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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国际政治研究议题不断扩大和深化。因篇幅所限，本节主要就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研究、学科理论建设、研究方法、中国外交、国际组织、国际政治经济学等进行回溯和梳理。 [31]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在国际政治研究中，中国学者对中国领导人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思想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总结。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三个世界”理论、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江泽民的国际战略思想、“和谐世界”思想等，近年来学界尤其在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方面获得丰硕成果。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第一次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同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全面阐述了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此后，“三个世界”理论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议题。研究的问题涉及“三个世界”思想的历史背景、理论逻辑和当代价值，从不同角度对这一理论进行评价。学界对这一理论的评价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高度肯定，另一类是相对肯定。 [32] 前者的代表人物有李捷、姜安等。李捷认为，“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早期中国在对外关系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做法，把可以争取的中间力量拒之门外，而“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是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争取和平与发展的呼声的回应，为中国争取了可以争取的一切力量；而且，这一理论使中国从突出意识形态斗争的革命外交，转到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务实外交，是中国外交史的转折点。 [33] 姜安认为，正是由于毛泽东认识到国际社会矛盾的永续性和国际力量间矛盾的辩证统一性，以及国际政治矛盾的斗争性和妥协性，才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旨在通过利益相关性建立尽可能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以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可以说，“三个世界”理论为世界秩序建构提供了新的价值参照，为中国外交方略的转向提供了务实且辩证的路径选择。 [34] 后者的代表性学者有何理等人。何理认为，“三个世界”理论有绝对的进步意义，但是也存在明显局限。“三个世界”理论突破了两大阵营对立格局下以意识形态、社会性质为划分标准的外交窠臼，转而将共同发展和国家安全作为外交战略出发点，这些标志着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已由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义务转向维护国家安全及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但是，由于“三个世界”理论的思维模式延续了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统一战线策略，即发展进步势力、联合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反对最主要敌人，因而在随后的国际关系变化中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该理论对世界和平的持久性也明显低估，过度夸大了世界战争的危险。 [35]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对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准确地判断和预测了国际形势的转变，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供了科学依据，是一个系统、完整的科学体系。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体系包括一整套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原则、战略构想、战略方针等。具体为：（l）战略目标是谋求全球和平与发展。即抓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争取世界永久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2）战略重点是促进第三世界国家团结和发展。即第三世界处在全球和平与发展的关键地位，解决南北矛盾、加强南北合作。（3）战略原则是反对霸权主义、防止和平演变。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战争的根源和人类进步的最大障碍，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对外政策的纲领，坚持社会主义、反对和平演变。（4）战略构想是和平共处、“一国两制”。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准则，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则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造性运用与发展。（5）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埋头实干、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即坚持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结盟、不当头、不称霸、不搞政治游戏、不搞意识形态争论、发展同各国的交往与合作，要韬光养晦、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发展是硬道理，国际战略的成功关键在于国内发展战略的实现。 [36]
江泽民根据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对国际战略不同层次的内容进行了全面论述，正确地处理了对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形成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国际战略思想的理论体系。他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他还提出了新安全观，主要观点包括：（1）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2）强调了各国的普遍安全。“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有享受安全的平等权利。”（3）它的概念是综合安全，包括了军事、政治、经济在内的各方面安全。（4）“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37]
