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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得到明显提升。中国正在开始走向国际舞台中央，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
全球经济治理作为一个重要的独立研究主题被提出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而出现的。它与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进程密切相关。
20世纪80年代至冷战结束期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南北差异和发展中国家为了建立公平、公正的世界新秩序而进行的斗争方面。巫宁耕与张士元的研究重心在于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156]
冷战结束后的十几年内，国际关系的内容发生了诸多变化。张洪贵与王和兴主张通过加强南北对话，改变不平等的局面。 [157]
张宇燕在“器物—制度”的框架内对经济全球化进行定义。 [158] 国际货物贸易、国际服务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全球化强度是一个方面，制度层面上的全球化表现为国际组织的数量、国际规则覆盖面、规则约束效力、中性制度等。余永定、路爱国、高海红通过五类理论来理解经济全球化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依附理论关于全球经济关系、世界体系论、自由经济学关于生产国际化的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 [159] 张蕴岭认为我们应该更为主动地参与、改变和创造国际环境。 [160]
何帆、冯维江、徐进与徐秀军认为，新兴国家应该更为积极地推动全球经济治理走向更为合理、民主和公正的方向。 [161]
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界定是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课题。张宇燕、田丰总结已有的六种划分标准，分别是经济增长速度、政府倾向于市场导向的机制、特定时期出口增长、金融市场发展与开放程度、信息化发展水平、政治影响力。 [162] 黄仁伟认为，金砖国家提升话语权不仅体现在IMF 的份额和投票权，也体现在提升本国实力上。 [163]
王国兴、成靖认为应该让新兴国家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在改革中控制议程设置权。 [164]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对策选择当是充分利用G20平台，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改革。
樊勇明、沈陈认为，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重组为中国延长一段时间的战略机遇期提供了条件。 [165] 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把握好这个战略机遇期，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何帆、冯维江、徐进认为全球治理结构应做出调整，形成了全球治理机制的三层结构：一是以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表的现行主导机制；二是演进中的新兴治理机制；三是具有未来系统重要性潜力的治理机制。 [166] 张蕴岭研究了原有治理机制的改革，并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为例，分析了改革的具体内容。 [167]
崔志楠、邢悦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性衰退、治理效能下降、合法性不足，治理平台发生了由“G7时代”到“G20时代”的转移。 [168] 姚枝仲分析了G20的产生具有客观性。 [169] 蔡春林梳理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转型，倡导全球经济治理体制改革。 [170]
在治理改革方面，国内学者较为关心的是IMF份额分配不合理、决策权为欧美发达国家所主导的问题。李向阳指出，应不断提高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将对国际货币基金的增资与其治理结构改革挂钩。 [171] 黄范章认为，改革主要是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权，彻底改革“一票否决权”的局面。 [172]
在职能改革方面，李向阳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职能改革主要包括扩展国际货币基金的多边监测功能，改变国际货币基金贷款条件性，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三个方面。 [173] 张明从监测功能、基金组织应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多边监测功能上来、贷款条件性与反应速度三个方面对基金组织职能完善提出建议。 [174]
综上所述，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与专家都认同IMF已无法适应当前世界经济发展需要这一说法。
经过近30年的探索和发展，人民币国际化的相关研究已基本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不同学者的关注点存在一定差异，但总体上都围绕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成本与收益分析，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路径选择这三个方面展开研究。
李翀提出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需具备国际交换、可自由兑换、币值稳定、有发达的国际金融市场四个条件。 [175] 他认为，从这四方面来看，人民币还不具备走向国际化的条件。姜凌则认为在经济的发展规模和开放程度、清偿手段、宏观经济的稳定程度等五个条件上，人民币国际化已具有一定现实基础。 [176] 此后，学者们分别从不同角度考察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在经济规模、贸易地位、财政状况、金融市场、外汇储备等诸多方面提出看法。根据他们的判断，人民币已初步具备国际化条件，但也存在一些障碍，如金融市场不成熟、国际化成本较高等。
一些学者认为，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人民币国际化所必需的技术性条件，而另外一些学者提出不必把实现充分可自由兑换当作人民币国际化起步的前提条件，两者可同时推进，在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市场力量也能够推动货币国际化进程。
