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从新中国成立后70年中国世界经济研究的整体情况看，改革开放后40年的研究主题、学术水平和成果数量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和提升。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学者对世界经济学研究的探索为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国际问题研究工作，中央的一些部委先后成立了研究机构，部分重点高校也先后成立了研究机构。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辽宁大学和吉林大学等院校不仅正式招收世界经济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而且各高校之间还形成了长期性的分工布局，奠定了国内世界经济研究的基础。例如复旦大学专注欧洲经济研究、南开大学专注跨国公司研究、武汉大学专注美国经济研究、辽宁大学专注日本经济和苏联东欧经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专注苏联东欧经济研究，等等。此外，吉林大学在苏联和日本经济以及北京大学在美国经济、苏联东欧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研究方面也有所建树。1958年7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计委）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书面报告，建议将1956年成立的国家计委世界经济研究局正式并入中国科学院经济所。1958年7月28日，周总理批示同意国家计委报告，国家计委世界经济研究局正式并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58年11月3日，中国科学院党组通知经济研究所同意在经济研究所下暂时成立世界经济研究室，并同时成立中国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筹备处。1964年5月19日正式成立中国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早在1949年9月，彭迪先著的《世界经济史纲》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发行。这部著作分16章，对经济史的方法论、原始共产社会、古代奴隶社会、中世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英国资本主义发达史、法国资本主义发达史、德国资本主义发达史、美国资本主义发达史、俄国资本主义发达史、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的最高最后阶段帝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资本主义世界矛盾尖锐化与资本主义的总危机阶段进行描述和分析。该书首稿完成于1940年，历经战火洗礼和各种挫折困难，终于在1949年面世，对于研究世界经济史，特别是资本主义世界发展史，以及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导致的两次世界大战，有特别重要的史料价值。 [1]
1949年12月，美国学者詹姆斯·艾伦著，沈志远译《战后世界经济与政治》由世界知识社刊行。该书揭示了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也进行了思考。 [2]
在改革开放前，世界经济研究随着国际形势变化而出现一些变化。中苏关系破裂以后，对苏联建设经验的介绍变成对“苏修”的批判，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则主要以经济危机的研究视角展开，同时注重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趋势的认识和对世界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的判断。这个时期的研究不仅包含国别和地区研究，也涉及专题研究，如跨国公司等。作为研究的基础和起步阶段的特征，国内世界经济学者翻译出版了大量译著，这些译著在改革开放以后再版发行，成为践行开放、推动世界经济研究的最初推动力。
但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给世界经济学科的研究带来严重冲击，高校停止招生，科研人员下放锻炼，研究成果出现断层。直到改革开放后，世界经济学科的研究才再次释放出巨大的活力。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开始为中国提供大量技术援助。随着大规模援建的展开，两国政治交流和人员往来愈发密切。1956年苏共二十大前，中苏友好达到高潮。这一时期，中国以苏联经济为研究主体的世界经济学初具规模，研究方法则是翻译、介绍与研究并重。
对苏联的建设情况和经济理论做介绍，以期对中国的发展建设有所帮助，是这一时期世界经济研究者的初衷。1950年，由什之、林秀合译，苏联学者史迁宾著的《苏联经济小史》出版。该书对1917年前的俄国经济状况、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苏联计划经济和五年计划等情况做了介绍，指出社会主义道路是保障苏联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 [3]
由张延铮、孙剑翻译，古烈维奇和巴基古尔著的《苏联经济的新高潮》于1951年出版。 [4] 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翻译苏联学者甫·伊康尼柯夫的小册子《货币在苏维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的使命与职能》，作为教材使用。1954年，沙英著《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的理论》一书出版，对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理论、国家工业化理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理论进行介绍，并对如何学习苏联的办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提出构想。1954年，徐鸣珂等翻译《共产党人》杂志社论、《经济问题》杂志社论等几篇文章，介绍了苏联经济科学的最重要任务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法则等。1955年出版的由苏联学者贝洛夫著，夏常治译的《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苏联经济》也属这一类著作。1956年，苏联学者尼·尼·巴朗斯基著《苏联经济地理》由何宁翻译出版。该书概述了苏联的国民经济结构、生产力分布的变迁、工业地理、农业地理和运输地理，并按各经济地区的状况和区际的联系做了全面的说明。 [5]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学者也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状况和建设成就给予了极大关注。1950年，新华时事丛刊社编《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统一农业合作社、匈牙利的合作运动、波兰农村合作社、保加利亚合作社运动和罗马尼亚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 [6] 1955年，卡尔拉著，林芳声、邱仁宗译《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书出版。该书分五章介绍罗马尼亚建立人民民主制度前后不同的经济特点，重点介绍罗马尼亚是怎样进行社会主义经济改造和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 [7] 同年，伏·尼·斯大罗杜布罗夫斯卡雅著，关桦译，邹念鲁校的《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出版。该书以丰富的材料具体论证保加利亚共产党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和苏联在过渡时期的建设经验，创造性地应用在保加利亚本国的具体情况中，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从而为社会主义奠定经济基础。 [8]