2005年4月22日，胡锦涛在雅加达亚非峰会上提出，亚非国家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袁鹏探讨了“和谐世界”理念中的几对关系：一是“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的关系。他认为，“和谐社会”是“和谐世界”的基础，“和谐世界”是“和谐社会”的保障，国内与国际、内政与外交两个大局必须统筹兼顾。二是“和谐世界”与“和平发展”的关系。“和谐世界”是理想、目标，“和平发展”是手段、路径。将“和谐世界”作为中国外交新理念和追求的目标，显示出中国不以意识形态挂帅，而以尊重不同文明、不同生产方式为前提，追求平等、尊重、互利、“和而不同”的新境界；将“和平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的大国复兴之路，既显示中国永不称霸的坚定决心和郑重承诺，也显示中国作为新型后兴大国的责任意识。三是“和谐世界”理念与外交实践的关系。“和谐世界”既是高度抽象的外交理念，也是指导外交实践的行动指南。四是追求“和谐世界”理念与坚持中国外交原则的关系。“和谐世界”不能为“和谐”而和谐，应是有理、有利、有节，以不损及中国核心国家利益为前提，以不动摇中国根本的外交原则为准绳。追求“和谐世界”与“外交为民”的有机结合。 [38]
进入新时代后，随着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和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推进一系列波澜壮阔的外交实践，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国际政治学界深入研究习近平外交思想，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如张宇燕主编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罗建波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研究》、石源华的《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周边外交研究报告》，以及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编的《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等论著，均全面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深刻内涵和原创性贡献。 [39] 杨洁勉在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外交理论建设的历程时，认为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内涵丰富、思想深邃、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历史使命、总目标和必须坚持的一系列方针原则，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本质要求、内在规律和前进方向。 [40] 杨洁勉还探讨了习近平外交哲学，认为习近平外交哲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源于中国外交实践和古今中外的优秀思想理论，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习近平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当今世界的国际环境和发展趋势，抓住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提出中国外交的总原则、总规律和总方案。 [41]
国际政治学界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始于改革开放后，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研究较为深入的领域，持久关注的议题。 [42]
在1987年上海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上，中国学界首次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列入议题并进行了热烈讨论。1991年6月在北京举行的“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研讨会上，中外学者首次就国际关系学的“中国特色”问题进行交流。袁明认为，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应着眼于全球，将其局限于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之内是难以反映客观事物全貌的。但就具体国家而言，它又不可能与这个国家的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程度、文化基础与价值观念、历史经验等脱节。西方学者的研究也必然受到自己国家与文化环境的制约。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使中国人认识到必须从更为理性的角度去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亦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为此既需要借鉴，也面临如何“本土化”的问题。 [43]
北京大学梁守德教授是“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倡导者和阐释者，发表了一系列作品。他认为“中国特色”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以国家权利为核心，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突出主权利益同强权利益的关系；（2）把生产力标准引进国际政治领域，确立经济优先观点，注意政治同经济的相互渗透；（3）以改革促发展，维护世界和平，正确处理稳定与进步的关系，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44]
倪世雄等认为，强调中国特色并不等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突出意识形态，任何政治理论研究都有立场和视角问题；强调特色也并非与研究全球共同关心的国际关系规律相抵触，但具体到一国与他国之间的关系时，各国的理论都有本国特色。 [45]
资中筠对“中国特色”提出不同观点，她认为尽管每一个研究者都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植根于本民族的历史政治文化和思维方式中，因此有某个国家“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个命题有存在的依据，但理论工作者的天职是力求使自己的理论符合客观规律，带有最广泛的意义和最长的时效。与其说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不如说中国人以独到之见参与世界性的理论争鸣，并在这一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做出自己的贡献。 [46]
