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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学科的确立大体有四个要素：（1）高校设有国际政治专业和学位点；（2）有专门的研究机构；（3）有专业的学术期刊；（4）有系统的理论研究。 [2] 国际政治的概念在中国有着比较广泛的内涵，国际关系、国际问题、世界政治、全球治理、国别区域研究均可属于其研究范畴。为了行文方便，本章均以国际政治的概念论之，涉及具体研究方向时，不再另做说明。
新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49—1978年是初创阶段；1978年到20世纪末是建设阶段；21世纪初到现在是致力于创新的阶段。 [3]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外部世界重建关系，给国际政治研究带来全新的任务和议题。在此背景下，新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和学科建设开始起步，成立了专门的高等院校，如1949年成立的国际关系学院。一些大学也设立了相关的教学和研究机构，如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设立外交系，并设有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政策教研室，主要围绕苏联和东欧国家开展研究。1955年，在周恩来总理倡议下，经党中央、毛主席批准成立了外交学院。由于当时是按语种和国家特殊需要设置专业，更多培养的是外交、公安和国家安全方面急需的外语专门人才。因此，虽然这些院校较早地开设了国际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的部分课程，但是没有系统的学科建设和普通高等教育。 [4] 当时在全国范围内，不论是科学院系统、各高等院校，还是国务院各部委，都没有独立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只有中央调查部集中一些研究人员进行国际问题研究，但也主要是从事情报收集和动态研究。可以说，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基本上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 [5]
囿于当时的条件，作为国际关系的学科教育并没有提上日程。动向性研究并不能满足外交工作的需要。由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提议，并经国务院批准，1956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国际关系研究所。这是新中国第一所专门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机构，旨在结合我国的国际事务和外交斗争，以国家发展战略和外交总体布局为出发点，有目的地开展有关国际问题的科学研究。1958年，“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更名为“国际关系研究所”，与中科院脱钩，后转为外交部所属机构。1959年5月该所创办了《国际问题研究》杂志，这是新中国创刊最早的国际问题研究学术刊物。 [6] 1956年，厦门大学创办南洋研究所，这是新中国最早设立的东南亚研究机构。1958年，暨南大学在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研究室“港澳、东南亚经济研究组”基础上，成立了东南亚研究所，并于1960年出版《东南亚研究资料》。 [7] 1957年，在金仲华和刘思慕等同志的支持下，上海国际关系学会成立，这是上海最早建立的国际问题研究社团。随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于1960年成立。这是上海有史以来的第一家专门研究国际问题的机构。 [8] 这些机构、科系和刊物的出现，表明中国国际政治研究有了基本的雏形和框架，为后来国际政治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在此期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侧重于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和垂死性，特别是揭露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政策。在重点介绍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经验的同时，也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状，研究一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形势，研究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发展和对中国的态度，研究如何有针对性地积极开展对外宣传工作和联络工作。研究成果的主要形式是供中央决策和职能部门参考的内部资料和研究报告。 [9] 此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呈现“三多三少”的特点：即动向性应用研究多，基础理论研究少；专题和地区研究多，综合系统研究少；政策性问题研究多，学术性问题研究少。中国虽然有了“国际问题研究”，但是尚未产生自己的国际政治学学科。 [10]
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及中国外交的广泛开展，为加强对外国问题的研究，1964年5月，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决定》，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分别成立国际政治系，设置国际政治专业，开设国际政治专业课程，这标志着中国国际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开始起步。以北京大学为例，1964年春，该校政治系改为国际政治系。当年秋季开设国际政治专业相关课程，招收国际政治专业学生。 [11] 同年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也开始招收新生。三所大学国际政治系各有分工和侧重。北京大学以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研究为重点，中国人民大学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为重点，并建立首个地区国别研究所——苏联东欧研究所，复旦大学侧重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和对外关系研究。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和政府部门及大学也设置了地区和国别研究机构。其间设立了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世界经济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组，一些高等院校也抽调人员从事有关国际问题的研究并设立相应机构，如四川大学印度研究室、吉林大学日本问题研究室和朝鲜问题研究室。中联部设有亚非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和苏联东欧研究所等，并创办期刊，如《亚非纵横》《日本情况》，出版了一大批成果。
