驳。 [55]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离不开对外开放。薛荣久认为，发展市场经济必然要打破旧体制的封闭性，这是由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中国对外贸易应从国家统制下的保护贸易转向对外开放型的贸易。 [56]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外经贸体制的改革方向是解决外贸高度集中的经营管理制，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改革高度集中的对外贸易经营体制，增加对外贸易口岸，逐步下放对外贸易经营权；改革对外贸易计划管理体制，实行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与生产调节相结合；改善对外贸易的行政管理，重新恢复进出口许可证制度，建立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审批制度。
初级产品出口战略是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初期所采用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有学者认为，出口导向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进口替代战略的不利因素，然而该战略发展起来的产业大多为加工制造业，长期实行该战略不利于本国产业结构合理化，甚至使其沦为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导致国家经济独立性的丧失。因此，传统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不适合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
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选择问题上，学者们曾提出“综合论”“折中论”“并行论”等观点，即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动态有机结合的模式。 [57] 在这种贸易战略的影响下，中国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增长。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对外贸易发展的动态利益，有学者认为，中国应根据实际，选择以贸易商品国际竞争力为导向的国际竞争力导向战略，促进贸易本身的发展和贸易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20世纪末，有学者提出了“大经贸战略”的思路，其核心内容是实行以进出口贸易为基础，国民经济各部门密切合作，共同参与，从而形成中国大经贸的新格局，带动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在分享多边贸易体制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在WTO规则下中国选择和制定何种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就显得尤为必要。
“入世”初期，中国以大力引进外资和推动出口为核心的外向型发展战略遇到很多问题，如：外资比例太大、加工贸易份额占比过高、出口增加值太低等。这种状况造成中国与其他贸易伙伴国越来越多的贸易争端。 [58]
在进口方面，进口产品集中化的趋势也在不断加强。在以前的“安全发展”进口战略基础上，中国应努力发展“更自由的大进口战略”，促使进口由生产主导型向更加中性的自由贸易型，甚至消费主导型转变。 [59]
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首要任务是提升外贸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逐步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除继续实施“科技兴贸”“出口市场多元化”和“以质取胜”等既有外贸战略外，还大力实施“价值链提升”“富民兴贸”“绿色贸易”“和谐贸易”四大新战略。
经济增长模式的优劣最终体现在对经济增长促进的实际效果上。因此，很多研究从政府作用、产业升级、劳动力市场、教育和人力资本以及外向型经济发展等不同的角度对比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差异。
对于经济发展模式不同会导致经济绩效截然不同，很多学者从各方面做了解释。何自力在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经验时指出，正是由于我们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始终坚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正确认识和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相互关系，中国经济发展长期保持高速增长，却没有发生类似西方国家反复出现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创造了奇迹。 [60] 郑宇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相对于印度经济发展模式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方面更具有优势，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能够更为有效地配置资源，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制度安排决定了中国在劳动力流动和土地征用的灵活性方面比印度更具有巨大的优势。 [61] 华民认为，由于制度环境不同，中印两国的发展模式也不同，这表现在市场化路径、开放模式和增长道路上的差异。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还需要深化以农民土地所有权、国有企业所有权和私人财产所有权为重点的产权改革，印度则需要改革限制社会流动、压抑经济活力和削弱人力资本投资的种姓制度。 [62] 杨天宇、刘贺贺认为，印度的产业结构升级模式使其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比第二产业更快，这造成印度的总劳动生产率相对中国不断下降。如果中国试图继续保持在生产率方面对印度的领先优势，则需要提高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 [63] 江时学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实施新的发展模式时，应关注参与全球化与维护经济安全的关系、利用外资与提高国内储蓄的关系、工业化与农业发展的关系、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关系。 [64]
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做了对比分析，认为中日韩经济发展模式虽然有共性的一面，同时也存在差异，并不存在一个最优的经济发展模式，一个国家要想取得经济发展成功必须有符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模式。沈红芳认为，一国在发展民族经济过程中，受到各种经济发展理论的影响，选择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采取了种类迥异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资源配置方式。加上各经济体政府繁育经济的方式、力度和能力存在差异，使得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呈现出绚丽多彩、形式各异的多种经济模式。 [65]
徐湘林在分析东亚发展模式及其内在原因时指出，日本政府、韩国政府和中国台湾地区当局在本地区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战略性角色。它们在强政府干预之下获得了经济成就。 [66] 林进成指出，东亚地区人口众多，劳动力价格低廉，不仅对于发展本地区的经济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意义也不可低估。 [67] 金凤德认为韩国的高速增长在于其在产业发展顺序上的灵活性（先发展下游产业再发展上游产业）、支柱产业发展战略的决绝果敢（从进口替代迅速定位为出口导向）、资本积累充分依赖外资、对外经济关系依存大国。 [68] 沈华嵩认为东亚模式的主要启示在于：第一，高投资—高出口—高储蓄良性循环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第二，利用国际分工体系的产业升级政策；第三，温和极权主义与市场原则结合的政府主导型经济；第四，注重内化的技术引进政策；第五，高水平的国民教育体制和对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高度重视。 [69] 这些结论与世界银行的分析非常吻合。
罗思义认为，经济长期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是劳动分工和高投资。劳动分工越来越精细必然带来投资增长，投资增长反过来也能促进劳动分工。中国经济确实有自己的特色，但同时也完全符合通用的经济法则。 [70] 李若谷在《世界经济发展模式比较》一书中对有代表性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总结其规律性的同时，探寻了各种经济发展模式之间的关联性和差异性。 [71] 孙文凯、肖耿、杨秀科对比了中国、美国和日本资本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他们指出，中美日三国资本回报率在过去30年尚未出现收敛，这意味着FDI将持续涌入中国。 [72] 黄先海、刘毅群认为为保持经济的持续性增长，中国应转变资本投资结构并加强对设备资本的研发。 [73] 汪川指出，工业化过程中工业部门生产力的飞跃使得工业品相对价格显著下降，会压缩工业利润空间，因此工业部门的扩张本身抑制了工业化过程，这造成法国等欧洲大多数国家工业化的相对迟滞。 [74] 裴桂芬发现，日元汇率波动与东亚经济增长存在极为密切的关系。 [75]
田春生认为，西方各国都在对其经济模式进行调整改革，其主趋势是市场竞争力量愈益强于国家干预的作用。 [76] 王小广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与东亚其他国家除了具有共同的基本特征之外，中国模式也有明显不同于其他模式的一些特点，主要表现为高度的投资倾向——投资率水平明显地高于一般的高投资率国家的水平，并且，投资率存在较高的依赖外资增长的倾向。 [77]
这些关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为中国选择经济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