王逸舟则主张先埋头把研究水平提高上去。在他看来当时学界依然谈不上对国际关系学做出多少贡献——不论从体系到概念，从命题到论点，还是从宏观的历史归纳到微细的专门研究。中国学者虽然应该有自己的理论追求和理论建树，但要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现有水平和发展目标有一个客观的认识，要遵循学术研究自身的规律，现在不应奢谈“中国特色”。 [47]
进入21世纪以后，“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话语渐渐被“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所取代。2004年12月，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联合召开“建构中国理论，创建中国学派”为主题的会议。会议以25年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探索为基础，以理论创新为宗旨，以“中国特色”为本体，坚持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基本内核”，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是人文社科界“立足本土超越西学”的一次大胆尝试。 [48]
复旦大学任晓教授可以说是“中国学派”这一提法的创造者之一。他在20世纪90年代就不赞成“中国特色”这个提法，因为这多少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套用。中国学者要致力建设中国人自己的理论观点、理论主张和理论系统，他倾向于提“中国学派”。建设中国学派并非刻意追求与西方理论的对立，而是要有中国人的理论贡献。 [49]
秦亚青指出社会科学的理论学派可以产生于局部的传统和经验，所以在不同社会文化中能够出现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或理论学派，但同时理论学派也需要符合通则性标准，不仅能够解释局部范畴的社会现象，也能解释世界范畴的国际社会现象。生成这种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理论的核心问题。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霸权护持，英国学派的核心问题是国际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国际关系学要想产生重要的理论学派，建构理论的核心问题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50] “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可以成为未来“中国学派”的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学派”产生的可能性在于社会科学理论的地域性是抹不掉的。未来的“中国学派”应具备两个特征：本土语境和普适意义。而且“中国学派”不会只有一家，而是会呈现百家争鸣的景象。他指出“中国学派”形成有三大思想渊源：天下观念与朝贡体系的实践；近现代革命思想和实践；改革开放思想和实践。解决中国相对于国际体系的身份定位问题将成为“中国学派”生成的必然性。他强调理论是在本土文化中诞生的，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沟通中发展起来，不仅化他为己、以己化他，而且他己融合，普及天下。这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真正含义。 [51]
阎学通反对用一个国家的名字给一个学派命名。他说：“真正意义上的理论都是人类的公共物品，没有国籍的排他性。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最流行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没有国籍，所有国家都可以使用它们。不仅理论创建者们自己不认为理论可以是某国的，而且事实上也不存在有国别的国际关系理论。” [52]
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争论不只是在国内学界引起了反响，在国际学术界也引起了关注。宋新宁是较早在国外期刊发表文章讨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问题。而后，更多中外学者参与进来。 [53] 学界的这场争论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条件、注入了动力。
秦亚青立足国际学科前沿，挖掘中国资源，沟通中外，提出了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这一理论依赖于三个重要假定。第一，国际关系世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关系理论认为，世界是由连续的事件和持续的关系组成的，而不是由分离的、独立的原子式实体构成。流动的关系为这种有序的整体提供了动力，因此无须外部力量去推动。这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世界的认知不同。第二，行为体是且只能是“关系中的行为体”。这意味着社会行为体的身份和角色是由社会关系塑造的。没有绝对的、独立的自我身份存在，因为自我身份是在与他人以及整个关系整体之间的关系中构建和重构的。第三，“过程”是关系理论的一个关键概念，是从流动的关系的角度来定义的。一个关系中的行为体是由过程界定的，过程可以生产和再生产行为体的身份，定义和再定义其角色。关系性生成的逻辑是，以行为体总体关系圈作为背景，根据行为体与特定主体的关系亲密程度和（或）重要性来做出相应决定。关系性逻辑有两个方面的内涵：第一，关系选择。行为体所处的关系圈促成和限制行为体的行为。第二，关系中的行为体积极利用关系圈达成有利的目的。中庸辩证法构成了关系理论的认识论基础。
尽管关系理论自始至终有着自身的文化胎记，但可应用的潜在范围超越了儒家文化共同体。关系理论强调文化在社会理论建构中的重要性，但会避免“将自己所属群体（社会、国家或文明）视为同质的、独特的以及比他者更优越”的文化例外论。关系理论旨在提供西方理论建构选项之外的思想与概念，以生成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国际关系学。 [54]
这一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世界权力中心”转移的原理，它用政治领导同时解释崛起国何以成功和霸权国何以衰败的理论，把政治领导分为“无为”“守成”“进取”和“争斗”四类。崛起国的成功在于其政治领导力强于现行世界主导国。一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和下降不取决于政府的改革开放能力。从国际环境角度讲，一国是否有战略机遇期也取决于政府的利用机遇的能力。该理论提倡以中国传统的王道思想为基础，结合全球化的现实国际情况，制定符合当今客观环境的崛起战略。道义现实主义崛起战略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其核心是提高战略信誉，为世界提供王道式的领导和通过提供国际安全产品扩大国际支持。中国应以“公平”“正义”“文明”的价值观指导建立国际新秩序。 [55]
上海学者借鉴哲学和科学的共生概念提出了国际政治的共生理论，主要观点是：（1）共生是与斗争相对的社会行为，由于人类社会具有自然性，而共生是自然界和生物界的基本状态，因而国际社会也具有共生性，共生性成为与主体性相对的国际关系特性。从历史上看，东亚朝贡体系是一种共生体系；（2）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造成了国际社会中的共生网络，使得共生成为当代国际社会的基本存在方式；（3）在和平发展的时代条件下，共生能够克服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逻辑，成为国际体系与全球治理的建设原则。 [56]