正当我国国际问题研究出现可喜发展势头的关键时刻，“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国际问题研究也和其他科学研究工作一样受到严重破坏。几乎所有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都被砸烂或改组，国际问题研究几乎瘫痪。而此时中国国际环境却十分严峻，处在东西两面受敌的极不利地位。为了应对这一局面，中国在外交上从反对美苏两霸的战略转为集中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战略。由于客观需要，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大力支持下，这一时期国际问题研究在有些方面仍然有所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翻译一批国际问题专著和国际问题论文。包括《国际问题译丛》《国际事务概览》《世界史资料丛刊》，主要是内部发行，供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阅读和参考。第二，编写出版一些相关书籍。如世界知识出版社的“世界知识丛书”系列、列国志等。第三，撰写了一些研究报告。第四，发表了为数不多的学术期刊论文。但由于当时国际问题类刊物非常少，公开发表的文章也不多。《国际问题研究》在1959年1月创刊后先发行3期试刊（月刊），5月正式出版第一期。1960年，由于经济困难，为减轻中央财政负担，外交部决定暂时停办《国际问题研究》，1962年7月起重新出版发行，1966年3月再次停刊。 [12] 当时研究的主要问题：一是研究如何打开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摆脱两面受敌和孤立的被动局面；二是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对三个世界的力量，对如何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争取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并联合第三世界的力量，共同反对霸权主义等问题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 [13] 受当时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影响，国际政治学理论学科的建设主要是从研究革命导师和政治家的国际政治理论入手进行探讨。20世纪60年代主要是研究帝国主义理论、民族殖民地理论以及战争与和平理论，还有世界革命的理论等。20世纪70年代主要是研究“三个世界”理论、时代理论以及“大三角”国际战略格局理论等，集中在帝国主义、民族殖民地、战争与和平、世界革命、国际战略格局、时代等专题理论方面，而综合的、系统的国际政治学学科建设还只是刚刚开始。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理论的研究，仅仅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领域，而对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国际政治学理论基本没有涉及或者说很少涉及，但为了供批判使用也引进和介绍了一小部分西方国家和苏联的理论性著作。 [14]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各项工作开始全面拨乱反正，并开启新的航程。国际政治学科开始进入建设阶段。这个阶段又可大致分为两个时期：恢复及补课时期和建设发展时期。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国家的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也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的形势对于了解、研究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产生迫切的需要，国家对国际政治研究的需求和重视前所未有。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 [15] 由此，中国的政治学和国际问题研究迎来了发展的机遇。
第一，建立了全国性学会和分支机构。
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于1980年12月16日至22日在广州举行。来自全国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8所高等院校、5所军事院校、4个研究机构和3家新闻出版单位的74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学会会址设在外交学院。后来在2000年第六届年会上，全体会员一致同意将研究会更名为“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并于2003年4月25日得到民政部批准，挂靠外交学院。
第二，一些大学建立了相关科系和学科点。
高校恢复招生后，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在招收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的同时，开始招收国际政治学专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更名为科学社会主义系后，先开始招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后也开始招收国际政治与国际组织专业的硕士生。此外，山东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华中师大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等高等学校有关系所也开始招收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
1980年，在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金应忠提交的论文《试论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是至今能够查到的中国学者第一次发表的关于国际关系学或国际政治学学科建设的文章。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3年首次开设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课。1985年，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开设《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课程。出版了相关教材十多本。 [16]
第三，对西方（主要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评介。
陈乐民发表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简介》和《国际关系基本方法》是比较早地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论文。 [17] 最早的著作则是1985年陈汉文的《在国际舞台上——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学浅说》 [18] 。后来倪世雄、金应忠主编出版的《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成为比较全面地介绍当代美国各种国际关系学术流派的经典著作。此外，一些出版社还出版译著。如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7年1月组织出版的“国际关系理论译丛”是最早用译丛方式，成套地引进国外论著的出版物。复旦大学倪世雄比较早地在《国际展望》杂志上发表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介绍的系列文章，并出版了相关专著。其他也有不少学者发表文章对西方一些重要代表人物的著作进行介绍和评论。
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谋划出版了国际关系史研究成果。在这些成果中，最有影响的当属由王绳祖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关系史》教材（上下册）和颜声毅等主编由知识出版社出版的《现代国际关系史》。 [19]
第四，一大批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建立，并创办了综合性和地区国别类的学术期刊。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了一批国际问题研究所。1981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成立。一些地方社会科学院也先后成立了有关国际问题的研究机构。
这一时期创刊的国际问题研究期刊有几十家，包括：《世界经济与政治》《现代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研究》《当代世界》《南亚研究季刊》《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东南亚纵横》《俄罗斯研究》《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西亚非洲》《拉丁美洲研究》《美国研究》《欧洲研究》《南亚研究》《日本问题》《阿拉伯研究》《国际展望》《国际形势年鉴》等。 [20]