大部分学者都承认人民币国际化条件正日趋成熟。但也有一些持怀疑态度的学者，如李永宁等认为，不健全的金融市场、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将阻碍国际化战略的实施，现阶段推行人民币国际化并不现实。 [177]
中国学界对人民币国际化收益的认识比较一致，基本上认为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有助于中国货币当局从外部世界获取铸币税。但高海红和余永定指出，在实践中，铸币税应被视作一种货币国际化的次要收益。 [178]
二是降低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汇率风险。赵海宽指出，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中国企业的汇率风险将降低，汇兑成本也相应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179]
三是促进金融机构和市场发展。张宇燕和张静春认为拥有国际货币地位有利于维护和巩固一个倾向于货币发行国利益的国际金融体系。 [180]
四是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高额外汇储备产生的压力。一些学者认为解决货币错配的必然选择就是人民币国际化。让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对缓解我国外汇储备过快增长具有一定作用。
五是有助于取得战略定价的主导权。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加强在国际货币市场和全球关键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权。潘英丽和吴君提出，人民币国际化成功的标志是人民币在石油等战略资源和资产定价中的运用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利益。 [181]
此外还有学者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出发，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增加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
一些学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会削弱货币政策对价格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力，增大国内宏观调控的难度。徐奇渊和何帆认为货币当局应当密切关注境内机构在香港地区发人民币债、境内机构从境外获得人民币贷款这类渠道对货币政策产生的冲击。 [182]
还有学者认为资本项目开放之后，资本的流动将更加频繁，资本逃逸和热钱涌入等问题将对国内资本市场产生冲击。开启境外人民币的回流投资通道，可能招致更大规模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
何帆表示，人民币国际化不一定会在所有时段都是利大于弊。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早期，问题可能暴露得更多，风险可能更大。 [183] 张宇燕认为尽管大部分学者倾向于支持人民币国际化，但演进过程中尚有众多不确定性因素，应密切保持关注。 [184]
大部分学者都认可人民币国际化应是渐进式的，并注意到人民币区域化对于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性，主张把人民币区域化作为实现国际化的必要阶段或途径。一些学者认为当前人民币直接国际化的基础和规模都还太小，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也还不具备强健的抵御风险的能力。相比之下，走区域货币合作的路线推进人民币区域国际化则更为现实。李晓表示，中国应吸取日本的教训，通过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推进国内的金融开放与改革，首先使人民币成为亚洲地区的区域性国际货币，走“人民币亚洲化”的货币国际化道路。 [185]
不少学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应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成为贸易计价和结算货币，其次是成为金融资产的定价货币，最后是成为储备货币。余永定认为，以人民币贸易结算为突破口的国际化难免导致新增美元外汇储备的增加，推行人民币计价比推行人民币结算更为重要。 [186]
张斌和徐奇渊提出在一个尚不能反映市场供求基本面的汇率形成机制下，推动离岸市场发展只会招致更大的投机资本冲击，威胁国内宏观经济稳定。 [187] 殷剑峰则认为在国内金融改革实质推动并基本完成前，人民币国际化应该从激进、危险的“贸易结算+离岸市场/资本项目开放”模式转向渐进、稳定的“资本输出+跨国企业”模式。 [188] 但也有学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能够倒逼国内金融市场改革。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也开始受到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北京共识”到中国道路，再到“中国模式”的发展，就充分体现了这种认识不断加深的过程。
由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发展，对中国经济转型持肯定态度、认为中国经济转型取得成就或成功的看法，在中国学术界成为主流。张建君认为中国经济在过去的经济改革中走出了一条成功的转型之路。 [189] 林毅夫等认为创造了“中国奇迹”； [190] 靳涛认为是“增长取向的中国模式”。 [191]
林毅夫、蔡昉、李周最早从中国经济体制、经济改革、发展战略之间关系论证“中国奇迹”。从增长率来看，中国与“东亚奇迹”地区不相上下，但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应给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冠以“奇迹”之名。21世纪初，“北京共识” [192] 的问世，促进了国内外对于中国模式的认知与研究。雷默认为把中国道路称为“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是一种更渴求推动公平的、优质增长的发展方式，它要求以慎重态度对待诸如私有化和自由贸易等观念，目标是在实现增长的同时保持独立。
陈锦华、江春泽等提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是邓小平同志的伟大创举，是人类探索发展模式的全新旗帜。 [193] 刘伟等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以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在实践上也和“华盛顿共识”的转轨国家形成鲜明的反差。 [194] 王曙光认为，中国经济体制变迁具有其独特的内在逻辑。 [195]