赵汀阳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提出新天下体系理念。为了使世界免于霸权体系的支配，也为了让世界免于未来可能的高科技战争或者技术系统的全面专制，需要创制一个新天下体系，一种属于世界所有人的世界秩序，从而超越现代以来的霸权逻辑。新天下体系要解决当今世界的问题，因此不可能是古代天下体系的翻版。未来世界几乎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的霸权体系，而是国家霸权体系的终结，因此新天下体系更可能是建立在各种全球系统之上的统一监护和监管权力，特别是对全球统一的金融系统、全球共有的互联网和全球共享的技术系统的世界整体监护—监管权力。新天下体系不可能属于某个国家，而只能是所有国家（或权力）共有共享的世界权力。 [57]
唐世平在其英文著作《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中，演绎出了一个来自人类学、进化生物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原创性的“社会演化范式”，用以说明国际政治的系统性转型，即霍布斯式/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是如何从伊甸园般的天堂演化而来；这个霍布斯式的世界又是怎样从1648—1945年转变成一个比较和平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1945年后的一些地区又是如何变成更加规则化的与和平的世界。该书批判性地同国际政治的主要大理论交锋，对这些理论间的某些“大争论”提出了简洁的解法。 [58]
作为一门学科，国际政治学必须有方法论的自觉和具体的研究方法。周方银把中国国际政治研究方法的发展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分别是：（1）1978—1999年，这是传统方法占据主流，但方法意识逐步觉醒的阶段；（2）2000—2004年，这一阶段，中国国际政治学界经历了对研究方法的大讨论，从而在更广泛的范围形成了关于研究方法的理论；（3）2005年至今，这一阶段，国际政治研究方法的水平稳步提升，涌现出许多体现较高方法水平的学术成果。 [59]
第一阶段，中国国际政治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多以形势分析和政策研究为主。其主要方法基本上属于历史的方法、哲学的方法和思辨的方法。研究者重视对国际格局和地区格局性质的判定，试图对国际格局进行准确的“定性”。并强调认清时代潮流和世界发展趋势，并使中国的外交政策顺应这些潮流和趋势。强调抓事物的主要矛盾。 [60]
第二阶段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形成关于研究方法的讨论。李志洪于1995年出版了《国际政治与军事问题若干数量化分析方法》，结合国外文献中的事例，介绍了多点分布、交叉影响分析、贝叶斯分析、内容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秦亚青使用定量方法探讨了霸权体系和国际或地区冲突。 [61] 秦亚青在《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一书中提供了一个很完整的社会科学分析路径和框架，是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经典之作，开启了国际政治研究方法的新方向。阎学通是国内明确提倡定量研究的学者。他的《中国国家利益分析》，除了观点鲜明、议题大胆创新之外，采用的效用分析法让人耳目一新，被认为代表了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新路径。 [62]
第三阶段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论专著开始出版。代表性成果是阎学通、孙学峰2001年出版的《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 [63] 该书对国际关系研究性质、寻找研究问题、进行文献回顾、提出研究假设、对概念进行操作化、检验假设、做研究设计和编写研究报告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对于完整的国际关系学术研究的各个部分和步骤进行了详细和有针对性的说明。该书体系完整，强调实用性，并结合大量范例进行说明，简易实用。因此，该书多次再版，对推动中国国际政治方法研究和运用具有重要影响。周方银在2001年出版的《国际问题数量化分析——理论·方法·模型》，也对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定性与定量、系统方法、博弈论、公共选择理论、统计分析等方法进行了探讨，并介绍了若干模型方法。 [64] 另外，李少军的《国际关系学研究方法》也对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做了比较系统的总结。 [65]
在以上关于国际政治学方法论的探索中，涉及几个比较引人关注的问题。
一是国际关系研究是科学研究还是人文研究。主要有下面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阎学通和张睿壮等为代表。他们认为国际关系是科学研究。因为国际关系研究是科学，所以应该采用科学方法。阎学通认为，国际关系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属于科学范畴，提高国际关系研究水平的主要途径在于采取科学性强的研究方法。科学研究方法不可能解决所有研究问题，但可以解决很多其他研究方法不能解决的问题，可以帮助了解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了解事物的变化程度以及提高预测准确率。 [66]
第二种观点以李滨、任晓、张文木、时殷弘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国际关系的科学方法论只具有相对的科学性，它的背后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即维护现存的世界秩序，服务于既得利益阶层。科学方法即使很重要，也不应成为唯一的方法或者占据主流的方法。 [67] 时殷弘认为在国际政治研究中，不可迷信和滥用科学主义方法，倚重历史—哲理思考以及文学透视的传统方法仍然应当是首要依靠。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和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生成必须借助中国现代传统、中国前现代传统和西方思想这三类资源，其中，中国现代传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最为重要。 [68]
第三种观点以秦亚青为代表。科学派重物质世界、理性规则与客观规律；人文派则彰显人的作用，使国际关系成为一门人学，重社会实践、观念作用和文化意义。秦亚青认为，除了极端的后现代主义之外，大部分属解释学范畴的理论并非反科学。国际关系方法应该是一种以人文精神为基底、人文和科学相结合的方法。 [69]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用案例研究、博弈论、统计学和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来解释国家行为和彼此的关系。一些学者尝试对国际关系进行预测研究。如庞珣探讨了国际关系定量预测的风险来源及其处理方法。 [70] 董青岭则分析了机器学习应用于冲突预测之可能，并以2010—2016年印度恐怖袭击预测为例，实证检验了基于BP神经网络的机器学习在真实社会情景中的实际冲突预测效力。 [71] 刘丰、董柞壮将社会网络分析视角引入国际关系研究，检验联盟网络特征与军事冲突之间的关系。社会网络分析拓展了联盟政治与军事冲突之间关系的研究，也为系统探讨联盟政治及其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工具，可以与统计分析、案例研究和形式模型等研究方法的成果互为补充。 [72]