这一时期，也有一些研究其他世界经济问题的著作问世。1952年出版发行苏联学者维特威尔著，卢彬等译《世界经济地理》。该书对欧洲的人民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做了分类描述，对亚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主要国家进行介绍和分析，并指出世界各国生产分布的主要特点，是较早地以地理分布为线索，对世界经济进行整体研究的作品。 [9]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国高层间矛盾逐渐显现。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外交部，限期召回全部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销毁部分技术图纸，撕毁与中国合作的几乎所有经济合同。1969年，中苏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和新疆的铁列克提发生武装冲突，中苏关系完全破裂。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学研究不仅关注社会主义阵营，也开始关注资本主义阵营。
1958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组编辑出版《苏联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论文选集》和《苏联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价格形成问题论文选集》。这两部选集涉及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理论问题，所选取的论文无论作者还是选题都非常具有代表性，如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全民所有制内部是否存在着商品关系、全民所有制内部是否存在保留商品货币关系的必要性、计划经济条件下如何确定商品价格等。
作为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建设情况和对经济规律的探索也被世界广泛关注。1960年，《1959年两个世界体系经济对比资料》和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料室编著的《我国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速度和比例问题论文选集》，对社会主义国民经济高速度与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1975年，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苏联经济研究组编写的《二十年来的苏联经济：1954—1973》出版。该书开宗明义：“这是一本关于苏修经济状况的资料书。”该书对苏联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工业、农业、商业，国民收入和财政，以及对外投资与贸易的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包括利别尔曼建议、完全经济核算制、财政杠杆和信贷杠杆、跨国公司和“国际所有制”等苏联经济中的新事物和新数据，在当时对了解苏联经济状况有较大参考价值。 [10] 1976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写的《苏修是怎样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版，该书认为把全民所有制改变为国家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把劳动人民的集体所有制蜕化为新的富农经济，用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代替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代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做法，意味着苏修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11]
与此同时，中国学界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内政外交的关注逐渐增多。1957年，《美国经济论文选》出版。该书分两辑，每辑分两部分，对美国进步经济学者批判凯恩斯主义、分析战后各个时期美国经济状况的一些论文加以翻译和介绍。 [12]
1962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室编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集（1848—1960）》出版。这些数据经过辨别和筛选，对美、英、德、法、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整个国民经济构成的变化，工业、农业和对外贸易内部构成的变化和这些国家工农业生产历史发展趋势等都有所反映，在当时是一部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规律难得的参考文献。 [13]
这一阶段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研究往往借助于翻译苏联学者的研究成果。1957年，西南政法学院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翻译出版《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论丛》，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论丛》的姊妹篇出版。该书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些基本问题，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和经济竞争，以及资本主义矛盾的进一步加深等进行研究。 [14] 1961年，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经济地理教研组翻译出版《美洲经济地理问题》一书。这本书选译了费根、日尔蒙斯基等苏联经济地理学家的7篇论文，通过对美国东部与东北部电力、煤炭、钢铁等工业发展和分布特点的分析，揭示美帝国主义的腐朽没落，并以对哥伦比亚农业的分析论述了拉丁美洲单一作物制经济的起源和现状。 [15] 1964年，苏联学者伊·姆·范茵盖尔著，北京编译社翻译的《德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纲》（内部发行）出版。该书研究了德国帝国主义基本经济特征和特点，分析了德国垄断资本的若干特点，揭露了德国经济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战时的深刻矛盾，说明德国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过程。 [16]