中国学者论证的主要观点是：（1）“中国模式”是从中国改革开放经验总结出的社会发展模式。秦宣指出，从全球化的角度或世界视野来看待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也称为“中国道路”“中国经验”。 [196] （2）“中国模式”是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产物。杨瑞龙提出，中国模式的特有内涵决定了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 [197] 周弘强调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认为在于它摆脱了资本主义发展链条，跳出了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198] 吕炜认为，“北京共识”的核心是强调中国要按照自己的国情走自己的发展之路。 [199] 李新等认为，中国模式是中国国情和具体实践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200] （3）从“中国模式”到中国道路的历史逻辑。冷溶提出，中国道路在本质上讲是要探索和走出一条后发国家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201] 韩庆祥认为中国道路具有内在的中国逻辑，主要指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形态逻辑、结构性要素变化逻辑和中国问题演进逻辑。 [202] （4）“中国模式”具有自身的制度内生性。田春生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渐形成其自身的制度内生性，即市场经济制度主要不是依靠从外部（西方）“引进的”政策和规则，而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和改革进程中形成的政策、规则、路径和方式，逐步实现国家的新制度安排。 [203] （5）“中国模式”并没有完全定型。俞可平曾多次撰文论证“中国模式”尚未定型，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它拓宽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204]
胡键指出，中国模式的最大意义在于中国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它因经济高速发展而成为发展中国家效仿的一种模式。 [205] 归纳起来：第一，中国道路为发展中大国提供了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第二，中国道路为发展中大国提供了适宜治理方式。姚洋总结了中国道路的四个特征：社会平等、贤能体制、制度的有效性先于制度的纯洁性、中性政府，并从这四个特征分析中国模式对世界的借鉴意义。 [206] 第三，中国道路为构建新国际秩序提供了强劲推动力量。第四，中国道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鲜活实践经验。它对于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和转型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欧阳峣指出，发挥它在加快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也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历史使命。 [207] 詹真荣和周志万则提出只有“中国道路”而没有“中国模式”。 [208]
许成钢认为，在旧的制度基因基础上，支撑“中国奇迹”的机制已经失效。 [209] 中国道路既前景广阔，也充满风险。
2020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世界经济概论》（第二版）标志着中国世界经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与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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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北京共识”是高盛公司高级顾问和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2004年5月7日在伦敦《金融时报》上首次提出的。当年5月11日，他在伦敦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了《北京共识》报告。译文见《瞭望新闻周刊》，2004年6月13日。
[193] 陈锦华、江春泽等：《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194] 刘伟、方敏：《中国经济改革历史进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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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冷溶：《深刻理解“中国道路”的本质和内涵》，《党的文献》2011年第6期。
[202] 韩庆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逻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4期。
[203] 田春生：《理解“中国模式”的制度视角》，《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5期。
[204] 俞可平：《“中国模式”并没有完全定型》，《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9月23日。
[205] 胡键：《争论中的中国模式：内涵、特点和意义》，《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206] 姚洋：《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1期。
[207] 欧阳峣：《中国的大国经济发展道路及其世界意义》，《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8期。
[208] 詹真荣、周志万：《“中国模式”还是“中国道路”——关于近年来中国道路问题研究综述》，《观察与思考》2013年第3期。
[209] 许成钢：《“中国奇迹”与制度基因》，《企业观察家》2019年第1期。