国际政治研究方法的探索和讨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国际政治学的发展，使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科更趋成熟，日臻完善。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仅开启了中国外交新的历程，也意味着中国外交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73] 1949年12月，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人民外交实践和研究的机构。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时设立了外交系，并组建中国外交政策教研室。1955年，外交学院成立时设立了中国对外关系史教研室，后又成立若干研究机构。1959—1966年间，《国际问题研究》发表了26篇有关中国外交问题的文章，涉及中日关系、中印关系、美国对中国的干涉、西藏问题、中国政府就特定议题发表的官方声明，以及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等问题的分析和讨论。 [74] 外交学院中国对外关系史教研室编写了两卷本《近代中国外交史（1840—1949）》和两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1949—1957）》。它们是这一时期仅有的中国外交史著作，但只作为培训外交干部的内部试用教材，并未公开出版。 [75] 1957年起，世界知识出版社开始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献集》。到1965年为止，共出版了10集。该文献集收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外国政府之间签订的条约、协议，以及重要照会、重要外交表态等，并附有中国外交大事记。此外，《世界知识年鉴》也载有一定数量的中国对外关系方面的资料。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研究，主题绝大部分是现实性问题，具有鲜明的政策取向，研究方法以梳理和诠释为主。
1978年年底，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阶段，中国外交研究也开启了新的征程。40年来中国外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
关于中国当代外交思想的研究，主要涉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领袖人物的外交思想的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 [76]
毛泽东的外交思想研究的代表性作品是叶自成的《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该书从时代观、国际秩序观、外交战略和外交策略思想等多个方面，比较细致地论述了毛泽东的外交思想。 [77] 此外，宫力、刘建平、牛军等也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内容、特点及对中国外交实践的影响作了程度不同的概括。 [78]
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外交思想研究的重点。1996年，王泰平主编的《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1999年，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织编写了《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对邓小平的外交思想进行了系统概括和深入阐释。 [79] 曲星认为，邓小平关于时代特点的基本判断，为中国持续高速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我们不应该因为局部的战争、动荡和紧张而否定全局的和平、稳定与缓和。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思想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战略。 [80] 江泽民的外交思想是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2004年，外交部组织编写《“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外交理论学习纲要》，对江泽民的外交思想进行了系统概括和阐释。
胡宗山认为和谐世界理论、和平发展道路理论，与此前的和平外交理论共同组成以“和平外交、和平发展、和谐世界”为关键词的“和”外交理论体系。它反映了中国的大国品格、古国底蕴、发展中国家诉求和社会主义国家属性，引领中国走出了一条极富特色的社会主义外交道路。 [81]
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肖佳灵探讨了外交研究的“中国化”议题。她认为中国外交研究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对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不应只机械地教条地运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解释中国外交，而应从马列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经典论述、从近现代以来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中国自古至今的经典外交文献这三大理论源泉中，有选择地汲取营养，并用现代中国人的问题意识、人文关怀、思维立场和话语体系，对1949年以来中国独特而成功的外交实践，进行系统的知识化、学科化和理论化建设。赵可金认为外交学的中国化必须以主动接受和适应现代外交学的一般规律，在超越“西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两种理论倾向的基础上，构建中国外交学理论体系。 [82] 他还从当代中国外交制度转型的角度分析了外交制度建设的中国特色：（1）外交制度建设的中国性；（2）外交制度建设的双重性和复杂性；（3）政党扮演关键角色；（4）制度建设道路的长期性和渐进性；（5）外交制度本身的社会主义性。 [83] 杨洁勉认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基础有两个方面：一是物质基础，主要指中国已经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积聚起来的物质力量；二是精神（即理论）基础，包括党的历代领导集体总结的外交思想和理论、中国外交实践者和研究者的理论研究和探索，同时也包括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介绍和引进。 [84]
关于中国古代外交思想的研究，叶自成系统探究并比较了春秋战国时期各流派的外交思想，也考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与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异同。 [85] 阎学通等在编写《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基础上，出版了专著《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其中有不少内容涉及中国古代外交思想。 [86] 从总体上看，中国古代外交思想研究集中于春秋战国时期。