第五，举办了一些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会议，积极开展国际交流。
1982年11月25日—12月1日，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在南京举行第二届年会。1985年7月15—20日，国际政治科学协会（IPSA）第十三届世界大会在巴黎举行。赵宝煦、薛谋洪、李道揆等参加了会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的最新变革”专题讨论会，中国学者李道揆等提交了论文，引起与会各国同行的很大兴趣。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参加国际政治学会大会。 [21]
这一时期初步形成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地域分布和机构建制体系。北京和上海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重镇，南京、天津、武汉、成都、昆明、广州、长春、西安、厦门也各有特色和优势。研究机构可分为六个系统：（1）国务院（政府部门）系统；（2）社会科学院系统；（3）国防单位（军队）系统；（4）大学系统；（5）党校系统；（6）媒体系统。 [22] 这样一个国际问题研究格局构成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机构分布的初始路径，形成了不同的研究特色和关注重点。这一格局一直保持至今。
1987年8月，第一次“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召开，汪道涵在会议上提出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关系基本理论问题”，并特别强调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次会议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一次里程碑式的会议。 [23]
随后接连召开了一系列国际关系理论或者国际政治学理论研讨会，主要有：1991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主办的“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国际研讨会以及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联合举办的“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理论课教学研讨会”；1993年在烟台召开的由上海和平与发展研究所等单位发起的国际问题研究务虚会；1994年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和国际关系研究所主办的“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年在上海松江召开的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研讨会；1996年中国国际关系史学会在烟台召开的“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1998年中国国际关系史学会和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联合举办的“全国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2002年12月《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主持召开的“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比较与鉴别”研讨会。
与此同时，中国学界的国际交流和国际项目也在推进。到海外留学和进修访问的人数大幅度上升，国内外大学和科研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形成比较制度化的机制。在“九五”时期，“在中欧高校合作项目”框架内，中国的欧洲问题研究机构先后与欧洲的学术机构一起，开展了142个合作研究项目，36个课程开发项目，38个讲习班和国际会议项目。 [24]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学界引进和翻译国外学术专著的工作显得更加系统，成为这时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特色。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率先推出“国际政治学汉译名著”丛书，此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东方编译所译丛”、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国际关系学当代名著译丛”、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和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国际关系学名著系列”等相继推出。除了译著，北京大学出版社还推出“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原版影印丛书”。这些经典文献的出版，使得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了更全面、系统的了解，对中国的国际政治专业教育和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25] 一些作品至今仍然不断再版，构成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但是这些译作选题稍显狭窄，大部分是英文著作，涉及的主要是美国和英国的国际政治作品。
在此建设发展时期，中国学者在国际政治领域辛勤耕耘，成果颇丰，出版了许多重要的教材和专著。比如，199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开始出版的“当代国际政治丛书”、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组织出版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列教材”“21世纪国际政治丛书”“国际问题研究丛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组织出版的“21世纪国际政治系列教材”和“当代世界与中国丛书”、文汇出版社出版的“复旦国际政治研究论丛”、长征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丛书”、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关系系列教材”等，再加上其他各种专著和教材，中国学者研究国际政治学理论的著作有100种以上。 [26] 在国际政治学概论性质的著作方面，出版了程毅和杨宏禹主编的《国际关系基础理论》（1991年）、冯特君和宋新宁主编的《国际政治概论》（1992年）、梁守德和洪银娴的《国际政治学概论》（1994年）、冯绍雷等的《国际关系新论》（1994年）、王逸舟的《当代国际政治析论》（1995年）、俞正梁的《当代国际关系学导论》（1996年）等。这些著作为推动中国国际政治学专业教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还有一些专题性论著，讨论的问题涉及各个方面和领域。 [27] 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当代国际政治丛书”，从1995年坚持到现在，共推出中国学人的作品30多本，是新中国最有影响的一套国际政治研究类丛书。
这一时期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对中国国际政治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28]
