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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就已经开始了最初的探索。1978年后，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而真理标准的讨论则进一步解放思想，加速了学科建设，致力于世界经济研究的机构和队伍也得到充实。大批学者撰写论文，就世界经济与世界经济学的概念、范畴、对象、体系和方法，以及世界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等问题进行讨论，形成既严谨又热烈的学术氛围，也涌现出一大批老中青学者。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中国不断融入世界经济以及世界各国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博弈的现实，世界经济学科的发展也面临新的挑战。
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体系是中国学者在世界经济学创立初期的重点话题，构成该阶段世界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特点。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发，结合世界经济形势和国际政治生态的变化，中国的世界经济学经历了从无到有并逐渐中国化的发展阶段。
钱俊瑞认为，世界经济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然而形成世界经济的基本要素，如国际交换、国际分工、世界市场、世界货币等，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借以确立的前提。 [25] 陶大镛进一步提出，应区分“国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含义。 [26]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世界经济学毫无疑问是研究国际生产关系的，但在要不要研究世界生产力的问题上，学者们的看法并不一致。钱俊瑞提出，马克思把构成世界市场要素的国际分工、国际交换等称为“生产的国际关系”，就意味着把国际范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结合作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重点是研究国际生产关系。 [27] 李琮认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是世界经济的整体。世界经济学研究国际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结合，国际生产关系是在各国生产的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体现在国际生产以及商品和各种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之中，必然会涉及各国国民经济与国际生产、流通等各领域，以及世界经济的历史发展，但这些专门领域是相应专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不是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28] 进入21世纪以后，张幼文提出关于全球化经济运行机制与规律的分析就是世界经济学。 [29] 但是经济全球化研究是否可以取代原来的世界经济学研究，或者成为新时期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主线，学界尚有不同观点。
基于对世界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认识，学者们提出了关于世界经济学研究体系的不同构想。钱俊瑞提出，世界经济学科学体系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要不断完善：第一，要分析商品、货币和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运动的形式和实质；第二，要分析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不同国家和民族实现的具体道路和形式；第三，要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向和道路，以及它们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第四，必须综观世界经济的总体，并且科学地预测它的未来。 [30] 陶大镛与钱俊瑞的观点大多相互呼应，但更侧重对世界经济体系与结构本身的研究，而钱俊瑞先生则加入国际政治、国际组织和科学技术等因素，对世界经济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与考察。
20世纪80年代末，仇启华对各国国民经济进行分类研究，以勾画世界经济实力的整体格局和国际经济关系，同时大胆舍弃政治经济学的一些范畴和术语，更加突出世界经济学本身的特点和内容。而褚葆一和张幼文则将“国际价值论”作为世界经济学的核心原理， [31] 这在当时起到创建世界经济学的先驱作用，有不少观点可供采纳，但也有些地方值得探讨。
9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学研究向纵深发展，其体系结构的设计日臻完善。有学者提出将世界经济学按基础理论、微观、中观、宏观进行划分。这样的理论体系设计不无道理，较之以往体系包含的内容更为丰富，层次更为清晰。
世界经济有其特殊的矛盾和运动规律，但它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合作等方面的规律究竟有哪些不同？随着研究的深入，世界经济学逐渐从探讨研究对象和范围转到挖掘学科核心概念和基本规律上来。
钱俊瑞列举并初步阐述了商品、国际价值、世界货币、国际分工、世界市场、世界资本等范畴，认为它们都是世界市场形成后国际经济现象的理论抽象，都在某一侧面反映了国际生产关系，因而都是建立世界经济学理论体系所必须运用的基本范畴。 [32]
多数世界经济学者认同钱俊瑞对基本范畴的界定，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如陈其人和刘百鸣提出，不应把“世界市场”作为世界经济学的一个范畴，因为这一概念本属于国际贸易学，体现的是各个国家之间的交换。 [33]
在世界经济学创立初期，褚葆一和张幼文认为世界经济学遵循以下原理：国际价值理论揭示汇率变动与各种汇率制度中所包含的国际价值转移关系；国际分工的规律和格局决定着分工中的利益分配；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构成世界性再生产过程的起点；劳动力和资本国际流动的特殊性决定了国际平均利润率机制难以起作用。 [34]
此后，张幼文进一步研究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其中探讨发展中国家不利地位的国民利益分配原理从要素的稀缺性和要素收益规律推导而来。 [35]
钱俊瑞探讨了世界经济运动的重要规律：其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必然走向衰亡的必然规律；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终将取代资本主义制度，这是当代世界经济的一条根本性的规律。其二是整个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包含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其三是科学技术进步在世界经济矛盾运动中推进世界经济发展和变革的规律。其四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再生产周期的变形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各国实际情况，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和不同的发展前途等规律性问题。
陶大镛提出，当今世界经济领域中客观上起作用的规律似可大致划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范围内起作用的特有规律；第二类是在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范围内起作用的特有规律；第三类是世界经济总体所特有的经济规律。
李琮认为，当今世界经济的基本矛盾是生产或资本的国际化（全球化）与世界各行为主体（国家、跨国公司等）追求各自利益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世界市场的无序状态与跨国公司内部有组织和有计划之间的矛盾，世界经济缺少调控与各国经济可调控之间的矛盾，生产力的无限扩张倾向与世界市场需求有限之间的矛盾等。
无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还是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体系，都包含在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世界经济学的体系化研究反映了中国世界经济学从局部到系统的研究不断深入，构建了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钱俊瑞认为，帝国主义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衰落，新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成长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新特点。虽然周期性危机还是不断发生，但资本主义世界并没有完全停滞不前，在某个时期或某个国家，经济还可能以较快速度增长。实践证明，世界资本主义走向死亡是一段相当长的曲折起伏的过程。 [36]
陶大镛指出，虽然世界经济的整个格局更趋复杂化和多元化，但从本质上看，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世界经济仍包括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体系，全球经济体系仍作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体系的矛盾统一体而存在。
郑伟民认为，所谓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结构性危机，主要是指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物质生产部门结构（包括部门之间和部门内部的结构）发生重大变动，以及生产和消费、供给和需求之间比例长期失调而造成的国际规模的危机。仇启华、赵黎青认为，世界经济危机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内部发生的大体上在同一时期内袭击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