学术界还对中国外交价值观内涵进行了讨论。余潇枫认为，应把“和合主义”确立为中国外交伦理的价值取向。 [87] 李景治认为，中国外交的基本价值取向包括：（1）主张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不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别人，国与国之间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友好相处；（2）革命不能像商品那样输出和输入，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以意识形态“画线”，也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3）努力实现各国之间的独立平等，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建设和谐世界。 [88] 王存刚认为，应以当代中国外交实践和当代国际关系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共同价值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当代国际制度为基本依据，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且可见、可行、可依循。据此，宜将共存、共享、共治、共赢、共进五个内涵丰富且呈递进关系的方面，确立为中国外交核心价值观。 [89]
2014年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召开后，周边外交成为中国外交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成立了周边外交研究中心。
张蕴岭从长时段角度考察中国与周边的关系，认为历史上中国与周边构建了稳定的关系结构与秩序，至近代，由于中国的衰落，传统的关系与秩序崩塌。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百年衰落的下行线，开始逐步重建周边关系与秩序，长期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以周边为基础的区域观并没有确立起来。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中国采取新的措施逐步与周边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与周边国家间形成愈益密切的经济关系，并通过不断提升的实力和影响力，推动地区关系向良性的方向发展，在调整中构建新的地区发展和安全秩序。对中国来说，构建秩序的目标不是为了获取霸权，也不是要建立以己为中心的势力范围，而是为了一个稳定、和平、合作、发展的地缘区域综合环境。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开始回归，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构建新周边关系与秩序的重要载体。 [90]
石源华教授领衔的团队在中国周边外交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他主编了“复旦大学中国周边外交研究丛书”，并连续出版了《中国周边外交学刊》，致力于周边外交学的学科建构，建设中国“周边学”的话语体系。他指出中国周边学是为适应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时代需求而建设的新理论和新学科。 [91]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方外交”（“非中央外交”“次中央外交”）兴起，并且“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地方外交’越是卓有成效”。 [92] 这种“地方外交”对于中央政府制定外交政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陈志敏指出，“通过将地方经济融入区域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努力，沿海省份帮助中国和其他国家建立起高水平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 [93] 苏长和认为，“地方外交”的兴起和发展“有助于中央政府采取更为开放的国际政策”。“地方与全球之间的利益联系会对中央政府产生压力，以促使中央政府采取更多降低地方国际化交易成本的措施，也即建立统一的市场规范。” [94]
经济外交研究也受到中国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江瑞平认为，全球化受挫增大经济外交需求、多极化演进扩展经济外交空间、区域化发展拓宽经济外交平台、开放度提高凸显经济外交地位、影响力增强提升经济外交能力。 [95]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中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外交研究也紧跟时代步伐，进一步拓展了研究领域。
杨洁勉呼吁要加强对中国外交哲学的研究，认为中国外交哲学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把握时代大趋势。中国外交强调历史、系统和具体地分析国内外形势，在把握时代大趋势中总结和运用规律。他认为，辩证法是中国外交哲学精髓之一。中国外交强调化挑战为机遇，正确处理局部和全局的关系，突出抓主要矛盾，积极推进挑战和机遇的正向转化，正确处理局部和全局的关系。王存刚就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构建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随着国际形势和国际发展进入新阶段，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任务紧迫而突出，需要在弘扬中国优秀文化、发展马克思主义和总结中国外交实践的基础上，根据内外形势变化、中国外交的发展趋势以及中外思想理论的交流、交汇和交锋，确定未来理论构建的方向。 [96]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外交话语权的问题日益引人关注。杨洁勉指出，外交话语权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中国在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与独立自主外交时，更需在大国外交的丰富实践基础上，厚植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基础，加强外交话语体系建设，提高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和世界意义，以有效应对相关挑战，实现中国外交话语权的历史性提升，推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97] 孙吉胜认为2008年开始尤其是2013年后，中国对国际话语权日益重视，在外交领域也进行了诸多争取国际话语权的探索与实践，并取得了许多实质性效果，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越来越引起世界关注、“一带一路”倡议等成为主导性中国话语。同时，我们也需要意识到在当前的国际话语权格局中，中国还是处于不利地位。未来中国在提升国际话语权方面还需要更多实质性努力。 [98] 王逸舟认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外交要以“仁智大国”的形象，创造性介入国际事务，努力成为有风范的、进步的、被本国人民热爱并受国际社会欢迎的仁智国家。 [99]