第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议题和关注点主要包括：苏东国家剧变根源、性质、教训以及对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方面的影响。新形势下的战争与和平、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人权与主权关系、西西矛盾、南北矛盾以及世界的发展等。第二，邓小平南方谈话，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中国国际政治学界此时特别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冷战后的世界潮流，强调世界走向多极化，并以“一超多强”为基本的判断框架，对现状问题的跟踪研究也以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和欧洲为主要分析对象，强调信息革命和经济因素在各国国际战略和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上升等。第三，1999年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联盟和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使馆事件。当时国际政治学界主体话语比较强调“单极趋势”“霸权”“国家安全”“战争与和平”和“综合国力”等问题，同时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国家安全、美国的21世纪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台湾局势、中美关系、国际战略、国际机制等也成为重点探讨的话题。第四，2001年“9·11”事件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政治学界主要讨论的问题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恐怖主义、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美国国际地位、中美关系以及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特别是中国的对外经贸关系。
在此建设发展阶段，学界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了解和认识进一步深入，出现了一些较有理论深度的著述。科研机构发展迅速，科研队伍逐步壮大，科研成果逐年增多，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相结合的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国国际政治研究日益深化、多样化和多元化。 [29] 学会工作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些国际政治学会或研究会纷纷成立，如一些大学发起的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发起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等。
这是国际政治研究进一步深化、创新的阶段。一门学科的发展与创新必须要有方法，有方法论自觉。2003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联合召开了“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研讨会”。这是国内第一次在全新的视角下以国际关系方法论为主题的研讨会。
这一阶段国外论著的翻译和介绍也不再局限于英美国家，还涉及日本、韩国、印度、俄罗斯、法国、意大利、德国、北欧、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成果，视野更加广阔，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同时学科布局更加完善，除了一些基础较好的高校外，一些工科类、外语类、经贸类院校结合学校特色也开设了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专业，建立了国际关系系或国际关系学院。在教育部的推动下，一些大学设立国别和地区研究中心。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不只关注大国，还关注地区和国别，国际政治研究更细化、更有针对性。
从人员构成看，代际更替加快，随着中国快速发展和人才引进政策力度加大。一批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留学人员从国外回来，给国际政治研究带来了新鲜血液，丰富了研究的内容、方式和风格。针对青年学人的各种博士生论坛、青年学者论坛、圆桌讨论、学术沙龙成为青年学者交流和分享成果的平台。与此同时，中外学术交流更为频繁，中外校际举办大量的研讨会，或进行学者互访，或彼此设立研究中心。中外学术交流不再是单向流动，而是彼此互动，取长补短。
同时，国际政治类期刊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2007年6月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第一届全国国际关系类 CSSCI期刊办刊学术经验交流”研讨会。同年7月清华大学召开“学术期刊建设与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研讨会。11月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大国关系发展新趋势暨期刊建设”学术研讨会。2016年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下设的中国国际关系期刊研究会成立。在这些学术活动的推动下，国际政治期刊和集刊的数量有所增加，并开始出版英文版的国际政治期刊，有的已进入SSCI行列。部分国际政治研究类期刊与中国知网合作开展双语出版。
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以后，国际关系研究的智库建设蓬勃兴起，产出大量智库成果。在2015年12月国家公布的首批25家高端智库中，与国际关系研究直接相关的就有5家。特别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国别研究的需求迅速增加，许多研究机构特别是一些高校，开始重视区域国别类智库的建设，在教育部的支持下，形成了一批特色鲜明的研究中心。这些智库发表大量有关国际问题的对策研究成果。 [30]
另外，外交学院作为协调单位，推动了东亚思想库网络建设；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和中国国际战略学会联合主办了香山论坛；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承办了非官方国际安全论坛“世界和平论坛”。这些论坛和学术活动大大显示了中国智库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发展水平。在智库发展中，还大量出现涉及国际政治研究的非官方智库。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察哈尔学会、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高瞻远瞩的国际战略思想，提出了中国和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国际关系学界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在包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周边外交、新型国际关系、全球治理、总体国家安全观等问题的研究中，产出大量的高水平成果，有力推动中国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发展。
这个时期最明显的特色是中国学者立足中国，瞻顾全球提出一些富有创建的观点，在吸收与借鉴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比如，王缉思提出的东西南北中国居“中”战略大棋局、秦亚青提出的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王逸舟的“仁智大国”和“创造性介入”、唐世平的国际政治演化理论、上海学者提出的国际政治共生理论、赵汀阳的天下体系、时殷弘的战略审慎论以及张文木提出的中国海权观等。这些研究成果展示了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在学科方面进行的创新努力，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秦亚青、阎学通、唐世平等学者在国外著名出版社出版了英文专著。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更大范围得到传播，国际学术话语权得到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