1998年和2008年两次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巨大，引起世界经济学者深刻反思。何秉孟认为，美国金融危机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由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革命、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服务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共同建构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表现形式。
钱俊瑞认为，两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间相互斗争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大大发展和加强。这两个部分或两个体系之间既存在着互相斗争的一面，又存在着互相依存的一面。在两大体系的斗争中，社会主义经济体系逐步扩大，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逐步缩小，经过一个相当长期的发展过程，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将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37]
陶大镛指出，资本主义总危机削弱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为世界革命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由于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衰谢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就必然表现在社会主义体系日益发展和巩固以及资本主义体系日趋削弱和没落。
21世纪，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更使全球经济融合成为可能。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将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发展将对世界有何影响？张幼文和梁军认为，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进程中获得了发展，中国的发展反过来又对世界经济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的发展改变了世界市场上的产品价格结构和要素的价格结构，这是中国发展影响世界经济体系最为直接的体现。只有各国普遍形成要素流动机制，从而在全球要素优化配置基础上增加产出，全球才能有真正的共赢。 [38]
全球化对中国发展有何影响，中国应如何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张宇燕指出，全球化问题的兴起有五个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背景，即柏林墙的倒塌、全球问题的凸显、信息技术产业的勃兴、国际规则普遍适用性的提高和世界格局的变迁，其中柏林墙的倒塌可以视为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分水岭。 [39]
跨国公司的出现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滕维藻等较早就对此进行了研究，认为跨国公司是产业资本国际化的产物，归根到底服务于垄断资本的根本利益。跨国公司必然会改变国际分工的基本格局，对东道国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 [40]
伍贻康认为，随着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独领风骚的神话被打破，世界经济加速走向多极化。发达国家寻求有效全球治理绝不能漠视发展中国家的存在及其作用，新兴大国参与国际事务已成定局，发达国家支配全球经济的时代将走向终结。 [41]
陈继勇和胡艺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尤其在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当知识要素取代传统的资本要素成为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无形投入和创新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时，传统的统计体系和方法就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42]
几乎所有中国的世界经济学的重要学者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世界经济学研究，所以世界经济学在中国也可被称为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
钱俊瑞认为，首先，马克思为政治经济学所确定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说已为我们规定了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其次，马克思在论述政治经济学和世界经济问题的过程中，说明了一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国际生产关系的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关系，进一步为世界经济学划出特定的研究领域和明确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具体研究对象。 [43] 钱俊瑞的观点代表了老一辈世界经济学者的群体性观点。
褚葆一和张幼文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原则，指明了建立世界经济学的道路。对外开放政策重新摆正了国际问题中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承认归根结底还是经济决定政治。体现在对外关系上，就是即使在政治上尖锐对立的国家，在经济上仍然可以往来，以获得各自的经济利益。
乌家培是较早提出要用世界经济模型来预测世界经济的学者。他认为，中国世界经济工作者以往的研究往往采用质的预测法，而目前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所采用的是运用经济模型的量的预测的现代方法。两类方法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完全可以结合起来加以使用。 [44] 陈沙、石小玉也提出，世界经济统计要研究世界经济现象统计的规律性，特别是它们如何受其组成各层次以至个人经济行为影响而产生的波动。 [45]
一门新学科的创立，与其他学科划清界限非常重要，这是明确学科定位的基础。世界经济学者主要就世界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国别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的联系与区别进行了研究。
钱俊瑞指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历史上各种社会形态中的生产方式，特别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的科学；世界经济学则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人们的生产关系。
陶大镛批评将世界经济学等同于外国经济问题研究的倾向，提出世界经济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是依附于政治经济学并从政治经济学中逐步发展出来的一门边缘学科，所以，世界经济的研究绝不能离开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从个别或典型国民经济的结构来进行分析，具有更加概括和抽象的性质，而世界经济的研究则直接以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和国际经济关系作为对象，并且将其作为一个全球规模的经济体系、作为两大经济体系的矛盾统一体来进行研究。
仇启华认为，世界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最主要的区别不在于研究的阶段和范围，而在于研究的特点，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方式，具有极高的抽象性，而世界经济学是比政治经济学更为具体的一门经济学科，其研究对象的抽象层次要低于政治经济学，但高于国别经济研究、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学科。 [46]
陶大镛认为，世界经济学不同于国际经济学或比较经济学。其一，世界经济学是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把世界作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体系的矛盾统一体当做研究的主体，不像国际经济学那样，把国际贸易关系和国际金融关系作为研究的主体。其二，世界经济学是把世界范围的生产诸关系及其相适应的交换诸关系作为研究的主体，不像国际经济学那样，主要是从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出发，来描述那种实际上与不等价交换相联系的国际分工形态。
仇启华持相似观点，但他的理由是世界经济学的对象的抽象层次要高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学科，对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不仅就其范围来说比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更为广泛，而且研究国际贸易关系、国际金融关系等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也更为复杂。
李琮认为，世界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学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以世界经济的整体为其研究对象，后者则着重研究国际经济关系赖以实现的各种形式及各种渠道。
李翀提出要建立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学，以区别于西方的国际经济学。国际经济的本质是资本的跨国流动，应该从商品资本、生产资本、货币资本的跨国流动三个方面来构建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学。 [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