中国学界对国际组织的研究主要聚焦联合国、区域、次区域及跨区域组织、专门组织、国际组织理论、中国与国际组织、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非政府组织方面。其发展大致分为起步、发展和飞跃三个阶段。 [100]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为起步阶段，中国国际组织研究主要是对联合国和一些区域组织的机构、作用和文献的介绍，以及服从于当时外交斗争的宣传文章。改革开放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为发展阶段，国际关系学界对国际组织的研究，发表最多的是普及性读物和宣传性读物，如《世界知识》多有关于联合国机构、文献和会议的介绍等。此外，学界也开始有一些对当时联合国及区域组织面临的问题、发展趋势、组织活动等方面的简单分析。1985年，以联合国成立40周年为契机，国际政治学界出现了第一个联合国研究高潮。多数文章强调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尤其是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加入，联合国组织本身发生了巨大变化，试图阐述中国对联合国在新形势下的作用，提出对未来联合国改革的看法和建议。 [101]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国际组织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发展阶段。中国学界国际组织的研究有了很大发展。20世纪90年代，国内形成若干联合国和国际组织研究的重要力量。北京语言大学有李铁城领导的联合国课题组，外交学院有周启朋、郑启荣、孙承谷等，北京大学有王杰、张海滨等，中国人民大学有王杏芬等，复旦大学有张贵洪等；此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的李东燕等。各高校和学术机构不仅形成了不同特色的联合国和国际组织各种研究队伍，而且也出版了大量学术成果。
随着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召开以及《21世纪议程》的提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作用开始成为热点，相关成果陆续出现。 [102] 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种不同规模的战争和流血冲突大量发生，如索马里战争、前南斯拉夫冲突、海湾战争、卢旺达事件等，联合国的维和行动空前扩大。周启朋强调，联合国集体安全措施是必要的，也可发挥积极作用，但应该慎重使用。 [103]
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北约、东盟、欧盟等区域组织和集团的作用上升，中国学界的相关成果也越来越多。其中，“北约东扩”“欧盟东扩”尤其引起热烈讨论，1994—1996年，大批关于北约的文章，讨论了北约存在的价值、美国与北约成员国的关系、北约东扩的原因及后果，聚焦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欧洲安全架构等。 [104] 欧盟的东扩也引起中国学者的极大关注，中国欧洲学界在对欧盟一体化中政治、外交、安全、经济、货币、贸易及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问题，包括欧盟政治中的机制和政策，以及内外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欧洲问题和国际政治的研究，这些成果也为研究当前欧洲民粹主义、英国“脱欧”、欧洲难民问题、欧盟走向等焦点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持。
1995年7月中国正式提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申请后，中国对世界贸易组织等经贸类组织的研究激增，研究涉及世界贸易组织的政治、法律、政策、程序、规则等各个方面。此前，对外经贸大学于1991年专门成立了关贸总协定研究会，后更名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创立了研究世贸组织的专业期刊《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以及与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密切相关的组织，包括主要区域组织，也受到学界关注，研究成果数量有了很大的增加。
21世纪以后，中国国际组织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01年，王逸舟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中国与国际组织”，对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的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王逸舟主编的《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多视角透视》是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研究方面最早、最有影响的一项集体成果。 [105] 这一研究成果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把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一些研究国际机制和国际制度理论的成果也涉及国际组织的研究。如张宇燕很早就从经济学视角讨论了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问题，提出制度非中性概念。这一概念后来被国内学者运用到一些问题领域，主要是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分析之中。 [106] 徐秀军认为金砖国家应积极探索“BRICS+N”等新的开放性的合作模式，最大限度地包容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关切，推动国际制度规则体系的渐进变迁，以尽可能地减少因世界格局的剧烈转换带来的冲击。 [107]
门洪华的《和平的纬度：联合国安全机制研究》对现有的国际机制理论进行批判和展望，从有效性、局限性、合法性三个方面剖析国际机制的作用，提出了研究理论的分析框架。 [108] 苏长和认为，面对国际政治的转型以及跨国公共问题的挑战，“中国外交新思维”（主张在多边制度基础上处理全球与地区公共问题的理念）已经形成，并产生了“中国新外交”——在新思维指导下所进行的一系列外交实践。 [109]
刘贞晔的《国际政治领域中的非政府组织：一种互动关系的分析》和王杰的《全球治理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对非政府组织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 [110]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组织出版的“中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丛书”中，既有国外作品的翻译，也有国内学者不同领域的研究作品，在国内学界产生了良好反响。复旦大学张贵洪主编的“联合国研究丛书”对联合国研究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力量的壮大并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学界对国际组织的研究越来越多地与全球治理结合起来，并嵌入到其分析之中，出现“国际组织+全球治理”模式的研究。张宇燕等学者认为，全球治理的重要手段是国际组织和制度，全球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三种：合法性不足、管理不足、民主不足。可见，没有完美的制度，完善各种治理手段也是为了克服集体行动的逻辑，避免市场失灵，从理论的角度提供了分析框架。 [111]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成为学界讨论的主要议题，特别是中国在其中的份额比例以及后面的权力意涵更是成为热点。同时，对一些国际机制的地位和作用探讨也开始增多，如亚太经合组织（APEC）、金砖会议，二十国集团（G20）等。当然国内学界对中国创建和共建的国际组织，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上海合作组织的研究成为亮点。