这个时期也有一些书籍由英文直接翻译而来，如英国著名经济史家、伦敦大学教授莉莉安·诺尔斯的重要著作《英国海外帝国经济史》由袁绩藩译，1966年出版。该书详细探讨了英帝国自16世纪末叶到19世纪20年代向海外殖民的过程，揭秘殖民手法的变更，英帝国对亚洲、非洲、西印度群岛和大洋洲等地的残酷掠夺，以及帝国主义侵略给当地人民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引起的深刻变化等。 [17]
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和经济危机是世界资本主义研究的重点。1958年，尤·瓦尔加主编，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研究所集体编著，戴有振、李琮、姜玉田、巩荣进、刘慧芬合译的《世界经济危机（1848—1935）——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历史比较资料》出版，全书近120万字，是当时最为全面、系统地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部著作。 [18] 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也组织编译了《美国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理论上阐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和危机的特点，以及美国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影响。1962年，孙叔平著《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对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论述做了理论梳理，提出“对于每一个经济范畴、规律，都要结合产生它们的历史背景去理解它们的意义，都要结合着历史的发展来理解它们的变化，都要把它们看作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的统一”。 [19]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1978年中美两国发布联合公报，宣布两国从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关系中这两个具有时代意义的标志性事件，进一步解放了世界经济学者的思想，其研究视野逐渐开阔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明显增多。虽然这一阶段的著作对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仍以批判和揭示其危机爆发的必然性为主，但对世界经济的机制性、规律性研究和量化分析方法已占上风。一些比较深刻的分析和论述甚至对今天的现实问题研判仍有指导意义。
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的研究，除了介绍其基本经济状况，主要是关注其现实的经济危机，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危机。1973年，北京大学经济系编著的《美国经济的衰落》出版。该书指出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地位日益下降既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结果，也是其在全世界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结果。为巩固自己的霸权地位，“美国标榜‘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是要别国对美国商品敞开大门，而美国对别国商品则采取保护性贸易措施” [20] 。1974年，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世界经济教研室编撰的《战后帝国主义经济几个问题》出版，该书基本基调仍是反苏反美，但数据更加充实，论述更为客观。 [21] 1975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话》出版。该书采取对话形式，浅显易懂、文字活泼，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解读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1976年，日本学者林直道著，朱绍文译《战后国际通货危机与世界经济危机》出版，该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做了系统回顾，对战后经济循环和危机进行阶段性划分，并介绍了美国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挽救危机所采取的措施，最后得出20世纪7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危机更加深化的结论。 [22] 1978年，武汉大学经济系北美经济研究室撰写的《战后美国第六次经济危机》出版。该书对危机的到来、进程、对策和后果进行了深入分析。
20世纪70年代，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研究继续向纵深发展。吉林大学经济系世界经济教研室编写《美国跨国公司》一书，对跨国公司概况、美国跨国公司的历史与现状等进行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美国经济研究室编写的《美国问题参考资料》作为期刊连续出版。美国经济学家佩洛的《不稳定的经济：1945年以来美国经济的高涨和衰退》被翻译并介绍到中国。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室编写《澳大利亚经济》一书，对澳大利亚进行全面介绍。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概况和数据的介绍也日益增多，中国读者对西方世界的了解逐渐加深。
改革开放前夕，研究各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进行探索，是世界经济学界的主要任务之一。1977年，根据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出版中心1977年版译出的《南斯拉夫自治经济制度的产生与发展》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认为“自治计划是用来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施加自觉的、有组织影响的方法和机制”，“南斯拉夫自治经济制度的发展，是和商品市场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南斯拉夫经济中相互制约的过程和趋势，在客观上导致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从政治经济学上进行新的认识” [23] 。1978年，原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贝里斯拉夫·舍费尔编著的《七十年代的南斯拉夫经济发展》由熊家文、朱行巧、陈森、文正林翻译出版，该书对社会主义国家结合国情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探讨，为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借鉴。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