张蕴岭对50年来的东盟做了总结性分析。他认为，东盟在维护成员国主体地位和坚守不干涉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合作凝聚共识，使一个战乱、贫穷的东南亚地区走向和平、稳定与发展。“东盟方式”也被称为一个成员国间交往与合作的进程，而这个进程体现为成员国间一种非正式的一致性构建与非冲突性的讨价还价过程。“东盟方式”有别于欧美的思维方式和制度设计，体现了亚洲的思想、文化精神，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112]
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在国内研究起步较晚，走过一段从引进、学习到“中国视角”发展的过程。 [113] 1987年，布鲁诺·费雷（Bruno S.Frey）的著作《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出版，给中国学界展现了现代国际交往中政治与经济两种因素错综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1989年，J.E.斯贝茹（Joan E.Spero）的《国际经济关系学》和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文版相继面世。此后，一些国外学者的学科评述也被陆续翻译成中文。 [114]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开始在本科生和研究生中设置国际政治经济学课题，并多次在全国高校国际关系理论讲习班介绍该课程和学科建设情况。1999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宋新宁和陈岳撰写的国内第一部系统论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教材《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出版。 [115] 此外，武汉大学陈必达和许月梅也曾于1996年撰文呼吁建立一门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的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学的新兴综合性学科。 [116]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取得了重大进展。一是成立了一些专门研究机构。2001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成立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 [117] 二是一些高校开设专业，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教学。2002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设置国际政治经济学本科专业，并成立国际政治经济学系。其后，这一专业扩展到研究生阶段。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将研究生阶段的国际政治专业国际政治经济学方向升级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也建立了国际政治经济学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点。
在2010年之前，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评介一些国外作品。二是编写一批教材和专著。如陈必达和许月梅的《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学》，王正毅和张岩贵合著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李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视野下的市场与国家》，张宇燕和李增刚的《国际关系的新政治经济学》和王正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
复旦大学樊勇明主编的“复旦国际政治经济学丛书”，推出一系列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宋国友对中国在此期间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做了很好的概括，认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呈现出五大取向：其一，对 IPE宏观理论的引入、理解、阐述和研究。从事这一领域的学者同时也属于较早和较为系统地使用“国际政治经济学”概念和进行IPE研究的中国学者。其二，对国外IPE不同流派和学派的介绍、梳理和评介，比如中国学者对葛兰西学派、依附论、霸权稳定论以及IPE理论中的英美学派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其三，对某一具体 IPE理论领域的思考、分析和研究，特别是在经济相互依赖领域和国际制度领域。其四，对某领域具体议题的研究，尤其集中在贸易政治和汇率政治等方向。如果把IPE的“经济”外延略微放大，从传统的贸易、货币和金融等扩展至能源等领域，那么国内的研究还应包括但不限于对于能源议题的分析。其五，对政府对外经济政策制定的IPE研究。 [118]
如果说十几年之前有关“中国议题”的话语权更多的是被外国学者所垄断，中国学术界或模仿研究，或进行所谓“跟踪”研究。 [119] 那么，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与国际制度的关系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焦点问题。中国在全球治理特别是经济治理中如何转制、改制和建制是大家讨论的对象。 [120] 问题导向研究的成果大量涌现。从2010年开始举办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的讨论主题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IPE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展，涉及新型全球化、变革中的国际体系、国际经济体系改革、能源治理、货币体系改革、中美贸易摩擦、新时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取向”、中美经贸关系与大国竞争、“一带一路”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建构、总体国家安全观、新兴经济体与全球治理、新型大国与全球治理、中国对外投资、东亚货币合作等。立足中国发展及其世界地位，研究呈现出中国的主体性，具有更多的中国议题和中国视角色彩，越来越多地运用定量研究方法和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剖析具体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该刊长期致力于推介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学术论文，并设置“国际政治经济学”专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系等机构于2010年发起每年定期召开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学术研讨会——“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迄今已举办9届，在学界产生了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